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前”上海女作家的回忆

文坛往事
“30前”上海女作家的回忆
日期：2009-07-03 作者：彭新琪;黄宗英;欧阳文彬 来源：文汇报
这几篇文章的作者，都是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前、堪称“老祖母级”的上海女作家，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她们曾经活跃在中国文坛的前沿，如今已是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文中的追忆与自省、理解与情谊、亲历与亲闻，虽只是一点一滴、一人一事，却蕴含着丰厚的人生积淀和思想感悟，聚集起来，便汇成了文坛真实可贵的记忆，见证了那个年代一段段让人难以忘却的历史。
——编者

一九七一年，四位胸前别着毛泽东像章的 “老大娘”在人民照相馆合影，前排左起郭卓、茹志鹃，后排左起苏红、彭新琪
风雨百合花——怀念茹志鹃
■彭新琪
五十年代中期，刚从南京军区转业到上海作协《文艺月报》编辑部当编辑的茹志鹃，以她独特的视角、细腻的笔触，写出了感人至深的成名作《百合花》。这篇作品被文坛巨匠茅盾誉为当时读到的几十部著作中最使他满意和感动的一篇。作品清新、俊逸的独特风格使茹志鹃蜚声文坛。
我和茹志鹃在巨鹿路675号作家协会大楼相识、相处、共事三十年。虽然没有弥漫的硝烟，没有枪林弹雨，但这一时期波谲云诡形势变幻莫测，各类人等表演得淋漓尽致，在这样的环境里，人对人的认识、了解，要胜过平时的几十年。
1970年春节过后不久，我们奉命从松江辰山农村转移到奉贤塘外上海文化系统“五七”干校，在军、工宣队带领下，进行“改造学习”。
我们在干校住了一年多。这期间，茹志鹃曾请过几天假回上海安排小女儿王安忆下乡插队的事。按上届的分配惯例，凡家中第一个孩子下农村插队的，第二个孩子的去向必然是工矿。安忆的姐姐早一年就到安徽插队了，还不满十六岁的安忆本该是响当当的“市工”，谁知事隔一年，政策一下子就变成“一片红”。
我回上海休假时，中午买了两斤市面上最便宜的水果糖去茹志鹃家送给安忆带下乡，只见茹志鹃独自坐在一只藤椅里，呆愣地望着门前的天井，一脸怅然若失的神情。我心里一抽，不禁为两年后自己的独生女儿将面临同样的命运而发怵。
“都准备好了?”半天，我终于蹦出一句多余的问话：“都弄好了。”茹志鹃平静地说。然后告诉我：安忆实在太小了，还不会安排生活。她特地连夜为安忆缝了一只小荷包挂在胸前，里面装了三十块钱，作为安忆在农村的花用和回家的路费。
回干校后，茹志鹃除了劳动学习外，又多了一件事，就是给安忆写信。我和茹志鹃睡上下铺。靠窗。我睡上铺。她常在吃过午饭后，坐在自己床铺前，燃上一支烟，望着袅袅萦绕的烟雾凝思，然后在窗下的一张小桌子上给女儿写信，而这时，我和寝室里的人都钻在被窝里，闭目休息。
读安忆的信，成了茹志鹃重要的生活内容。从信中，茹志鹃了解了安忆在农村的所见所闻所想，茹志鹃就在回信里鼓励女儿怎样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周围世界，去看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并把这些东西写下来让别人看见……也许就在这些倾注了慈母心血挚爱的字里行间，强化了安忆的文学细胞，对安忆后来成长为文坛上异常活跃、不断创新、频频获奖的作家，起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我和茹志鹃的主要工作还是“修补地球，描绘地球”，改变土壤质量，育秧种菜。她对我说过：我们生活的每一天，就是我们历史上的每一页，我们必须写好自己的每一页历史。所以我们干什么都很认真。她还有另一项任务，就是批判“文艺黑线”，说是“给出路”政策。
我常从上铺伸出头去看她写的批判稿，她是在学习手册上撕下的零星小纸片上写草稿的，写的多是具体事情，没有火药味。有时，我从上铺吱溜一声滑下来，拿过她的稿子，在结尾，三笔两笔加上个高昂的尾巴。这些词句是我1964年参加农村“四清”工作队，代贫下中农写批判稿时常常用到的，是我从当时的大报上抄下来的，差不多有一小本，用起来很方便。茹志鹃没有文抄公的习惯，她只会用自己的语言写稿。她的发言不像是批判稿，经过我的“加工”才有点批判味。
