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六巨头(62P)2

北洋军阀六巨头(62P)分类:老照图 |共237人转藏 [2009-03-18 10: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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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名： 直隶督军曹锟纪念章(4.5厘米) 编号： DP00000312 规格： 民国初期 属性： 军队勋章--其他-民国--北京-中型（5-10厘米）-葵花形-独立章--- 简介： 历史重要人物,重大事件物证:曹锟为袁世凯的北洋五虎将之一(王士珍,冯国章,段其瑞,张勋)在当时是个保守派的代表人物,详见图片介绍.徽章保持原状无损,1966年在京抄家时收缴,当时现场红卫兵将吊襻剪毁,章扔掉。

曹锟 1862.12.12～1938.5.17 概述: 　　曹锟字仲珊，直隶天津人，北洋时期直系军阀首领、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1923年10月，通过贿选登上民国大总统宝座人称贿选总统）、国民革命军一级陆军上将（1938年6月14日被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追赠）。 　　曹锟幼年曾入私塾数年，16岁时推车下乡零售布匹，因喜玩乐，终至亏累歇业。1881年适逢袁世凯在小站招募新兵，遂应募入伍。不久即被选送天津武备学堂学习。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武备学堂，任毅军哨官。1894年随毅军赴朝鲜参加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曹锟被任为右翼步兵帮带。1907年升任新军第三镇统制，使北洋势力伸展到吉林、黑龙江。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奉袁世凯之命，由长春移驻直隶娘子关，镇压革命。1912年2月在北京纵兵哗变，为袁世凯拒赴南京就职制造借口。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第三镇改为第三师，他任师长。 　　1914年4月，又任长江上游警备司令，率第三师进驻湖南岳州，监视南方革命势力。1915年10月，曹锟因积极支持袁世凯辟帝，被授予虎威将军称号。袁世凯称帝后，又被封为一等伯。1916年1月奉袁世凯之命率部入川，镇压护国运动。6月袁世凯死后，曹锟又以其重要的军事力量，仍为北洋政府所倚重，9月任直隶督军，驻防保定。 　　1919年五四运动中，段祺瑞及其安福系声名狼藉，直系军阀乘机策动反皖系军阀活动。12月，冯国璋病死，曹锟被推为北洋直系军阀首领。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军队战败，段祺瑞下台，此后，直奉两系军阀共同控制北京政府。9月曹锟任直鲁豫巡阅使。 　　直奉两系军阀因分赃不均及争夺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又发生了激烈的冲突。1922年4月第一次直系战争爆发，张作霖战败，退回东北，直系独霸北方后，黎元洪再次拉出来复位，用所谓法统的名义，抵制南方成立的护法政府。 　　黎元洪虽然复职，但军政大权操于曹、吴手中。为使曹锟早日爬上总统宝座，扬言黎到1922年1月任期已满，应行另选。1923年6月直系军阀把黎元洪逼下台。曹锟采纳收买议员的办法，在北京甘石桥设立议员俱乐部，为进行选举的活动机关，规定选举时出席议员每人贿以五千元支票。为了筹集贿选经费，他以借军饷为名，通令直隶所属170县分大中小级，每县筹借1万元到3万元不等。他用搜刮来的1300万余元，收买了一批国会议员。1923年10月5日，选为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10月10日，曹锟由保定入京，粉墨登场。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罕见的丑闻之一。 1926年4月，冯玉祥军鹿钟麟不满临时执政段祺瑞与奉系军阀勾结，发动驱段兵变，将曹锟释放。5月1日因病辞职，由总理摄政。 　　1927年2月，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即将抵达河南时，曹锟逃往天津，此后，长期寓居天津。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曾多次请曹锟出任伪组织头目，但曹锟始终予以拒绝，保持了民族气节。1938年5月曹锟病死于天津，终年76岁。6月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一级上将。[编辑本段]生平 一、卖布郎愤而从戎. 　　曹锟字仲珊，1862年（同治元年）农历十月二十一日，出生于天津大沽一个贫穷造船工曹本生家里。曹锟的父亲曹本生，在大沽的一个船行当排工，成年累月给人家造木船，以维持这个10口人之家的生活。尽管曹家经济拮据，但曹本生性子憨直，为人要强，他宁愿自己勒着腰带，也要供孩子们识几个字。因此，曹锟兄弟几个，多在幼年读过几年私塾。 　　曹锟16岁时，父亲让他学造木船，曹锟不肯，叫他学做农活，他也不依，曹本生只好让他去卖布。因家中贫穷，买不起一辆手推车，曹锟便把布匹搭在肩上四处叫卖。曹锟性情豪爽，爱交朋友，喜欢武术，好酒贪杯，喝醉了便席地而卧，有时街上一些顽童就趁机把他钱袋里的钱偷走。当曹锟酒醒后发现钱没有了，只是一笑了之，从不追问。所以大沽一带的人们给他起了个“曹三傻子”的绰号。 　　父母见曹锟不成器，便在他17岁那年托人说媒，将西大沽一家姓郑的姑娘娶过来。郑氏长于曹锟两岁，相貌平平，但为人通情达理，过门后上敬公婆，下疼小叔小姑，对曹锟更是十分体贴，小两口和和睦睦，很少口角。 　　一日，曹锟贩布到保定城门，被两个守城的士兵拦住，不但没让进城，反而被他们谩骂嘲笑一番。曹锟无端受辱，窝了一肚子火儿。他想起自己寒来暑去，历尽艰辛，也未能改变自己吃苦受累的命运，于是他暗下决心，立志从戎。 　　1882年，20岁的曹锟应募入伍，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曹锟丢了推车卖布的小买卖后，先是在天津武备学堂学习，毕业后做了毅军的一名哨官，1894年还曾随部赴朝鲜作战。翌年，赴小站投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为右翼步队第一营帮带。他既无背景，又老实巴交，时常受人欺负。但他的一大特点，憨厚，喜怒不形于色，好处都让给别人，自己则吃苦耐劳，千依百顺，不管心中怎么想，面上从无怨言。久而久之，相对于周围那些浑身毛病的兵哥来说，竟颇有些出淤泥而不染的妩媚，于是渐渐地也就闻达于上司，甚至袁世凯都知道了有这么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 　　曹锟听说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有个拜把子兄弟叫曹克忠，在当地很有权势，人称“大帅”，于是备下厚礼前去拜谒。常言道：“礼多人不怪”。这曹克忠也是天津人，曾任广东水师提督，一看来了个姓曹的小老乡，很是开心。接着一查族谱，发现曹锟竟是自己的孙辈，自然更加高兴，便正式认曹锟为族孙，并派自己的姨太太去袁世凯那儿为他通融，自此打开了曹锟扶摇直上的康庄大道，由帮带而帮统，由帮统而统领，由统领而统制。 　　曹锟曾到朝鲜参加中日战争，后被送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学习，成为袁世凯小站练兵的骨干，此后，日益得到袁的器重，1907年被袁世凯任命为北洋军第三镇统制官。民国成立后，曹任陆军第三师师长，曾于护国战争时率军南下四川，与护国军作战。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列为直皖两系，曹在两系暗斗中，脚踩两只船。在冯国璋死后，曹成为直系首领，相继取得了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的胜利，成为主宰中央大权的实力派人物。 二、驻保定大逞其威. 　　在曹的生日这天，光园内外张灯结彩，门前车水马龙，各省军政要员纷纷奉承巴结，大送寿礼自1916年9月曹锟任直隶督军，到1923年10月他贿选中华民国总统期间，曹主要驻在保定，保定成了直系军阀的大本营。直皖之战、第一次直奉战争及许多重大政治事件，都是在保定谋划决策的。现择其在保定的一些所作所为，从侧面反映曹的面貌。 　　镇压爱国学生的进步活动--曹锟驻保期间，禁止学生们阅读进步书籍，反对学生的爱国运动。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消息当天傍晚就传到了保定。一些进步的爱国学生争相传告，愤怒谴责北洋政府丧权辱国的卖国行径，谴责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强烈要求中国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保定高等师范、政法学校、农业专科、第二师范、私立育德中学的学生们纷纷罢课，到直隶督军署门前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面对学生的爱国运动，曹锟躲在督署府里十分害怕。5月7日，直隶省教育厅派督察员王琛来保定会晤曹锟。曹锟下令禁止学生集会游行，阻止学生罢课，并派出大批军警监视各校学生的活动。 　　1922年，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育德中学学生王锡疆等人代表保定团组织出席了会议。回保定后，王锡疆主持保定市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同年，王锡疆在给第六中学学生杨景山的信中邮寄了《社会问题研究会章程》，被军阀当局查获。因其中涉及“布尔什维”等内容，曹锟便下令通缉逮捕王锡疆。王在校长郝仲青帮助下，脱身到北京，后与邓中夏一起从事革命工作，并由邓中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保定的第一个共产党员。 　　1923年5月康有为从洛阳到易州谒清西陵，顺路到保定。曹锟在保定光园为其接风洗尘。康有为特为在建的曹锟花园提名“老农别墅”。康有为还在河北大学发表演说，进行反对新文化的宣传，深得曹锟欢心。一天，曹在与康有为的谈话中讲到王森然在第二女师学校增设白话文课程，宣传新文学时，康有为十分气恼。他对曹锟说：“他本来是个小桐城，我知道他是桐城派倒戈的，不能让他在保定呆下去。”恰值保定召开直奉战争直军全体阵亡将士追悼大会，王森然写了两篇痛斥曹锟的文章，在保定各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使曹锟十分愤恨。他以防“赤化”为名，于5月18日晚派人去学校抓王森然。王事先听到风声，当夜化装逃到北京，在李大钊、林语堂、胡适等几位教授的掩护下，才躲过了通缉。 　　大兴土木修建大本营——曹锟驻保定后，就开始着手修建大本营。他先在保定东郊征购土地，修建飞机场，拆通西关新开路，拓宽南大街，又将原清代直隶按察使司衙署改建为宾馆。因他仰慕明朝蓟辽总督戚继光的英名，所以把宾馆命名为“光园”。曹锟平日在原直隶总督署办公，下榻在光园。 　　曹锟爱看戏，他将关帝庙改建为戏园，人称“曹锟戏园”。他常常邀请当时戏剧界名角来保定演出。张勋复辟失败后，曹锟兼署直隶省长。曹锟在此春风得意之时，特邀京剧名角梅兰芳来保定演出，并亲自率领亲信坐马车到保定城北迎接。 　　不料，梅兰芳是乘私人汽车来的。汽车在当时很少见，一般的达官贵人有汽车的也不多。曹锟见梅有自己的汽车很是羡慕，心想我一个堂堂的直隶省长竟不如一个唱戏的排场，真是枉为人生。梅下车后，改乘曹的马车进城。曹锟对梅热情备至，并邀请梅同住光园。不久，曹锟便派人买来４辆汽车。自此，保定街头出现了汽车。 　　1921年，曹锟欲将大清河两岸600余亩地兴建为规模宏大的花园。刚刚经受了大旱之苦的保定劳动人民，听说曹要建花园，扶老携幼前来参加修建，为的是讨口饭吃。1923年秋季，花园终于建成了，里面有楼台轩馆，水榭曲廊，花径亭石，苍松翠竹，汇集了南北园林之精华。曹十分喜爱这个花园，几乎每天早上都到此散步打拳，同时，也允许普通老百姓进园游览。可能是因为曹锟前半生无儿的缘故，他十分喜欢男孩子，曾在园中游玩时认过五六个干儿子，有的干儿子还依仗着曹的势力发了迹。 　　六十寿庆排场空前——1922年农历十月二十一日，是曹锟的60大寿。此时，直系在直奉战争后，控制了北京政权，北方俨然是直系天下。作为直系首领的曹锟踌躇满志，决定大庆60大寿，借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 　　在曹的生日这天，光园内外张灯结彩，门前车水马龙，各省军政要员纷纷奉承巴结，大送寿礼。吴佩孚从湖南赶到保定，做总招待员。曹锟见吴佩孚如此恭顺，十分高兴。他对幕僚们说：“子玉（吴佩孚字）生性古怪，却独能推崇老夫，这也算是前生的缘分咧！”众人听了争着奉承说：“吴帅无论怎样威望，怎比得上老帅勋高望重，震古铄今？此中不但有缘，也是老帅德业所感召啊！”曹听了十分开心。 　　为了助兴，曹锟还特地以重金请来梅兰芳、余叔岩、杨小楼、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筱翠花等戏剧界名流来保参加堂会。演戏7天，犒赏达30万元。 　　曹锟过生日如此铺张奢侈，挥金如土，但对军队却常拖欠军饷，以致引起兵变。 　　保定东门外驻有一个炮队，曹锟每星期都要检阅一次。一次，炮队因欠发军饷发生哗变，驾起大炮向市内督军署方向开炮。曹锟即派人前去抓捕肇事者，并斩其首级，悬挂在城门楼上示众。 三、买选票贿选总统. 　　历史无法掩盖，后来揭露的幕后的真相是：共有480名参会议员收受了曹锟的贿赂曹锟在历史上最出名的一点，就是他贿选总统。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最终却被定格在了耻辱点上，十分有趣。这次贿选在历史上也是一出有趣的喜剧或闹剧，把貌似庄严的政治大大调侃了一番。曹锟本是个戏迷，喜欢点戏、看戏、捧戏子，不想自己却主演了这出历史喜剧。 　　1923年，政治野心急剧膨胀的曹锟不顾自己依赖的直系支柱吴佩孚的反对，策划了贿选总统的丑剧。他以每张选票5000元的价格，收买了许多无耻议员，于1923年10月，坐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成为备受国人唾骂的“贿选总统”。 　　国会和议员是总统选举的机器，因此在总统选举前，议员便奇货可居，自高身价。议员本该是一国中德才兼备之士，但经过此次选举，在道德上已被完全击溃。 　　自民初以来，民主数遭摧残，国会历经丧乱，议员大多穷困潦倒，且出于对时局的失望，早已时荒志废，自暴自弃，与民国初年早已大为不同。此时曹锟使的手段，却正是棉花蘸糖，温柔甜腻，恰好击中了他们的软肋。人常说“好汉吃软不吃硬”，所以当时从外地返京参会的议员络绎不绝，大多数议员抱定了一拿钱便走人的心理，所以贿选才得以有惊无险地大功告成。议员们只想占这个现成便宜，而不愿承担任何责任，由此也导致议会政治在中国前途渺茫了。 　　拥曹派为了要完成选举曹锟为大总统，自然需要拉拢国会，于是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就成为当时的关键人物。吴景濂有他个人的打算，他有意包办大选，同时争取在曹锟政府中任国务总理；退一步说，做不到国务总理，曹锟也会给予相当的酬报。不过拥曹派认为吴有借机勒索的企图，所提条件是瞒天喊价，难于答应，可是又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因为在大选工作上非依赖吴不可。 　　在大选问题短兵相接时，有许多议员丑态毕露。自从所谓议员任期延长后，加上大选又逼于眉睫，因此个个兴高采烈，眉飞色舞。而当时所注意和关心的问题就集中于选票的票价。和票价有连带关系的是付款的办法，因为卖票的怕投了票拿不到钱，买票的则怕付了钱议员们不投曹锟的票；而票价的多寡也因人因事而异，同样是一个议员，同样是一张票，可是喊价不同，卖价不同，成交也不同。至于付款是现款抑支票，支票是即期还是远期，出票人是谁，银行是哪一家，都是争论的问题。 　　1919年9月12日第一次选举会召开，由于人数不足而流产。因此为曹锟选举服务的津派、保派和国会中的大选派都慌了手脚，忙做一团，不知如何是好。