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评邓文初《谣言九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5 08:51:45
让“谣言”回归“谣言”
—— 读邓文初先生的谣言九论
杨美紫
八月的某一天，偶尔读到邓文初先生的一篇文章《政治“非常道”》。读过后，感觉心中一亮，不禁感慨网络世界里竟能读到这么好的文章。于是，索性到邓文初的博客里游览一番，发现了关于“谣言”的系列文章，但是其中有的已经被“和谐”掉了，幸得邓先生的厚爱以电邮的方式发给了我，才得以全面阅读这九篇文章。读完之后，有一种醒悟，更有一种久违了的共鸣。据邓文初本人讲，谣言一论是因偶尔的一个契机写出来的，之后的八论大概是在一种不吐不快的情怀下一气呵成的。可想而知，从一论到九论，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时间虽仓促，但行文老到，深思熟虑，具有说服力和震撼力。邓先生说本人已经有10年不写这样的文章了，但是，相信“问题”在邓先生的脑海里，就像长跑运动员似的，已经跑了好几圈了。所以，才洋洋洒洒地一发不可收拾。邓先生关注的是“谣言”的问题，揭示的是谣言背后所具有的更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充满了知识分子忧患意识。作为一名普通读者，读邓先生的文章最大的收获是，对于“谣言”有了重新的认识。当然，因其仓促而成，必定有其遗憾的地方。但是，这并不妨碍其对普通读者重新认识谣言所具有的意义。
一、“谣言”本身的真相
大家都知道，长久以来，“谣言”在我们的国度里，就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乱言，听信谣言者是没有觉悟的，传播谣言者更是被冠以“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而遭受训话、监视甚至拘捕。谣言一直被当成“洪水猛兽”被官方制止和追杀，特别是在所谓的重大事项上，不同的声音均被视为谣言进行追查和打压，我们也习惯了这样的做法。其实，这是对谣言的严重误解。对此，邓文初先生在《一论：谣言的功能》、《四论：政治“非常道”》、《八论：谣言生态学》等文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论述，让我们对“谣言”有了重新的认知和理解：第一，谣言只是一种社会传闻，是挺普通的一种信息传播方式；第二，谣言是言论的一种表达方式，在言论自由的社会里是不受限制的；第三，谣言是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信息的传播，基于人们认识的局限性，谣言不具有预设的真或假的判断；第四，谣言作为人类的心理现象，是本能和文化的产物，具有自生自灭的特点。
文章告诉我们，谣言的产生是“对于不确定状况的担忧与紧张；对于未明事件与原因的疑惧与警觉；对于自身危险的困惑与恐惧等等”，“其目标只有一个：规避即将降临的危险”。所以，“趋利避害，是谣言的基本机制”，特别是面临像汶*川大！地震这样特大灾难时候，谣言这种信息的传播方式更显出这一机制的优势来。谣言是一种言论，“谣言承担着生命的自救，但谣言更是人类的基本权利！”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
一直以来，这个被曲解了的概念、定义就这样影响着我们的思维，一代又一代。何以谣言被曲解为洪水猛兽、连孩子都知道谣言就是胡说八道呢？这就是我们长期以来被灌输、宣传的结果，当然学界的一些学者也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比如关于谣言的定义，邓文初为我们仔细分析了中西学界对谣言定义的由来，之所以会有是有如此大的偏差，主要是由于谣言的“生态环境”使然，更由此揭示出我们制度上的种种弊端。
对谣言的这种重新认识，希望可以改变长期以来被灌输的一种关于谣言的思维定势。
二、“谣言”背后的真相
“每一次重大事件都必然有谣言发生，谣言与事件的重大性及信息的模糊性成正比，这是谣言学公认的规律，”也是我们看到的事实。
作者收集了近几年媒体公开报道过的事件，并引用了社会学家孙立平《博弈》一书中所揭示出的大量的群体事件，说明，谣言的兴起，反映的正是一种严峻的社会现实：“弱势群体表达自己声音的渠道已经完全被封闭”。贫富差距的日益加大，官员腐败的层出不穷，公民权益屡屡被侵害、被践踏，还有城市下岗工人、无业人员、社会低保人员、边远地区的农民、进城务工的农民等等所说的弱势群体，求救无门、申诉艰难，等等。我们的报纸整天都是和谐的文章，我们的电台和电视台，整天歌舞升平、繁荣昌盛的景象，就连互联网上也布满了电子“警）察”，对一些申诉的帖子、反映民情民怨的帖子，统统以“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影响安定团结”为由进行封杀、删除，甚至封杀帖子作者本人的博客，让其在互联网上彻底“失声”并“失踪”。岂不知，每一次封杀的结果，就如同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啊。如此一来，“弱势群体的反抗途径，要么是社会性报复，要么只能以自杀的方式表达绝望与愤怒。”
