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杨宪益时代的翻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1/10/16 14:11:13
后杨宪益时代的翻译
from南桥的博客 by 南桥
在最近举办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作为主宾国的中国专门有“版权服务站”;书展上也签下了多笔版权订单。 据报道,书展期间,中国内地出版参展团共签署版权输出3553项,其中合同2417项、意向1136项。
又,11月17日,新闻出版总署在京召开“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专家评审会,对112家出版社提交的311个项目进行初评。该工程包括《中国学术名著系列》和《中国文学名著系列》两大系列。为保证质量,让中国图书“走出去”,新闻出版总署专门成立了以柳斌杰署长为主任、邬书林副署长为常务副主任、中国编辑学会会长桂晓风为副主任的评审委员会。阵势不能说不大,评审不能说不严。
中国图书大批量输出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就在这个时候,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去世了。
这些事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实在前后关联。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杨老先生这样的人物。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在中译英领域里,就好比中国两弹一星事业里的钱学森。杨戴二老,或许抵得上311个送评项目两大系列工程。
严格说来,文化推广并不能按照工程思维按部就班招标投标这么办。不然,只能会产生豆腐渣文化工程。在“版权交易”的诸多新闻中,有些人对版权输出交易的“丰收”沾沾自喜。可这些交易卖的不是打着Made inChina标志,交给货运公司就可以完事的有形产品。我们这里讨论的,是这些文化产品走出去所需的人肉桥梁 —— 翻译。
如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黄友义在《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那样, “没有翻译,谈中国文化走出去,谈提高软实力就是句空话。”根据黄先生的说法,中国真正合格的“中译英”人才不足百人,人才的匮乏将导致文化上的“逆差”。
通常情况下,翻译中,从A语言到B语言的翻译,通常是由以B语言为母语的人士来做,比如英文作品翻译为中文,则由中国人翻译的情况居多,翻译成英文,则有以英文为母语的人士来翻译居多。但是黄先生感慨,找不到合适的外国人来担任此任务,汉学家则产量有限,那么很多中译英的任务,最终还由中国人自己去译。
“自己去译”这种做法,如果有合适人选,那自然无可厚非。不过千万不能因为“找不到其他人,所以我们自己凑合着翻”吧这种心态来解决问题。我给人看过一些社科期刊的英文翻译,能看出是这种”退而求其次思维下的权宜之译。我只能对这些翻译敢于献丑的勇气表示佩服。科学文献尚且如此,何况文学翻译?文学作品本身靠的就是文字,如果翻译质量不佳,读者也不会去读,去买,纯粹是浪费出版社、作家、译者等所有人的时间,一点必要都没有。我相信宁缺毋滥。宁可别翻出去丢人,也不要凑合着给瞎翻出去。汉学家葛汉文曾说过一段故事,说有一个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博士生翻译了贾平的《废都》,可惜那留学生水平太差,翻译出来的东西,用葛汉文的话来说,“是一堆文字垃圾。”故而《废都》翻译成英文后,再次被废了一次。
那么,在杨宪益和戴乃迭这样珠联璧合的翻译大才之后,谁能担当文化输出大任呢?在对外文化输出中,人们看重的是人,而不是一个出版社,一个项目,一个国家的宏大工程。因为落到最后,我们的计量单位是一本本的书,一段一段的文字,这是译匠们一个字一个字码出来的。
但是译介的重磅人物可遇不可求。如今国外的人了解中国,就我所知,人们还是看林语堂、钱钟书等真正跨文化大家的作品,和杨宪益、许渊冲等大师的译作。不久前,我看到一位嫁到中国的洋媳妇的博客,她介绍说她回到美国之后,如饥似渴地寻找所有赛珍珠的小说。这个小小的细节,或许是一个警告:为什么21世纪的美国人,嫁给了中国人,居然还要看20世纪早期的作品来了解中国呢?今日的作家和翻译们都死哪里去了?今日中国,难道就没人能很好地介绍当今的中国了吗?可是读者用眼睛投票,这个细节,说明在了解中国的时候,这位洋媳妇找不到比赛珍珠更好地文化桥梁。
在大师逐个去世后,谁可以担负起他们曾经有过的角色呢?还是我们面前只剩下断桥残雪?或许这些人物在成长之中,那就等他们慢慢长好了。或许他们不过早抛头露面也是好事,省得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过度催熟,最终“泯然众人矣”。或许,大师时代过去了,中国需要的,是给作为一个行业的翻译,提供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这可能比搞一些国家文化工程重要得多。
这里我先说点题外话:文化输出搞国家工程很难有成效。这些事情国家不能包办。国家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把伸得过长的手缩回来。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这些年孔子学院在外,就我所知,所起作用低于当初预期。汉办将一些国内老师空降到国外,呆上一两年时间。希望借助这些人来推广中国文化。我不是怀疑这些老师的能力,但是这种一两年的安排,使得项目本身不具可持续性。而且在后勤安排上,也有诸多问题。这些老师出来,和家里人分开一两年,长又不长,短又不短。这样的机会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出来后轻则影响孩子学习,重则导致家庭破裂。就算汉办下设妇联了,这些项目的可持续性也值得怀疑。为什么不发挥当地社区的力量呢?