9月13日晚在小麻线胡同一所讲究的住宅中，大选派议员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促成大选问题，当时商订了几个办法：（一）遣人分头疏通议员，由常会再定选举日期；（二）电请各省督长，推定各该省国会议员一二人为代表，负责拉拢各该省代表出席；（三）决定出席才发给出席费；（四）津保两派所分别接洽的各政团，应采取刚柔相济的手腕；（五）分派代表秘密南下，运动反直派中坚人物，予以特别待遇之条件，除了金钱上的承诺外，还答应政治上的优缺；（六）如果以上各点进行无效，则准备出最后一途，修改《大总统选举法》。 　　同时，津派、保派还在甘石桥114号俱乐部举行秘密会议，讨论投票议员付给票价方法。大多数主张在出席大选会的上午付款，议员收到票款后即聚集在一处，午后同乘汽车直接赴国会投票。 　　1923年10月5日，由于国会议员们刻意拖沓，原定于上午10点召开的总统选举会延至12点左右才得开始。签到参议员152人，众议员441人，共593人，实际出席者585人，刚刚达到法定出席人数（583人）。当时参议院院长王家襄刚刚辞职，故由众议院院长吴景濂主持大会，并公推16人为检票员，从下午2时开始投票，至4时完毕。随即当众点票，结果总投票数为590张，曹锟得480票，第二名孙文33票，之下有唐继尧20票，岑春煊8票，段祺瑞7票，吴佩孚5票，王家襄、陈炯明、陆荣廷各2票，吴景濂、陈三立、张绍曾、张作霖、陈遐龄、唐绍仪、汪兆铭、王士珍、谷钟秀、谭延闿、卢永祥、李烈钧、高锡、符鼐升、姚桐豫、胡景翼、欧阳武、严修各1票，另有废票12张，含孙美瑶1票，“五千元”1票，“三立斋”3票。 　　这28人中，陈三立、严修是名流，孙美瑶是大盗，高锡、符鼐升是地方民意代表，此外22人皆是举国知名的政治实力派。论军政才华，比曹锟适合做总统者不下一打；就算军事实力暂时不如曹锟，但得票差距也决不会如此悬殊。因此，无论有无贿选，这都是不折不扣的舞弊选举。 　　历史无法掩盖，后来揭露的幕后的真相是：共有480名参会议员收受了曹锟的贿赂，原则为每人5000元，但实际上根据人物地位或作用的不同，高的可达到1万元，低的还不足2000元，都在10月1日以支票形式发出。整个贿选共花费1356万元，包括给各政党的补助费3242万元、特别票价141万元、普通票价3045万元、宪法会议出席费572万元、常会出席费20余万元、特别酬劳费324万元、“冰敬”、“炭敬”及夫马费190余万元、招待所临时费120余万元，秘密费70余万元。 　　1923年10月6日的《北京报》对此有详细报导：谚云“有钱能使鬼推磨”，矧在见金，夫不有躬之议员，派人南下拉人，又加以苏督之协助，当然议员多有北上者。票价名为5000元，然实为起码数，有8000者，有1万者，所签支票，自邵瑞彭举发之大有银行以外，有盐业、有劝业，并闻有特别者则为汇业麦加利之支票。所签之字，洁记（边洁卿）以外，尚有兰记（王兰亭）、秋记（吴秋舫）、效记（王效伯）等。本月二三两日，颇有议员持票至银行对照者，然自邵瑞彭举发，而三四两日之夜，甘石桥（贿选的总办事处）大着忙，将前发支票收回，另换其他式样之票，以不示人不漏泄为条件，且闻已书明日期。 　　至于昨日上午，直派议员四出拉人，亦有付现者，又有5000元以外增价者，并闻对于前拆台而昨出席之议员，许以投票自由，票价照付。而两院员役，由秘书长以至打扫夫，各另给薪工两月，由吴景濂发出，共8万元，以为犒赏，此贿选之大概情形也。 　　曹锟出身小商人，发迹之后尤重敛财。据1926年10月10日成都《民视日报五周年汇刊》登载，曹锟家产为5000万元，列北洋军政人物之首。但此次贿选，却并非出自他的私囊。直隶省长王承斌为筹集大选用款，逮捕了一批制毒贩毒的奸商，勒令他们以钱赎身，得款数百万，又向直隶170个县强迫性借款共数百万元。此外，各省督军、省长多有“报效”，数目最多的为山西督军阎锡山、湖北督军萧耀南、江苏督军齐燮元，每人50万元。 　　贿选过程十分热闹，花边新闻层出不穷，据史书所载和当时见证者记述，曾有诸多贿选趣事--密布军警。1923年10月5日清早，国会街一带就出现了很多荷枪实弹的军警，城墙上则有许多瞭望兵，另外还有五六百名便衣游弋于群众当中，负责警务的官员如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车庆云等都亲自在现场指挥，严阵以待。其目的之一在于监视群众，一在防止议员偷偷离京。东西车站及各紧要通道，都布置有军警防阻议员出逃。遇到有议员出逃的情况，便衣都是一把揪住，大声诬赖其逃债，接着军警就会过来干涉，声称带回去盘问，事实上则是带回会场。 　　凑足人数。大选时间虽定在上午10点，实际上到下午1点20分前，尚未凑足法定人数，于是曹锟选举班子甘石桥俱乐部向一些议员秘密承诺：只须列席会议，哪怕不选曹锟都可领取5000元。这一招果然奏效，到午后，就有袁振黄等十余议员乘汽车赶到，准备干净利索地投票--拿钱--走人。但即便如此，最后仍缺数人，俱乐部便到医院把一些卧病在床的议员用软床抬来，如此才凑足法定人数。 　　亲情攻势。对于出席会议却不愿贿选的议员，就派其家人朋友加以劝诱，结果议员由其妻妾或友人陪送来参会的有数十人之多。 　　权位贿赂。由于有的议员眼光长远，不愿为区区数千元卖身，甘石桥俱乐部乃以实授官职来代替金钱贿赂的，议员甚至有已受官职又反悔，于是回来受贿的。惟有蒙古议员多是王公贵族，蔑视金钱而重视官职，态度最为坚决。 　　折磨会监。根据选举法规定，总统选举必须有一定人数的旁听者充当会议监督。 　　但选举当日对旁听者的控制特别严格，必须由其介绍人（议员）出面证明其身份，且被搜身后方可入门。在院子里临时搭盖的棚子里，大清早便有旁听者等候，总共大约100余，由于人多地窄，几无立足之地。到了午餐时间又没有饭吃，后来组织者还算"仁慈"，送来一批面包，没让他们饿晕倒。大选开票之前不许旁听，直到下午3时才得以入场，但大局早已定了，而会议监督们也早已筋疲力尽，哪里还有力气去行使监督权力？冒牌议员。当天签到虽所近600人，但未必皆为正身。参众两院各有一蒙古议员被一真正蒙古议员指出是冒牌货，而山西、江西也各有一议员被指为滥竽充数。会场“签到处”的执事职员，都是先期派定的，其余人等不得靠近；其实“签到处”被许多支持曹锟的“大选派”议员环绕簇拥着，外人也难以靠近。刚刚散会，吴景濂马上命令将签到簿密封在柜内，严令管理人员不得泄漏。 　　检票可疑。按规定，检票员须从议员中抽签得出。但是，放有议员人名的签筒早已被吴景濂派专人监护起来，密藏于议场后的圆楼之内。大选当日由众议院秘书长郑林皋抽签，有16人簇拥在旁，他人不得上前。结果抽出者除参议院吕志伊、众议院李肇甫二人外，皆为"大选派"；而这二人偏又未来赴会，于是马上以“大选派”二人代之。另有废票12张，内容不得而知。 　　当然，曹锟并非真正掌控全局，天下人也不全是5000元能买得动的。大选当日，曹锟亲自临场督选，当他走到北京议员国民党员吕复席前时，发现他竟未选自己，不禁心痒难禁，竟然附耳轻语：“如何不选曹某？”不料吕复天生有反骨，叉指怒喝道：“你要能做总统，天下人都能做总统了。你要是当了总统，总统也就不是总统了。”说罢，随手操起桌上的砚台向曹锟掷去。曹锟亦曾公然对议员们说：“谁又有名又有钱，谁就可以当总统。”某议员立刻提议道：“大帅，梅兰芳既有名又有钱，我看可以当总统。”一座大笑。 　　另有浙江籍议元邵瑞彭（次公），在大选前即将所得之5000元支票摄影制版公布，并且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检举高凌霨、王毓芝、边守敬、吴景濂行贿，控告曹锟“骚扰京师，诩戴洪宪”、“遥制中枢、连结疆吏”、“不自敛抑，妄希尊位”、“勾通军警、驱逐元首”、“收买议员，破坏制宪”、“多方搜括、筹集选费”等诸项大罪。舆论一时大哗，社会各界纷纷抗议选举结果。 　　此外，直系的政治对手也纷纷拆台。如张作霖就勃然大怒道：“妈拉巴子，曹锟是三花脸，是小丑，我们东北人绝不捧他。”并宣称议员若能不接受曹锟的贿赂，就可以向自己领取相同数目，这叫“反贿选”。但由于“大选派”准备得当，布置周密，终能有惊无险地达到了目的。 　　曹锟贿选成功后，10月7日，中国国民党发表宣言，申讨曹锟。10月9日，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主持会议，讨论讨曹事宜，并致电各国外交团，请否认曹锟为总统，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并电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一致行动。 　　同时以大元帅名义对列强宣言，声明曹锟为僭窃叛逆，以中国全体人民视曹锟之选举为僭窃叛逆，请各令其驻京代表，避免任何行动可使僭窃者引为国际承认之借口。鉴于本次贿选，终有两会议员意志不坚定的缘故，而议员中又有不少国民党人，甚至如主持本次贿选的众议长吴景濂都是国民党人，因此，孙中山话虽说得慷慨，其实底气不足。倒是各省争相声讨本省的参选议员，严重的甚至开除其省籍，多少给了议员们一点"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惩戒。 　　1919年的“双十节”，吴景濂捧了新总统的当选证书，乘坐专列赶到保定迎接曹锟。当时保定全城庆祝，家家悬挂五色旗，欢呼声不绝于耳。吴景濂见到曹锟，照例说了“众望所归，人心所向”的鬼话，而曹锟也冠冕堂皇地说了感谢国民的厚爱、敬谢不敏云云的客套话，随后，曹锟踏上专列，驶向北京的宫殿，也驶向了他人生政治生涯的谢幕。 　　曹锟以贿选手段，使自己登上了梦寐以求的大总统“宝座”。就职后他发表文告云：“锟军人，于政治初无经验，今依全国人民付托之重，出而谋一国之福利，深思熟计，不胜兢惕！所私幸者，国家之成立，以法治为根基；总统之职务，以守法为要义。历任总统，皆系一时之彦，只以国家根本大法未立，无所依据，未克实施。锟就任之时，适在大法告成之际，此后庶政举措，一一皆有遵循，私心窃幸遭遇有过于前人也。……当此国事未宁，民生正困，财政竭蹶，军事未戢之时，瞻顾前途，诚不敢谓有必达之能力。然不畏艰难，出于素性，所以答我父老昆季者，惟此至诚而已。近年以来，政治潮流，日新月异，臂之医者，不愿泥古，自囿于方书，不敢鹜新，以国为试验。语云：‘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谨以服膺，施诸有政。”曹锟就任之日，同时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当然这个宪法是由中华民国宪法会议颁布的，可是这个宪法并不被人重视，后人称之为“曹氏宪法”。 　　曹锟就任总统后，内阁拖了三个月才组成，在内阁真空状态中，国务院秘书长张廷锷成为总统府和内阁中间的忙人。当时，名义上代理国务总理的，是高凌霨。 　　10月30日曹锟向众议院提名孙宝琦组阁，11月5日众议院开会投孙阁同意票，11月9日通过，12月曹准高凌霨内阁辞职，任孙宝琦为国务总理，孙内阁人事如下：总理：孙宝琦内务总长、程克财政总长、王克敏外交总长、顾维钧陆军总长、陆锦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张国淦交通总长、吴敏麟农商总长。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曹锟第一次贿选了。1918年，冯国璋代总统任期届满，段祺瑞控制下的安福国会选举总统与副总统。此前，段祺瑞为对抗冯国璋，以未来副总统作饵，极力拉拢曹锟。不料9月4日选出徐世昌为新总统后，次日选举副总统时，430名议员竟有八成缺席。原因在于，交通系、研究系的议员不堪再度为人驱使，安福系议员则认为选举副总统无利可图，总之皆是坐以待贿的姿态。此时，吴佩孚发来电报质疑总统选举的结果，段祺瑞为安抚直系，于是亲向国会“力荐”曹锟为副总统，又以支付军费为名拨给曹150万元，作为其选副的“运动费”。 　　但直到每张选票开到2000元的高价，大部分议员仍不买账，或去万牲园游玩，或聚会吃花酒，就是不赴会选举。后来厘清底细，才知议员中风传曹锟花10万银元从武汉买了位如夫人，身家竟然是议员的50倍，可见曹锟目中无人已极，是可忍孰不可忍，选副一事于是彻底流产。曹锟自觉脸上无光，称病回保定休养去了。 　　不想５年之后，东山再起，重来贿选一把，真可谓锲而不舍！曹锟贿选几乎是公开进行的，一方面他在选举程序上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规定，对法定人数等要求都严格遵守；另一方面他也没有采取任何暴力，有的人拿了钱不投票，他也不曾采取报复手段。这对一个大军阀来说，并不是最坏的表现。因此，曹锟的部下王坦就曾说：花钱买总统当，比之要了钱得贪污之名的人强多了，也比拿枪命令选举的人强多了。事实上，除京、沪两地的知识分子笔伐较多之外，此事影响十分有限。倒是当年的西方媒体，如《时代》杂志，出于对“封面人物应是新闻制造者”的标准，颇为投入地跟踪报道了曹锟的选举。9月24日，该刊发布了曹锟贿选的专题，并配有其照片，题目却是“仍无总统”。 　　不久，在全国的一致反对下，曹锟及直系的势力日益削弱，直系内部也四分五裂，终于在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下台，结束了他的政治军事生涯。称雄中原的直系也受到致命打击，从此一蹶不振。 四、遇政变身陷囹圄. 　　这是吴佩孚做梦也想不到的，也是曹锟做梦也想不到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就是冯玉祥倒戈，使直军惨败，曹锟被赶下台，并遭到软禁。 　　第一次直奉战争，冯玉祥有不少的贡献，因为他率军从陕西向河南急进，有助于解决赵倜，论功行赏，他坐上了河南督军的宝座。然而他一入开封，就解决了宝德全。宝德全是赵倜下面的师长，暗中接受吴佩孚的命令，维持开封的治安。吴令宝帮办河南军务。吴佩孚听到宝被杀的消息，极为震动，对冯大感不满，因此撤了冯的河南督军职务。冯听到这个消息，就找张绍曾和张廷锷想办法，两张当时对冯印象不错。很想替冯缓颊，但知道吴在盛怒中极难转圜，遂联合拍电向曹陈情，曹乃打电报给吴着冯玉祥晋京。冯入京后，曹遂发表冯为陆军检阅使，仍兼十一师师长，冯虽失了河南督军，却换了一个检阅使，总算不错了。 　　曹锟贿选前，要先迫黎元洪下台。拥曹派中积极分子遂由冯玉祥打第一阵，向黎元洪索讨军饷，陆军军官天天包围总统府，包围国务院，黎的离去主要是受不了军队逼宫，而军队的主使者就是冯玉祥。 　　所以有人说曹锟贿选的三大功臣，一是冯玉祥，二是王承斌，三是吴景濂。曹锟就任总统后，冯以功高渐露不逊的态度。当时国务总理尚未产生，国务院秘书长张廷锷担任府院之间联系。农历年后还没有过元宵节，一天冯玉祥找到张廷锷，他就：“直卿（张廷锷的字）大哥，请陪我去见总统。”张廷锷以为他是礼貌上的晋谒，就陪了去见曹。怎知见到曹后，冯郑而重之地说：“初一这天，总统府的卫队把士兵打了，总统知不知道？如果总统知而不办，是总统护短；如果总统不知道，是被人蒙蔽。”冯这话一说，张廷锷吃了一惊，这岂是一个军人对总统讲话的态度。曹锟虽是布贩出身，究竟干了不少的重要职务，见过的世面不为不广，何况现在已是总统，他在冯报告时本是和蔼可亲，待冯的话说完，他眼睛一睁，端正而坐向冯说：“焕章，初一总统卫队把士兵打了，你们身为高级长官，为何不彻底追究惩办肇事的不良分子，我是总统，这种小事情还要我来处理吗？我几时对你们说情维护过总统府的卫队？”冯碰了一个大钉子，为之哑口无言，张廷锷只好打圆场说“总统的指示我们立刻去办，焕章是总统的部下，对总统就像对父亲一样，言语可能过激，请总统原宥。”由此可见冯的态度是相当桀骜。 　　吴佩孚在四照堂点将之后，冯玉祥便另有用心。他要求先发饷后才能开拔，吴听了大为震怒，吴说：“兵临城下，难道不发饷就不能打仗？王懋宣（王怀庆，十三师长，讨逆军第二军总司令）并没有来要饷呀！”冯部还要求多拨车辆，吴允拨40辆。冯玉祥则采用步步为营的策略，自北京至前线拉成一条塔形长线，前方只有疏疏落落的几个兵，愈到后方兵力愈厚。 　　事实上，冯玉祥已暗中和奉张有了秘密联系，奉军因为已暗中搭上冯玉祥，因此军事上并不如何积极。自9月4日响应浙卢通电“率兵入关”后，至9月15日始向朝阳方面进迫，守朝阳这一方面的直军是王怀庆部，还有毅军的米振标部为辅。奉军攻入朝阳后亦未疾进。 　　至于直军方面，第一路出山海关的，为直军主力，彭寿莘、董政国、王维城都是吴佩孚手下的大将。第二路王怀庆部是三路中最弱一环。第三路出古北口，由冯部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等担任。孙岳代理京畿警备总司令，曹锐为军需总监。 　　第二次直奉战争，虽然双方各出动20余万大军，可是战场上的战斗并不激烈，因为奉张已和冯玉祥暗通声气，而冯玉祥则拖延军机，坐待时间。当吴佩孚在北京坐镇时，冯玉祥自然不敢动手，只派刘汝明等暗中调查吴军开赴前线的确实数字，以待吴军全部调往前线，吴佩孚离开北京。 　　吴佩孚对冯玉祥有看法，他们之间隐藏着深刻的矛盾。冯玉祥与孙中山的交往，是引起吴佩孚对他仇视的原因。早在1920年冯玉祥驻湖南谌家矶时，孙中山就派徐谦、钮惕生带着他的亲笔信来见冯玉祥。徐、钮二人与冯玉祥是旧识，大家也都信奉基督教，二人劝冯玉祥和孙中山一致从事革命工作。冯玉祥也认为北方大都受清廷遗毒，误国害民，全国民众和有志气的将领都仰望孙中山。后来冯又派秘书任佑民到广州拜访孙中山，表示只要孙中山用得着他，他无不尽力以赴。 　　由于吴佩孚对冯玉祥的仇视和排挤，冯玉祥对曹、吴十分不满。加上曹锟贿选丑剧，激起全国反对，冯玉祥自然也十分反感。况且冯玉祥对孙中山十分钦佩，本有相机反曹、吴之心。第二次直奉大战的爆发，终于给他带来了反曹、吴的机会。 　　前方军情并不利于直军，加以曹锟左右嬖幸，对于吴佩孚在京，有芒刺在背之感，所以怂恿曹锟催促吴上前线指挥军事。