“瓮·安事件”、“杨·家佳——事件”反映的正是这种绝望与愤怒。作者在《谣言四轮：政治“非常道”》一文中，以“瓮·安事件”为例分析了谣言与恐慌产生的真正根源，是社会危机的日益积累的结果，而绝非谣言本身所闯的祸。如果官方还不清醒地认识这一点，而是继续实行高压态势，继续在“辟谣”和“止谣”上大做特做文章，无视谣言背后所表达的民情、民怨和所预示的社会危机，那么真正的危险还远吗？
改革开放三十年了，有目共睹，确实有成绩。但是不能因为成绩而抹煞掉带来的问题。“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做到了（不可否认，这先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其富裕的成分含有靠剥夺和侵占所得），而“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共同富裕”却刚刚起步，但这决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需要实实在在的“实惠”真正得到落实，这才是“和谐”的根本啊。
三、“辟谣”、“止谣”背后的真相
明白了谣言本身的真相，从谣言的功能上讲，谣言并没有那么大的危害，随着事实真相的日渐清晰，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谣言会自生自灭，可能最后还成为笑谈。可为什么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媒体会联合起来，花大力气、下大功夫，一而再，再而三的辟谣和止谣？无非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无非是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无非是为了维护政府自身一贯的统治地位。但是，如果这一切均建筑在公平合理之上，谣言会动摇这一切吗？在谣言盛行的时代，辟谣和止谣，实在是一种心虚的表现啊。邓文初在《二论：谣言与谎言》中，分析了以往的大量的新闻报道，又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止谣、辟谣的真正动机，是信息控制的幕后原因，从而形成“辟谣止谣—控制言论—控制意识思想”这样的话语体系。
在“媒体”的宣传报道中，我们听得最多的大概就是“正确的舆论导向”。这种官方制定的“媒体报道”原则，是建立在一种“假设”基础上的，这种假设就是：大众（媒体受众）是弱智的，没有是非分辨能力的。但是，事实上，大众并不是弱智的，也并不是没有是非分辨能力的，要想使“假设”成为“真实”靠什么？靠对一个人从小到大的灌输和宣传（之所以不用“教育”一词，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基本上已经失去了教育的含义），让你相信自己真的弱智，真的没有是非分辨能力，从而乖乖的接受“正确的舆论导向”。邓文初做过“媒体人”，深谙媒体操纵大众的游戏规则。所谓的“大众媒体”不如就叫“官方媒体”还更真实。在回顾了“非典”期间媒体的表现总总之后，邓文初说：媒体报道“非典”时间上的滞后，“反映了‘大众媒体’与‘大众’之间的隔膜；而报道基调的处理放映的却是‘大众媒体’关注的政府行动，而非大众的想法、欲求与死活；政府对谣言的打击与媒体对谣言的封杀，更反映了‘大众媒体’的实质就是‘反大众’。”当老百姓为不明疫情、为生命面临威胁而惊慌失措时，媒体缄言沉默，为的是听从一声正面报道的“号令”，哪管你大众的死活。
事实上，我们的“媒体”和政府是同一个利益集团的。政府垄断着媒体资源，找个“听话”的代言人，笼络着一帮人，坚守着“反面问题正面报道，消极因素积极引导，要鼓劲而不是添乱，要添彩而不许抹黑；成绩是主要的，问题是次要的；主流是廉洁的，腐败的是及少数”等的职业“规矩”，拿着被人民群众屡屡诟病的高工资，享受着穿名牌衣服、开高档车的“时尚”生活。如果有不听话或不守规矩的，对不起，赶出局。这样一来，西方世界话语下“媒体”对政府的监督功能，在我们这里自然就成了不可能也不可为，邓文初的《谣言七论——谣言VS大众媒体》对此有相当精深的论述，可谓切中要害。
我们的官媒常常以“稳定压倒一切”为理由，不顾人民群众的生命危险，一味地辟谣和止谣。邓文初以阜阳手足口疫情为例，指出“在谣言的机制下，部分小孩本来已经避开了疫情的威胁，但政府的‘辟谣’，诱使他们再次暴露在疫情威胁之中，数十条生命的夭折，其中，又有多少是官方‘辟谣’造成的呢？！”官方这种否定谣言本身的机制的做法，最终造成的就是：辟谣和止谣就如同杀人啊。
