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法自然——从治水到针刺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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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法自然——中国人的治水与针刺治病
撰文\白兴华
(原文发表在《中国国家地理》2004年第8期)
同一种植物因所生长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的不同就会有不同的品质,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人类的精神产品也是如此,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出了不同的文化和思想。正因为如此,在非全球化的古代,才有了丰富多彩的以地域为特色的传统文化。其中,中国针刺疗法的产生就和这里独特地理环境衍生出来的文化密切相关。
几年前,为了给我的一本中医书配图,我寻访了京城许多书店和图书馆,最终在一本中国古地图集中找到了一张800多年前北宋时期绘制的《禹跡图》。这幅雕刻在石头上的地图线条简洁流畅,比例适中,所绘内容十分丰富,特别是河道走向和海岸线的轮廓与现今的地图十分接近,很难想象古人是如何绘制的。英国学者李约瑟称赞此图是“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
这幅以古代治水英雄大禹命名的地图,实际上就是一张古代中国水系分布图,标注名称的河流近80条、山脉70多座、湖泊5个,它是中国人世代治水实践的结晶。当他们把从治水中所获得的经验用于治疗人体疾病时,中国古人就发明了针刺疗法。
针刺疗法简称“针刺”,是古人将金属制作的细针刺入人体的某些部位,即穴位,来达到治病的目的。历史上曾采用金、银等金属制作针刺用具,称为金针和银针,现在临床上使用的针刺用具绝大多数是用韧性好、易保养、成本低的不锈钢制成。由于汉语为单音词,人们通常习惯于将“针刺疗法”与“灸法”并称为“针灸”。“灸”法是烧灼的意思,是用草纸将干燥的艾叶等卷成圆柱状,点燃一端靠近皮肤,利用艾叶燃烧时所散发出来的热量刺激人体穴位治疗疾病。虽然针刺疗法与灸法在形式上十分相似,都是刺激人体的穴位,临床上也常常配合使用,但却有着本质的不同。
针是一种常用工具,史前人们就开始用动物骨骼磨制成的骨针缝制衣物;在医学上,人们用针缝合伤口,或通过针向体内注射药物和抽吸血液,但所有这些都与中国古人的“针刺”不同。对西方人而言,简单地将针刺入人体再拔出来就能治病,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而运用“灸法”治病源自人类的本能,许多国家的传统医学中都有类似的治疗方法,如古希腊人就采用生亚麻等材料直接烧灼血管或病变部位治疗疾病。除灸法外,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虽然世界各民族发明了许多相同或类似的治病手段,如草药、烧灼、热熨、按摩、冥想、放血、拔火罐、运动锻炼、膳食调理等,但只有“针刺”治病属于例外。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的针刺疗法都源自同一个故乡,那就是中国。
为什么只有中国人发明了针刺治病的方法呢?这缘于古代中国人的宇宙观:人同其他万物都是大自然的产物,它们与自然界有相似的结构并受制于同样的规律。人与自然这种有机、天人合一的整体,即是老子所说的:“人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因此,中国古代医生在诊治人体的疾病时,不仅要研究人体自身,更要“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医里的针刺治病理念与中国古人治水的思想就是一致的。
中国古人用疏导而不是堵塞的治水办法,平地开沟渠把水引入小河,疏通小河入大河,引导大河汇入大海。
他们同时也把这种治水经验用于治疗人体疾病上。