曹的左右说：“如果在北京城内做总司令，谁也会做啊！”吴佩孚上前线的主要原因，并非曹锟下面的反吴派，而是前线战况的不利，加上海军突袭的计划受了阻碍，吴所料不到的，是渤海司令温树德并不太为吴卖力。 　　于是吴派讨逆军副总司令王承斌于10月3日率后路援军驰抵古北口，代行总司令职权，以对抗来攻的奉军李景林部。然而这一遭吴又错了，因为王承斌实际早和冯玉祥暗中联结，他已参加倒吴派，自然不会在前线打硬仗了。 　　首先倒戈的直军是把守九门口的第十三混成旅旅长冯玉荣，他所部不战而退。吴佩孚这才于10月11日晚9时，乘坐讨逆军总司令专车，由北京正阳门出发，直驰山海关。讨逆军总部人员随行，还有外国观战武官和新闻记者100余人随车前往，声势之浩大，在民国初年内战场面中，可以说是空前的。 　　当吴佩孚上前线时，也正是北京城内谣言满天飞的时候，前方战报多不利于直军，有传第一军司令彭寿莘阵亡，有传某军哗变，可是这都是不可靠的消息。 　　1924年10月12日上午4时半，吴佩孚的专车抵达山海关，停靠于长城墙傍，吴佩孚即率幕僚和卫兵急驰前线，登长城视察战况。这时直奉两军激烈鏖战，隆隆大炮震动大地，硝烟冉冉上升。 　　吴佩孚上前线的消息，遍传直军，对军心士气有极大的鼓舞，而通奉的冯玉荣听说吴已到达前线，遂畏罪自杀。吴遂直接调遣十三混成旅，另筑阵地稳住了阵脚。 　　讨逆军总部在吴亲赴前线后，遂设于吴的专车上。吴总部的直属部队则张营帐于车站内。吴每天早起偕同参谋长以下僚属四出视察，有时则乘坐渤海舰队司令官温树德所率领之旗舰游弋海上，指挥海军炮击葫芦岛。只是因为海军不够配合，所以不能收奇袭之效。于是改变作战计划，倾其全力对付奉军右翼，令后援军总司令张福来率重兵恢复狭隘的九门口，张福来军经过激烈战争，使榆关的战况渐趋有利。 　　奉军在秦皇岛上空展开空袭，奉军飞机四架、七架的编队，不断盘旋轰炸，但损害并不严重。奉军之所以向秦皇岛空袭，因为秦皇岛是直方的海军集中地，当时在秦皇岛海面停泊了不少舰队，计有直军的渤海舰队六艘及运送海陆军的运输船20余艘，此外还有外国军舰20余艘，舷舵相望，桅樯林立。岸上则大军云集，往来紧张。 　　吴在前线督战时，对于冯玉祥的行动颇为注意。冯本人在怀柔按兵不动，有坐观成败之势，吴命参谋长张方严电催各军急赴前线，张给冯玉祥一电，为了加强语气所以在电文后加了一句：“大局转危为安赖斯一举。”这本来是普通的加强语气句子，可是在微妙的时候，这句话就有了问题。冯玉祥虽然已和奉张暗通款曲，但他确有坐观成败之意，他要看直军有了败兆才敢动手。吴上前线后，冯是犹豫的，他怕吴在前线打了胜仗，他一发动，吴率师回京平乱，他就完了。所以他在待机而动，所得情报来自直军总部的，是胜利在望；来自日方的，则谓直军不利，前线危急。当他收到吴的参谋长来电催促进兵时，他认为直军失败的可能性增大了，因此乃下了决心"倒戈"。移后方作前方向北京回师，在吴佩孚后方放了一把火。 　　1924年10月23日傍晚，冯玉祥率军撤出前线，回师北京，发动了北京政变，直奉战场形势大为改变。在北京的冯部鹿钟麟、蒋遇鸿与孙岳里应外合，打开城门。 　　鹿钟麟率部率先入城，与孙岳的第十五混成旅在城中的部队会合。士兵们一律佩戴蓝布白字的臂章，上写“誓死救国，不扰民，真爱民”。政变军队分兵把守各重要路口，并戒严断绝交通，迅速占领各部、署衙门。 　　这次“北京政变”真可谓迅雷不及掩耳，一举获得成功，曹锟在事先一点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抓住幽禁了起来。 　　1924年10月24日，冯玉祥在北苑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应付北方时局。出席会议的有孙岳、胡景翼、黄郛、王正廷等人。这次会上，冯玉祥被推为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分别任副总司令兼第二、第三军军长。鉴于孙中山是否北上尚无确切消息、吴佩孚率军攻击杨村等情况，孙岳提出请段祺瑞出山，以联络皖系的山东督军郑士琦，以阻止直系援军北上。会上还决定成立摄政内阁，为表示欢迎孙中山北上的诚意，所定阁员多为南方的老革命党员，如国务总理黄郛，外交兼财政总长王正廷，国民军总长李书城，参谋总长李烈钧等。会议决定让曹锟下令停战，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并宣布自动退位。 　　鹿钟麟入城有功，升任师长，并任北京警备司令，驻扎在东单帅府园。冯玉祥派鹿钟麟和警察局长张璧率警察和卫士进神武门到故宫与溥仪谈判，迫溥仪及其妃嫔迁出故宫，退居摄政王府。 　　10月24日晨，吴佩孚尚不知后方突变，他率僚属赴九门口督战，直军前线士气转旺，奉军攻势曾受阻遏，战局颇有转机。中午时分，吴佩孚的日籍顾问冈野增次郎先后接到来自北京和天津打来的最紧急电报，内容大同小异，均言“讨逆军第三军司令冯玉祥等于二十三日下午六时退出战场，未经枪战即攻入北京，发动政变，曹锟总统已失自由，北京情况不明，酝酿巨变。”电报中所列参加政变人士均为直系巨头，包括冯玉祥、王承斌、王怀庆、胡景翼、孙岳等。 　　当吴佩孚看到冈野的电报，他立刻相信有这种可能，因为他对冯玉祥并不信任。 　　据说，他当时对冈野和他的幕僚说：“这件事也可以说是在我意料之中，因为这次出兵前老冯曾向我要求，待平定奉系后，派他为东三省巡阅使以继张作霖之缺，我告诉他：东北和日本有特殊关系，我们对日外交很微妙，所以东三省巡阅使的任命，不能漠视日本的动向。你一向被认为亲美派，最招日人之忌，因此去东北很不相宜，不过对酬答足下的战功，国家有的是名位，我一定会考虑其他职务的，而且必令你满意。我这番话也是腑肺之言，可能冯因未达目的，遂暗通敌人。其实他向我索军费，我已发十万，后来又增至十五万元，他才勉强奉命，率开赴古北口。很多人向我建议，免除冯的第三路军司令以除后患，总统居中替冯说情，免冯计划遂没有进行。当冯到古北口前线，又借口敌人优势，要求增拨步枪弹百万发，我对冯更不放心，所以不发给他。近数日我在总部中，晚晚不能入睡，辗转反侧，右转则思及处置张作霖之法，左转则念及冯玉祥之可能背叛，现在不幸而料中，想到当日拨冯战费十五万元，实在太划不来了。”吴感喟地把冈野的三通电报扔在公案上，他当时还很镇静，要求大家对这个事变保守秘密，以免前线军心摇动。 　　10月25日晨，吴佩孚率领高级参谋人员赴九门口前线督战，过了中午回到总部，立即召集紧急军事会议于总司令室，各高级将领均出席，吴以沉痛的态度，宣布北京兵变及总部退却计划。 　　当天下午6时，吴佩孚先运兵3000南下，总司令部列车则于下午8时离秦皇岛。前线军事全部分为三大防御线，秦皇岛一线由张福来负责，昌黎一线由彭寿莘负责，滦州一线由靳云鹗负责。吴自己乘总部专车带了一团卫队，星夜疾驰南返。拖着沉重的心情和疲累的身体，一夜未眠。10月26日上午11时，列车到达天津。 　　吴佩孚素所瞧不起的张宗昌，这时成为战场上的“骄儿”，他所率领的部队如果在今天，就很时髦了，可称之为“外籍兵团”，包括有已改入中国籍的白俄军，以及日本、朝鲜、法国军人，据说这些"洋兵"均曾参与欧战，精娴新式战术，善战而无军纪。张作霖把张宗昌放在最前线，本来是让他作炮灰，想不到却成全了他。他率领这支游杂军共16000人突破直军防线，26日吴佩孚率军回师后，张宗昌即击破直军董政国所率的第九、第二十两师，攻入冷口，27日张军入建昌营，和倒戈的直军胡景翼部联络，追董政国于滦州。10月27日张宗昌、胡景翼部占领滦州，把直军截成两段，一面南下和榆关奉军围迫秦皇岛及山海关的直军，另分兵追击董政国溃部之后而攻唐山。切断榆、津间交通，张福来败退。 　　与此同时，奉军吴光新部据海阳，炮击秦皇岛，张学良又从长城低处冲入，加上张宗昌部由滦州南下，直军便在奉军四面炮火包围中。 　　10月30日奉军三路攻占秦皇岛、山海关。直军一部乘轮回塘沽，二万余人被缴械。关外直军纷纷逃离战线，麇集车站，这时火车已不能开动，散兵逃向秦皇岛，秦皇岛已失陷，军械粮食遍地堆集，奉军一方面收缴直军军械，一方面清点战利品，收获极为丰硕。 　　10月31日，自山海关至唐山一带的直军已全失抵抗能力，奉军各路连接，大队长驱入关，以吴光新的骑兵为先锋，自古冶而芦台，向塘沽疾进，和在北京方面的冯玉祥、胡景翼军相呼应，直军几乎全部陷于奉军和冯、胡两军的大包围中。 　　11月4日奉军占领塘沽，吴佩孚已于先一天率残部乘舰驶离塘沽，这时直军抵抗已全部中止。5日张宗昌、吴光新两部先入天津，奉军大队亦纷纷抵达，在天津的直军残余部队全被缴械。第二次直奉战争遂告结束。 　　第二次直奉战争，由酝酿到接战到结束，前后两个月，直军败得太惨，这是吴佩孚做梦也想不到的，也是曹锟做梦也想不到的。 天津曹锟旧居五、退天津保持晚节　曹锟本人具有比较强的民族意识，另外，刘夫人亦从中起了一定作用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和张作霖主宰了北方，他们一边电邀孙中山北上共谈和平大计，一面又推段祺瑞出来组织北方临时政府，由于段政府的包庇，曹锟并没有因"贿选窃位、祸国殃民"而受到制裁。 　　不久，冯玉祥和张作霖矛盾日益激化。冯部国民军将领鹿钟麟不满于段、张勾结又想联合吴佩孚共同对抗奉军，因而发动驱段兵变，并把曹锟释放。后来，在各方军阀的压力下，冯军不得不撤出了北京。 　　冯玉祥的国民军撤出北京后，曹锟当总统的想法又死灰复燃。他通电各省说，冯军已撤出京畿，北京安静如常，意思是希望各地拥护他复位，但却得不到一点反映。曹锟这才醒悟过来，是大家在观望吴佩孚的态度。于是曹赶忙派心腹人去汉口征求吴的意见。吴态度颇为冷淡地说：“三爷这个人在前台是唱不好的，我看还是请他在后台呆呆吧。等我把大局奠定，咱们再商量。”并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兵不再役”等语。这一来，曹锟大失所望，只好放弃幻想。 　　自从吴佩孚东山再起后，便与张作霖化敌为友，拜为把兄弟，共同以冯玉祥为敌。不久，曹锟又因直鲁两军争夺保定，不能安身，只得去河南投靠吴佩孚，住在开封龙亭（宋朝宫廷旧址）。他每日写写字，对军政各方面仍有书信往来。张作霖常去信，依然称呼为“亲家”、“三哥”。 　　1927年2月，奉系军阀为了组织国民革命军东进河南，渡河南下，吴佩孚自郑州撤退而逃。曹锟只得匆匆离开河南回到天津。曹锟回天津后，住在英租界内的19号路（现在河北路34中学），和郑夫人及陈夫人住在一起。刘夫人不愿同他们一起住，另在英租界的泉山里自己花钱盖了几所小洋楼，带着一双儿女及家人搬了进去。 　　这时的曹锟因屡遭挫折，心情郁闷，身体状况愈来愈差，曹家的财权牢牢控制在其养子曹少珊手中，连曹锟也奈何不得他。为此，常常引起众夫人及子女们的不满和忌恨。郑夫人生性好静，对任何事情都不闻不问；再加上有的孩子常在外惹事生非，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的曹锟，其心情是不会好的。他的糖尿病越来越严重。据刘夫人的女儿曹士英回忆，1928年的一天，曹锟给刘夫人去信说：“庆（曹少珊的乳名）的心肝坏了，他们也不管我，我可能不久于人世了，对士英和士嵩我管得少，很觉对不住你，你要照顾好他们。”刘夫人见信写得悲凉，又心疼又生气。因为刘与陈夫人有矛盾，本想不管此事，但经不住母亲和姐姐的劝说，她只好找到大哥曹镇商议。曹镇建议刘夫人把曹锟接到泉山里。 　　刘夫人怕泉山里人多嘈杂，不利于曹锟养病，便在外面租了一所房子，接曹锟去住，又请来西医大夫梁宝鉴、德国医生巴勒弟给予精心治疗，自己也终日守候在床边细心照顾。几个月后，刘夫人见曹锟的病日益好转，便把他接回泉山里。 　　曹锟的病情好转后，心情也渐渐好起来。他每天早上起得很早，到院中练练自己编的一套虎拳，然后回到屋里打坐练气功。早饭后不是练书法，就是画画。曹锟喜爱国画，尤其擅长画梅花、山石、螃蟹、一笔虎等。他有一枚曲形章，上刻"一点梅花天地心"，每画完梅花后，便盖上这枚图章。他还有一块黑石图章，上刻"万代一如"。他画的画或书写的条幅有的右上角常常盖有一枚章，上写"弱冠从戎服劳国家四十年归田年七十以后怡情翰墨之作"，右下方署别号"乐寿老人"或"渤叟"。 　　曹锟还常常请来一些文人墨客指导自己的书画。齐白石和曹锟的交情甚厚，曹的图章多是齐白石所刻，图章侧边总留有“布衣齐璜”（璜是齐白石的字）四个字。 　　曹锟不仅擅长书画，而且颇有文才。据高夫人的后人讲，高夫人的女婿李伯夫是曹锟几个女婿中最得宠的一个。一日，李伯夫请曹锟为自己新布置的一间书房起个号，曹锟略加思索后便挥笔疾书三个大字“伯雅轩”，并配了“青松直上千年余，红鹏高翔万里心”的对联一幅。 　　曹锟脾气一向随和，对待家人和侍从们很少发脾气。据曹的孙女回忆，其保姆戴妈曾对她说：“总统在世时，不管有多少大官等着见他，只要听说我来了，就要先召见我。”每到夏日的傍晚，曹锟院子里常常有些穷邻居来闲聊。这些人中有拉洋车的，也有卖菜的，还有卖大碗茶的。大伙坐在小板凳上，喝着茶水，聊着天。曹锟不让家人给他摆躺椅，也坐在小板凳上，光着膀子，挥动着大蒲扇，和大伙聊年景、聊行市、聊政局，谈笑风生，好不自在。此时的曹锟尝到了无官一身轻的乐趣。 　　他常独自回顾自己的一生，感慨万分。有时，听到街上卖鸟的吆喝声，他便命家人把卖鸟的叫到家中，把鸟全部买下，仔细端详着这些围居在笼中的鸟们，然后把鸟笼放在院子中央，打开鸟笼门，充满爱怜地看着这些小生命争先恐后地展翅飞向天空，良久地向鸟儿飞去的方向注视着。 　　曹锟晚年信佛，他常常烧香念经，还花重金买了一尊金佛放在天津"大悲院"中，并请人画了一幅“圣迹图”，每天朝拜。 　　曹锟抽大烟，但不“困灯”，不上瘾。爱听河北梆子，每遇生日做堂会，总要点几出河北梆子听听。 　　曹锟下野后，身边无兵，来到泉山里后，身边只有两个侍从，一个先生（相当于秘书）。刘夫人花钱请了几个英租界的门岗。家中有3个老妈子及几个丫头，专门伺候夫人和儿女们，收拾屋子等。另外还有两个伙夫，一个司机，一个当差的。 　　曹锟家中一天到晚都有客人，齐燮元、高凌蔚、赵玉珂、吴秋舫、王璧臣、熊炳琦、杨钦山、杜锡钧、蔡虎臣、宋哲元、肖振瀛、谭庆林、阎治堂、靳云鹏等人是曹家的常客。尤其是阎治堂几乎天天来陪伴曹锟。这些人有时和曹谈谈政局，有时打打麻将，所以曹锟也不觉寂寞。吴佩孚与曹锟关系最厚，但他曾经宣布过自己的"三不"（即不借外债、不进租界、不纳妾），所以只是时常派子女前来探望曹锟。逢年过节，曹锟及刘夫人也派子女去探望吴佩孚。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后，矛头指向华北。国民党当局屈从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于1935年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 　　一天，几个日本人身着便装，来到天津英租界，邀请曹锟“出山”。曹锟怕得罪日本人想开门召见，但刘夫人堵着门不许曹锟出去，并指桑骂槐高声叫骂。日本人讨了个没趣，灰溜溜地走了。事后刘夫人历数日本人在东北三省犯下的罪行，对曹锟说：“就是每天喝粥，也不能出去为日本人办事。”曹锟点头应允，同时也告诫他的一双儿女。 　　日本人在曹锟家碰壁后并不死心，又派了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做委员的曹锟的好友齐燮元来做说客。一天夜晚，齐燮元叩门求见。曹锟的门卫遵照刘夫人的嘱咐，不予开门，从此以后齐没有再去曹家。 　　刘夫人见晚上常有日本人的说客来访，便立下一条新规定，晚9点钟锁大门，不许家人出去，也不许客人们来访。大门钥匙由刘夫人亲自掌管。一天，高凌蔚又奉日本人之命来访。这时曹锟正躺在炕上抽大烟，一见高凌蔚，脸色骤然大变，他把烟枪狠狠一摔，大声吼到：“你给我滚出去！以后不许你登曹家的门！”高凌蔚吓得浑身哆嗦，被几个侍从架了出去。从此，他再也不敢登曹锟家的门了。 　　曹锟晚年之所以能不为金钱、地位所动，坚决不为日本侵略者做事，保持了民族气节，除了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直系基本上是亲美英派，吴佩孚也坚决拒绝为日本侵略者做事）有关外，曹锟本人具有比较强的民族意识，另外，刘夫人亦从中起了一定作用。 　　在曹锟的晚年，其家庭中有两件事对他精神上的打击很大。 　　一是陈夫人所生的儿子曹士岳同他的原配夫人袁怙贞（袁世凯的女儿）打架，曹士岳情急之中开枪打伤了袁怙贞。袁住院后，袁家不甘罢休。此时虽然袁世凯早已去世，但袁家仍很有势力，曹士岳受控告被拘留，曹、袁两家打起了官司，天津各报纸也争相报道这一"趣闻"。后来曹士岳被刘夫人保出与袁怙贞离了婚。 　　这件事曹锟觉得丢了面子，每当家人提起此事，他脸上都现出一种忿忿之情。 　　二是曹锟的养子、曹锐之子曹少珊虽在曹锟的儿子曹士岳出生后不久便认祖归宗了，但实际上他仍把持着曹锟家的财产大权。曹锟子女们十分不满，常为此闹矛盾。曹锟看在曹锐的面子上，不忍心对曹少珊过于苛刻，所以他也不能左右家里这个乱糟糟的局面，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常常唉声叹气，很是烦恼。 　　1938年5月的一天，曹锟因感冒转成肺炎，经医治无效，于5月17日（农历四月十八）在天津泉山里刘夫人寓所病故，终年76岁。 　　曹锟的葬礼十分隆重。吴佩孚派夫人张佩兰赴津吊丧，吴本人则在北平身穿重孝举哀致悼。日本方面、国民党方面都派人前来吊丧，并送给刘夫人大笔抚恤金，但遭到刘夫人的拒绝。 　　曹锟家眷及旧部幕僚、亲朋好友几百人均披孝参加了葬礼，灵柩暂厝于天津英国公墓。 　　国民党政府有感于曹锟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于6月14日发布特别训令，予以表彰，并追授曹锟为陆军一级上将。 　　曹锟共有有3个儿子，即曹士岳（陈夫人所生）、曹士岱、曹士嵩（均为刘夫人所生，士岱9岁夭折）；4个女儿，即曹x（郑夫人所生，名字不详）、曹士熙（高夫人所生）、曹士贞（陈夫人所生）、曹士英（刘夫人所生）。 　　附；曹锟虽然在历史上名声更不好，为了过把总统瘾，不惜大把花银子贿赂选举者，留下了“贿选总统”的恶名。不过他却有着最底的底线，那就是不当汉奸----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华北沦陷。曹锟的老部下纷纷落水，出任汉奸政权要职。日本侵略者还千方百计地拖曹锟出来当俘虏，年迈的曹锟在刘夫人劝导下，立誓宁肯喝稀粥，也不给日本人办事。 　　日本人碰壁后，派出已当上伪“华北治安军”总司令的齐燮元前来叩门，曹锟夫妇让家人把他关在门外。接着河北省省长高凌蔚又奉日寇之命来访，曹锟一见，脸色陡变，大声吼道:“你给我滚出去，以后不许你登曹家的门！”吓得高凌蔚浑身哆嗦，被几个侍从架着慌忙溜走。一代有血性的中国军人，这些军阀不愿当汉奸------就这样向国人和历史交上了最后的试卷，为自己书写了最后的光荣。人生有大是大非，卖国不卖国就是大是大非；每个人有做人的底线，不当汉奸就是一个底线。