四、“谣言”呼唤制度公平公正
在《谣言八论：谣言生态学》一文中，举出了美国宪政史上的几个文案，两厢对比，看出“谣言”在不同制度的国度里，其“生态环境”是多么的不同啊。在美国，谣言被看成是言论的一种方式，而制止和打压谣言，就是对言论自由的剥夺。而在我们这里，因“谣言”而引发牢狱之灾的频频发生。当我们回归“谣言”的本来面目——就是一种言论，彰显出的必将是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的人文素养。谣言也是一种言论，是一种民情民怨的表达，尽管这种言论和表达有时候不正确。但是，“不允许‘错误’言论的社会，必然是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不允许言论自由的社会，必然是极权社会……”面对不公正、不公平，老百姓能够表达的大概只有“谣言”这种方式了。谣言“或许就是老百姓手中的试金石——能否说，能否不受暴力惩罚地说说真话，说说那些老百姓自己关注的话题，说说那些‘谣言’，这，就是民主与极权的界限。”我们一直强调“富国强民”，而强民之道的关键在于倡导和维护民权，而民权最根本的也许就是说话的权力了，否则“富国强民”就是一句口话啊。谣言，来自老百姓中的谣言，正是这种权力的诉求，也呼唤着制度的公平和公正。
五、最后的话
读了邓文初先生关于谣言的九篇文章，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不为别的，只为他的清醒和尖锐触及到了我们几近麻木的神经。邓文初是研究近现代史的，给学生讲课讲的是“思想与社会”，这便注定邓老师所关注和所思考的问题重点一定是与我们的时代、与我们亲身所在的制度息息相关的。“谣言”这个点选的很好，为我们普及了一个常识，也为我们纠正了一个错误的观念，同时更深一层为我们揭示出“谣言”背后的种种社会问题，确实很值得我们深思。文章的字里行间无处不体现着邓老师作为知识分子的真诚、忧患和责任，所以就不能简单的要求文章一定要分出是学术还是时评。实际上，近些年来，类似风格的文章日渐多起来，这也说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学者和邓老师有着相同的心路和心结吧，这应该是我们社会的幸运。当然，正如邓老师自己所说——“《谣言九论》算是一时冲动写下的东西，自然没有系统的思想，也没想过作系统的学术建构，临时性质的因素较多”——这算是一种遗憾吧。但是，还是要感谢邓老师，真的！
—— 读邓文初先生的谣言九论
杨美紫
八月的某一天，偶尔读到邓文初先生的一篇文章《政治“非常道”》。读过后，感觉心中一亮，不禁感慨网络世界里竟能读到这么好的文章。于是，索性到邓文初的博客里游览一番，发现了关于“谣言”的系列文章，但是其中有的已经被“和谐”掉了，幸得邓先生的厚爱以电邮的方式发给了我，才得以全面阅读这九篇文章。读完之后，有一种醒悟，更有一种久违了的共鸣。据邓文初本人讲，谣言一论是因偶尔的一个契机写出来的，之后的八论大概是在一种不吐不快的情怀下一气呵成的。可想而知，从一论到九论，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时间虽仓促，但行文老到，深思熟虑，具有说服力和震撼力。邓先生说本人已经有10年不写这样的文章了，但是，相信“问题”在邓先生的脑海里，就像长跑运动员似的，已经跑了好几圈了。所以，才洋洋洒洒地一发不可收拾。邓先生关注的是“谣言”的问题，揭示的是谣言背后所具有的更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充满了知识分子忧患意识。作为一名普通读者，读邓先生的文章最大的收获是，对于“谣言”有了重新的认识。当然，因其仓促而成，必定有其遗憾的地方。但是，这并不妨碍其对普通读者重新认识谣言所具有的意义。
一、“谣言”本身的真相
大家都知道，长久以来，“谣言”在我们的国度里，就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乱言，听信谣言者是没有觉悟的，传播谣言者更是被冠以“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而遭受训话、监视甚至拘捕。谣言一直被当成“洪水猛兽”被官方制止和追杀，特别是在所谓的重大事项上，不同的声音均被视为谣言进行追查和打压，我们也习惯了这样的做法。其实，这是对谣言的严重误解。对此，邓文初先生在《一论：谣言的功能》、《四论：政治“非常道”》、《八论：谣言生态学》等文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论述，让我们对“谣言”有了重新的认知和理解：第一，谣言只是一种社会传闻，是挺普通的一种信息传播方式；第二，谣言是言论的一种表达方式，在言论自由的社会里是不受限制的；第三，谣言是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信息的传播，基于人们认识的局限性，谣言不具有预设的真或假的判断；第四，谣言作为人类的心理现象，是本能和文化的产物，具有自生自灭的特点。
