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记平民律师约翰?库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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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记平民律师约翰•库克(三)
自由之鹰 发表于 2009-08-22 15:54:57

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
1648年末,对发动内战的国王查理一世的审判终于提上日程,但审判国王没有先例可循,对于当时很多人而言,“国王高于法律”不过是不容置疑的真理。为了证明审判的正当性,库克从《圣经》入手,先是强调君主制为上帝所嫌恶,因为上帝不支持偶像崇拜,而“一个自由的民族无需将自己置于任何必朽坏的人之下”;“成千上万的人民由于一个人的贪欲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不仅有违常理,上帝也不赞成”;“那些自诩为卫道士的君主,如果在现实中却被证明违背了自己的信仰,上帝将会以公义的方式收回他们手中的国家”,而这“公义的方式”,就是公开的审判。
应该说,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尊重法律的传统值得世界上其他所有民族认真学习,就在这场内战发生的一个世纪之前,亨利八世宣布脱离罗马教廷之后,为了没收天主教会的财产,也不厌其烦地制定了一整套冗长的程序。对此,250年后的埃德蒙·伯克也不禁赞道,“这些虚假的保护色表明专制主义对正义的一种致敬,……当羞耻之心还保持警惕时,道德感就还没有在暴君们的内心中完全熄灭,节制也就还没有从他们的头脑中被驱逐出去”(《法国革命论》)。自亨利八世确立陪审团制度以来,英国的法庭审判几乎就像一个比较松散的公民大会,很多看似无关的人参与其中,充当着陪审员、证人或旁听者,毋庸讳言,正是这一其它国家闻所未闻的创举,培养了这个岛国的人民对于法律的认同和尊重,至今为止,所有的英联邦国家,以及大英帝国曾经的殖民地,大多都沿用这一制度。相比之下,某些国家的法庭依然奉行暗箱操作的潜规则,生怕自己的丑闻大白于天下,于是“以法治国”只好沦为笑谈……
毫无疑问,在如何“解决”或“结果”查理一世这个问题上,以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为首的新模范军完全可以将发起内战的国王一枪击毙或者去所谓的军事法庭走一下过场,但他们最终却选择了根据传统的抗辩程序在民众面前公开审判,因为他们认为战胜国王是上帝的安排,审判自然也应当在上帝的眼皮子底下正大光明的进行。这不仅是为了尊重传统,更是为未来的统治者设立一个样板,以防止民众再承受暴政的侵害。所以,为了践行他们理解的正义原则,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毫不介意冗长的程序必然导致的拖沓和烦扰,他们要将自己的行为置于所有人的目光之下,让全世界来评判这一前无古人的举动的价值。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克伦威尔这般勇敢,事实上,伦敦有太多比库克更有资格审判国王的律师,比如像维德瑞顿、怀特洛克,还有总检察长斯迪尔,可他们一个个都躲得远远的,或者干脆装病,闭门不出。没办法,通过费尔法克斯的介绍,克伦威尔找到了库克,而命运也由此将平民出身的库克律师推上了副总检察长这个位置,他必须指控并证明国王有罪,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一举动,最终将他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在指控查理·斯图亚特的起诉书中,库克开宗明义地指出,“受托行使的有限统治权是国家法律所赋予的,此外并无其他来源,从他接受托付时起,他就应该实践为人民谋利益的誓言,履行维护人民权利和自由的职责”。也就是说,君主权力是基于人民的信任和托付,也只能为人民的安全、自由和财产而行使,如果超出这个范围,人民就有权将政府推翻,重新建立适合的政府形式。查理·斯图亚特因为制造分裂、发动战争,甚至联合反动势力入侵英格兰,“他必须对这些战争中发生的所有叛国行为、烧杀抢掠以及其他一切对本国造成的破坏和损失承担责任”。在这里,库克强调的就是当今世界所有文明国家早已认可的“指挥官责任”,比如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甚至萨达姆·侯赛因,他们都必须为自己当政期间一手策划的暴行承担罪责。作为引发内战的罪魁祸首,在起诉书的末尾,库克郑重宣告,查理·斯图亚特是一名“暴君、叛国者、杀人犯、英国人民的公敌”,并请求法庭对其做出正义地裁决。
如果说,查理一世能够放低姿态,主动配合法庭的审判,在这场盛大的“狂欢”中扮演一个卑微的角色,既得体地回答法庭的质询,又诚恳地为战争造成的恶果向人民道歉,让人民切实感受到作为一个统治者或指挥官的悔恨,并同意与议会分享权力,那么,原本就不想处死他的法庭也许不会将他送上断头台,审判结束后,他可以继续做一个拥有有限权力的国王,或者将王位让给儿子,而他自己则去过一种富足且悠闲的生活。但是,查理·斯图亚特没有表现出半点妥协,从审判到行刑,他一直都把自己当成那个在假面舞会上受万人敬仰的王子,可以目空一切,他不仅拒绝回答法庭的提问,反倒一再奚落法庭没有资格传讯他。当书记员将库克撰写的公诉词宣读完毕后,查理开始质问大法官布拉德肖,他说,“我想知道你们凭什么权力把我带到这里?”几百年过去之后,当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被带到法庭上时,这位伊拉克的前总统也说出了同样的话。在他们看来,法律是以他们的名义制定的,作为一个国家的“领袖”,他们永远高于法律,享有司法豁免权。但是,奠基于理性、公正的原则之上的法律,绝不承认这一特权,因为在上帝眼中,所有人一律平等,即使贵为国王,他也必须和其他民众一样,接受法律的约束。君主的权力是人民托付的,如果君主违背人民的托付,不能保护人民,甚至反过来攻击人民,就是违反了国民与其订立的契约协定。契约——基于平等原则的契约,就像一条纽带,将君主和国民联系在一起,“一旦这条纽带被切断,那就只能说,别了,君主统治”。
