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胜海：黄光裕自杀是政商争斗的牺牲品

文章提供 于 2009-5-1 3:1:32 (北京时间: 2009-5-1 15:1:32) 阅读时出现乱码？解决办法
特权会腐蚀人的心灵。这些非常具有野心的企业家通过金钱收买官员之后，其心态、行为模式必然发生某种微妙的变化。在自大心理驱动下，他们会谋求企业超常规的扩张，盲目追求全国第一、世界第一。这种狂妄、放纵、肆无忌惮，最终给他们招来灾祸。
媒体报道，因经济问题正接受警方调查的国美电器前主席、中国前首富黄光裕因不堪压力，28日在北京的看守所内自杀，幸被警员及时发现，经抢救目前已脱离危险。
自2008年11月19日黄光裕以操纵股价罪被调查，在一片风声鹤唳中，与黄案牵连的商人、官员与掮客逐渐曝光，一个环环相扣、错综复杂的关系网隐然出现。在黄光裕涉案一周之后，11月26日晚，黄光裕的胞兄、新恒基集团董事长黄俊钦，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许钟民，即因涉嫌经济犯罪被调查。黄光裕案发后，2008年12月初，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检查司司长许满钢被中央纪委调查。接下来，12月间，黄光裕之妻杜鹃、港澳赌业重量级人物连超相继落网。2009年1月份，公安部部长助理、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郑少东，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兼北京直属总队总队长相怀珠同时被“双规”，令案情复杂程度陡然升级。随着调查的深入，黄光裕的问题超乎人们当初的想象，也不是因“涉嫌纵股价罪”那么简单，可以说到目前黄光裕暴露出的问题只是“冰山的一角”。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位年青的“中国首富”落马，让他以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已的生命？深层次的原因又是什么？这样的悲剧需要反思。
今年才40岁的“中国首富”黄光裕在看守所内选择以“自杀”来结束他自已的生命的主要原因是因罪孽深重无颜见江东父老，也无法承受痛苦的煎熬，更没有勇气面对未来，精神不堪重负，才出此下策，只有死才能得到“解脱”。可以说黄光裕走到今天是“持权”腐蚀了他的心灵，他是政商博弈的又一个牺牲品。
现有经济体制是从计划体制时代延续下来的，虽然已经变革了三十年，但政府一些部门仍然掌握着重要的资源，对经济活动享有巨大支配权，而由于缺乏有效监督，一些官员利用这些权力“寻租”。
虽然不合理的制度有责任，但企业家自己也要承担责任。一些企业家逐步发现，通过贿赂官员可以很方便地获取超常规的利润，便主动地在官员身上加大投资，为自己购买某种特权。
特权会腐蚀人的心灵。这些非常具有野心的企业家通过金钱收买官员之后，其心态、行为模式必然发生某种微妙的变化。他们会强横地对待交易伙伴、第三者，他们会肆无忌惮地操纵市场。在自大心理驱动下，他们会谋求企业超常规的扩张，盲目追求全国第一、世界第一。这种狂妄、放纵、肆无忌惮，最终给他们招来灾祸。
无数激动人心的辉煌和令人揪心的跌落，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感受。不幸的是，有人正踏入了一个低谷。
在任何一个商业社会中，成功永远是偶然和幸运的，而失败，则是无所不在的，有时也是必然的。美国前任总统富兰克林说过一句话：“世上没有什么是必然的，除了死亡和纳税。”此言差矣，失败有时也是必然的。比如有些是在它诞生之时就有了失败的基因。
诞生于市场竞争领域的民营企业在政商博弈中的弱势地位有目共睹，企业家为之付出的代价也可谓“血流成河”。企业家冯仑甚至认为：“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自如，持续发展。”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如何有技巧地游刃于越来越错综复杂的政商博弈之中。将成为考验中国企业家的最大挑战。
在中国，企业家应当与政治保持怎样的距离，这是一个已经被谈论了将近30年的话题。中国的经济成长越来越呈现出国家商业主义的特征。在未来的数年内，财富积累的重点将主要集中在两大领域：其一是以互联网和移动信息技术为中心，将会有大量的新兴行业和成长机会产生，很多传统行业将在这种变革中被急剧洗牌，利益将在新的交易平台上进行重新分配；其二是以垄断性资源为中心，将发生一系列的资本重组活动，拥有这些资源的政府将把大量的垄断机会以市场化方式出售，而在这一过程中，跨国公司以及民间资本者的政治博弈技巧便显得非常重要。往往，巧妙腾挪与弄巧成拙只有一线之隔。一朝得手与稳健拥有不可同日而语。
其实，企业家们倒下去的逻辑都有一个，它是中国转型时代特有的“淘汰逻辑”。这一逻辑与制度有关，也与商业精神有关。
体制转轨的过程，往往也就是法网收紧的过程，每当制度转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会有一批为富不仁的“大鱼”被抛弃出局，成为体制的殉葬品。但是，中国企业家们容易出事也不能完全推在制度头上，还与其自身跛足的商业精神有关。对比西方清教徒从信仰出发的“荣神誉人”的商业精神，中国的企业家可以说是先天不足。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普遍缺乏信仰，缺乏成熟的价值观，当然也没有良好的商业精神。
曾对企业失败原因作了大量分析的财经作家吴晓波，得出一个结论，其中谈到了这样两点：第一，违背了商业的基本逻辑。绝大多数的失败仍然与违背常识有关。绝大多数的失败都是忽视了经营管理最基本的原则，失去了对管理本质的把握。所以，它们最后的倾覆变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败局。在很多案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当企业家冒险突进的时候，所有的企业家以及他本人都知道这将是一次无比凶险的“大跃进”，它不符合一家企业正常成长的逻辑，在现金流、团队及运营能力方面都无法保证常规的运作。第二，企业家内心欲望的膨胀。对于企业家来说，你很难分清楚“野心”与“梦想”到底有什么区别。然而，商业终归是一场有节制的游戏，任何超出能力极限的欲望，都将引发可怕的后果。
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转型时期，企业家所要应对的外部环境非常复杂，他们既是改革的受益者，又是社会转型压力的主要承担者。中国大部分企业家出事的概率都很高，致使企业家成为中国的一大危险行业。
因此，民营企业家需要自身的努力。即必须产生更多类似于浙江的草根企业家以及中关村的知本企业家，以改变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成色，改变社会对民营企业家的负面评价。
笔者相信，以丁磊、施正荣、俞敏洪等为代表的中国一大批“知本家”精英的出现，是中国财富社会的希望。他们代表着靠知识而不是权力，靠创新而不是钻营，靠奋斗而不是取巧的、新的财富追求和财富品质。
少数企业家的心灵和行为方式之所以如此扭曲，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缺乏必要的道德约束、伦理自觉。也因此，对于愈来愈多的企业家“落马”悲剧，社会同样要承担某种责任。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在出现某种道德真空的环境下开始的。此后经历了文化、社会的冲洗，一些人的道德信念、伦理意识都十分淡薄，企业家也不例外。那些精神荒芜的企业家每天又与钱财打交道，其行为自然会变得缺乏节制。
不过，这并不是企业家推卸个人责任的理由。政治、社会、精神等等宏大结构只是个体行为的总和，它们不可能自行变化。政治、社会、精神等领域的变化，只能从个体的道德自觉开始。尤其是企业家的道德自觉，因为企业家在社会结构中居于重要位置，对社会各个领域具有关键影响。因此，企业家负有推动社会良性演进的道义与历史责任。
如果此类事件能够促使中国的企业家深思反省，逐渐改变精神与行为模式，那将是企业家之福，更是整个社会之福。
来源: 金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