民国武曹锟银章一枚. 曹錕 中华民国第六任大总统. 任期: 1923年10月10日 – 1924年10月30日 前任 黎元洪. 繼任 无. 出生 1862年9月16日 大清国直隶省天津. 逝世 1938年6月6日 （78歲） 中华民国天津市. 政黨 直系、北洋军阀、津保派. 曹錕（1862年12月12日－1938年5月17日），出生于天津大沽口（一说北辰区人，因天津北辰沙庄子曾有一座曹大帅墓。），字仲珊，是中华民国初年直系军阀的首领，曾靠贿选而被选举为第三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因此亦被人称为“猪仔总统”或“精虫总统”。芦沟桥事变后拒绝日本所请出面组织新政府，因其保持了民族气节，被国民政府在1939年12月追赠为陆军一级上将。 生平: 出身: 曹錕出生于一个贫穷的船工家庭，属于社会地位比较低的阶层，在他的政治和军人生涯中他也因此经常受耻笑。他的父亲名叫曹本生，有六个孩子。老大曹镇，老二是女的，老三曹錕，老四曹锐，老五曹彬，老六曹锳，弟兄五人中，只有曹锐和曹锳念过些书。年少时曾经离家经商，在保定贩布，后来因为军队的待遇优越，所以投军。曹锟后来发迹，四弟曹锐做了直隶省长，刘弟曹锳也做了镇守使。 曹锟16岁时，父亲让他学造木船，曹锟不肯，叫他学做农活，他也不依，曹本生只好让他去卖布。因家中穷苦，买不起一辆手推车，曹锟便把布匹搭在肩上四处叫卖。曹锟性情爽直，对朋友讲义气，喜欢耍拳脚，也好酒贪杯，喝醉了便席地而卧，似刘伶醉酒。有时街上一些顽童就趁机把他钱袋里的钱偷走。当曹锟酒醒后发现钱没有了，只是一笑了之。所以大沽一带的人们给他起了个“曹三傻子”的绰号。在他17岁时托人说媒，曹锟便将西大沽一家姓郑的姑娘娶过来。郑氏长曹锟两岁，就是曹的原配夫人。 军人: 一日，曹锟贩布到保定城门，被两个守城的士兵拦住，不但没让进城，反而被他们谩骂嘲笑一番。曹锟无端受辱，十分窝火。想到自己寒来暑去，历尽艰辛，也未能改变自己吃苦受累的命运，于是他暗下决心，立志从戎。1882年，20岁的曹锟应募入伍，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曹锟丢了推车卖布的小买卖后，先是在天津武备学堂学习，毕业后做了毅军的一名哨官，1894年还曾随部赴朝鲜作战。翌年，赴小站投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为右翼步队第一营帮带。他既无背景，又老实巴交，时常受人欺负。但他的一大特点，憨厚，喜怒不形于色，好处都让给别人，自己则吃苦耐劳，千依百顺，不管心中怎么想，面上从无怨言。久而久之，相对于周围那些浑身毛病的兵哥来说，竟颇有些出淤泥而不染的妩媚，于是渐渐地也就闻达于上司，甚至袁世凯都知道了有这么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 曹锟听说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有个拜把子兄弟叫曹克忠，在当地很有权势，人称“大帅”，于是备下厚礼前去拜谒。常言道：“礼多人不怪”。这曹克忠也是天津人，曾任广东水师提督，一看来了个姓曹的小老乡，很是开心。接着一查族谱，发现曹锟竟是自己的孙辈，自然更加高兴，便正式认曹锟为族孙，并派自己的姨太太去袁世凯那儿为他通融，自此打开了曹锟扶摇直上的康庄大道，由帮带而帮统，由帮统而统领，由统领而统制。 于1885年进入天津武备学堂投兵，参加过清日甲午战争，战后参加袁世凯在小站训练的新军，受到袁世凯的赏识。辛亥革命前曾经驻守长春，后到山西镇压阎锡山的起义。1912年2月曹錕时为陆军第三师师长，受袁世凯唆使，制造北京兵变，为袁世凯拒绝南下就任临时大总统制造藉口。1915年末－1916年初袁世凯推行洪宪帝制称帝，曹錕是公开表态支持的一个军阀首领。为此他被封为“虎威将军”。在护国战争中曹錕奉命入四川和蔡锷对垒，但于1916年3月战败。同年9月受任为[[直隶督军。1917年府院之争激化，在徐州会议上曹锟对张勋的决议未明确表态，等张勋复辟后，就立即站在段祺瑞的一边，而段祺瑞此时已经向曹承诺，事成后让曹做副总统。曹甚满意，立即在保定组织西路讨逆军，自任西路讨逆军总司令。随后张军战败，复辟遂失败。段“再造共和”后重新执政以后，继续推行武力统一全国的政策。大总统冯国璋表示反对，从而府院再次发生分歧。身为直系的曹锟反倒和皖系关系暧昧。虽然列名发表了《通电倡议南北停战》，但是又为段许诺与他的“副总统”位置所诱惑，最终又转向了皖系。但同时曹錕也随同冯国璋、段祺瑞反对孙文在广州维持的旧国会和护法运动。由于南北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导致护法战争爆发。同年被授上将衔。1918年2月曹錕军入湖北、湖南，压迫湘军。在冯国璋死后，因为李纯远在长江流域，曹錕没有竞争对手，一跃成为直系军阀的首领。1920年在直皖战争中战胜皖系军阀。又在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获胜，奉系退到东北。此时直系军阀成为在北京中央政府唯一的一个军事集团。这为曹錕进入政坛奠定了有力的基础，加上津保派政客的拥立其为政治领袖，曹锟也就不再以段祺瑞许给的副总统为目标了，而是想以合法的名义弄到总统职。 政客: 曹錕和津保派为这个唾手可得目标可谓用尽心思。他们首先宣布由安福系选出的总统非法（用所谓法统的名义，抵制南方成立的护法政府），逼退徐世昌，从天津迎原总统黎元洪复职，但黎复职后在政治上对黎百般刁难，让黎任期内其政府无法工作，北京政府六度更换。曹锟利用流氓组成“公民团”，在天安门集会，要求黎元洪“即日下台”；后指使冯玉祥、王怀庆等军官300余人到黎元洪宅第索饷，声言要将冯军开入北京，对黎宅断水断电，迫使黎逃到天津。又命直隶省长王承斌将黎的火车在天津扣住，一直到黎交出总统印后才放黎。 贿选: 根据中华民国的《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选举会必须有参、众两院三分之二的议员出席才能召开。当时的国会议员共870名，总统选举会的法定出席人数至少应有580名。为了抵制这次选举，当时在广州的孙中山大元帅府派人到北京活动，欢迎议员们南下广州；占据浙江的军阀卢永祥派人到天津设立议员执行处，以每月发给300元薪金动员议员南下上海完成宪法的制订工作；一年前败退关外的张作霖也撤走了东三省议员；这样，议员们纷纷离开北京南下北上。这时候，直系官僚便利用公民团和军警劝阻议员出走，准备在6月19日国会开宪法会议时实行逼选。但是议员们拒不出席，逼选不成。为了把出走的议员们拉回北京，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帮曹锟出了个贿选的主意。6月23日，曹锟秘密建立了大选筹备处，下设财政、交际、外交，文书等股。规定议员投曹锟一票，价5000元，总统选出后一日领款，对于出力大的，另予特别票价。8月24日，吴景濂假借国会名义，利用预备名目，非法决议：两院每星期开常会时，出席议员均由国会预备费内支给100元。每次开会时发给出席证，然后领取出席费。每个议员每月可领出席费400元。同时还根据大选中的地位和作用分别论价行贿。王家襄一派得到16万银元，王家襄才重新负起参议院议长责任；吴景濂一手包办贿选，得款40万元；秘密支给各政团首领20万元；各省议员头目、政团头目各得特别酬劳费二、三万元不等；一般议员发给5000元支票，在曹锟当选后兑现。许多议员只要钱财，不顾人格，又陆续返回北京。在9月10日的预选会上，竟有500余人出席。 10月1日，发出票价5000元的支票570余张。然而还是不足法定出席人数。曹锟此时一门心思要当大总统，而且决心在10月10日辛亥革命纪念日举行就职典礼仪式，定于10月5日举行总统正式选举大会。为了凑足大选法定出席议员人数，临时决定即使不给曹锟投票但出席会议者也发给5000元支票。为了确保议员们出席选举大会，还密派专人在北京宣武门外校场5条13号组织了一个“暗察处”，探员日夜分班，跟踪监视督促强迫议员出席会议。 10月5日这天，北京全城军警宪兵一齐出动，荷枪实弹封锁会场，监视议员，议员们走进会场就失去了自由。上午8点半，吴景濂走进会场清点人数，见签到者寥寥无几，心里凉了一截，便宣布正式开会时刻不定，什么时候签到人数够了什么时候开始。等到11时40分，签到的不足400人。吴景濂急得坐立不安，立即派可靠的议员出去，每人至少要拉一个议员到会。挨到下午1时20分，签到的议员590名，这才摇铃开始投票。下午4时，唱票完毕，曹锟靠着钱财和枪杆以480票当选为总统。 虽然他的大将吴佩孚反对，但曹錕在津保派政客的鼓动下，依然利用每张选票5000大洋的重金贿赂国会议员，花费达1350万元之多。其中补助各政党党费324.2万元，特别票价141万元，普通票价304.5万元，宪法会议出席费57.2万元，常会出席费20万元，特别酬劳费32.4万元，“冰敬”、“炭敬”、和夫马费190万元，招待所临时费120余万元，秘密费70余元。 曹锟贿选过程几乎是公开的，一方面他在选举程序上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规定，对法定人数等要求都严格遵守；另一方面他也没有采取任何暴力，有的人拿了钱不投票，他也不曾采取报复手段。这对一个大军阀来说，并不是最坏的表现。因此，曹锟的部下王坦就曾说：花钱买总统当，比之要了钱得贪污之名的人强多了，也比拿枪命令选举的人强多了。事实上，除京、沪两地的知识分子笔伐较多之外，此事影响十分有限。 当选: 曹锟贿选成功后，由议长吴景濂亲自到保定迎接曹入京，就任中华民国第六任大总统。 曹锟就职后即发表文告云： “锟军人，于政治初无经验，今依全国人民付托之重，出而谋一国之福利，深思熟计，不胜兢惕！所私幸者，国家之成立，以法治为根基；总统之职务，以守法为要义。历任总统，皆系一时之彦，只以国家根本大法未立，无所依据，未克实施。锟就任之时，适在大法告成之际，此后庶政举措，一一皆有遵循，私心窃幸遭遇有过于前人也。……当此国事未宁，民生正困，财政竭蹶，军事未戢之时，瞻顾前途，诚不敢谓有必达之能力。然不畏艰难，出于素性，所以答我父老昆季者，惟此至诚而已。近年以来，政治潮流，日新月异，臂之医者，不愿泥古，自囿于方书，不敢鹜新，以国为试验。语云：‘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谨以服膺，施诸有政。” 从他的就职宣言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华民国宪政肯定，同时又表明他对军人向政客转型的彻底。虽然他也和袁世凯、张作霖、吴佩孚等军事强人一样知道手握军权的重要，但是他也知道对于国家来说制定宪法、恢复国会也是同样重要的。这点是其他军阀很难做到的。此后，他把军权下放直系各将领手中。其中吴佩孚的力量最为强大，吴也因此成为“大帅”亦称“吴玉帅”，而曹则由“曹大帅”升级为“老帅”。曹锟就这样通过此次贿选完成了从直系军魁向直系党魁的角色转换。不过，也为日后第二次直奉战争时的直系分裂埋下了伏笔，在这一点上当时的曹锟是不会预料到的。 从政: 制定“双十宪法”亦称“曹锟宪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宪法。 1924年5月31日，外交总长顾维钧不辱使命，与苏俄政府代表加拉罕在北京签立《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这是中俄关系史上的第一个平等条约，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按照协定，苏俄将归还被沙俄侵占、分裂的354.8万平方公里，并从外蒙撤离军队。 北京政变: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奉双方各出动20余万大军。可冯玉祥和张作霖已暗通声气，所以故意拖延军机。当因前线紧张吴佩孚离开北京后。冯玉祥于1924年10月19日傍晚，率军撤出自己的防区，以一昼夜急行140里的最快速度回师北京，发动了北京政变，直奉战场形势大为改变。在北京的冯部鹿钟麟、蒋遇鸿与孙岳里应外合，打开城门。鹿钟麟率部率先入城，与孙岳的第十五混成旅在城中的部队会合。士兵们一律佩戴蓝布白字的臂章，上写“誓死救国，不扰民，真爱民”。政变军队分兵把守各重要路口，并戒严断绝交通，迅速占领各部、署衙门。这次“北京政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成功，曹锟在事先一点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冯军控制住了。 当23日他接到冯军回撤的消息，感到事态的严重了。冯回京后仍驻在北苑，也不去见曹锟，曹锟只好派国务总理颜惠庆移樽就教，到北苑见冯，征求他对时局意见。冯提出三项要求： （一）颁停战令。（二）惩办主战人物及附和者。（三）召集全国各省代表会议，共决时局。 颜惠庆把冯的三点意见回报曹，曹没了主意，乃分府召集阁员会商。其实总统也好，阁员也好，都是釜中之鱼，除了接受，别无选择。会议结束后曹遂颁布停战令： “比岁国家多难，兵祸相寻。本大总统受任之初，即以振导祥和为职志。耿耿此心，久经宣示有众。此次用兵东北，实出万不得已，而蕲望和平之志，未尝一日或渝。军兴经月，战衅未消。轸念痌瘝，至深恻怛！自下令之日起，两方军事着即停止进行，各守原防，听候中央筹议结束办法，其有抗令不遵者，仍当强行制止，以期促进和平，与民休息！” 同时发表两道命令： 一为：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免去本兼各职。特派吴佩孚为督办青海垦务。 二为：讨逆军总副司令均撤销。山海关一带军队责成王承斌、彭寿莘妥为维持，以资结束。 在10月24日曹锟簽署命令时，一边盖印一边摇头叹息说：“我是在太对不起子玉了”。10月25日阁员星散。10月31日曹接受冯玉祥的要求，以黄郛为国务总理。冯当时还有只除吴佩孚一人的想法，所以兵变后仍犹豫于拥曹否？可是黄郛认为曹因贿选，恶名尤甚于吴，既已兵变，就应该连曹锟一起驱逐。至此曹一直被冯玉祥部下鹿钟麟长期软禁在北京中南海延庆楼。 北京政变造成的后果和影响： 使《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基本作废，中国从此默认了清末被沙俄侵占的354.8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为苏俄所有。 因为冯玉祥让鹿钟麟将紫禁城内的废帝溥仪驱逐出去，又不对其进行妥善地安置。所以，为今后日本分裂满洲，建立伪满洲国的计划得以很快成为现实。 从此英美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减弱，“革命”的南方政权是苏联共产主义直接介入，“反动”的北方政权是日本军国主义直接介入。这样就使中国的内部矛盾更加激化和难以控制。 下野: 1926年冯系的鹿钟麟因为段祺瑞和张作霖联合，而和皖系反目，才将曹锟释放，曹到河南投奔吴佩孚。 冯玉祥的国民军撤出北京后，曹锟当总统的想法又死灰复燃。他通电各省说，冯军已撤出京畿，北京安静如常，意思是希望各地拥护他复位，但却得不到一点反映。曹锟这才醒悟过来，是大家在观望吴佩孚的态度。于是曹赶忙派心腹人去汉口征求吴的意见。吴态度颇为冷淡地说：“三爷这个人在前台是唱不好的，我看还是请他在后台呆呆吧。等我把大局奠定，咱们再商量。”并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兵不再役”等语。这一来，曹锟大失所望，只好放弃幻想。 自从吴佩孚东山再起后，便与张作霖化敌为友，拜为把兄弟，共同以冯玉祥为敌。不久，曹锟又因直鲁两军争夺保定，不能安身，只得去河南投靠吴佩孚，住在开封龙亭（宋朝宫廷旧址）。他每日写写字，对军政各方面仍有书信往来。张作霖常去信，依然称呼为“亲家”、“三哥”。