在后来发表的《国王查理一世审判案》一书中,库克再次强调,国王的有限权力来自人民的托付,人民可以同意设立君主,也有权收回让渡给君主的权利。“这一法律原则——国王一旦成为暴君,必须因此而死——是自然法和上帝律法的基本原则,清清楚楚地刻在人们心中”。所谓“暴政罪”,就是绝对统治者在转变成暴君的过程中犯下的罪行,而这些行为不仅仅是由他们所处的位置决定的,还取决于他们固执地想要摆脱任何制衡其权力的力量,实行专制的罪恶图谋。当统治者开始对人民进行有组织、大规模的压迫时,人民有权对其逮捕并交付审判。当然,某些专制统治者可能会将罪责归咎于他们身边的“可恶的谋士”,但又是谁将这些帮凶提拔到可以肆无忌惮的位置上来的呢?对于查理一世的审判、行刑,绝不仅仅是处死一个暴君,“同时也是将暴政送上断头台”,对国王绳之以法,是使他“成为今后其他国家的警戒,使世上所有君主闻风丧胆,不敢有半点不轨之心”。任何人,只要是“妄图残忍地破坏及奴役本国自由人民的良心、人身和财产,则他们同时也是对自己宣判了死刑”。
法庭对国王的判决结果如下,“本法庭宣判查理·斯图亚特,作为暴君、叛国者、杀人犯和本国善良民众之公敌,应该被处以身首异处的死刑……”。
为审判查理·斯图亚特,前后三次开庭,而整个审判过程体现出的公正在当时可说是绝无仅有,这也使得此番庭审成为后世可供参照的先例。史无前例的审判国王,其中体现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从此深入人心。作为被告,查理本来有足够的时间为自己辩护,法庭也承认他拥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可是,他自己放弃了。当他独自一人面对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议会和议会组建的法庭、并毫不掩饰对人民的轻蔑时,他也就把自己摆在了人民的对立面。带着对自己高高在上、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幻想,查理象个殉道者一样走上了断头台,也走到了他自己的生命的终点。对此,就连负责指控他的库克也不得不承认,国王“意志坚定,勇敢无畏”,然而,也正是这种渗透到骨子里的傲慢,才最终将他推上了刑场。
在后来的日子里,虽然总有人站出来指责处死国王过于激进,但无可否认的是,查理·斯图亚特是因为对其治下的英国人民犯下累累罪行而被处死的,在这个审判过程中,每一个细节都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每一项程序都置于所有人的目光之下。在这场审判中,没有政治交易,没有暗箱操作,所有参与审判的议员、法官、律师、陪审员都没有为了自己的利益试图与王权互通款曲,更无所谓权力斗争。通过程序正义实现实质正义,真正做到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财富、权力或地位都不能妨碍司法公正,就是审判并处死查理一世的意义所在。即使后来英国又恢复了王权,建立起君主立宪政体,但所有“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王室都必须接受由人民制定的《权利法案》,无论谁当国王,都必须接受法律的约束,再也没有谁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因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结语:
我们现在一般都认为约翰·洛克是西方现代民主思想的源头,但是,洛克在《政府论》中系统表述的有关民主宪政的思想,很多都能在库克撰写的法律文件或面向社会公开发行的小册子中看到。历史地看,洛克创作《政府论》,不过是对于近百年来英国民主运动所追求的各项原则的总结和提炼。在洛克思考和写作的时候,斯图亚特王朝已彻底覆灭,来自联省共和国的威廉国王在议会的要求(或强制)下,不得不签署了《权利法案》,这意味着英国正式建立起君主立宪政体。因此,洛克的工作是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中进行的,而在此之前,却有无数人为他在《政府论》中阐述的观点付出了生命。无可否认,像克伦威尔、约翰·库克等一干人在当时所做的一切,简直就是石破天惊的壮举。在当时很多人眼里,国王是神一样的存在,所谓《叛国法案》中为震慑平民而记载的一整套行刑的“仪式”,也使得当时众多法律界人士将审判国王视为绝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库克接受检查官的任命后,他的学生们在公开场合哭求他们的导师,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可库克却只是平静地说道,“他们把他交给我了,我不能拒绝”。面对恶贯满盈、磬竹难书的查理·斯图亚特,在黑暗中摸索的库克创造了一个基本的命题,那就是,国王并不是一个能够逍遥法外的人,而是根据法律受人民委托拥有一定有限权力的官员,如果国王的行为超出法律允许的范围,违背人民的托付,人民就有权将其推翻。他是这样想的,也这样做了。理念如果不与现实相结合,不通过具体的行动来表达,就只是仅属于“精英”阶层的高级游戏,就只是他们用来欺世盗名的工具而已。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如何高估库克为落实民主宪政所发挥的作用都不为过。时至今日,这位民主的先行者和“殉道者”,对司法改革、公共医疗、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建议都得到了世界上大多数文明国家的认可和实施,而作为他人生当中最华丽的一场盛宴——审判国王的整个过程,也完美了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为此,他的敌人没有放过他,但人民将永远记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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