由此我联想到,中国文化的输出,需要突破传统的思路,不能让官方包办思维主导文化输出。我这里想到了如下几点思路:
第一,必须放开民营出版的手脚。这些出版社在我看来大有潜力,且机制灵活,对市场敏锐,很有能力将好的文化产品运作出去,可是就我所知,它们面临书号等多方面限制,不能轻易“转正”。关于这一点,或许业内人士有更深体会,我这里就不班门弄斧了。
第二,应该借助海外学人和学者的力量。他们身处当地文化之中,更有可能知道所在国的需求,应该激活他们的潜力。我所知道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学习,并不是个个都是大款和官宦子弟,有些学生经济困难,需要工作机会,而去美国人的工作单位,则有工作许可之类的法律限制。但是如果是利用自己的时间,利用自己的语言特长,给国内出版机构做事,则有很多机会可供利用。这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才库,何不加以利用呢?
第二,寻找在中国的外国朋友。有一次贾平凹在媒体上抱怨自己的作品难以翻译出去,因为里面方言众多。很快,阎连科《丁庄梦》等作品的英译者Cindy Carter就写博客抱怨说,这根本不是方言翻不出来的问题,因为任何翻译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语言问题,这是这一行的常见现象。她又表示:“你们这些【出版社的】老爷们,干嘛就不屈尊拿起电话来,找一找住在你们所在城市里的新一代翻译们呢?”我们一提到对外翻译,就想到这些顾彬葛汉文这些老一代“汉学家”。大家不知道,有很多像CindyCarter这样的新一代译者,已经跑到中国文坛来“寻宝”,主动在介绍中国文学出去,也很有兴趣更多地翻译中国文学出去。我不知道国内出版社有没有注意到这群人的存在?我自己倒是常关注他们,我也在其博客上留言,要求他们主动出现在中国出版商的雷达上。目前中国出版社是不是找不到这些人?还是这些人找不到中国出版社呢?我搞不懂。不要以为到中国来学汉语的外国人,就只能在联欢晚会上露露面,说点洋腔洋调的汉语,增添笑料,这是低层次的利用。Cindy的说法颇有道理,有些外国人是认真来中国想干点事的,也有这个实力,但是没人来找他们做这些。
第四,开展中外合作。杨宪益和戴乃迭之所以能译出大量高质量的作品来,靠的是二人“夫唱妇随”的合作。这个模式岂能轻易复制?但中外的合作,倒是容易促成的,如作者和译者合作,中外翻译的合作翻译,翻译和校对的合作等。去年我和美国一大学教授就合作写作、翻译了一系列专供国内英语学习者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传记丛书。美国合作者写作,我策划,翻译,并与国内出版社联系。我们的合作十分愉快,我相信可以利用同样的模式,去做对外翻译工作。如哪家出版社有此需要,我可帮助联络。
第五,提高翻译的待遇。中国很多文学作品,首先翻译的语言不是英文,而是法文瑞典文这些文字,而不是英文。为什么呢?据一些英美翻译透露,这些国家的社会福利比较发达,一个译者能暂时不去工作,也能安安静静做一些长篇的翻译任务。而英美的翻译没有这种奢侈,一般都希望能像本国作家一样,能先拿到一些“预支稿酬”,能不为生计所忧,做一些翻译工作。但是中国很多出版社体制过死,稿酬标准单一而低廉,没有预支稿费的惯例。
我们中国自己的翻译更倒霉。给国内出版社翻译,稿费不过是千字50-70元的象征性稿费,沉舟侧畔千帆过,物价飞涨它依然。有些出版社花得起100万美元买版权,但是舍不得哪怕是1万元,去分一杯羹给辛辛苦苦的翻译。前些年我呕心沥血译的一本关于奥斯卡·王尔德的书,翻译家许钧都给出了很高评价,但我所得稿费不过六千余元人民币,那时候我感叹这个投入产出比远不如养猪(此后养猪业迅即繁荣起来,此为后话)。这种待遇,不要说有用稿费买四合院这种好事,恐怕像“舍间常备酒如泉”的杨老先生那样,几杯酒钱都不会有。不找个day job,只能学学杨老,叹一声天运苟如此,且进西北风了。翻译愿不愿喝西北风,守得守不得清贫,这是我们的事,而出版社利用文人轻言利的心理,摆明着盘剥,就是他们的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