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关系:从朝鲜战争中双方的分歧解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1/10/16 08:19:12
从朝鲜战争爆发,到战争关键时刻,直至最后的停战谈判,金日成与毛泽东在很多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甚至矛盾,为何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呢?本刊转载自《新闻午报》的文章予以全程揭秘。
金日成欲以武力统一朝鲜
1950年1月底,斯大林突然同意金日成以武力统一朝鲜半岛。在4月10日至25日苏朝领导人三次会谈中,斯大林强调,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美国不进行干预和获得中国领导人的支持。金日成很自信,他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军队统一朝鲜,美国不会冒险发动一场大的战争。
5月13日,金日成秘访北京,通报了准备进攻南方的计划。毛泽东感到很意外,但还是建议朝鲜人民军要速战速决,对大城市要迂回而不要恋战,要集中力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他说,他曾设想等中国攻占了台湾后,朝鲜再进攻南方,那时中国就可以给予朝鲜充分的支援。
毛泽东的建议,金日成没有接受。在他看来,既然莫斯科已经首肯给予援助,他此番到中国,只是奉斯大林之命而行。因此会谈刚一结束,金日成即当着毛泽东的面向苏联大使罗申宣称,所有问题都达成了一致意见。在踌躇满志的金日成面前,毛泽东的尴尬是可以想象的。
朝鲜对中国封锁军事情报
战争在没有事先通知中国的情况下爆发了,毛泽东甚至是从外国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的。尽管中国领导人对此颇有不满,但在美国直接参与战争的情况下,还是表示要支持朝鲜。
为了保持与朝鲜方面的联系,周恩来在6月30日派柴军武(后改名柴成文)以政务参赞名义去朝鲜。临行前,周恩来说:“现在朝鲜人民处在斗争的第一线,要向朝鲜同志表示支持,看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做,请他们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力。保持两党两军之间的联系,及时了解战场的变化,是当前使馆的主要任务。”然而,朝鲜领导人却对中国使馆采取了封锁消息的作法。
柴成文7月10日到达平壤后,金日成给予他很高的礼遇:“今后有什么事,可以随时找我”,还指定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副局长徐辉每天向中国武官介绍一次战场情况。但不久中国使馆发现,徐辉所谈的情况,绝大多数都是朝鲜当晚对外广播的战报。柴成文感到军事情报对于中国人基本上是个禁区。与此同时,中国军队拟派往朝鲜了解情况的参谋团,也遭到拒绝。
战局变化迫使金日成转向
开始,金日成从未考虑过中国出兵,他对战局的估计一直极为乐观。
9月4日,柴成文直接向金日成提醒说,战争正处于胶着状态,金日成很有信心地说,釜山战役已经开始,当精干的突击部队上去后,就会打破僵局;当问美军有无可能在后方登陆时,金日成肯定地回答:“我们估计美军目前反攻尚不可能,他没有较大兵力的增援,在我后方港口登陆是困难的。”
金日成压根没料到美国会出兵,他的最初设想是一个月结束战争,统一朝鲜。及至美军参战后,又提出“八一五前解决问题,八月要成为胜利月”的口号。
9月10日,柴成文回国汇报后返回平壤,按周恩来的指示紧急向金日成报告,希望朝鲜军队考虑战略退却的问题。金日成的回答是:“我从未考虑过后退。”
麦克阿瑟在仁川成功登陆后,局势立即逆转,中国派兵赴朝参战已经不可避免。斯大林派往朝鲜的私人代表扎哈罗夫大将,劝说金日成向中国求援,金日成一开始全无反应。直到9月28日,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政治局一致认为,汉城陷落后已无法阻止联合国部队越过三八线;如果他们越过三八线,朝鲜人民军残余部队也无法进行有效抵抗,战争将在很短时间内结束,朝鲜将完败。
金日成不得已向斯大林和毛泽东递交了两封正式信件。金日成保证不再干预指挥据柴成文观察,金日成开始的想法比较简单,即在敌情紧迫的情况下,请求中国出动军队帮朝鲜顶一阵,这样,军队的指挥权自然要由朝鲜领导人掌握。当他得知中国准备派几十万部队分批入朝后,才感到事情重大。显然,由朝鲜人来指挥中国军队是不现实的。因此,金日成提出双方指挥所合在—起。