1971年9月，干校工宣队头头通知我，可以离开干校到教育战线去报到。经过几年的“劳动改造”，人是那么眷念家庭、孩子。茹志鹃比我还高兴，她在回上海休假时，特地和郭卓、苏红一起在她家办了一桌丰盛的晚宴欢送我。我们几乎忘记了生活中的苦难，也不谈什么将来，但心里好像有了希望，只不知那希望是什么。那晚我们很快活。晚餐后，我们四位穿得整整齐齐、胸前都别着毛泽东像章的“老大娘”专门到她家附近的人民照相馆拍了张合影：我和苏红站在后面，茹志鹃和郭卓坐在前面，很有点战友久别重逢的意味。
1977年，《上海文艺》(当年还心有余悸，不敢用《上海文学》的刊名，怕被说成文艺黑线复辟)复刊在即。我调回编辑部时，茹志鹃早已参加了复刊的筹备工作。她那时非常忙，人少事多，她做得最多的是抓稿件，她亲自组稿、审稿、改稿、发稿。巴老劫后复出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杨林同志》就是由茹志鹃一手编发的。邓友梅的获奖小说《我们的军长》更是在她启发、催逼、帮助下写出来的。当时为了帮助这位日后写了不少好作品的著名作家摆脱种种困扰，振作精神，重新拿起笔，茹志鹃一次次不厌其烦地做工作。我还记得，当这篇小说经作者修改寄来后，茹志鹃戴着老花镜，专心致志地伏案编稿的动人情景。
茹志鹃很重视和青年作者的联系，当时还在工厂劳动的宗福先最早的文学作品就是送给茹志鹃看的。一位作协老同事的儿子也经常送稿请茹志鹃指点，而当时那位同事被错划“反革命”还在农场服刑。十几年后，这位同事的儿子以优异成绩出国深造，他一说起在自己被打入另册时，是茹志鹃伸出温暖的手，就激动不已……
我总感到，茹志鹃身上有一股正气，不骄不娇，无私真诚，对上从不媚颜，对下从不施压，她表里如一，严于律己，宽厚待人。但有时她有些古板，有些不熟悉的人，误以为她很骄傲，这是有点冤枉的。
编辑部人员逐渐增多以后，茹志鹃才得以抽出时间写作，她的《剪接错了的故事》以新的手法写出了耐人深省的内容，反映出她对几十年生活的深沉反思。作品一发表，就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获得了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正当茹志鹃的创作激情更加高涨、创作风格越来越鲜明、文思泉涌、新作不断，她的《草原上的小路》在积极探讨人生价值、在艺术风格新的发展上引人关注，被茅盾称为由《百合花》般的清新、俊逸“演变为耐咀嚼有回味的静夜的箫声”时，组织上决定把作家协会的担子交给她。
我的笔记本上这么记着：
1985年2月16日作协全体人员在大厅开会。于伶主持。王元化、杨振龙宣布上海作协常务副主席为茹志鹃，兼《上海文学》副主编……茹志鹃站起来表态说，自己将尽力而为，要想让大家满意，但都满意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茹志鹃。率真、爽朗、透明，绝无半句豪言壮语，也不开空头支票。
邓友梅在《阿姐志鹃》一文中写道：我曾问过她，干嘛要担任这工作，这会影响写作的。她说，我想为年轻人创造点条件，叫他们早点出来，他们有才能但缺少经验，要有人帮助解决困难才能闯出一条路来，我愿意为他们铺路。
茹志鹃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记得这年11月，曹家渡正有一个地段在造房子，她想筹一点资金投进去，可以解决一些同志的住房、写作问题。还有一次她谈起，希望年轻人的班子能尽快搭起来……现在回想，那时有些年轻人被推出来挑重担，也是她的苦心……
当官，并没有给茹志鹃带来私利，还给她带来了很多烦恼。她不会敷衍人，干什么都直来直去，她满足不了一些人的私利要求，引起了很多矛盾，她自己的生活也没什么改善。直到去世前，她仍是住在七十年代入住的新式里弄房子里，只一间前楼，一间亭子间，厨房公用。寝室兼客厅及饭厅的前楼，推开窗就可和对面人家在窗口对话；小儿子没有安排固定的工作，当然也没有固定收入，生活很不安定。茹志鹃离职以后，一切如旧，她的生活处境没有任何变化。有同志不理解，问她，你年纪不大，为什么辞去副主席职，还这么早办离休手续，毫不考虑名字“在册”将会每年增加工资，有福利、出国方便等因素。茹志鹃只是一笑作答。
