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利他”与“利己”的合宜点

寻找“利他”与“利己”的合宜点

蒋昌健  金昊

张跃伟  金昊

王本康  金昊

耿裕华  金昊
蒋昌健(主持人)：四位演讲嘉宾的主题发言，不约而同说到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利己，一个是利他。作为企业家来讲，能不能同时利己又利他呢？我们请复旦大学管理学院EMBA项目推选的互动代表和嘉宾交流观点。
主持人点评——讨论的意义,不在于回到经典,而在于能否避免重蹈覆辙
今天谈论企业家的利他精神，副标题是从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谈起。经过这几个小时的对话，与其说我们解决了亚当·斯密有关企业家利他精神的理论问题，以及在营商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现实问题，还不如说我们在讨论过程中提出了问题。苏勇教授谈到了市场经济的控制论、杠杆论问题，也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金字塔结构。我们希望大家思考这个问题。在这个结构中最底层的是经济责任，其次是法律和环境的责任，在当今全球变暖和温室气体效应使得海平面上升、甚至一些国家可能不复存在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使得金字塔的结构做一个转变，那就是将最威胁人类整体利益的生存物质条件放在底座部分？
我们讲“利他”，这个“他”，是一个国家的他，一个民族的他，还是一个全人类的他？
第二个问题是谢宗林教授提出来的。企业要不要谈利他？企业家要不要谈社会责任？工业化的社会，如果法制健全，每一个企业家都兢兢业业地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尽自己的责任，社会也许就会很和谐。但是企业家又是生活在小社会范围中，因此一定会有小社会的环境在制约他，从小社会中产生一些质朴、自然、基于血缘关系的内在要求，对企业家来讲，这些究竟是额外的负担，还是必须坦然承受的？
葛万军先生也提出了他的问题：每一个企业家都要尽自己的责任。从这一问题出发，我们可以追问：如果企业家的责任在英国谈，限度在哪里？如果在中国谈，限度又在哪里？
人类经济实践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基本原理造福了国民，同时积累了世界的财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屡次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是亚当·斯密的理论有局限，还是因为具体的营商的实践有局限？或者是我们营商的实践并没有充分积累到能够进一步揭示亚当·斯密理论的贡献？历史经常会开这样一个玩笑：理论的现实跟经验的现实之间，始终存在一定的落差，而这个落差往往让我们身在特定时代的人们，必须支付不小的成本。
问题不在于落差存在不存在。问题在于，当我们回到经典的时候，开掘这些经典对现代市场经济所具有的意义的时候，一方面承认理论的现实和经验的现实存在这样的落差，另一方面是不是能够尽量减少这个落差给我们带来的社会成本？更重要的是，能不能让我们避免过去曾经犯过的错误？
我想，这就是今天讨论问题的意义所在：不在于我们解决了什么问题，而在于我们共同发现了哪些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本版文字根据11月21日在复旦大学举办的第27期“文汇讲堂”现场记录整理）
企业家精神就是利他精神
张跃伟（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市场总监）：我理解，企业家的精神就是利他的精神。“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把钱从你的口袋装到我的口袋的距离。”所有的商业出发点也是如此，但这个过程是不是很轻松呢？每个人都是聪明人，如何让大家心甘情愿掏钱出来？想明白这个简单的逻辑以后，就很容易理解利己和利他的关系。
作为基金管理公司，很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去宣传公司的投资理念，传导正确的理财观念，寻找、说服客户从口袋里拿出钱来购买你的基金。然而投资有风险，有人赚了也有人赔了，有时候赚了有时候赔了。当投资使得资金增值，客户才会继续买入基金，基金公司规模才能做大，才能获得更多的管理费收入。这就是一个在基金行业中要利己先要利他的事例。如果基金不能帮客户赚到钱，就会发生赎回行为，基金公司就失去了这部分的基金管理费收入。购买与赎回基金的过程中，无论是客户还是基金公司，共同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资金能保值、增值，双方得益。要利己先要利他，关键是要在利己和利他关系之间找到共赢点。回到今天交流的主题，亚当·斯密给出了一个答案，就是“合宜”。
人的原始情感复杂多样，在利己和利他的天性里面，关键是要找到合宜的情感，做着合宜的事情。这跟今天极力倡导的“和谐”应该是同出一辙的。市场经济方面，个人考虑自利的动机都十分迫切和强烈，比如说现在股市和楼市，一轮比一轮火爆，怎样赚到更多的钱，大家都产生出一种时不我待的焦躁。
我不否认从利己的动机出发做出的利他行为的社会价值，但即使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也要迫使自己遵守交易的行为规范。从理论上来讲，亚当·斯密提出的伦理学应当是经济学的一部分，人类的行为动机和渴望的社会评价并非仅仅是物质目标，还有诸多利他主义的价值目标，诸如美德、亲善、忠诚等等。