1927年2月，奉系军阀为了组织国民革命军东进河南，渡河南下，吴佩孚自郑州撤退而逃。曹锟只得匆匆离开河南返回天津做寓公。曹回天津后，住在英租界内的19号路（现在河北路34中学），和郑夫人及陈夫人住在一起。刘夫人不愿同他们一起住，另在英租界的泉山里自己花钱盖了几所小洋楼，带着一双儿女及家人搬了进去，后来曹锟也搬到了这里。曹锟家中一天到晚都有客人，齐燮元、高凌蔚、赵玉珂、吴秋舫、王璧臣、熊炳琦、杨钦山、杜锡钧、蔡虎臣、宋哲元、萧振瀛、谭庆林、阎治堂、靳云鹏等人是曹家的常客。尤其是阎治堂几乎天天来陪伴曹锟。这些人有时和曹谈谈政局，有时打打麻将，所以曹锟也不觉寂寞。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后，矛头指向华北。国民党当局屈从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于1935年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曾多次请曹锟出任伪组织头目，但曹锟始终拒绝。一天，几个日本人身着便装，来到天津英租界，邀请曹锟“出山”。曹锟怕得罪日本人想开门召见，但刘夫人堵着门不许曹锟出去，并指桑骂槐高声叫骂。日本人讨了个没趣，灰溜溜地走了。事后刘夫人历数日本人在东北三省犯下的罪行，对曹锟说：“就是每天喝粥，也不能出去为日本人办事。”曹锟点头应允，同时也告诫他的一双儿女。日本人在曹锟家碰壁后并不死心，又派了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做委员的曹锟的老部下齐燮元来做说客。一天夜晚，齐燮元叩门求见。曹锟的门卫遵照刘夫人的嘱咐，不予开门，从此以后齐没有再去曹家。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占领天津，再次企图说服曹出面组织政府，但仍遭到曹的拒绝。1938年在得知国民党军队取得了台儿庄大捷的消息后，曹锟连声说：“我就不相信，咱们还打不过那小日本。”5月的一天，曹锟因感冒转成肺炎，经医治无效，于5月17日（农历四月十八）在天津泉山里刘夫人寓所病故，终年76岁。临终前他还对女儿曹士英说：“台儿庄大胜之后，希望国军能乘胜收复失土，余虽不得见，亦可瞑目。”(长沙《大公报》，1938年5月26日刊载)。 曹锟的葬礼十分隆重。吴佩孚派夫人张佩兰赴津吊丧，吴本人则在北平身穿重孝举哀致悼。各界人士均送了挽联等，后其家人及旧僚们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出殡仪式，并将其灵柩暂厝于天津英国公墓内。一时间，在天津泉山里寓所曹锟的灵堂内外，放满了各界送来的挽联、挽幛、匾额、花圈。伪天津市长潘毓桂还亲撰挽联一副及挽幛送至曹宅，其挽幛为：“祀崇百世”。挽联为：“法统昔重光，谁知动地鼓击，萧墙变起，纽解网维，从此横流沦禹迹；大动终未集，遽见遗陵弓剑，薄海悲同，仗空仪卫，徒将积雪讶尧年。” 　　在为曹锟举行的入殓仪式上，其家人为他穿上了当年的总统制服，口含珍珠，披在胸前的绣带上还缀以洋钱等物。棺木内还放入一个赤金的九连环和一柄他生前随身佩带的宝剑，分置于他的身旁。潘毓桂还代表北京临时政府送来大笔抚恤金，遭到曹锟夫人刘氏的拒绝。 1938年6月14日，重庆国民政府发布训令，追授曹锟为陆军一级上将，训令中称： 　　“故陆军上将曹锟息影津沽，抱道自重，比岁以来，值寇势之方张，遭奸佞之叵测，威胁利诱，逼迫纷乘，而该上将正气凛然，始终峻拒，不挠不屈，通国具瞻，且于疾革弥留之际，以抗战胜利为念，忠诚纯笃，志节昭然，尤见军人之风范，足垂奕祀之清芬，今者老成永逝，轸悼殊深，允宜明令褒扬，式资当世楷模，特先颁赠‘华胄忠良’匾额一方，一俟寇氛靖平，再议饰终令典，凡其旧日僚属，能断志励操矢忠报国者，并当一体宏奖，优予登用，藉示眷念忠贞淑浊扬清之至意，此令。”(见汉口《大公报》，1938年6月15日) 内阁: 民国12年6月14日-民国12年10月10日 民国12年10月12日-民国13年1月10日 摄政国务总理高凌蔚（前任张绍曾）、内务总长高凌蔚、财政总长王克敏、 民国13年1月10日-民国13年7月2日 代理国务总理高凌蔚 民国13年1月10日-民国13年7月2日 国务总理孙宝琦、内务总长程克、财政总长王克敏、外交总长顾维钧、陆军总长陆锦、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张国淦、交通总长吴毓麟、农商总长颜惠庆。 民国13年7月2日-民国13年9月14日 代理国务总理顾维钧兼领、内务总长程克、财政总长王克敏、外交总长顾维钧、陆军总长陆锦、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黄郛、交通总长吴毓麟、农商总长颜惠庆。 民国13年9月14日-民国13年10月30日 国务总理颜惠庆. 年表: 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随军去朝鲜，参加了甲午战争。 1895年到天津小站任新建陆军右翼步队第1营帮带。从此依附袁世凯，此后历任北洋常备军步队第11营管带、北洋陆军第1镇第1协统领、第3镇统制等职。 1907年升任新军第三镇统制进驻长春,使北洋势力伸展到吉林、黑龙江。 1911年(宣统三年)由长春移驻直隶娘子关，与山西的阎锡山为首的国民革命军对峙。 1912年2月制造“北京兵变”,为袁世凯拒赴南京就职制造借口。并造成北京、天津、保定的部分商铺遭到劫掠和焚毁。3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第三镇改为第三师，他任师长。 1914年4月任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官，率本部第三师进驻湖南岳州，防备南方军队北犯。 1915年9月上书请改国体为帝制，为袁称帝推波助澜，10月任虎威将军。年末爆发护国战争, 1916年1月任北洋军第1、第2路总司令,指挥所部由川、湘攻滇,被护国军击败。6月袁世凯死后，曹锟又以其重要的军事力量，仍为北洋政府所倚重，9月任直隶督军，驻防保定。 1916年6月袁病死后，任四川军务会办，9月任直隶督军，在国务总理段祺瑞和大总统黎元洪的“府院之争”中左右逢源。 1917年参与张勋复辟阴谋活动，后又投机任讨逆军西路军总司令,率部入京讨伐张勋。7月兼署直隶省长。8月爆发护法战争，又在代理大总统冯国璋和国务总理段祺瑞之间时而主和,时而主战。 10月被授为陆军上将。年底任援湘军第1路司令。次年1月任两湖宣抚使，率北洋军2个师和5个混成旅，经鄂入湘进攻护法军，连占岳阳、长沙、衡阳等地，6月任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 1919年12月，冯国璋病死，曹锟被推为北洋直系军阀首领。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直奉两系军阀共同控制北京政府。9月曹锟任直鲁豫巡阅使。直奉反目。 1922年爆发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将奉军逐出山海关。津保派政客想要独霸中央政权，拥带曹锟为政治领袖，先以恢复法统为名，将徐世昌赶下台。 1923年4月直系军阀和津保政客合流独霸中央后，迎黎元洪复位。6月，又指使冯玉祥等军痞逼宫夺印，将黎逐回天津。10月5日出动军警挟持国会，重金收买议员,贿选为大总统。10月10日，曹由保定入京就职。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冯玉祥等人发动的北京政变赶下台,囚禁于中南海。 1926年鹿钟麟和段祺瑞反目，才将曹锟释放，曹到河南投奔吴佩孚。 1927年2月躲避国民革命军北伐，返回天津做寓公。 1937年在日军占领天津之后曾请其出山组建伪政府，为曹锟拒绝。 1938年5月病死天津，终年76岁。6月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一级上将。 评价: 因两院议员受贿，急于完成宪法。当时舆论称其为“双十宪法”、“贿选宪法”或“曹锟宪法”。但此部宪法的法学价值近年来越来越为部分学者所关注，至今具备着一定的前瞻性和科学性。 时任外长的顾维钧在晚年回忆录中曾提到曹锟在召开内阁会议时，强调顾总长办外交有经验，反对其他直系人物干涉顾的人事任命权。为此，顾给曹锟很高的评价，认为曹锟虽未受过正式教育，但他恢弘大度，襟怀开朗，具有领袖的品格。 颜惠庆也在回忆录中指出：“对于北洋军阀，人们尽管可以抨击和蔑视，他们政治野心不小，而知识才干贫乏，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中有些人很有自知之明，对于一些自己不擅长的政务，放心地交给有经验有知识的人去做，从不加以干涉，更不想独断专行”。这一评价同样适用于曹锟。而颜本人就颇受曹锟的重用，在其总统任期内先后出任过农商总长、代国务总理等要职。 罗隆基在40年代刊文指出：“英国直到十七与十八世纪，议员依然是买卖品，又何以异于‘猪仔’？英国过去选举场中之黑暗龌龊，较中国民初有过之无不及。那都是宪政演进必经之过程。” 语录: 亲家虽亲，不如自己亲，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第一次直奉战争前，给吴佩孚的电报） 兄弟虽亲，不如自己亲，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谣传保、洛分裂的时，给吴佩孚的电报） 我想发大财！（津保派幕僚鼓动曹当总统） 你们一定要把我捧上台，确实叫我来活受罪！（和津保派部下谈话） 你要不干，大家全都别干！（给顾维钧的电报） 老混蛋！老混蛋！老混蛋！（骂内阁总理孙宝琦） 子玉在哪里？（北京政变发生后） 趣闻: 冯玉祥见到曹锟，立即扑地嚎啕，大哭之声贯惊四座；曹问冯：“焕章兄何此悲痛？”冯答曰：“玉祥是没有娘亲的孩子，今天见到娘亲，故感激涕零。” 曹锟爱看戏，喜欢京剧和河北梆子。他将保定关帝庙改建为戏园，人称“曹锟戏园”。特邀京剧名角梅兰芳来保定演出，并亲自率领亲信坐马车到保定城北迎接。不料，梅兰芳是乘私人汽车来的。曹锟见梅有自己的汽车很是羡慕，心想自己一个堂堂的直隶省长竟不如一个唱戏的排场，真是枉为人生。不久，曹锟便派人买来４辆汽车。自此，保定街头出现了汽车。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军阀曹锟驻扎保定、吴佩孚开府洛阳。内部派系不合，谣言纷飞，都说保、洛行将分家，直系将告分裂。鉴于事态日趋严重，曹锟亲发一封电文给吴佩孚，上头说： 洛阳吴子玉弟：兄弟虽亲，不如自己亲，你就是我，我就是你。锟。吴佩孚收电后大受感动，紧张之势遂告缓下来。 大选当日，曹锟亲自临场督选，当他走到北京议员国民党员吕复席前时，发现他竟未选自己，不禁心痒难禁，竟然附耳轻语：“如何不选曹某？”不料吕复天生有反骨，叉指怒喝道：“你要能做总统，天下人都能做总统了。你要是当了总统，总统也就不是总统了。”说罢，随手操起桌上的砚台向曹锟掷去。 曹锟亦曾公然对议员们说：“谁又有名又有钱，谁就可以当总统。”某议员立刻提议道：“大帅，梅兰芳既有名又有钱，我看可以当总统。”一座大笑。 得知曹锟贿选当总统，张作霖就勃然大怒道：“妈拉巴子，曹锟是三花脸，是小丑，我们东北人绝不捧他。”并宣称议员若能不接受曹锟的贿赂，就可以向自己领取相同数目，这叫“反贿选”。但由于“大选派”准备得当，布置周密，终能有惊无险地达到了目的。 美国《时代》杂志，出于对“封面人物应是新闻制造者”的标准，颇为投入地跟踪报道了曹锟的选举。9月24日，该刊发布了曹锟贿选的专题，并配有其照片，题目却是“仍无总统”。 吴敬恒在北京某次演讲提到贿选时指出，人的精虫若能全部胎化为人，则曹锟和他太太行房事一次，即可有四万万个子女，一致投票选他老子了，根本就不必浪费许多钱来收买议员。 这异想天开的言词，让闻者大笑，从此常有人称曹锟为“精虫总统”。 北洋元老王士珍看到曹锟当上总统后的情形后，意味深长的说：“如果要害人，最好是请他来当总统。” 任总统期间，曹锟曾计划将其母语天津话定为中华民国国语，但还未付诸实施，就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 曹锟有子曹士嵩，在家排行第十三，大家都习惯称其为“曹十三”；他于父亲逝世后，终日狂嫖烂赌，是个有名的败家子。曹十三的姐姐担心弟弟迟早有一天会把所有家产败光，便决定跟他分产，并特别请吴佩孚以父执辈的身份，作主见证。 于是，吴佩孚把姐弟俩找来，主张男女平等，所有家产都平分。分到后来，还有一支翡翠头簪，吴佩孚以为这种女人首饰，男人用不着，就教曹十三给他姐姐算了。然而曹十三一听马上回说：“既是男女平等，就一人一半吧！”说完当场将翠簪折两段，交一截给他姐姐。吴佩孚见状，气得拍桌怒斥：“你这小子太混帐了！”立刻命人把他赶出去。 家族: 曹锟家族的暴富，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曹锟历任大军统帅多年，权势熏天，克扣军饷、滥报军费、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等等，曹锟均“玩”得纯熟。1917年张勋复辟，段祺瑞任命曹锟为西路讨逆军总司令，率其第三师由保定向北京进军，沿途根本就没有什么战事，时间也不过星期，但是开销仍高达60万元，显系中饱，段祺瑞从政治方面考虑，命财政部如数发给。嗣后之湘鄂、直皖、直奉诸战事，都成为曹锟升官发财的大好时机。再比如在1920年的直皖战争当中，皖系失败，徐树铮所办之西北边业银行，曹锟据为己有，其中安福系要人如王郅隆、王揖唐等所入的股本一百多万元，都被曹锟没收，毫不声明。此种事情，不胜其数。 　　曹锟兄弟众多，各个如狼似虎，倚仗曹锟，为所欲为，横征暴敛，霸占田产，贩运烟土，不择手段.曹锟七弟、二十六师师长曹瑛和曹镇次子缉私营长曹少庭，不时以采办军需为名，向铁路局强索包车去汉口贩运大批鸦片烟，到天津交日租界德义楼的鸦片商人、大沽同乡郝焕章代销，获利极多，没有人敢阻挡。曹锟的五弟曹钧，组织公家的恒源纱厂，无论扩建厂方，还是安装机器，都一手包办，从中侵吞国财，又拿这些侵吞的国财购置洋房，开宝权珠宝店，凡向曹锟、曹锐运动差事的，情愿出重价也要从宝权珠宝店选购贵重礼品，曹钧坐享厚利，好一个肥水不流外人田！此外，曹氏家族还经营各种企业，进一步追求利润，按曹锟一家来看，就有保定电灯公司、各类当铺（公懋当三号、万成当三号）、天津闸口至法政桥一段堤外地（共一顷六十余亩，可相见其大）、河北襄樊的耕地八百亩、天津曹家花园（天津黄纬路小王庄附近，占地二百余亩）、旧英租界多处楼房、旧意租界三马路楼房一所、北京炭儿胡同大宅院一所、保定南关外曹家花园（又称“老农别墅”，今保定人民公园）。 　　　　此外，曹锟喜好收藏，其住处珠宝翠石、古玩奇珍、名贵皮货甚多，其中有一件碧绿翡翠水仙花池，长约八寸，宽约四寸，中有翠蛤蟆，大如核桃，注之以水，栩栩如生，据说是清廷大内之宝物。 后代: 曹锟共有有3个儿子，即曹士岳（陈夫人所生）、曹士岱、曹士嵩（均为刘夫人所生，士岱9岁夭折）；4个女儿，即曹x（郑夫人所生，名字不详）、曹士熙（高夫人所生）、曹士贞（陈夫人所生）、曹士英（刘夫人所生）。 曹锟有2子1女,现已不在人世.曹锟的孙子孙女都还健在,现在香港和台湾经商,目前在大陆还有一些投资.曹氏家族成员少说也有二.三百人,但彼此来往很少.三.四十年代家族成员中多是纨绔子弟,吃喝玩乐,花天酒地,所以没有多少财产留下。曹锟的第二代唯一健在者,曹的侄儿曹士藩1950年考入东北盐务总局文工团,1951年到天津河西区文化馆工作,1956年考入河南师范学院.仅上一年因生活所迫辍学回来.1957年下放到天津南郊区.60年代回文化馆工作几年."文革"后期又被下放到造纸四厂当工人.一子一女已成家单过,他和老伴与孙女一起生活.但由于老伴没有工作,他的退休金不敷生活开销,所以不得不出来"打工". 2006年2月12日曹继信先生捐献的《中华民国宪法》，是1923年10月10日由其祖父曹锟任中华民国总统时颁行的，故又被称为曹锟宪法。该部宪法长11.9米，宽0.93米，黄绫质地、墨书楷体，共有13章141条。其内容强调国家统一、国家主权属于全体国民等。曹锟去世后，这件文物保存在其女儿曹士英手中。1984年曹士英病危时，将文物转给了曹继信，并嘱道：在适当的时候，将这一珍贵文物交给国家。文物专家鉴定认为，该文物流传有序，品相完整，特点鲜明，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符合文物收藏标准。这件文物将由天津博物馆保存，并在适当的时候对外展出。

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3月19日出生于辽宁海城县城西小洼村。张作霖幼年家境贫寒，1894年投入驻营口的毅军甲午战争失败后，1895年3月被遣返，回到故里，投身草莽。1902年被官府收编，任巡警马队帮带、统带，因剿匪有功升为洮南镇守使。

