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比较优势与中国“机遇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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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29 | 全球化比较优势与中国“机遇之乡”
全球化比较优势与中国“机遇之乡”
本文首发于《证券时报》,2009年11月28日 深度阅读。
小时候爱读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后来不时还会想起基督山伯爵发横财的那个意大利小岛。近日读了几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教授的着作,发现他的口头语是“机遇之乡”,又联想到那个神秘的基督山小岛。世界上总有些能让人们突然致富的地方,也就是在全球化进程中由于区位优势的提升而形成的机遇之乡。
跨国公司:
在流动中改变了比较区位优势
过去我们一直信奉李嘉图的比较成本优势理论,认为国际分工就是优势互补,国际贸易就是互通有无,直到克鲁格曼教授的新国际贸易理论提出之后,人们才开始关注全球化中的另一个优势———比较区位优势。对于每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模式而言,经济区位的优势有先天和后天之别,先天优势是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而后天优势来自于三大主体:一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产业链布局,二是货币资本的跨国流动,三是不同国家的产业政策,四者之间的关系如下图。

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经济博弈之中,二次大战后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跨国公司的崛起,近八万家跨国公司通过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像章鱼一样把触角伸向每一个角落。时至今日,大公司富可敌国!这已经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也是各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都不容忽视的国际力量。

过去十几年,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为起点,中国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邓小平先生“摸着石头过河”的战略下,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但是从全球经济博弈的角度看,如果中国是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被博弈对方牵着鼻子走,走到今天的结果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对外开放的经济循环落入了“美元陷阱”,于是有人提出了一个“中国美国人”的新英语名词,盛赞中美之间的经济“和谐”:中国人生产,美国人消费;中国人储蓄,美国人举债;中国当债权人,美国当债务人。
一个不算太和谐的国际分工,却构成了当今世界经济平衡的基础,背后的推手就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选择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从博弈的中方来看就是引进外资创造就业机会。如果跨国公司控制国际直接投资的90%和跨国技术转让的70%,中国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经济政策,就构成了跨国公司调整生产区位的外部条件。在这一局全球化的博弈之中,中国的比较区位优势发生了变化,变化的原因之一就是跨国公司的产业链布局和生产区位的调整。所以,是跨国公司的流动性改变着中国经济的相对区位优势,把中国经济在对外开放的进程中引向了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
机遇之乡:
在流动性溢价中分享财富盛宴
如所周知,体制改革与开放政策是中国经济奇迹的两大支柱,在中国,政策效应是分析经济运行不可忽视的因素。从企业财富增长的角度看,若把现代社会的新财富定义为流动性和交易权的货币化,政策的经济效应就可以解读为政策提高了资产的流动性溢价。
资产的流动性溢价,在超额货币的推动下几乎必然产生资产泡沫,因为在我看来,所谓泡沫就是基于预期和交易而产生的流动性溢价。在泡沫生成的阶段产生的资产增值,在泡沫破灭之时可能化为乌有,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在泡沫生成中的财富增值高于泡沫破灭时的财富蒸发,所以资产的流动性溢价构成了中国企业(和家庭)财富增长的主流。曾经讲过,发展中国家就是“开发中”的国家,在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伴随着股市和楼市的不断扩容,资产溢价在企业(和家庭)的财富增长中所占的比重也不断提高,印证了一个隐形的“二八定律”:20%靠经营性利润,80%靠投资性收益。从大宏观经济的层面看,企业的投资性收益来自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一个是邓小平推动的市场化溢价,一个是格林斯潘推动的全球化溢价。在利润增长和资产溢价的双轮驱动下,中国经济长期保持着高速增长,所以成为现代世界经济的机遇之乡。