这就是茹志鹃。
茹志鹃喜欢孩子。她有一个温暖幸福健全的家，家里的第三代更是给了她很大快乐。一次，茹志鹃从外面回家，满头大汗，当时还只有六岁的外孙襻襻踮起脚为外婆擦汗，亲热地说：“外婆，我真怕你死。”有什么比这更暖人心的呢?茹志鹃的眼泪都流了出来。
每逢周末，女儿女婿儿子媳妇外孙都回到这间虽不宽敞，但却充满生气、充满慈爱、亲情的屋子里团聚，每人都能从餐桌上找到自己最喜欢吃的菜，唯独没有一只是专为茹志鹃自己准备的。她曾对我说过，她喜欢看孩子们吃，只要他们吃得高兴，比自己吃还要开心……
茹志鹃沐浴在亲情里，心情很好，她开始写自传体长篇，香烟也戒了，气色明显好了。可是她对自己的糖尿病、脉管炎、高血压、心脏病时起时伏毫不在意，这些也没有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
1998年10月，她突然走了。在茹志鹃同志生平介绍中写道：她遵纪守法，清正廉洁，艰苦朴素；她为人正派，襟怀坦荡，光明磊落。
存之天下——忆赵丹
■黄宗英

记得，我已经嫁给阿丹大半年了，有一天，收拾他的破书箱——那是我们结婚时，他的唯一财产。我发现一叠用图画纸画的西洋画：有人物、舞台装置图、镜头画面构图。我问：“谁画的?”答：“我。”“你还会画画?”“咦?我是美专毕业的呀!”“是吗?……”那年月，结婚不审查对方历史，倒也偕老了。
赵丹自幼年起就从父习字画了，吴老作人曾赠他一幅字：“一门歌舞，两代丹青。”他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入的是国画系，师从黄宾虹、潘天寿等习画山水。一张临摹的工笔手卷，画了一学期。以后，投身学生运动，在“左联”领导下从事话剧、电影工作，也就渐渐搁下了画笔；直到1956年，在拍摄电影《李时珍》外景时，由于优美无伦的黄山景色——大自然的召唤，他又重新拿起画笔，开始大画特画起来。
他在家，宣纸一展，即忘掉一切，自嘲为“画痴”。有一天，我坐在椅子上看书，偶抬头，只见他左看右看地细细端详我，我想，这老头儿今儿个怎么啦?就朝他笑笑。岂料他举着笔就直冲冲朝我走过来了，我一躲闪，才发现，原来我是坐在他刚画好的一幅画的前边。这痴子!赵丹最疼爱养子周民，原因之一，是民民不避风险地保存了他的书画。
在那动乱的岁月，他从狱中“解放”出来，第一件大事，就是嘱咐我去买颜料、纸墨。以后，每月逢干校休假四天回家，他就画个四天四宿，以之为唯一舒心事。那时，我们全家挤住在一间屋里，书桌小，孩子们还要做功课。他在吃饭的小方桌上画，有时只得在地上画、在门背后画，还怪我们进进出出。
粉碎“四人帮”后，落实政策办公室让我看房子，我看到一个闹中取静的弄堂，弄堂里是一座座绿屋宇、竹篱笆的二层小楼，有个大阳台，窗前有一棵挺拔婆娑的松树，就让阿丹来看房。哪知阿丹走到门口，看到大松树愣住观赏半晌，说：“好，这棵树长得太好了。行啦。”“你还没看房子哪!”“有这棵树就行！”
我们就这么搬进了小楼二层，室内家什还没摆好，阿丹已在一派乱糟糟里，在阳台上摊开纸笔颜料写生了。松树的根长在楼下人家的院里，枝叶抱住了我家的阳台和屋子。他兴冲冲精描细绘了几昼夜，画出一幅《新居窗前松》。
做伴三十二载，阿丹只为我画过两张画，写过一张条幅（许多最亲爱的朋友倒也都没有他的书画，总觉得来日方长)。一张是解放初期，他从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开会回来，在笔记本上用铅笔给我画了写生像，题“娇妻”以赠我。而一幅字，是1979年，我为他写电影剧本《闻一多》时，他为我写下闻一多之座右铭：“义所当为，毅然为之。”勉我并自勉。最后一次，是在1980年夏，他已病在床上，尚未确诊。一天，我到了医院，他怪我为什么来得那么晚，说：“急坏人啦。”我担心地问：“检查报告出来了?”“今天你生日啊，我一大早就给你画了寿桃，等啊等……”我心里“咯噔”一下，他这人，除了对艺术外，什么都马马虎虎、糊里糊涂，今番怎么会想起我的生日来?一种不祥的预感浮上心头，心里禁不住打颤……