【张作霖（1875.3.19——1928.6.4）】 　　幼年丧父，身世卑微 　　张作霖[1]，字雨亭，奉天省海城县小洼村人。此地后又改称大洼县东风镇叶家村张家甸屯，现改称大洼县驾掌寺乡马家房村西小洼屯。其实，这里现在只有一片房屋遗址，已经根本没有村落了。1875年3月19日（清光绪元年二月十二日）生。其祖籍主要有两说。一为山东省说。《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公行状》中写道：“公讳作霖，字雨亭，奉天海城人，远祖居山东，族甚蕃，清道光初徙居海城。祖发业农，称素封。”“行状”是过去死者家属叙述死者世系、籍贯、事迹的纪念文体。该文称“远祖居山东”，主山东省说。一为河北省说。河北省中又有河北大成、河北高阳、河北河间三说。《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公雨亭神道碑》写道：“公讳作霖，字雨亭。其先为直隶人，清末迁奉天海城。”这通碑文是督军署参谋长臧式毅领衔，又有8位处长署名的，载于《张大元帅哀挽录》。文中明确地说“其先为直隶人”，即是河北人，主河北说。从有关历史记载看，张作霖的祖籍是诸说并存。因多数主河北省说，张学良亦自称，他的祖籍是河北省大城县，故张作霖的祖籍为河北省大城县。 据《大城县志》记载及当地老人记述，张作霖祖籍河北省大城县南赵扶冯庄，直奉大战期间，张作霖曾返乡认祖，但由于族中老人反对（一说认为其年轻时当过“胡子”——马贼，有辱门风；一说担心直系失败吴佩孚迁怒族人）而未能归宗，张作霖一直对此耿耿于怀。 　　因生活无着，其先祖张永贵跑到了东北，从事农业开垦。到其祖父张发时，从事农耕，“称素封”。所谓“素封”，是指虽然没有官爵封邑，却和受封者一样富有。这是说，在张发时，张家是富有的。张发有四子，其第三子是张作霖的父亲，名张有财。“祖殁，父以析产徙海城之小洼，复于驾掌寺村设商肆”。张发死后，家产分给了兄弟几人。张有财带着他的那份财产，来到了海城。 　　其父张有财是个游手好闲之徒。先是开了一个小杂货铺，收入甚微。后来小杂货铺倒闭，他又不愿干活，就整天赌博胡混。因欠人家赌债，被仇家债主害死。那年张作霖13岁。 　　张作霖本来没钱念书，但是有一位好心的老师帮了他的忙。这位老师名叫杨景镇，那时教私塾。有一天，他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偷偷听他讲课。好奇地叫进来一问，小孩答道：“我叫张作霖，我愿意念书，家穷，上不起学，因此常在这里偷听。”杨先生感到这个小孩想读书识字是好事，就免费让他上学，还赠给他纸笔。这时的张作霖已经是13岁了。就这样，张作霖读了一段私塾。在这里，他打下了初步的文化基础。这在他的一生中是十分重要的。张作霖知道感恩，他后来当了民国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不忘旧谊，特地请杨景镇到沈阳来，在家里开设了私塾馆。张学良就曾跟他读书。这乃是后话。 　　其父死后，家庭生活更加困难，没有办法，其母王氏只得带着4个孩子投奔到镇安县（黑山县）小黑山附近二道沟娘家。张作霖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娘家生活也是非常困难，又添了五张嘴，简直没法继续生活下去了。张作霖不能指望家里了，只有到社会上混饭吃。[编辑本段]混迹社会 　　那时的中国是一片混乱，东北地区尤甚。清朝政府腐败透顶，中国大好河山任人宰割。沙俄强行割去中国领土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仍觊觎中国东北的广袤土地；中国甲午战败，日本魔爪深入中国东北。官吏横征暴敛，百姓不堪忍受。亡命之徒便铤而走险，啸聚山林，土匪蜂起，打家劫舍，百姓生活更加痛苦了。 　　张作霖小时候就常跟他的父亲出入赌场，受到熏陶，也爱赌博。开始时，他靠卖烧饼赚点钱，可是很快就输光了。他的母亲让他改学木匠，他嫌拉锯太累，不爱干。他一度曾流浪街头，沿街乞讨。后来流浪到营口高坎镇，他在大车店给人家打杂。有时骡马病了，他就弄点草药给治，还真的就治好了。他很聪明，一来二去，就成了兽医，这个行当他还比较喜欢。后来，他开了一个兽医桩，以此为生①。以后，他命运多舛，被人冤枉，遭受痛打，差点送命。经好心人帮助，得以不死。他似乎降到了人生的最低点，走投无路，死又不甘，求生无门。恰在此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便抱着一线求生的希望，从军了。他投到宋庆毅军马玉峎的门下，当了一名骑兵。那年，他20岁。他喜好马匹，“以精骑击，得名擢哨长”②。甲午战败，他逃回了辽西。1895年，他21岁时同赵家庙地主赵占元的二女儿赵春桂结婚。赵春桂是张作霖的原配夫人，是张首芳、张学良、张学铭的生母。张作霖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他不想像他的同乡那样过着衣食无着、平淡无味的生活，他想换个活法。投身绿林 　　甲午战后的辽西是个三不管地区。散兵游勇成群，乞丐难民遍野。官府腐败，土匪横行，百姓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就相应地成立了一些自保的武装组织，名曰大团。1900年，张作霖因岳父赵占元的帮助，在赵家庙成立了一个大团，有二十多人，他当上了小头目，负责附近几个村子的治安。他负责的地区称为保险区。张作霖在保险区内很守规矩，不仅遵章守纪，而且维护治安。因此，在这个地区胡匪的骚扰得到遏制。张作霖也得到村人的称赞，他的声名由此鹊起。他管辖的范围逐渐扩大，达到二十多个村子。 　　在赵家庙的西北，有个大团，团主叫金寿山。金寿山收罗了一批地痞流氓，组成了一百多人的大团。大团的总部设在中安堡，其周围地区是他的保险区。金寿山在保险区内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比胡匪还凶残。大团本来是保民的，可是金寿山却专门害民。百姓被逼得实在无法，就去请名声较好的张作霖帮忙。张作霖率众驱走了金寿山，占据了中安堡。他的部众增加了，势力扩大了。但是，金寿山在1901年腊月三十夜半偷袭了张作霖。张作霖携带妻女率众突围，逃到了姜家屯，继而又逃往八角台。在逃往八角台的途中，身怀六甲的赵氏在马车上生下了一个男孩，这就是张学良。那是1901年阴历四月十七日，阳历是1901年6月3日。 　　八角台（今属台安县）是个大集镇，商号有五十多家。本来张作霖是想从八角台借道投奔辽南的绿林冯德麟的，但是到了八角台，这四十多人就被留下了，借以保护地面。这都得益于张作霖的名声好，不扰民。商会会长张紫云对张作霖的名声早有耳闻，此次见面，看到张作霖北人南相，眉清目秀，且行止有矩，谈吐不俗，果然是名不虚传。就决心把他们留了下来。后来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原来八角台的头目张景惠主动让贤，甘居副职，张作霖做了团练长，地方的绅商也表赞成。从此，张作霖就在八角台落了脚。这里也成了他的发家地。接受点编. 　　甲午战后乱了几年，1902年社会秩序逐步稳定。这两年张作霖苦心经营他的武装，势力有所扩展。他也尽职尽责，起到了保境安民的作用。同时，和当地绅商也相处融洽，得到他们的交口赞誉。但是，随着社会秩序的稳定，地方自治武装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按理张作霖的大团应予遣散，团民或回家务农，或进城经商。但八角台商会会长张紫云考虑到遣散这一武装，团民四散，可能危害地方。同时，他也和张作霖结下了友情，就想给他们找个出路。 　　为此，张紫云同有关人商量，拟将这一武装交给政府，这个提议得到绅商的赞同。于是，他们向新民府知府增韫正式推荐张作霖，对张作霖大加赞扬。增韫知府接见了张作霖，张作霖以弟子身份行叩见礼，称增韫知府为老师。通过亲见和谈话，增韫感到张作霖是个温文尔雅之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便命张作霖整理部武，将其带到新民听候点编。张作霖真是喜从天降。其实，张作霖的政治野心很大，他深知经营民团不是长久之计。他早就想“改邪归正”，被政府收编。恰在此时，盛京将军增祺采纳了“化私团为公团”的建议，作出了“化盗为良”的决定。适逢其时，增韫知府的报告得到了盛京将军增祺的批准。 　　张作霖急忙回到八角台，积极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因为他和增韫说了大话，吹嘘自己有一营人马，实际才有一百多人。当时准许他组建250人的队伍。他便乘机开展组编活动。他吸收了辽西一些小股匪帮，如义县的张作相、黑山县的薄振声等，都参加了进来。人数够了，他就率队到新民府接受点编，成立了新民府巡警前路游击马队，命张作霖为帮办（副营长），队伍仍驻八角台①。第二年，即1903年7月，张作霖所部和新民街巡捕队合并为巡防马步游击队，计485人。其中，骑兵2哨，步兵3哨。张作霖为管带（营长），张景惠为帮办（副营长），中哨哨官由张作霖兼任，前哨哨官为张作相，左哨哨官为汤玉麟，右哨哨官为王立有，后哨哨官为赵五把什②。哨官是连长。队伍亦移驻新民府，负责地方治安，并兼剿胡匪。就这样，张作霖由一个民团武装的头目摇身一变，而成为政府官军的军官了。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从此，依靠这支武装，他便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了。巧于应对. 　　张作霖为人机敏，长于计谋。来到了新民府的生疏环境，他知道如何自处。他把争取增韫的信任摆在首位，投其所好，“馈以金钱”，执礼甚恭，服从命令，听从调遣。同时，笼络绅商，认真办事，约束部下，管理有方。这就深得知府增韫的赏识，被倚为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他又略施手腕，挤走了新民府的巡警局长王奉廷。没费太大的劲儿，他就控制了新民府的军事实权。在这方面，他表现了巧于应对的能力。 　　这个能力还表现在残酷的日俄战争中。1904年2月，在我国东北爆发了日俄战争。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东北展开厮杀。腐败的清政府竟然宣布辽河以东为战区，以西为中立区。战争打响，哪还管什么中立区。日俄匪军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土匪蜂起，百姓遭殃。处在辽西的新民府是个重镇，张作霖除了要维护境内的治安外，还在盘算如何增强自己的实力。他的原则是谁给我好处，我就帮助谁。一开始，俄军强大，他就接受俄军的枪械和金钱，帮助俄军。后曾被日军俘虏，差点处死。被释放后，他又同日军签订誓约，“立誓援助日本军”①。1905年日俄战后，他的部队不但没受损失，反而扩编为3个营。在日俄两大帝国主义战争夹缝中生存的张作霖，充分显示了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因政声颇佳，1906年张作霖又升官了。新任盛京将军赵尔巽和新任新民府知府沈金鉴下令，将张作霖的部队由3个营扩编为5个营，张作霖当上了统管5个营的统带（团长）。计擒杜匪. 　　成了官军的张作霖对为害地方的胡匪十分痛恨，极力剿杀。在他的连年痛剿下，辽西的小股胡匪或被招抚，或被剿灭。就连党羽千余的大股悍匪田玉本也被张作霖部击毙，其徒众星散，百姓称快。 　　但是，还有一个奸诈凶残的土匪杜立三很难对付。杜立三盘踞在辽中县青麻坎。杜立三的势力越来越大，官军拿他无法。他自称马上皇帝。在他盘踞的地方，随意封官许愿，老百姓见他称之为杜大人。实际上，他已经造成了割据之势。盛京将军赵尔巽曾下令“严密访拿”，几次派兵进剿，但都败下阵来。1907年清政府在东北建立行省，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为了除掉这个心头之患，特派智谋之士知县殷鸿寿到新民府，去协助张作霖剿灭杜立三。 　　对杜立三是强攻还是智取，他们进行了仔细的商讨。杜立三自诩为马上皇帝，马上功夫了得。能双手使枪，弹无虚发。且城池坚固，徒众凶顽，关卡林立，防备极严。如像以前那样派兵强攻，恐师劳无功，难以奏效。因此，决定智取。他们设了一计。张作霖派人到辽中县送上一封贺信，祝贺杜立三被奉天省招抚，当上了大官，官位比张作霖还高。让杜立三速到新民府来面谒省里的招抚大员，以便到奉天向徐世昌总督致谢。杜立三有所察觉，不敢贸然行动。同他母亲和兄弟商量。他们也认为到新民风险很大，凶多吉少，都不主张他去。 　　此计落空。张作霖没有灰心，又生一计。他想到了黑山秀才杜泮林。杜泮林是张作霖的义父。张作霖在中安堡当保险队头目时，同绅士杜泮林结下交情，来往密切，关系甚笃。张作霖知道杜立三拜认杜泮林为同族叔，对其言听计从，十分尊重。张作霖就想打杜泮林的主意。他和殷鸿寿密谋，用杜泮林引诱杜立三上钩。 　　张作霖特地亲自到黑山把杜泮林接到新民府，并把他引见给省城大员殷鸿寿，以证明确实是省里招抚，并非虚构。又在新民街上，为杜泮林另设招待处，请杜泮林在招待处稍事休息，候杜立三来到之后，一同晋省。秀才杜泮林是老实人，不知是计，就给杜立三写了一封亲笔信，言辞恳切，感情真挚。有“游侠非终身之事，梁山岂久居之区；一经招安，不仅出人头地，亦且耀祖荣家”等语。 　　杜立三本来疑信参半，犹豫不定。突然得到他素来景仰的族叔的亲笔信，便疑念顿消，决定前往。于是，他在1907年6月6日仅率13人，作为随身护卫，由宋庆濂带领，奔向新民府，接受封官去了。他哪里知道此去是有去无回了。张作霖为了不出意外，事先做了周密布置。杜立三只身赴会，十分警惕。在晋见委员殷鸿寿时，他坐在背靠墙壁面对诸人的位置，同时两手插入兜内，握住枪柄，观察动静，以应突变。谈话完毕，殷高声喊道：“送客！”杜起身告辞，殷送至里屋门口，杜转身请殷“留步”时，刹那间，突被汤玉麟等几个壮汉按倒，下了双枪，死死捆住。事不宜迟，当晚就把杜立三在新民府西门外枪决了。其实，在这之前，张作霖早已派张景惠率大队人马，绕道台安八角台，做好进击杜立三老巢的准备。得到处决杜立三的消息后，张景惠等迅速出击杜立三的老巢。群龙无首，他的老巢辽中县青麻坎，被一举端掉①。除掉了杜立三，扫除了一大害，辽西匪患遂绝，人心称快。 　　杜立三这个多年啃不动的硬骨头，让张作霖轻而易举地剔除了。他采用的是智取的谋略。这里显示了张作霖的过人的智慧。得此消息，总督徐世昌喜出望外，上报清廷，为张作霖请奖。清廷除赏银五千两外，将张作霖升为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旅长），管辖马步5营。其他还有中路、左路、右路、后路等4路统领。张作霖成为东北旧军5个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之一，势力更加壮大了。[编辑本段]剿灭蒙患 　　1908年，徐世昌把剿匪得力的张作霖调到辽宁西北部的通辽、洮南一带，去剿除被沙俄收买的蒙古叛匪。据有关人记载：“洮南一带系干燥的草原，草有一二尺高，一望无边。夏日蚊虫甚多，大者如蜜蜂，叮人很厉害。”“虽在夏天，都得用棉花把头包上，否则寸步难行。狼群更多，一群就是十几条。当时队里的通信人员（当时叫做跑拨子的）往往被狼吃掉，剩下马跑回来……蒙古军队都是一个人乘两匹马，骑一匹，备一匹，力量足，跑得也快。以上种种，都是蒙军优于汉军的地方，所以张作霖清剿蒙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洮南一带是广阔无垠的大草原，是蒙匪活动的根据地。他们熟悉地形，了解民情，精于骑射，出没无常。他们行踪无定，多用奇袭，打了就跑，渺无踪迹。其中，有几股大的蒙匪，如白音大赉、牙仟、陶克陶胡等，都“扰害边疆，至数年之久，此剿彼窜，滋蔓难除，国家视为巨寇”。 　　这些“巨寇”不除，国家不得稳定，百姓不得安宁。张作霖当此重任，开始并不顺利。后来，他采用了强攻和智取两手策略，派人打入蒙匪内部，取得情报，而逐渐扭转了劣局。1909年，徐世昌看到张作霖的兵力不足，便给他扩编，增强他的实力。把5个营扩编为7个营，又将驻扎在洮南的孙烈臣部划归张作霖部。这样张作霖的部队增至3500人，成为东北的一支劲旅。 　　张作霖是个很知道感恩的人。受到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如此青睐、如此器重，他剿匪更加努力。同时，他也在不断地总结剿匪的经验教训，摸索出一套可行的规律。他本人也吃苦耐劳，身先士卒。因此，又经过年余苦战，终于将白音大赉击毙，生擒牙仟，并打败了陶克陶胡。后来追击陶克陶胡800里，一直将陶克陶胡赶到俄国。危害东北边疆多年的蒙患解除了，打击了蒙古分裂主义分子的嚣张气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张作霖此功是不可没的。智进省城. 　　在张作霖的政治生涯中，他于1911年智进奉天省城，是一大手笔。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武昌起义，是谓辛亥革命。各省纷纷响应，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奉省的革命党人张榕、宁武、商震等早有活动，新军中也有吴禄贞、蓝天蔚等从事革命活动。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东北革命党人群情振奋，准备积极响应。当时以蓝天蔚为协统（旅长）的新军第二混成旅驻扎在奉天的北大营，这是省城的惟一一支驻军。蓝天蔚又是革命党人，他如果抓住机会及时策动反正，可以立见成效的。