为了解决问题,毛泽东一方面请中朝两军最高指挥官直接面谈,协调双方立场,一方面向莫斯科反映意见,以求得到支持。11月15日,金日成、什特科夫、高岗专程聚到志愿军指挥部会谈。一开始,性情直率的彭德怀便提出,两军必须统一指挥。什特科夫明确表示应由中方指挥,金日成却回避了这个问题,在发言中只介绍朝鲜人民军的情况,对指挥权问题闭口不谈。情急之下,彭德怀直接提出由金日成、什特科夫和他本人组成三人小组,负责统一指挥。对此建议,金日成未置可否,什特科夫因未请示莫斯科,也不便表态。17日,毛泽东致电彭、高说,斯大林已回电,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并将电告金日成和什特科夫。
鉴于莫斯科已表态,金日成便提出要去北京与毛泽东商谈。12月3日会谈中,金日成说,因中国志愿军有经验,应由中国同志为正职,朝鲜同志为副职。随即,毛泽东告以中国方面推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金日成提出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委,并确定以后联合命令即由彭、金、朴三人署名,对志愿军的单独命令仍照以前署名不变。金日成返朝后,同彭德怀再行商议具体事宜。双方商定数日内组成联合司令部,金日成保证今后不再直接干预军事指挥。
至此,在莫斯科干预下,中朝两军统一指挥问题从组织机构的角度得到了解决。如果说联合国部队由美国统一指挥是顺理成章的事,那么中朝两国军队联合作战,统一指挥的问题则处于两难境地。对于朝方,存在一个国家主权问题,加上历史上朝鲜对中国依附和朝贡的关系,要他们交出自己军队的指挥权,的确在民族感情上难以接受。而中国主要考虑的是战争胜负问题,无论从军事实力还是作战经验上讲,中方显然具有绝对优势。
金日成彭德怀为部队是否休整争吵
志愿军将战线推至三八线。四周后,彭德怀考虑到战场的实际情况,要求部队休整两个月。1951年1月3日,彭德怀电告金日成:敌人在防线被突破后迅速逃跑,故战果不大,只俘虏3000余人。如敌继续南逃,即跟踪追击至水原待命。此役待占领汉城、仁川、水原、利川等地以后即停止前进,预备休整补充。如敌以重兵防守汉城,则我暂不强攻,因各种条件均不成熟。1月8日,彭德怀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
此举引起朝鲜方面的强烈不满和反对。由于前期作战失败,没有什么发言权,金日成表面上表示同意彭德怀休整两个月的部署,内心里还是主张速胜。就在停止进攻当天,金日成向柴成文表示,部队休整不宜过长,有一个月足矣。
彭将金的意见电告毛泽东,但坚持部队必须休整。1月10日晚,柴成文陪同金日成来到彭德怀的指挥部。会谈中,金表示同意休整,但提出时间要尽量缩短……双方争执不下,于是打电话通知朝鲜另一领导人朴宪永星夜赶来。朴宪永到后,列举了最近一些新闻和苏方提供的情报,得出结论说,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但我军不追击就不会退出,因为美国要找借口。彭德怀反驳说,我不追击,美国可以自动退出,这是很好的借口。朴回答,不追击就不会退出,应该利用美国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彭说,只有再消灭美军几个师才会加深这种矛盾,这一因素才会成为有利条件,而志愿军只有休整后才能再战。这时金日成插话,重提在半个月内志愿军应有3个军继续南进,其他部队休整一个月后再进攻的主张。彭德怀有些不耐烦了,提高嗓门激动地说:你们的看法是错误的,都是从愿望出发。你们过去说美国一定不会出兵,从不设想假如美国出兵怎么办,现在又说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再不考虑假如美军不退出怎么办。你们指望速胜而又不作具体预备,结果只会延长战争。你们把战争胜利寄于侥幸,把人民的事业拿来赌博,只会把战争再次引向失败。志愿军休整补充需要两个月,一天也不能少,没有相当的准备,一个师也不能南进。我反对你们这种轻敌的错误意见。你们认为我彭德怀不称职,可以撤职审判。彭德怀接着根据毛泽东来电的意见指出:仁川以北,全部海岸警戒和后方维持交通,由志愿军负责。人民军4个军团约12万人已有两个月休息,归你们自己指挥,照你们的愿望继续向南前进。美军果如你们想象的那样退出朝鲜,我当庆祝朝鲜解放万岁,如美军不退走,志愿军按预定计划南进作战。
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只得表示,人民军还没有准备好,元气也未恢复,不能单独前进,承认确有速胜情绪,并勉强同意志愿军休整两个月。