文章告诉我们，谣言的产生是“对于不确定状况的担忧与紧张；对于未明事件与原因的疑惧与警觉；对于自身危险的困惑与恐惧等等”，“其目标只有一个：规避即将降临的危险”。所以，“趋利避害，是谣言的基本机制”，特别是面临像汶*川大！地震这样特大灾难时候，谣言这种信息的传播方式更显出这一机制的优势来。谣言是一种言论，“谣言承担着生命的自救，但谣言更是人类的基本权利！”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
一直以来，这个被曲解了的概念、定义就这样影响着我们的思维，一代又一代。何以谣言被曲解为洪水猛兽、连孩子都知道谣言就是胡说八道呢？这就是我们长期以来被灌输、宣传的结果，当然学界的一些学者也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比如关于谣言的定义，邓文初为我们仔细分析了中西学界对谣言定义的由来，之所以会有是有如此大的偏差，主要是由于谣言的“生态环境”使然，更由此揭示出我们制度上的种种弊端。
对谣言的这种重新认识，希望可以改变长期以来被灌输的一种关于谣言的思维定势。
二、“谣言”背后的真相
“每一次重大事件都必然有谣言发生，谣言与事件的重大性及信息的模糊性成正比，这是谣言学公认的规律，”也是我们看到的事实。
作者收集了近几年媒体公开报道过的事件，并引用了社会学家孙立平《博弈》一书中所揭示出的大量的群体事件，说明，谣言的兴起，反映的正是一种严峻的社会现实：“弱势群体表达自己声音的渠道已经完全被封闭”。贫富差距的日益加大，官员腐败的层出不穷，公民权益屡屡被侵害、被践踏，还有城市下岗工人、无业人员、社会低保人员、边远地区的农民、进城务工的农民等等所说的弱势群体，求救无门、申诉艰难，等等。我们的报纸整天都是和谐的文章，我们的电台和电视台，整天歌舞升平、繁荣昌盛的景象，就连互联网上也布满了电子“警）察”，对一些申诉的帖子、反映民情民怨的帖子，统统以“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影响安定团结”为由进行封杀、删除，甚至封杀帖子作者本人的博客，让其在互联网上彻底“失声”并“失踪”。岂不知，每一次封杀的结果，就如同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啊。如此一来，“弱势群体的反抗途径，要么是社会性报复，要么只能以自杀的方式表达绝望与愤怒。”
“瓮·安事件”、“杨·家佳——事件”反映的正是这种绝望与愤怒。作者在《谣言四轮：政治“非常道”》一文中，以“瓮·安事件”为例分析了谣言与恐慌产生的真正根源，是社会危机的日益积累的结果，而绝非谣言本身所闯的祸。如果官方还不清醒地认识这一点，而是继续实行高压态势，继续在“辟谣”和“止谣”上大做特做文章，无视谣言背后所表达的民情、民怨和所预示的社会危机，那么真正的危险还远吗？
改革开放三十年了，有目共睹，确实有成绩。但是不能因为成绩而抹煞掉带来的问题。“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做到了（不可否认，这先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其富裕的成分含有靠剥夺和侵占所得），而“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共同富裕”却刚刚起步，但这决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需要实实在在的“实惠”真正得到落实，这才是“和谐”的根本啊。
三、“辟谣”、“止谣”背后的真相
明白了谣言本身的真相，从谣言的功能上讲，谣言并没有那么大的危害，随着事实真相的日渐清晰，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谣言会自生自灭，可能最后还成为笑谈。可为什么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媒体会联合起来，花大力气、下大功夫，一而再，再而三的辟谣和止谣？无非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无非是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无非是为了维护政府自身一贯的统治地位。但是，如果这一切均建筑在公平合理之上，谣言会动摇这一切吗？在谣言盛行的时代，辟谣和止谣，实在是一种心虚的表现啊。邓文初在《二论：谣言与谎言》中，分析了以往的大量的新闻报道，又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止谣、辟谣的真正动机，是信息控制的幕后原因，从而形成“辟谣止谣—控制言论—控制意识思想”这样的话语体系。