市场化和全球化驱动的两个溢价是通过货币的流通性实现的,内部的市场化溢价伴随着人民币的投放量增长,外部的全球化溢价伴随着国际资本的流入,所以我们要关注货币总量的增长速率和国际资本的流动方向。李嘉图的比较成本优势理论最不能解释的经济现象就在这里,因为,按照比较成本优势的互通有无理论,资本的流动应该是从资本丰裕的地区流向资本稀缺的地区,如俗话所言:水往低处流。但是在资本流动的全球化趋势中,我们看到的却是:钱往高处走。资本流动的基本方向有二,一是在资本丰裕的区域内跨国流动,如美欧之间和美欧日之间的资本流动;二是流向经济高成长的区域,如美欧日的资本流向经济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国家。
水往低处流,钱往高处走,一是流向财富存量高的地区,二是流向财富增量高的地区。于是在财富增长的“二八定律”驱动之下,发达国家的企业和资本要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可能产生高溢价的区位。在全球化的经济博弈中,政府———企业———资本有不同的行为偏好,政府的偏好是就业,企业的偏好是成长,资本的偏好是创新。着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把创新定义为五大类:1,技术创新;2,生活方式的创新;3,生产要素的重组;4,新市场的开发;5,新资源的发现。按照这个广义创新的概念,高增长和高溢价的地区同时就是创新发生之地,所以新兴经济体的“新兴”二字就等于是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的毁灭”,因为“新兴”至少包含着生活方式的创新和新市场的开发。从这个角度理解全球化中的机遇之乡,就可以把增长———创新———资产泡沫联在一起,解读为相关各方在流动性溢价中分享财富的盛宴。机遇之乡的财富盛宴,背后是资本的流动和创造性毁灭,无论是哪一种形态的创新,都会在高成长和高溢价的经济发展中注入非理性的预期,创造非理性的繁荣。
财富磁场:
用相对标准衡量财富的存量
资产的流动性溢价,无论是被接受为价值还是被诟病为泡沫,都不会改变人们的关注与追逐,对同一经济现象的对立看法其实来自于人性的贪婪与恐惧:价值在贪欲中流动,泡沫在恐惧中升腾。
哪里有财富,哪里就有泡沫;哪里有泡沫,哪里就有危机;在资产泡沫的生成与破灭的背后,是财富增长的“二八定律”,从全球化的角度看,这就是一个动态的经济周期和产业结构调整。所谓成熟经济或发达地区,如果没有广义的创新推动,财富增长中占80%的资产溢价就会趋于下降,企业财富增长将主要依靠利润驱动,“正二八”转换为“倒二八”,即80%来自利润驱动,20%来自资产溢价。这样一个资产溢价逐步下降的趋势,表现在宏观经济上是增长速度的减慢,表现在微观经济上是创新动机的弱化。在这个阶段,企业和资本就会相继走出国界,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和推动广义的创新,追逐资产的流动性溢价。在发达国家成熟的经营模式或产业集群,正是通过资本和企业的流动开始向新兴经济体转移,从而在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跨国资本的全球流动中,使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和经营模式在新兴经济体转变为广义的创新。
企业偏好成长,资本偏好创新,经济的全球化源于企业和资本对创新成长的追求,但创新和成长的基础却不是外部原因决定的,所以还要在区位经济的比较优势中寻找创新成长的机遇之乡。为什么在经济全球化的版图中会不断出现热点地区?我想在此提出两个新的经济学概念:相对财富与财富磁场。相对财富,是我们衡量区域财富存量的指标;财富磁场,是区域财富存量的变化对增量财富的吸引力。
如果我们用地球物理学的板块漂移理论来解读区位经济优势,比较区位优势会在两种情况下发生漂移:其一是周期性的金融危机造成的财富蒸发;其二是趋势性的资产溢价在财富增长中的比例下降。以本次金融海啸为例,美欧中日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冲击,但是从相对财富的角度看,中国经济由于实体财富比例高,虚拟财富比例低,所以财富的“蒸发”程度远低于美欧日,因此,中国经济的相对财富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大幅度上升了。在某知名富豪榜的世界排名中,中国的超级富豪(十亿美元净值以上的人)人数跃升为全球第二位,仅次于美国。由于相对财富的比例上升,再加上经济刺激政策的支持,中国经济今年领先全球复苏,对全球资本和跨国公司的流动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这就是我说的相对财富上升所创造的财富磁场效应。
相对财富的上升,财富的磁场效应,超级富豪的人数……帮助我们观察和发现在全球化经济中的机遇之乡。机遇之乡的漂移,就像地球的板块漂移一样,改变着世界不同地区的比较区位优势。比较区位优势的变化,不仅影响着不同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且影响着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关系。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大不列颠帝国遍布全球的殖民地,可以说是第一张全球化的经济版图;美国经济的崛起,使全球经济的中心漂移到了美洲大陆;欧盟与欧元的诞生,让欧洲大陆在经济上重新崛起;日本经济的起飞和亚洲四小龙的腾飞,带动了一个新的板块漂移,现在,又让中国经济成为全球化的机遇之乡,继续推动着经济地图的板块漂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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