水孕育滋养了地球上所有的生命,一条河流就是一条生命线。然而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肆虐的洪水也可以摧毁一切。古往今来,人类为了生存,既要选择离水源较近的地方居住生活,又不得不面对洪水泛滥可能带来的灾难。传说4000多年前的尧舜时代,鲧受尧之命治理水患,他采用筑堤堵塞的办法,但仅短时可以起作用,治水9年后,洪水反而越来越大。舜继位后巡视治水情况,看到鲧对洪水束手无策,耽误了大事,便把鲧处死在羽山,同时授命鲧的儿子大禹去治水。
大禹改堵塞为疏导,历时13载终于驯服了洪水。相传大禹治水时,通过实地考察,根据地势和山川走向不同,将整个地域划分为九州,即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他还亲自参加劳动,手执木锸(形状近似于现在的铁锹),率领20多万治水大军,通山川,疏沟渠,经过10多年的艰苦劳动,终于疏通了9条大河,使河水沿着宽阔的河道,顺着地势而下奔流入海,从而制服了水患,完成了流芳千古的伟大业绩。
中国古人的这种频繁治水应该与中国独特的地貌有关。中国大地西高东低。俗话说,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地势高亢、幅员广袤的青藏高原就是一座世界上最高、最大的天然水塔,承纳来自海洋蒸发的水汽所凝结而成的雨雪,滴滴雪水汇成涓涓溪流,小溪汇入大河,顺着地势奔流入海。黄河和长江这两条世界上著名的大河,都发源于青藏高原。由于青藏高原与海平面之间的巨大落差,这些河水的流速较快。特别是流经黄土高原的黄河,含泥沙量之大位居世界各大河之首,进入下游平原地区后迅速沉积,河道不断抬高,在一定条件下就会决堤改道。黄河下游河道迁徙变化的剧烈程度,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河道变迁的范围,西起郑州附近,北抵天津,南达江淮,纵横25万平方公里。大禹治水的故事主要就发生在黄河流域。相传黄河上游龙门山上的禹门口(今陕西韩城与西河津之间),为大禹所凿。龙门山口,口宽80步,河水由此而下,奔腾咆啸,声如巨雷。集中在龙门水下的大鲤鱼为急流所迫,向下跳跃,即民间流传的吉祥之兆——“鲤鱼跳龙门”。位于山西省芮城县东南5公里的黄河岸边的神柏峪,相传是大禹勘察水情并在河边的柏树上拴马歇脚的地方,后人在此处河边修建了一座禹王庙,以示纪念。舜死后,推举大禹继承王位,史称禹王,都于阳城(今河南登封),主要统治区域为今天河南、河北及山东的一部分地区。黄河至兖州地区分为九河,传说大禹曾在此地疏导黄河入海。今天山东省禹城市境内的具(贝)丘山遗址,根据考古研究属于龙山文化遗址,其时代与大禹治水及其前后相当,人工垒筑的土堆较高,突出于当时周围地表之上,根据禹城县志记载,大禹治水时曾到具丘山来察看水势,治理水患。
2200多年前,建于成都平原西北处的都江堰堪称是中国人治水史上的另一个伟大杰作。川西一带,全年近50%的雨量集中在6、7、8这三个月,人称“西蜀漏天”。发源于岷山南麓的岷江,流到灌县时开始进入成都平原,流速骤然由快变缓,所以洪水极易在此处泛滥成灾,使成都平原的许多地方成为泽国。秦昭王时(256 BC),蜀郡守李冰父子在前人基础上设计和修建了都江堰,兼具泄洪与灌溉两大功能。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和宝瓶引水口结构奇巧,布局合理,使枯水不缺,洪水不淹,泥沙少淤,水旱从人,2000多年来持续浇灌滋养着成都平原,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
除工程本身设计的独特之处外,都江堰之所以能够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蚀,仍运行不辍,效益卓著,还与岁修有关。每年洪水季节都会有五六百万立方米沙石被洪水冲击而下,滞积在坡度放缓的渠首河道内。因此,都江堰自创建以来,就由李冰确立了一年一度、从不间断地对渠首工程进行维修的制度,即在冬春枯水季节组织人力淘挖掉飞沙堰坝前淤积的沙石,以保证宝瓶口正常进水;同时每年又不能把飞沙堰筑得太高,以免影响泄洪排沙。这就是被后人尊为李冰治水六字真诀的“深淘滩,低作堰”。这套岁修制度与渠首三大工程相辅相成,很好地解决了引水和泄洪排沙的世界水利难题。
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国都与水利建设有关,但那些古老的水利工程,或湮灭于黄沙之下,或早已弃之不用,唯有都江堰历经两千多年却保存完好并仍在浇灌千里沃野,它是古代水利工程仍在造福人类的罕见范例。有专家认为,都江堰是中国文化的真正象征,其意义已超出长城。
