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主义模式之四之遗传规律 孙越生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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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主义模式之四之遗传规律 孙越生 作
遗传规律
如果说,终身制是专制权力的必然归趋的话,那么,世袭制就是终身制的必然归趋。完全成熟的君主专制的特征,从空间看是排他的独占性和不可转让性,从时间看是终身制和家族世袭制。世袭制是个人专制制度达到充分成熟形态的最高标志。
在父家长制社会,没有世袭制,没有亲骨肉把自己这种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大一统特权“遗传”下去,专制者是无论如何死不瞑目的。这可以说是继承老化规律而产生的权力延续规律,也是人类压迫剥削欲的兽性和骨肉情的人性相互寄生依托的一个表现。列宾的《伊凡雷帝杀子》一画就描绘了这种人性中善恶互依互生的辩证法。伊凡雷帝在杀死自己儿子后双目惊呆的表情和用手捂住儿子流血的伤口,这些情节细致入微地表达了一个暴君身上人性中善恶的冲突与转化。马克思主义历史家忌讳记述暴君作为活生生的人的复杂心理。克服这种简单化的历史人物观,把专制君主当做活生生的人来描写,才能对官僚政治有更加生动而深刻的科学理解。愈是说明寄生在人性之上的官僚主义兽性如何阴险狠毒,或寄生在兽性之上的人性如何执着顽强,就愈能鞭辟入里地理解官僚政治导致国家历史悲剧的必然性,也就愈能清醒地研究克服官僚主义弊端的规律性。
专制君主想把自己的绝对权力无限恩宠地死后“遗传”给自己的子孙,却想不到这种恩宠往往会引起骨肉相残的内讧。历史上王室内部的权力之争,特别是储位之争,不绝于书,为文艺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从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的《奥列斯特》,到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从唐太宗的玄武门之变,到世祖的诛杀手足,这些王室内部最卑鄙的兽性发作,又无一不是在爱河情海的权力遗传之舟上演出的。正如《红楼梦》第七十五回中探春所说的:“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像乌鸡眼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倘若没有权力遗传规律下的世袭制,不仅可以少了许多骨肉相残,而且历史也将大异其趣。但是,人类必须发展到一定高度,官僚政治才不需要也不可能借助情欲、借助血统来延续。凡是借助血统来遗传的官僚政治,不妨给它起一个并不雅驯,但却抓住特征的名称:生殖器官僚政治。
必须指出,权力遗传规律不仅可以通过血缘姻娅关系而表现,还可以通过集团成员彼此提携交换和形成封闭系统,有计划地集体安排自己子女为接班人来实现,可谓“集体遗传”规律。不仅可以从人到人直接遗传,而且还可以通过经济的中介而“遗传”,可谓“嫁接遗传”工程。即以政治权力庇护子孙获得经济实力,再凭借经济实力转换成政治权力,或者,政治与经济联姻而双轨继承,实行遗传。这就是权力遗传规律适应环境和时势而产生的变体,说明权力遗传规律的顽固性。
成熟的专制制度的特征是权力独占制、终身制和世袭制。成熟的私有制的特征是财产的独占性、延续性和继承性。两者多么像一对孪生子那么相似。这对人类天性的孪生子尽管在历史上的成熟期由于条件不同而有先后之分,但是,它们在作为社会人的规律性上是同源、同根、同时的,因为权威欲与占有欲是随着社会猿的进化而俱来的。
这对孪生子在历史上的衰落期也因为条件的不同而可能出现差异。例如,有的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已经受到很大打击,甚至基本消灭,但是权力终身制和变相世袭制--权力“集体遗传”和“嫁接遗传”规律还在继续发挥作用。有的社会,权力终身制和世袭制已经基本消灭,但私有制还大量存在,甚至更加繁荣。但是,这一对孪生子由于它们的同根同源而可以相互转化,所以,两者成熟期的时间差和衰落期的时间差都不足以保证在把它们各个击破后不再复生。在权力终身制受到很大打击甚至基本克服而私有制还存在的地方,权力的实质(支配人)能够通过私有制经济进行变相延续。在私有制受到很大打击而权力终身制还存在的地方,私有制的实质(剥削人)能够通过政治权力变相延续。也就是说,压迫和剥削能够以各种不同的形成而继续存在。