阿丹于1980年6月27日被确诊为胰腺癌。在他已长时期不能进食，靠输液维持生命的日子里，他要求医生只在下午输液，上午好伏案作画。他强忍剧痛，忘情地画了一百多幅画，分赠医生、护士、洗衣工人。当他的病已经很危重，上海市委决定把他送往北京治疗时，他还说：“还有一位电梯工人的画，没完成，不行。”并一定要我选一张早已画就的送他。他在生命的秋天里描绘艺术的春天。记得一位工人观众，在粉碎“四人帮”后，从四川泸州——中国名酒产地，给他邮寄来一小瓶酒，二两吧，还有一个绿瓷杯子。他当即为他画了一幅画，题曰：“无缘万金不落笔，有情杯酒画干张。”这成了他的名句。
他的藏画不多，在他弥留之际，最惦记的，是要举办他自己的画展。先是在上海的朋友们，去我们家里找出他十三周岁及学生时期的一幅模拟画，还有陆陆续续随摄制组拍摄外景时的写生画，为他在公园里办了个画展。观众络绎不绝，海报、新闻邮来时，他很振奋。他认为自己“字比画好，画比戏好”。实际上，是他的戏里有他的画。他常以绘画和书法的原理及素养驾驭自己的戏；或奔或走，或举手、或投足、或顾盼、或背向，画意盎然，内秀其中。而他的画里呢，有他的戏，有他的喜怒哀乐，有他的毫不掩饰的疏狂豪放与敏锐细致，又矛盾又统一的性格。
阿丹生前画了多少画?我不知道。每有电影代表团出国，没他，也常带他的画作为珍贵礼品；有他，他则携笔墨纸砚，在代表团将返国时，他总是猛喝咖啡、猛抽烟、还搭着酒，连夜画画，留赠主人们。他一生未以书画易钱，他随画随送人，尤其是小人物向他要画，他是有求必应的。我看，他大概五分之一的作品是在服务员、护理员、驾驶员……手里。有人对他说：“你给我画画别落款，你死了，我好卖价钱。”他也欣然命笔。有的墨迹没干透，就被来客卷走了。有的题款时，还闹不清来客姓名。“行啊，存之天下吧。”还有一次，某外贸单位去美国开展览会，向他索画。我在里屋听见他向来人说：“出国展览，我给你精品。我这辈子可能再也画不出这么好的画。所以，只展览，不卖，你可得还我，我将来要出画册。”来人干应百诺地拿了他六幅书画精品走了。不料，阿丹去世后，此外贸单位的同志给我寄来六十元展出费，说是书画已作为珍贵礼品馈赠了。可是，我在芝加哥的朋友给我来信说：“阿丹的画，以高于当代我国最著名画家的画价格售出。外国朋友问：‘为什么这画标价如此高?’主持者答：‘赵丹是中国最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不是职业画家，生前画得不多，没卖过画，而且人已亡故……’”有人对我说，你可以上法庭告他们。我才没工夫上法庭呢，反正卖画的钱，又不是落个人腰包。再说，也符合赵丹生前之愿——人家既肯出高价收藏他的画，那么，他的这几幅精品也就存之天下了。
朋友—“敌人”—朋友——记戴厚英
■欧阳文彬

戴厚英(右)与本文作者
在我所有的朋友中，戴厚英可能是最奇特的一个。除了她的个性奇特，还有我和她的关系奇特。
说她的个性奇特，是因为她兼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性格。因此有人把她描绘成魔鬼，有人把她想象成天使。正因为这样，我和她的关系就有了复杂而反复的变化。
1960年上海作家协会召开会员大会，大张旗鼓地批判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文学。会议连开四十九天。在会上打冲锋的是几个大学生，他们义正辞严地对人们心目中长期崇敬的世界文学大师及其经典作品大加挞伐。冲在最前列的就是戴厚英，人称“小钢炮”。有些老作家仿佛被推上了被告席。我参加作协的时间还不长，处于旁听者的地位。然而我是在这些文学大师的影响下走上文学道路的，再加上我在单位里已因“思想严重右倾”受到批判和处分，承认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因此“小钢炮”的每一发“炮弹”仿佛都打在我身上。会前会后偶尔与她相遇，只觉得她走起路来昂首挺胸的姿势都令人生畏，我唯有敬而远之。想不到以后会和她成为朋友。