他确实也在和革命党人张榕紧密磋商，秘密酝酿起义。 　　但是，由于经验不足，他们没有抓住先机。1911年5月赵尔巽又任东三省总督。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正在外视察，得到消息，便急忙赶回奉天，并连夜开会，研究对策。当他得知握有兵权的蓝天蔚等革命党人正在酝酿起义时，顿时吓得不知所措，表示他即将入关，也就是说，准备逃跑了。这时奉天省咨议局副议长袁金铠立即跪求劝阻，并建议重用巡防营旧军。这个建议使赵尔巽如获至宝，茅塞顿开。他思忖，地方巡防营的将领都是忠于他的守旧军人，同革命党人没有任何联系，正是他可以利用的镇压革命党人的军事力量。他立刻来了精神，马上密调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率部自通辽迅即来奉天，以防备革命党人起事。 　　然而，这个重要消息却被张作霖在奉的部下探知。这个人就是张作霖驻奉办事处处长张惠临。他深知事关重大，就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消息密报给张作霖。张作霖是个有很大政治野心的人，他不甘心在西北的洮南呆一辈子。为此，他早就在观察奉天省城的动静。他曾密嘱到奉天讲武堂学习的各营管带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等，注意省城的军政动向，并及时写信报告。同时，他对全国的政治形势也是极为关注的。得到这个重要消息，他认为这是天赐良机，不可错过。这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了。他当机立断，立即亲率所辖步骑7个营的全部人马，从洮南出发，马不停蹄，日夜兼程，直奔奉天。路过辽源（郑家屯）时，吴俊升等出城迎接，张作霖与其虚与委蛇，未露实情。 　　到达奉天省城后，张作霖为争取主动，马上晋见赵尔巽，诚惶诚恐地说：“因局势紧张，惟恐总督陷于危境，迫不及待，率兵勤王。如总督认为未奉命令，擅自行动，甘愿接受惩处。”赵尔巽急需用兵，感到张作霖来得恰逢其时。张作霖又信誓旦旦地说：“请恩师听我部署，只要我张作霖还喘着一口气，我是愿以生命保护恩师，至死不渝。”张作霖这一披肝沥胆的表态，深得赵尔巽的嘉许。因此，张作霖不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得到夸奖。除补发调防令外，赵尔巽还命张作霖兼任中路巡防营统领，以加强忠心耿耿的张作霖的军力。这样，张作霖就统率15个营的兵马了。到此，张作霖实质上已经是奉省现有部队最大的军事力量的首领了。我们不难看出，张作霖关注信息，研究形势，抓住时机，闻风而动，显示了他的不同常人之处。持枪赴会 　　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有了张作霖这个拥有军事实力的保镖，就有恃无恐了。他们先是迫使新军将领通过了赵尔巽提出的“保境安民”的主张。这个主张实质是反对革命，继续保皇。继而又在奉天国民保安公会上贯彻赵尔巽的保皇主张，成立了由前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会长的奉天国民保安公会，这是换汤不换药，继续代表清廷行使皇权。在这个过程中，张作霖都扮演了一个流氓打手的角色。 　　武昌起义爆发不久，奉天省的革命党人都云集省城，研究运用何种方式响应武昌首义。经过反复争论，最后得出采取和平手段，进行东北革命，即“谋运用政治手腕，实现东三省革命”。革命党人的首领蓝天蔚、吴景濂等事先密议，用会议的方式兵不血刃地夺取东北政权。拟由吴景濂以奉天省咨议局议长的名义，召集省城各界领导人开会，在会上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研究了一个方案，以维持治安为名，成立奉天全省保安会，逼走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然后推举蓝天蔚为关外都督，吴景濂为奉天省民政长，脱离清廷，宣布独立，完成东三省革命。如果“东北大局既定，继进兵关内，会师燕郊，直捣虏穴”。幼稚的革命党人以为采取会议表决的方式，就可以一举夺得东北大权。 　　吴景濂就是这样想的。吴景濂，奉天省兴城人，1873年生。京师大学堂毕业。任奉天两级师范学堂监督，奉天教育会会长。1909年任奉天咨议局议员，后任议长。他思想维新，倾向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他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吴景濂于1911年11月12日，以他的名义召开保安大会，绅商各界到会的有二百多人。赵尔巽到会，他带来了张作霖。会上还有他的支持者，如袁金铠等。袁金铠，奉天省辽阳人。1909年任奉天咨议局副议长，他是赵尔巽一党。 　　此次会议，老辣的赵尔巽也早有准备。他派张作霖在会场内外布置人马，持枪待命，明施压力。张作霖则持枪赴会，满脸杀气。会场气氛，非常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是革命党人并没有胆怯，而是慷慨陈词，主张脱离清廷，宣布独立。赵尔巽极为不满，表示坚决反对。他说：“你们要搞自治还可以商量，独立？怕有未便吧？”他的话还没讲完，就被革命党人的发言驳回，革命党人强烈要求赵尔巽宣布独立。 　　这时，张作霖急不可耐地跳了出来，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蛮横凶恶地叫道：“我张某身为军人，只知听命保护大帅。倘有不平，我张某虽好交朋友，但我这支手枪它是不交朋友的。”这是个信号，会场四周他的党徒，均立刻抽出手枪，情况极为险恶。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没有办法再讨论下去了。倾向革命的议员，都愤然纷纷离开会场。但这也就等于把这个会议的主动权让给了保皇派。 　　会议一度中断，后又复会。这时由赵尔巽的党羽袁金铠以副议长的身份主持会议，会议意见自然一边倒。最终成立了奉天国民保安公会，赵尔巽任会长，伍祥祯、吴景濂任副会长，袁金铠任参议总长，蒋方震、张榕任参议副长。这个保安公会实质是个变相的保皇会。他的会长仍然是东三省总督兼东三省将军和奉天巡抚赵尔巽，东北大权仍然掌握在他们的手里。而革命党人吴景濂、蒋方震和张榕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的摆设罢了。而张作霖则当上了保安公会军政部副部长，取得了军事实权，这一回合，幼稚的革命党人没有斗过老辣的保皇党人。革命的路还很长。挤走天蔚. 　　蓝天蔚，字秀豪，湖北黄陂人，1878年生。1902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4年加入同盟会。1906年任同盟会辽东支部负责人。1910年任东北第二混成协协统（旅长），是个坚定的革命党人。此次会议本来是蓝天蔚等发起，目的是推举蓝天蔚为关外都督。但不承想，却让赵尔巽占了上风。 　　赵尔巽深知兵权的重要，他必须立刻剥夺蓝天蔚的兵权。于是，他于成立保安公会的第二天，即1911年11月13日，向袁世凯发一密电：“此军即令聂汝清暂兼协统，并留奉防，可保目前治安。”这就是说，第二混成协的协统由原任该协标统（团长）的聂汝清担任了。这个聂汝清是个顽固守旧的军人，坚决反对革命，是赵尔巽最放心的忠于他的奴才。赵尔巽把第二协的兵权交给了他。 　　还不止此。这个老奸巨猾的赵尔巽还把蓝天蔚挤到了关内，让他远离东北，以免在他的眼皮底下变生事端。他的手法是很高妙的。在成立保安公会的第三天，即1911年11月14日，赵尔巽就以考察的名义，把蓝天蔚派到了关内。赵尔巽给蓝天蔚下了一个札令：“查有第二混成协蓝统领天蔚，志趣远大，识见明敏，堪以派赴东南各省考察此次战事之实情、公众之意见，并传布奉省保安会宗旨，以谋国民之幸福。为此，札委札到该协统，即便遵照，克日前往妥办，随时报告。” 　　就这样，赵尔巽不费吹灰之力，轻而易举地就把蓝天蔚挤走了。但在外界看来，好像是给蓝天蔚委以重任似的。把拟任关外都督的人选撵到了关内，使关外的革命没有了领袖，赵尔巽的这一着是够狠毒的了。在挤走蓝天蔚的过程中，张作霖曾与蓝天蔚发生冲突，张作霖想下掉蓝天蔚的枪，被赵尔巽假意制止。但这一举动，也给蓝天蔚构成了威胁。张作霖是挤走蓝天蔚的帮凶。慰庭称帝，割据东北. 　　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1912年被任命为第27师中将师长，袁世凯称帝后，被封为子爵、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袁死后，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1918年9月被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利用日本的势力控制了辽吉黑三省，成为奉系首领。直皖大战，向南发展. 　　此后，张作霖以东北为基地，向关内扩张势力。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前，与直系共同把持了北京政府，1921年5月兼蒙疆经略使，节制热、察、绥三都统。同年12月支持梁士诒组阁，竭力控制北京政府，与直系矛盾激化。 [编辑本段]直奉两战，松龄倒戈 　　1922年4月，发动第一次直奉战争。战败后，张作霖挟“东三省议会”推举自己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宣布东北自治。1924年9月发动第二次直奉战争，打败直系军阀，控制北洋政府。1925年11月，所部郭松龄反戈，迅占锦州、新民等地，沈阳告急。张以牺牲南满、东蒙的权益换取了日本的出兵干涉，得以转危为安。事后与吴佩孚弃嫌修好，又联合阎锡山、张宗昌等，合力对冯玉祥国民军作战，重占天津、北京。1926年称安国军总司令。1927年4月，杀害了共产党人李大钊等35名爱国进步人士。就任元帅，北洋覆灭.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并组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第32届、也是最后一届内阁，成为北洋军政权最后一个统治者。 　　1928年4月，在蒋、冯、阎、桂四大集团军的攻击下，奉军全线崩溃。6月2日，张作霖声言退出北京。皇姑被炸，枭雄归天. 　　 皇姑屯事件 　　由于他不肯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包括开矿、设厂、移民和在葫芦岛筑港等），1928年6月4日晨5时许，当张作霖所乘由北京返回奉天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汇处桥洞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好的炸弹炸毁，这位乱世枭雄身受重伤，当日逝世，时年53岁。其子张学良后成为有争议著名爱国将领。

人物评价. 　　最有骨气的大军阀:张作霖面对小日本寸土不让 　　张作霖 　　这位“胡子”出身的一代“胡帅”也并非是一无是处的，他治军有方，同是土匪出身的民国著名军人张宗昌投靠奉张，张作霖对其极好，甚至供他赌钱。身强体壮的张宗昌凭借自己骁勇善战，成为大帅手下的猛将。 但是张宗昌为人大大咧咧，毫无顾忌。他从黑龙江回来见大帅，还没到大帅的办公室就大喊：“老爷子，效坤回了……”话音未落，只见张作霖拍岸而起大骂道：“出去！你是军人吗？妈拉个巴子，当在家里呢！给我重进！”吓得这位山东大汉出了一身冷汗，目瞪口呆，马上原地立定、向后转、迈步退出，然后，在门口回身举手敬礼并喊：“报告！张宗昌到！”待里面发话后才规规矩矩进屋听训。 　　而张作霖对付日本人的办法也别具一格，一次出席日本人的酒会，酒过三巡，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赏字，他知道张作霖出身绿林，识字有限，想当众出他的丑。但张作霖抓过笔就写了个虎字，然后题款，在叫好声中，掷笔回席。那个东洋名流瞅着“张作霖手黑”几个字笑出声来。随从连忙凑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写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成了‘黑’了。”哪知张作霖一瞪眼睛骂道：“妈那个巴子的！我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在场的中国人恍然大悟会心而笑，日本人则目瞪口呆。这个“寸土不让”的故事也一直流传到现在，正是因为这些生动活泼听来过瘾的故事让张作霖的名字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家喻户晓。 　　张作霖是个很圆滑的人，日俄战争时期，他左右帮忙，又左右打击。弄得无论是沙俄还是日本，都不敢得罪他，当然，他也因此得罪了双方。日俄战争期间，他周旋于清廷、日本和俄国三者之间，应对自如。对于朝廷的“中立政策”他持阳奉阴违的态度，对于恶斗中的日俄双方则采取双管齐下、投机取巧和从中渔利的立场。经历了复杂环境磨炼的张作霖，练就了一身同时对付几个敌人的本领。 　　其实张作霖与孙中山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孙中山曾接受过张作霖的襄助，孙中山也曾派儿子孙科与汪精卫等要人赶到东北为张作霖祝寿。在北京，病中的孙中山还曾前往张作霖的住处拜会。作为回访，张作霖派张学良到中山先生下榻处探望，垂暮之际的中山先生的那番“你们东北地处红白两个帝国之间”的无比英明的论断，就是那次在病榻上阐述的。 　　民国十四年，1925年冬，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借郭松龄起兵反奉之际主动接近张作霖，提出可以出兵阻止郭军前进。张作霖宁肯逃亡也不依靠日本人，于是说：“如果郭军逼近省城，我打算赴旅顺或大连暂避，届时当请帮忙。”斋藤乘机将事先打好的五项要求拿出来，让张作霖签了字。五项要求的主要内容是允许日本人在东三省和东蒙地区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享有自由居住与经商的权利，并将间岛地区的行政权移让日本人。 　　张作霖知道以后破口大骂：“日本人心肠黑，全是下圈设套骗人。”并对部下说：“绝对不能同意日本人提出的要求，免得东三省父老骂我是卖国贼。”大元帅府的电报处处长周大文回忆说：“1928年5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求见张作霖，张将芳泽晾在客厅，自己在另一间屋里大声嚷着说：“日本人不讲交情，来乘机要挟，我豁出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权利，让人家骂我是卖国，叫后辈儿孙也都跟着挨骂，那办不到！”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为中日交涉，曾向张盛气凌人地说道：“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乃反唇相讥地答道：“怎么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好了。” 说完话，起身送客，不留情面，弄得吉田茂很难堪，只得辞职离开沈阳。日本人小看了张作霖。他们本以为这个没多少文化的土匪出身的军阀没有政治头脑，正好可以利用一下，但是，等他们眼见这个难缠的东北统治者成为大元帅后，才明白他们遇到了个中高手，一个决不低头的血性男人。这时的日本人只想着解脱眼前困境，他们早就已经为张作霖挖好了死亡的陷阱…… 　　当年的那位鲍威尔先生作为西方在华的报纸《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曾经采访过张作霖，当时张作霖就表示他的兴趣是为了中国的统一。这位美国人回国之后，在其所写的回忆录中，也表达了对这位出身卑贱的元帅的敬意。尽管东北长期处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张作霖常常不得奉命行事，但盖棺定论，他无愧一个爱国的中国人。 　　张作霖治家严谨，给家里人定下规矩不少，家风好。他的小舅子在他身边当警卫，仗着大帅的名，在外面胡作非为，晚上闲来无事，居然拿路灯当靶子，把路灯全部打碎，市政建设的人知道这事很气愤，但是敢怒不敢言。张作霖听说这件事愤恨地说：“把他给我毙了。”手下顾及到张作霖的颜面说尽好话，要求从轻发落。当晚张作霖亲自执法。家人很不理解，几个灯泡碎了就换新的，怎么把人给枪毙了。张作霖说：“你们在家犯错，丢的是我张作霖的脸，但是在外面搞破坏，坏的是奉天城的风气。”以后大帅府里的人更加慎言慎行，没有人乖张闹事。奉天城的百姓知道了这件事，对张作霖更加尊敬。都说张大帅办事有自己的规矩，谁都不能违背。 　　张学良是第三旅的旅长，第三旅是独立旅，是张作霖的王牌军。张作霖身着便服在城里转悠，突然听见几个百姓，叹气说第三旅的人横行霸道，巧取豪夺。张作霖听到这里已经火冒三丈，回家见到张学良更是怒不可遏，破口就骂，骂了足有半个小时，张学良低着头不敢说话，大厅里掉根针的声音都能听见。最后，张作霖让张学良关禁闭三天，不许有人探望，按照规定办事，谁也不许说情，否则一起处罚。事情一传出去，整个军队都震撼了，一想到连少帅触法都躲不过严惩，谁都不敢再为非作歹了。 　　张作霖墓.曾为一代枭雄的“东北王”张作霖墓位于石山镇南驿马坊村西头的果树林中。 　　1984年8月，锦州市人民政府将张作霖茔地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雕一花岗岩标牌立于园中，阴刻魏碑体“张作霖墓园”。