北魏时期的中国古代地理文献中以郦道元的《水经注》最为代表,此书共记载了1200多条河流的分布走向及点缀在河流两岸的自然和人文景观。石刻“禹跡图”则是以图的形式描述河流分布的。“但中国这种有关水道分布的描述记载却未曾在其他民族文献中看到。” 李约瑟曾经这样说道。
虽然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大洪水的记载,但却没有治水的传说,这也是与他们的地理环境有关。如尼罗河发源于非洲内陆赤道一带,自南向北流入地中海,在长达6000多公里的流程中落差却只有1600米。由于受赤道降雨的影响,尼罗河每年都会准时泛滥,7月开始涨水,10月达到高潮,11月退水。古埃及的太阳历就是根据尼罗河水的周期性泛滥制定的,古埃及人将每年河水泛滥之时作为新的一年的开始,一年365天分为三个季节,即洪水季节、耕种季节和收获季节。尼罗河不仅为炎热干旱、雨量极少、近似沙漠的埃及带来了丰沛水量,而且它每年定时泛滥所携带大量来自赤道密林的肥沃腐殖土也为河谷耕地带来了理想的天然肥料,尼罗河三角洲和两岸河谷地区因此成为古埃及灿烂文明的摇篮。所以,对于古代埃及人来说,尼罗河泛滥就是孕育新生命的开始,就是丰收的征兆,他们不但不需要治水,每年还要举行仪式祈求主宰尼罗河的河神“哈皮”(Hapi)准时泛滥,并会为这位河神娶妻希望他能使河水泛滥有度,不致太过或不及。同时期出现的古希腊文明则属于海洋文明,他们更不需要治水。
中国人在水方面与其他古老民族的这种不同经历,造就了中国古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认识。这种独特认识告诉他们做一切事情都要顺应自然,“疏而不堵”,达到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天人合一。
经络如大地上的江河,运行其中的气血就如同江河中的流水。像江河都有一定的流域一样,人体的经络也都有固定的行走路线,
而且二者所遵循的自然法则也是相同的。
中医认为针刺的作用是“疏通经络”,这种治病理念就直接源于中国古人“疏而不堵”的治水经验。经络是人体内一种类似于血管的管道系统,直行的主干为经脉,横行的分支为络脉,具有运行气血、沟通人体上下内外的作用。这种结构和功能与自然界河流之间的相似性是显而易见的。在阿拉伯语中,IRAQ(伊拉克)的含义为“血管”,就是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及它们的支流比作人体的血管。成书于西汉时期的哲学著作《管子》说:河流中的水就像是人体经脉中流动的气血。
河水灌溉土地,滋养万物;经络中的气血上下内外循环流动,濡养五脏六腑、五官九窍、四肢百骸、皮毛肌肤。人体的经络与自然界中的河流不仅在结构和功能上十分相似,而且经络中运行的气血与沟渠中流淌的水也遵循同样的运动规律。水往低处流,如果河道淤积,河水就会溢出河道,泛滥成灾;气血运行以通为顺,如果经络阻滞,气血运行不通畅,人就会生病。要治理水患,就得使用锹铲疏浚河道,导引水流下行;要治疗疾病,就得使用“毫针”(细如毫毛)疏通经络,调和气血。虽然一个是治理大地的水患,一个是治疗人体的疾病,二者所遵循的自然法则却是相同的。
中国古代医生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发现,人体主要有十二条经脉,每条经脉又有许多小的分支,这些经脉遍布全身上下内外。在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有一篇文章专门讨论人体十二条经脉与自然界十二条河流之间对应关系,涉及长江、黄河、泾水、渭水、汝水、淮水、漯水、济水、漳水等河流。从这篇文献的内容可以看出,写作者不但十分熟悉人体的经脉,也拥有丰富的地理学知识,并且能够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文章中所提及的河流主要分布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特别是黄河中下游,说明写作者对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十分熟悉。人们常用“坐井观天”讥讽一个人的眼界狭小,事实上,这个成语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一个人因所处的环境不同,就会对世界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丰富多彩的以地域为特色的传统文化。直耸云霄的青藏高原不仅造就了世界著名的大江大河,也成为阻隔东西方人士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天然屏障。千百年来,主要发源于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华夏文明就是在这样一种相对独立、封闭的环境下发展壮大的。