事有凑巧。1964年华东话剧汇演时，我和戴厚英都被借调到汇演办公室的宣传组工作，而且因为经常要看戏到深夜，还要回办公室写汇报、编简报，只好睡在办公室里，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这时她已是作协文学研究所的笔杆子，发表过不少批判毒草的文章，成为文艺理论界引人瞩目的“新生力量”。说实话，我和她朝夕相处，开头真有点害怕。但是很快就发现她工作积极，待人热情，对一些剧目的看法也和我相近，谈起来颇有共同语言。特别是她的性格爽朗，胸无城府，高兴时放声大笑，痛苦时伤心落泪。当时我单身抚养女儿，有时把女儿带到办公室来睡。她知道我家庭破裂的情况后，非常同情。她告诉我，她和丈夫青梅竹马、情投意合，只因分居两地，婚姻也出现危机。她要求调回家乡，去安徽工作，组织上又不批准。说着说着就流泪不止。我安慰她说，组织是为她好，她在上海工作有发展前途。她说她宁可到乡下教书，但求夫妻团聚。相似的命运一下子使我们接近起来。
话剧汇演后不久，我从《新民晚报》调到作协《萌芽》编辑部，和她分属两个部门，工作的性质不同，接触的机会并不多。只因她单身住在机关里，我的住处离机关近，有时去她那里串门，知道她也有一个女儿，因为无法照顾，送到家乡交给母亲抚养了。我常见她为思念女儿而痛苦，为无法尽到母亲的责任而内疚，说着说着就忍不住哭泣。想不到“小钢炮”还是个贤妻良母，更想不到两年之后我会直接受到“小钢炮”猛烈的袭击。
“文革”开始，我理所当然地“靠边”，成了革命的对象。机关群众纷纷成立造反组织时，文研所的青年们带头组织了“战恶风战斗队”，戴厚英当上了队长。“小钢炮”的能量更充分地调动起来，无论是对“牛鬼蛇神”进行批斗，还是和对立派展开辩论，都有一种所向无敌的气概。各派联合夺权后，戴厚英也曾经进入领导班子。无论形势如何变化，她总把我和其他“牛鬼蛇神”一视同仁，似乎我们之间没有存在过什么友谊。
有一次，大概是毛主席的干部政策下达之后，我和其他几个干部得以从“牛鬼”的队伍里区别出来，向革命群众交代问题，检讨错误，当时给我们的印象是“解放”有望。不料折腾了一阵，仍然被赶回“牛棚”。向我们宣布这个决定的是戴厚英。她先宣读了一串名字，我听她念到我的名字时，心里忐忑不安，等待着她宣布我的命运。结果等来一声怒吼：“归队!”这一声确实如同雷震，把我的一线希望震得粉碎。我明白她不是代表她自己，而是代表造反组织来宣布这个决定的。但那一声吼似乎含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久久地在我耳边震响。
但是我并不恨戴厚英。我们没有私仇。尽管她对我不讲情面，也是当时的形势使然，并没有无中生有，乱揭乱批。当然不能说她毫无私心，她自己就承认她的私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畏惧，二是发泄。因为看到父亲和同学被打成右派，唯恐自己同样如此，而表现得宁左勿右。尤其对于打人问题，她曾经表示深深的自责。她说她不赞成武斗，但看到别的造反派打人时她不敢制止，怕人家说她是“老保”。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何况，当我被明确属于内部矛盾、获得“解放”后，戴厚英又和我恢复了友谊。我认为她这样做是真诚的。
1969年我们下干校后，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戴厚英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受到审查，成了革命对象。揭发她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戴厚英的恶名，立即传遍了文化界。她走到哪里，都有许多陌生而惊讶的眼光追随着她。她照样昂首挺胸，若无其事地走来走去。外单位有些没见过她的人，在大字报前面边看边议论，互相打听这人是男是女，怎么这样厉害。这事若搁在别人身上，只怕是避之唯恐不及。戴厚英偏偏迎上去自我介绍：“是女的，就是我。”反倒把议论她的那几个人吓跑了。她的这一举动马上被人作为笑谈的话题，也有人认为不可思议。此事传到领导运动的工、军宣队那里，又成了她态度恶劣的罪状之一。我明白这是她不认账的表现。我看到某些揭发我的不实之词，心里也不认账，只是不敢表现出来。这是我和她性格不同的地方。她的这种性格，使她多吃了不少苦，招来了许多不解和误解。
运动结束时，没有结论，其实就是结论。戴厚英回到群众中来了，一切恢复常态。她毫不掩饰对我的关怀，全不顾人家说她望风转舵。有人疑惑不解：欧阳怎么不恨戴厚英?我认为，她过去整人，是当了别人的“炮筒”；后来被整，促使她重新审视自己走过的道路。她现在对我友好是出于真诚，这还不够吗?