在“媒体”的宣传报道中，我们听得最多的大概就是“正确的舆论导向”。这种官方制定的“媒体报道”原则，是建立在一种“假设”基础上的，这种假设就是：大众（媒体受众）是弱智的，没有是非分辨能力的。但是，事实上，大众并不是弱智的，也并不是没有是非分辨能力的，要想使“假设”成为“真实”靠什么？靠对一个人从小到大的灌输和宣传（之所以不用“教育”一词，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基本上已经失去了教育的含义），让你相信自己真的弱智，真的没有是非分辨能力，从而乖乖的接受“正确的舆论导向”。邓文初做过“媒体人”，深谙媒体操纵大众的游戏规则。所谓的“大众媒体”不如就叫“官方媒体”还更真实。在回顾了“非典”期间媒体的表现总总之后，邓文初说：媒体报道“非典”时间上的滞后，“反映了‘大众媒体’与‘大众’之间的隔膜；而报道基调的处理放映的却是‘大众媒体’关注的政府行动，而非大众的想法、欲求与死活；政府对谣言的打击与媒体对谣言的封杀，更反映了‘大众媒体’的实质就是‘反大众’。”当老百姓为不明疫情、为生命面临威胁而惊慌失措时，媒体缄言沉默，为的是听从一声正面报道的“号令”，哪管你大众的死活。
事实上，我们的“媒体”和政府是同一个利益集团的。政府垄断着媒体资源，找个“听话”的代言人，笼络着一帮人，坚守着“反面问题正面报道，消极因素积极引导，要鼓劲而不是添乱，要添彩而不许抹黑；成绩是主要的，问题是次要的；主流是廉洁的，腐败的是及少数”等的职业“规矩”，拿着被人民群众屡屡诟病的高工资，享受着穿名牌衣服、开高档车的“时尚”生活。如果有不听话或不守规矩的，对不起，赶出局。这样一来，西方世界话语下“媒体”对政府的监督功能，在我们这里自然就成了不可能也不可为，邓文初的《谣言七论——谣言VS大众媒体》对此有相当精深的论述，可谓切中要害。
我们的官媒常常以“稳定压倒一切”为理由，不顾人民群众的生命危险，一味地辟谣和止谣。邓文初以阜阳手足口疫情为例，指出“在谣言的机制下，部分小孩本来已经避开了疫情的威胁，但政府的‘辟谣’，诱使他们再次暴露在疫情威胁之中，数十条生命的夭折，其中，又有多少是官方‘辟谣’造成的呢？！”官方这种否定谣言本身的机制的做法，最终造成的就是：辟谣和止谣就如同杀人啊。
四、“谣言”呼唤制度公平公正
在《谣言八论：谣言生态学》一文中，举出了美国宪政史上的几个文案，两厢对比，看出“谣言”在不同制度的国度里，其“生态环境”是多么的不同啊。在美国，谣言被看成是言论的一种方式，而制止和打压谣言，就是对言论自由的剥夺。而在我们这里，因“谣言”而引发牢狱之灾的频频发生。当我们回归“谣言”的本来面目——就是一种言论，彰显出的必将是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的人文素养。谣言也是一种言论，是一种民情民怨的表达，尽管这种言论和表达有时候不正确。但是，“不允许‘错误’言论的社会，必然是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不允许言论自由的社会，必然是极权社会……”面对不公正、不公平，老百姓能够表达的大概只有“谣言”这种方式了。谣言“或许就是老百姓手中的试金石——能否说，能否不受暴力惩罚地说说真话，说说那些老百姓自己关注的话题，说说那些‘谣言’，这，就是民主与极权的界限。”我们一直强调“富国强民”，而强民之道的关键在于倡导和维护民权，而民权最根本的也许就是说话的权力了，否则“富国强民”就是一句口话啊。谣言，来自老百姓中的谣言，正是这种权力的诉求，也呼唤着制度的公平和公正。
五、最后的话
读了邓文初先生关于谣言的九篇文章，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不为别的，只为他的清醒和尖锐触及到了我们几近麻木的神经。邓文初是研究近现代史的，给学生讲课讲的是“思想与社会”，这便注定邓老师所关注和所思考的问题重点一定是与我们的时代、与我们亲身所在的制度息息相关的。“谣言”这个点选的很好，为我们普及了一个常识，也为我们纠正了一个错误的观念，同时更深一层为我们揭示出“谣言”背后的种种社会问题，确实很值得我们深思。文章的字里行间无处不体现着邓老师作为知识分子的真诚、忧患和责任，所以就不能简单的要求文章一定要分出是学术还是时评。实际上，近些年来，类似风格的文章日渐多起来，这也说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学者和邓老师有着相同的心路和心结吧，这应该是我们社会的幸运。当然，正如邓老师自己所说——“《谣言九论》算是一时冲动写下的东西，自然没有系统的思想，也没想过作系统的学术建构，临时性质的因素较多”——这算是一种遗憾吧。但是，还是要感谢邓老师，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