中国古人发现,像河流都有一定的流域一样,人体的经脉也都有固定的行走路线,并在行走路线上还有许多特殊的部位,中医称之为穴位或穴道,这些穴位都位于比较低凹处,如肌肉与肌肉之间、骨骼与骨骼之间、肌肉与骨骼之间以及骨骼的凹陷或孔隙处。人体有病时,气血就容易瘀积阻滞在这些部位,用针刺入这些穴位就可以疏通经络,使气血运行通畅,疾病就可消除。
针刺疗法与都江堰都是中国哲学最高境界的体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象征。
早在2300多年前,中国名医扁鹊就开始使用针刺为人治病了。扁鹊的真实姓名叫秦越人,现在的河北省任丘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有姓名履历可考的医家。他医术高超,擅长内、外、妇、儿各科,长期在民间行医,足迹遍及今天的山东、河北、河南、陕西、山西等省。秦越人四处奔走为民医治病痛的美德,使人们联想到他如同翩翩飞舞,到处传递佳音吉信的喜鹊,所以尊称他为“扁(音义同遍)鹊”。根据司马迁《史记》记载,扁鹊行医路过虢国(今河南陕县一带)时,听说虢太子刚刚暴死,通过详细询问了解病情后,他断定太子没有死,而是患了一种假死的“尸厥”症(类似于休克或癔病性昏厥),于是让徒弟子阳针刺太子头顶的百会穴,太子很快就苏醒了。人们因此称赞扁鹊有起死回生之术。
针刺疗法从公元6世纪开始传播到朝鲜、日本等周边国家,12世纪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到阿拉伯世界,17世纪经由日本被介绍到欧洲。针刺疗法可能是进入全球化时间最早、程度最高,同时也是最成功的一种传统文化,这在世界医学和文化史上是一个奇迹。1971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来到中国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做准备,随行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詹姆斯·赖斯顿得了急性阑尾炎住进北京协和医院,手术后出现腹痛腹胀,医生在他身体上扎了几根针,结果疼痛很快就消失了。詹姆斯在从北京发出的题为《中国来信》的系列文章中重点报道了中医药的历史及功效,特别是他本人接受针刺治疗的经过,大多数美国人正是通过詹姆斯的报道才知道针刺疗法的。此后,随着中国医生采用针刺麻醉施行外科手术的消息见诸报端,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关注这种来自东方的神奇治病方法。由于针刺对许多病症都有较好的疗效,并且经济安全、简便易行,1979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向全世界提出推广针灸(主要是针刺)的计划。今天,针刺疗法已经被传播到了世界上140个国家。
在广袤而神奇的华夏大地上,古代先民在与洪水的抗争中,得出了“疏而不堵”治水经验,并把这种治水经验应用到治疗人体疾病上。两千多年来,就像都江堰顺应水性持续灌溉滋养成都平原一样,扎针治病也一直遵循着同样的法则,使用相同的工具,针刺相同的部位。小小一根针,看似微不足道、平淡无奇,却浓缩了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它是人与天地自然沟通的桥梁,是“道法自然”的生动体现,也是对《易经》“易即简易”和“易即不易”的最好诠释。
针刺疗法与都江堰都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反映了人与自然虽分属于不同的和谐,但它们又都归于一个更高的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象征。尤其重要的是,它们与长城、故宫等人类文化遗产不同之处在于:它们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旅游观光和激发思古情怀,而是实实在在地造福人类,已经跨越了两千多年的时空,并将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