我们在干校时，校部传达过一项领导意图：可能让我们从干校直接转移到二线，不再返回上海，要我们做好思想准备，把上海的家安排好。那年头，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只有一个女儿，年纪还小，只得托人带往重庆，交给我妹妹照顾。于是，我回上海休假时，家中就只剩我一个人。每次休假前班组里发电影票时，戴厚英总要建议分给我一张。即使只有一张票，她也要坚持分给我，因为我是独自一个人。有一次我留在干校值班，她留下和我做伴。那几天偌大的干校空空荡荡，我们一起在河浜里游泳，尽管河水浑得像泥浆，她却像孩子似的游得兴致勃勃，在水中欢笑嬉戏。有一次休假，正值春节，她邀我和另一个单身朋友到她的小屋里去，和她一起过节，分享她亲手做的菜。虽然大家都穷，做不出什么美味佳肴，但那份情意就够暖人心的了。
她不是党员，因为出身不好，要求入党没被批准。整党期间曾经吸收她参加党小组扩大会。开会的时候，她突然得到丈夫再次坚决要求离婚的来信。她拆阅后当场掩面痛哭，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愕然。主持会议的工、军宣队自然大为不满。我虽然理解她的心情，也认为她哭的不是地方，非但引不起同情，反而招来不良的后果。可她就是这么个人。她哭，是因为心里难受，非哭出来不可，后果在所不计。事后我才知道，她明知丈夫已有外遇，为了挽救婚姻，甚至同意丈夫和他的情人一起生活，只要瞒住女儿，不让孩子受到伤害。作为一个女人，她又是多么软弱!她的屈辱的努力，终告失败，可以想象，这事对她的打击多么沉重。何况，她在爱情上遭受的打击，还不止这一次。她和闻捷之间以悲剧告终的生死恋，已有不少人写过文章，她自己写下的《心中的坟》也已出版，我就不必多说了。
“四人帮”粉碎后，她调到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迁出了作协。我和她见面的机会少了。没想到我和她会不约而同地写起小说来。她是为了倾诉自己的痛苦，发泄内心的情感。我是为了拨乱反正，把“文革”中被颠倒的三十年代某些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后来听文艺出版社的朋友说，她的第一部小说《诗人之死》出版受阻，她跑到出版社向丁景唐总编辑大吵大闹，大发脾气，原来支持她的同志也认为她太过分了。我知道这事老丁做不得主，曾经找机会劝她不要四处树敌。她说：你谁也不敢得罪，还不是照样挨整?一句话噎得我无言以对。
前几年听到一个意外的消息，说戴厚英信佛了。我简直无法相信，这样一个敢想敢做、敢哭敢笑的人，会皈依佛门。1996年初，她送我一本《性格——命运——我的故事》，在扉页上题了两行字：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这年8月，传来令人震惊的噩耗：戴厚英在寓所惨遭杀害。事情来得如此突然，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记得我读完《性格——命运——我的故事》之后，还给戴厚英打过电话，问她什么时候写出下卷?她坦言下卷要涉及不少人，比较麻烦，不过总会写的。我又问：我能等到吗?她发出一阵我所熟悉的爽朗的笑声，说：但愿如此，我努力吧!曾几何时，言犹在耳，而斯人已逝。此书写了她前四十年的经历，她在序文中说：“看手相的人说，我可能活到八十五岁，那么以后还有四十年好写了。但是人有旦夕祸福，我怕我活不到那把年纪。即使活到了，说不定回头一看，尽是空虚，全无了写作的兴趣。因此，我不会等到八十岁才写下卷的。”没想到她不幸而言中，飞来横祸使她连“耳顺”的境界也未能进入。她那充满激情的长歌，召唤人性的疾呼，终成绝响。从她赠书到被害，时间不过半年多。她题赠的两句话，竟成了她留给我的遗言。我该怎样理解其中的含义呢?
《七人集——“30前”上海女作家絮语》
上海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