研究这一类孪生的问题,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克服社会不公平状态的困难,也认识到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不能相互替代,而必须同步进行。中国新权威主义论者提出的“先市场化,后民主化”的两阶段说,
实在是很天真的“食洋不化”,不明白中西历史差异的所在: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生不逢辰,死非其时。如果有人足够聪明,把新权威主义作为官方哲学或半官方哲学,那也只是小聪明,而不是大聪明。因为,中国的官僚政治,如果不借助人民的力量(哪怕是逐步放开地借助)就无法抵抗那种自我腐蚀的力量。命中注定要由人治来推动现代法治的这种历史使命的完成,无论从手段或目的来说,我们要的绝不是新权威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
当然,这种新权威主义绝对不能和社会公共生活准则所需要的统一协调的权威混为一谈,后者是任何社会都需要的,而前者是除了法西斯之外任何社会都不需要的,因为,封建专制社会不需要它的民主外衣,民主社会不需要它的封建专制内容,只有希特勒和东条英机需要它。
讲到这里,我们只讲了官僚政治遗传规律的“生理”的一面,即权力的实体(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思想权力等)凭借血缘关系进行直接遗传、集团遗传和嫁接遗传的渠道。现在需要深入一层探究官僚政治遗传规律的社会的一面,即权力的形态(控有、运用和分配各种权力实体时采取的形式、制度、手段、方法等等)通过权力主体的个性特征和体制特征而实行社会遗传的渠道。这两种遗传渠道是互相渗透,互为表里,密切不可分割的,只是为了说明的方便,才分别予以论列。
所谓官僚政治遗传规律的社会方面,或权力形态的社会遗传,也就是本书第一篇第二章第一节所指的人类“社会遗传基因”工程的主要内容之一。
官僚政治权力或权力实体在从一个掌权者到另一个掌权者的转移过程中,不管新旧掌权者有无血统关系,权力的形态在保持一定的遗传性的同时,都会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异。中国历代封建专制王朝的绵延和更替,无论是皇室内部权力更迭也好,还是外部改朝换姓也好,都未脱封建专制的范畴,这就是权力的社会遗传性的表现。但是,每一位新皇帝对前朝前代皇帝的权力体制都或多或少会惩前毖后地下一番因时制宜的改造功夫,这就是权力的社会变异性的表现。在官僚政治权力有机体中,随着变异性的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遗传的飞跃,种的突变,即权力形态的根本变革,或国体、政体的革命。但是,尽管遗传发生飞跃,却不是遗传性的整个否定,在更原始、更基本的遗传层次里,遗传物质可能仍然延续不变,犹如种可以变,而属、目、门、纲不变一样。
不仅如此,即使某些遗传物质被否定,也并不会从此失去它在进化链上的地位和影响。缺少了被否定的遗传物质,就不会有新的遗传物质的产生。因此,在社会遗传工程中,否定的和被否定的遗传物质都是进化的必要环节,甚至会反复出现,当然地都会积淀在文化传统中而活着和发生作用。犹如正题和反题都会存在于合题中一样
不仅如此,即使某些遗传物质被否定,也并不会从此失去它在进化链上的地位和影响。缺少了被否定的遗传物质,就不会有新的遗传物质的产生。因此,在社会遗传工程中,否定的和被否定的遗传物质都是进化的必要环节,甚至会反复出现,当然地都会积淀在文化传统中而活着和发生作用。犹如正题和反题都会存在于合题中一样。
例如,没有周代领主贵族封建官僚政治的存亡和强秦专制法治的速胜,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就不会如此有意识地坚决彻底地推行废封建置郡县的专制政体;没有秦因孤立而亡的前车之鉴,汉高祖不会大封同姓王和诛杀异姓王。没有强隋骤亡的新鲜教训,唐太宗不会如此惕焉戒惧地实行从谏如流的开明专制。当个人官僚主义和体制官僚主义相互反复转化时,权力实体通过权力主体的不同性格和经验,不同体制和影响而取得越来越丰富发达的权力形态。中国贵族封建和君主专制封建的官僚政治历史延续长达三千余年之久,父家长制的历史还要深远悠久,所以宗法封建权力形态的遗传积淀特别丰富深厚,顽强有力,封建文化传统也就特别丰富深厚,顽强有力。这主要是中国传统官僚政治的遗传规律表现的效应。
关于中国官僚政治的权力形态及其遗传积淀需要另辟专篇(《官僚主义权力形态论》)加以论列,不在本书详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