朝方因缔结停战协定对中方不满
第五次战役以后,中国方面感到战争难以继续下去了。1951年5月下旬,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定下了“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的方针。毛泽东随后请金日成抵达北京进行商议。斯大林也来电表示,“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据苏联大使观察,“朝鲜领导人对于停战谈判有些戒心,尽管他们没有公开和直接地表达出来”。金日成从北京回来后十分沮丧,认为苏联代表马立克6月23日在联合国呼吁停战谈判的发言“是中国力图达到停战和摆脱援助朝鲜这一负担的最明显的表示”。虽然他后来也“认识到了缔结停战协定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必要性”,但他认为中国代表团(主要是其负责人李克农)为能达成停战协定而对美国人过分宽容和让步,抱怨中国人在谈判过程中没有及时、充分地听取朝鲜代表的意见。
7月27日,毛泽东通知金日成,如果美国人坚持将现有的前线作为分界线的话,那么中国人认为可以向美国人作出让步,金日成表示了极大的不满,立即答复说,“这种让步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对朝鲜的“严重的政治打击”。金日成甚至对朴宪永说:“我宁愿在没有中国人的帮助下继续进行战争,也不愿意作出这种让步。”后来因美国代表在分界线问题上提出了过分要求,并在谈判区进行挑衅,中方表现出强硬立场,朝鲜人的情绪才有所好转。不过,苏联大使注意到,“最近朝鲜人对中国人的态度明显地冷淡了,朝鲜人更加坚定了依靠苏联的方针”。
因战俘问题谈判陷入僵局
1952年5月2日,停战谈判五项议程中的四项已经全部达成协议,但在第四项议程,即关于战俘安排问题上,美国方面提出了自愿遣返的原则,而中国方面坚持应全部遣返,双方谈判陷入僵局。
朝鲜领导人原指望不晚于5月份与美国人签订停战协定,并依此来计划安排1952年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没想到谈判产生争议而拖延下来,“这使朝鲜领导人感到莫大的失望。金日成建议中国同志在战俘问题上作出让步”。
或许是考虑了朝方的意见,7月3日,中朝代表团提出了新建议,同意朝鲜籍战俘无需全部遣返,“即其居住地在敌对方的朝鲜籍战俘应返回敌对方领土;在应召入伍前居住于俘获方领土上的朝鲜籍战俘,应全部留在原处并应被释放遣送回家”。但是美国方面不顾中朝方面的一再退让,于7月13日提出了总共遣返83000人(包括人民军被俘人员的80%和志愿军被俘人员的32%)的概数,并声称这是最后的、坚定的、不可改变的方案。
对此,毛泽东的态度十分坚决。他在7月15日给金日成的电报中说,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引诱性而并非真正让步的方案,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战争继续下去,固然会给朝鲜人民和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战争中愈战愈强,鼓舞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对侵略战争,推动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的发展。毛泽东保证,中国人民愿尽一切可能帮助朝鲜人民解决困难。总之,“在现时形势下,接受敌人这一方案必然要长他人志气来灭自己威风”。
金日成在回电中表示赞同毛泽东对当前局势的分析,并感谢中国将全力提供援助的承诺。但在同一天给斯大林的电报中,金日成抱怨说,由于消极防御的方针,敌方轰炸给朝鲜的城市和平民带来了极大损失。虽然他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还是希望尽快停战:“我们必须坚决力争尽快签订停战协定、实现停火和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换所有战俘。这些要求会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并使我们从被动的局面中摆脱出来。”
中朝对战俘问题立场完全不同