追逐利润，是企业的天性追求。但是企业最终能在市场中长存和发展，它必须把担负起贡献社会的责任作为经营事业的第一要件。“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要想把别人口袋里的钱装到自己口袋的距离缩短，必须首先让别人有利。企业家的精神应该是利他的精神。
只有利他才能利己
耿裕华（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利他和利己的问题，我认为，首先利他是双向的，在我的角度是利他，在他的角度上可以利我。
股东将资源交给企业管理，作为股东来讲在利己的同时，也是利他，而企业家得到可支配的资源，这也可理解为是互为利他。作为一个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首先要把信托权力做好，就是把企业本身的事情做好。企业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也是市场的组成部分；把企业的事做好，就是对社会的贡献。企业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感恩时代、回馈社会是企业的另一项社会责任。做慈善事业，改善环境，说到底是在追求大环境的和谐。现代企业绝不仅仅是资本与智慧的简单合作，更是道德、良知与人性的完美凝聚。企业财富具有社会属性，它来自社会，更应回归社会。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如果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里，那么它在道义上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仁者爱人”。成功的企业家必将成为慈善家，这是社会人文发展的必然。“达则兼济天下。”一个成熟和理性的企业家应当将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与追求合理利润都置于重要位置。
企业是不是赚了钱以后才能对社会做贡献？不一定。这是目标的问题。企业家首先是社会人，2500年前孟子讲过“羞耻之心”，“恻隐之心”。在国家遇到困难的时候，或者天灾人祸的时候，就应该有赴汤蹈火的精神。天下兴亡，企业有责，这既是利己的也是利他的。所有的利己和利他，除了政治和军事领域以外，始终是一对联合体，只有利他才能利己。
合法经营是企业家的道德底线
王本康（上海东方飞行培训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刚才张总讲了一句很形象的话，她说经营是使钱从别人的口袋到你的口袋的距离越来越短。现在假设张小姐口袋里有100块钱，我现在想把这100块钱拿到我的口袋里，大家可以设想一下我有多少种方法？
实际上方法就两种：一种是合法的，一种是非法的。合法当中又有道德和不道德之分。企业作为经济人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家在市场中实现目标的路径选择千姿百态。“三鹿奶粉”事件造成了中国民族奶业的巨大灾难；证券市场上“呼风唤雨”的黑手频频曝光；“黑煤窑事件”屡屡出现。最近又发生了湖北大学生勇救落水儿童而牺牲，可打捞公司却索要高价、不见钱不捞学生遗体的事件。这些事件、现象发人深思，人们拷问企业家的灵魂，市场的有序运行必然要求企业家把合法经营作为自己的道德底线。
道德是人的本性，是善恶、荣辱、是非的判断，是内部观照、自律。在市场经济中，合宜的道德情感引领企业家塑造诚信、合作、共赢的品质，形成对他人、对社会履行义务、承担责任的“利他”精神。
但是法律跟道德不一样。道德是自律，是内心的评判；法律是国家的集体意志，是外部的约束，是刚性的东西。法律对于市场来说，可以规范，使市场行为更有秩序、更公平、更正义。
道德和法律同时调整市场主体行为，但是合法经营应该是企业家的道德底线。企业家遵从这个道德底线，可以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使资源能够更优化，使效益最大化。企业家要合法经营，同时也要履行社会责任。去年“5·12”汶川大地震后，东航迅速反应，提供许多航班向灾区运送了大批的救援人员和物资，运回了许多伤员；东航的直升飞机还直接投入灾区担负转运任务。不计经济成本，这是紧急关头一个企业的道德和良心。真正的企业家不仅为社会创造物质产品，更为社会贡献精神力量。比尔·盖茨功成名就后，把几百亿美元捐献给社会慈善事业，在转身之际为全世界的企业家留下了一个美丽的身影，也是对于我们今天讨论的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的最好诠释。
利他和利己很难分开
张跃伟：在基金行业跟银行合作的过程中，做了很多利他的工作，比如说做培训、免费推广、促销等。但基金公司从银行得到的帮助却很少。我利他做了很多，为什么不能实现利己呢？我请教专家，怎么样能解决目前的困惑？
苏勇：商场上很多事很难讲到底是利己还是利他。银行网点建设、人力资源都有成本。如果没有银行网点来帮基金公司销售基金，基金恐怕也不会有那么好的业绩。反过来，为了使银行帮助基金公司把基金销售得更好一点，就像张总说的，要培训，要有投入。这个时候利己和利他就很难分开。基金公司和银行在共同盈利的同时，为社会大众提供了很多很好的产品。
我觉得张总说的那句话很重要，不能做违法乱纪的事情，如果一旦有这样的事情，客户就把钱抽走了，基金份额就下降了。在市场经济当中，企业在利己的同时，实际上自觉不自觉地在做一些利他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