中朝在战俘问题上持有不同立场。由于受国内战争传统做法的影响和缺乏国际斗争经验,中方从一开始就未曾想过扣留战俘。1950年11月17日彭德怀致电军委,拟在战役发起前释放100名战俘。18日毛泽东复电:“释放一批战俘很对。今后对战俘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这样,中方掌握的战俘即相应减少。1951年11月中朝商定,为便于释放战俘工作,以后南朝鲜战俘交由人民军管理,而志愿军只管理其他国家的战俘。这样,中方实际看管的战俘人员十分有限,而朝方出于战后经济建设需要劳动力的考虑,则暗地里扣留了大量战俘。在这种情况下,朝鲜领导人当然不可能理直气壮地坚持“全部遣返”的原则。问题最后还是在莫斯科得到解决的。
周恩来于8月访苏,与斯大林举行了多次会谈。中途赶来的金日成、朴宪永和彭德怀参加了后期会谈。关于战俘问题,斯大林问,毛泽东是让步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周恩来表达了毛泽东“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的看法,说:“朝鲜人以为,继续打下去不利,因为每天的损失要超过在遣返上有争议的战俘人数。毛泽东则认为,战争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打乱了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斯大林当即肯定说:“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美国意识到,这场战争对他们是不利的,必须结束它,特别是当他们知道仍有我军驻在中国以后。需要的是毅力和耐心。”斯大林还提出了一个更能触动中国领导人神经的问题,他提醒周恩来说:“对美国必须强硬。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
斯大林支持毛泽东,否定了金日成
9月4日与金日成会谈时,斯大林问到,朝中之间在谈判问题上是否存在某种分歧?金日成回答:“我们之间不存在原则上的分歧。我们同意中国同志提出的那些方案。但是,由于朝鲜人民目前处于的严重状况,我们更愿意尽快缔结停战协定。”斯大林立即说:“我们在此已经与中国代表团讨论了这—问题,并表达了这样的建议:不同意美国人提出的关于战俘问题的条件而坚持自己的条件。”“如果美国人不愿意遣返20%的中朝战俘,……那么他们的那20%的战俘也不能返回,一直到他们不再扣押中朝战俘为止。”斯大林最后以肯定的语气结束了这一话题:“这就是我们对此问题的看法。”此后直到斯大林去世,金日成没有再提立即停战的主张,而是关注于如何更多地取得苏联援助物资的问题。不过,在战争即将结束之前,中朝之间在是否立即签署停战协定的问题上又发生了争论,这是朝鲜战争期间的最后一次分歧。
1953年3月以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及战争方针发生改变,从而加快了朝鲜停战谈判的进程。李承晚不想停战,并以擅自释放战俘的做法破坏协定的签字。为此,中方主张再发动一次战役,借以争取更好的停战条件。而朝方则要求马上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对李承晚释放战俘的行为不必追究。彭德怀没有理会金日成的主张,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按自己的意愿发动了一次较大规模的阵地突破战,并取得成功。显然,在停战问题上,金日成考虑的是朝鲜的实际利益:既然无望在战争中取胜,那么最好在维持现状的前提下尽早结束战争,转而进行经济建设。而毛泽东因其对亚洲革命负有的领导责任,则必须着眼于两个阵营之间对抗的总体形势,着眼于在东北亚乃至整个亚洲的安全利益。唯其如此,在中朝之间发生分歧时,毛泽东才屡屡得到莫斯科的支持。
总之,上述中朝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及其解决过程,除了历史因素以外,反映了阵营内部国家关系的普遍现象,即当国家主权利益与整个阵营的共同利益发生冲突时,必然是前者服从后者。总体说来,中朝之间的问题,并不单纯是各自利益的对立,而是阵营全局利益(往往由中方代表)与当地局部利益(一般由朝鲜提出)之间存在着差异。所以,苏联立场的偏向,也更多地是因为中国的主张比较符合斯大林认定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亚洲冷战中的总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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