历史揭密：究竟是谁炸死了张作霖？ 关于张作霖之死，近来出现了一种所谓“新说法”，即张作霖被炸死与日本人无关，而是苏联情报机构所为。史实证明，日本关东军炸死了张作霖，这是一桩证据确凿、任何人也翻不了的铁案。 ■一个关于张作霖之死的所谓“新说法”.众所周知，张作霖是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炸死的，这是一桩证据确凿的铁案，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不久前，网上转载了日本《产经新闻》刊登的一篇报道称:“张作霖被炸死，与日本人无关，而是苏联情报机构所为。”这是该报驻莫斯科记者采访俄罗斯历史小说作者普罗霍洛夫的一篇报道。这一所谓“新说法”掀起了一股浊浪，似乎张作霖不是被日本军人炸死的，而是苏联情报机构所为。对此，日本右翼分子拍手称快。 那么，提出这个“新说法”的俄罗斯文人普罗霍洛夫握有什么过硬的证据呢？据报道，这位小说家在接受日本《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首先声明他的观点不是以苏联共产党或情报机构未公开过的秘密档案为根据的，只是通过对苏联时代出版的军队领导人回忆录或采访记录，以及对苏联解体后被公开的公文档案等，进行“综合分析”，“几乎可以断定”，“张作霖被炸是苏联情报机构所为”。这里说得很清楚，普罗霍洛夫自己承认，他没有什么档案，没有什么根据，没有什么证据，他的观点是他个人“分析”的结果，是一种猜测，一种臆断。 普罗霍洛夫对日本《产经新闻》的记者说，张作霖与苏联就中国东北铁路的使用问题发生纠纷，苏联政府对此耿耿于怀，于是，就命令苏军情报局对张作霖采取暗杀行动。苏军特工的第一次暗杀计划是在张作霖的官邸埋设炸弹，但由于张作霖手下的密探事先探听到风声，在特工交接炸弹时，将其逮捕。 普罗霍洛夫表示，此后张作霖采取了许多敌视苏联的行动。1928年，因接连作战而元气大伤的张作霖开始与日本人谈判，企图依靠日本政府的支持，在东北建立一个反苏的“独立的满洲共和国”。得知此事后，苏联决定再次暗杀张作霖，于是制造了皇姑屯爆炸案。 以上普氏的叙述，所谓“在张作霖的官邸埋设炸弹”，所谓建立“独立的满洲共和国”，所谓“于是制造了皇姑屯爆炸案”等等，都是子虚乌有的，都是这位小说家的编造。 对于普罗霍洛夫的关于张作霖被炸的奇谈怪论，俄罗斯的历史学者持什么态度呢？中国《环球时报》驻俄罗斯记者采访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远东史方面的专家米罗维茨卡娅女士。她表示，根本没有听说过普罗霍洛夫这个人。这就说明，普罗霍洛夫并不是研究远东史、研究中国史方面的专家。对于普罗霍洛夫的观点，她也明确表示完全不能同意。她非常清晰地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证据，1928年是日本军人在皇姑屯一手制造了火车爆炸事件，炸死了张作霖。这一点，在俄罗斯的历史书上是得到肯定的，没有任何疑义。2004年出版的由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弗·阿达姆奇克等近10名著名学者联合编著的《中国历史》一书中明确写道:“在去沈阳的路上，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 张作霖被炸死的具体经过：1928年6月2日，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通电宣布退出北京，回归沈阳。张作霖对日本阴谋刺杀他，已有风闻，但将信将疑。为了保障安全，原打算乘汽车取道古北口出关，但因公路坎坷不平，难受颠簸之苦。且张作相担保由北京至榆关一段，沿途有吉黑两省军队严密设防，不致发生意外。吴俊升也担保由榆关至沈阳一段的安全。因此，张作霖决定仍乘火车回奉。在返奉的前几天，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就觉察到日本守备队在皇姑屯车站附近的老道口和三洞桥四周，日夜放哨阻止行人通行，好像构筑什么工事，情况异常，就此曾密电张作霖，请他严加戒备或绕道归奉。可是，齐恩铭的提醒，没有引起张作霖的足够重视。 张作霖针对传言，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防范措施。他故布疑阵，一再拖延回奉的具体时间。原来宣布6月1日出京，京奉铁路备有专车升火待发，但又改期于2日启程。而2日启程的却不是他的火车。 6月2日下午7时，张作霖的五太太寿夫人及仆役人等，登上备好的7节专列，由前门东站启程，先于张作霖提前出关。 张作霖是3日启程的。3日凌晨1时10分，张作霖及其全体随行人员，抵达前门东站。张作霖身着大元帅服，腰佩短剑，精神抖擞，踏上月台。月台上送客的人山人海。来送行的有北京元老、社会名流、商界代表，以及各国使馆等中外要人。张学良、总参议杨宇霆、京师警察总监陈兴亚、北京警备司令鲍毓麟等也到车站欢送。 1时15分，列车开动。随车同行的有前国务总理靳云鹏、国务总理潘复、东北元老莫德惠、总参谋长于国翰、财政总长阎泽溥、教育总长刘哲等高级官员，还有日本顾问町野武马、仪峨诚也(也叫嵯峨诚也或仪我诚也)。另有张作霖的六太太马岳清及三公子张学曾、随身医官杜泽先等。 张作霖的专车，包括车头在内，共计由20节组成。其列车编组，依次为:机关车(车头)1节，铁甲车1节，三等车3节，二等车2节，头等车7节，二等车1节，三等车2节，一等车1节，铁甲车1节，货车1节。 张作霖所乘的是第10节。这是过去慈禧太后专用的花车，后经改造，外部呈蓝色，人称蓝钢车。该车设备先进，豪华舒适，车厢内有大客厅一间、卧房一间，另有沙发座椅、麻将桌等。 列车到达天津后，军团长褚玉璞特意从唐官屯赶到天津车站迎送。前来迎送的还有在天津的前两湖巡阅使王占元、热河都统阚朝玺等官员。停车后，靳云鹏、潘复等下车。 日籍顾问町野武马也在此站下车，这值得注意。据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少将《斋藤日记》披露，町野武马其实是日本安插在张作霖身边的间谍。他一直参与是否让张作霖“多活几天”的讨论，而且对刺杀张作霖的计划已有耳闻。他的这一举动说明他已经知道此事。但为了稳住张作霖，他故意上车送上一段，也便于洗清自己。 而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前国务总理靳云鹏本来是要陪同张作霖回奉的。靳云鹏家住天津。但到天津站时，靳云鹏的副官上车报告说，日本领事馆派人送信，今晚9点种，靳云鹏的好友板西利八郎由日本到天津有要事相商，请他立即回宅。靳云鹏只好下车，可是在家等了一夜，此人也没露面，心里正纳闷。第二天接到电报，知道张作霖的专车被炸。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领事馆送的是假信，免得他和张作霖一同被炸死，当了陪绑的屈死鬼。但这也证明了“皇姑屯事件”是日本预先策划的阴谋。 前交通总长常荫槐在天津站上车，陪张作霖回奉天。 下午4时，专车抵达山海关。这时在餐车上开晚饭。没想到，这是张作霖的最后的晚餐。 吃过晚餐，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就上车了。他是特地从奉天赶到山海关来迎接张作霖的，登上火车，同张作霖亲切攀谈。后来，张作霖同莫德惠、常荫槐、刘哲一起玩麻将。晚11时，专车抵达锦州。车到新民站时，天已微明，玩麻将的人散去休息。从车窗往外看，只见铁路两旁“皆有步哨警戒，面向外立，作预备放姿势，十余步就是一岗”。6月4日晨，专车到达皇姑屯车站，实业总长张景惠等在此迎候，并说其余家人和文武官员，都在奉天新车站等候。张景惠上车同行，但没有和张作霖坐一个车厢。 距皇姑屯车站不远处是老道口，继之是三洞桥。这是日本人经营的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的交叉点。南满铁路在上，京奉铁路在下。上边设有日本人的岗楼，老道口在日本人的警戒线内。 专车重又启动。张作霖坐的那节车厢，当时只有张作霖、吴俊升和校尉处长温守善。早晨有些微凉。吴俊升关切地问道:“天有点冷，要不要加件衣服？”张作霖看了看手表，已是5点多了，便答道:“算了，马上要到了！”说话间，专车驶过三洞桥时，突然两声巨响，烟腾火窜，飞沙走石，铁轨像麦芽糖一样弯曲。所有列车一起震动，有的脱轨，有的起火，张作霖所乘的车厢被炸碎，车身崩出三四丈远，只剩下两个车轮。吴俊升头部不幸扎进一颗钉子，躺在车厢里，当即死亡。六太太的脚受了轻伤。温守善也受了伤，急忙爬起来到张作霖的跟前，一看，张作霖咽喉处有一个很深的窟窿，满身是血。温守善用一个大绸子手绢把张作霖的伤口堵上，然后和张学曾一起，把张作霖抬到齐恩铭的汽车上，由副官王宪武抱着横卧在车上，两边还有三公子张学曾和随身医官杜泽先，以最快的速度向大帅府驰去。 到了帅府东院的小青楼，马上把张作霖抬到一楼的会客厅里，紧急进行抢救。后来，又请来小河沿盛京施医院的院长英人雍大夫，参与抢救。但终因伤势太重，于当日上午9时死去，年仅54岁。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受伤太重……恐怕不行了……叫小六子快回奉天！”以后灵柩停厝在大帅府东门的东厢房里，直到“九一八事变”。 同车被炸负伤的高级幕僚还有:原农工总长莫德惠，头部受伤；实业总长张景惠，颈部受伤；教育总长刘哲、总参谋长于国翰，也被炸伤。随行的日籍顾问仪峨诚也，面部及手腕受轻伤。后经英文《时事新报》记者披露，此次事件共计死亡20人，受伤53人。这就是日本关东军制造的骇人听闻的“皇姑屯事件”。 炸车时间是1928年6月4日早晨5时23分。 日籍顾问仪峨诚也成了陪绑，也受了轻伤。关东军认为:“为国家前途，牺牲一个嵯峨来爆炸列车，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 “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关东军干的，但他们竟厚着脸皮硬是不承认。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少将约见张作霖的日文秘书陶尚铭，虚伪地说道:“据关东军所得情报，炸车确系出自南方间谍之手，实为张作霖将军不幸。”日本政府对此一直讳莫如深。直到20年后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后，在东京审判时，始由日本前陆军省兵工局长、事件的参与者东宫隆吉少将(当时是上尉)揭露供述，才知道这是前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等人所犯下的罪行。 东宫隆吉供述，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是设计暗杀张作霖的直接凶手之一。炸车时，东宫隆吉上尉担任沈阳独立守备大队中队长，驻守皇姑屯的三洞桥附近。他接受河本的指示，负责炸车的技术工作。爆炸时的按钮就是他按的。因此，他洞悉整个事件的内幕。后来，河本又口述了他策划阴谋刺杀张作霖的更多内幕情况，由历史学者笔之于书，才使事件的全貌大白于天下。河本的《我杀死了张作霖》，就是他的自供状。 河本大作自述，他在关东军任高级参谋时，曾以随员的身份，参加了日本东京的东方会议，在会上，讨论了日本对满蒙的政策，他力主对于奉天军阀已非外交抗议所能收效。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强调用武力来解决。田中首相也同意这个主张。于是，大体上决定了以武力解决的方针。 河本大作狂妄地说:“我认为，只要打倒张作霖一个人，所谓奉天派的诸将，便会四散。”“干掉头子。除此之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第二条路。只要干掉张作霖就行。” 他的言论得到少壮军人的拥护。继任的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中将，有田中首相“放手而为”的指示，遂裁定照河本主张行事。于是，暗杀张作霖的计划就开始实行了。 河本当即派竹下义晴和田中两参谋，赴京侦察张作霖的行期。他们二人借同北京武官处联络的名义，从事调查张作霖之列车编组及行车时刻。很快，竹下就拍来了密电，说张作霖已经决定出关，并报告了火车的预定行程。因此，河本便派出关东军特务机关的石野芳男大尉到山海关，武田丈夫、神田泰之助到新民屯等京奉铁路要地，命令他们切实监视火车到达和启动的具体时间、地点，并及时报告他。 关于暗杀地点问题，他们对照地图，一再研究。开始认为巨流河上的大铁桥很合适。于是派某工兵队中队长去侦察，结果发现奉军戒备森严，无隙可乘。而且，安装炸药最少也得一个星期，时间也不够。这个地点只得放弃。后经多方研究，得出满铁线和京奉线的交叉点最为安全的结论，因为满铁线在上面，京奉线在下面。日本人在那里活动，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同时，根据非法的南满铁路条约，中国军警是不能靠近南满铁路的。这就为他们布置埋设重磅炸药，提供了便利条件。 关于暗杀方法问题，他们也精心策划。无非是两种方法，一种是用炮弹袭击火车，一种是用炸药炸毁火车。如果用第一种方法，马上就会知道是日本人干的。如果用第二种方法，也许能不留痕迹地达到目的。因而他们选择了第二种方法。 此外，为了预防爆炸失败，他们又策划了第二道计划，即令火车出轨翻车计划。他们计划乘混乱之机，使刺刀队冲上去刺杀。特派荒木五郎率领一支队伍，充当刺刀队。 关于现场布置及爆炸执行问题，他们选中了驻守当地的日本守备队中队长东宫隆吉上尉。并自朝鲜新义州调遣工兵一组，携带电气发火之500磅高爆炸药两箱，配属其作业。特派关东军神田、富田两大尉负责勘定地点；派工兵队长管野装置电流炸药；派东宫隆吉专门负责控制电流。日本关东军派自朝鲜调遣来的工兵，在铁路交叉点上，工作6个小时，将120公斤黄色炸药，分装在30个麻袋内，装置在铁路交叉点桥墩上面的两处地方。为了保证爆炸成功，他们设置了两道爆炸装置。同时，在桥墩500米外的瞭望台上设有电线按钮，以控制触发爆炸。 为了掩盖其罪行，河本又阴谋设计了嫁祸于南方国民革命军的计划。 从揭发出来的历史事实看，河本大作只是谋杀张作霖的直接凶手之一，而真正的元凶，则是关东军的整个高层，乃至日本政界的高层。他们炸死张作霖，企图借此占领整个东北。但是，他们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因为东北的元老和张作霖的继承人张学良临危不乱，处置有方，东北才平稳地渡过了这个难关。 来源：北京日报

张作霖奉安大铜章.纪念章正面；张作霖肖像，背面；奉安府全景！！直径73mm,罕见！

张作霖奉安大铜章背面

陈独秀与张作霖是义兄弟. 一次，张作霖随知府陈大人出访，陈大人一回府就在书房里亲自教嗣子陈独秀读书，他看在眼里，羡慕在心里，不禁身不由己，向知府大人面前一跪，连磕了3个响头恳求道:“知府大人开恩，小人幼年丧父，没有读什么书，请大人收小人为义子，教小人读书识礼！” 一次偶然的机会笔者在《中华老字号·沈阳卷》的“前言”中，惊奇地发现了这个鲜为人知的秘密。这个“前言”说:“我们第一次发现，这家(北京)崇古斋的店东陈昔凡(陈衍庶)，这位新民知府，既是他收编的响马张作霖的义父，又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人物陈独秀的继父，两个中国现代史上敌对阵营的代表人物在沈阳城这种联系，为我们研究近代历史和有关人物提供了新的线索。” 陈衍庶何许人也？他与张作霖缘何成为“义父子”？张作霖与陈独秀又缘何成了“义弟兄”？对此，笔者查阅了《陈氏家谱》、《陈独秀年谱》、《陈独秀一家人》、《陈独秀传》及《张作霖传》等书籍和历史资料，并进行了一番探踪。 (一)张作霖(1875—1928)，奉系军阀首领，字雨亭。1875年3月出生于辽宁海城县城西小尘村(今盘锦市大洼县东风镇叶家村张家窝棚屯)。张作霖幼年家境贫寒，12岁时仅读了一年私塾。14岁父亲去世后，随母亲前往镇安县(今黑山县)投奔外祖父。为谋生卖过包子，当过货郎，学过木匠，后跟随继父学兽医，然一事无成。但张作霖精于骑射，又会相马。1894年因为父报仇杀人而流落至营口。此时，适逢甲午战争爆发，便投入驻营口田庄台的毅军中当兵，后因表现出众，被提拔为毅军统领宋庆的卫士，后升任伍长。不久，他携械潜逃，加入广宁的土匪帮任首领。 时任新民府知府的陈衍庶，正组织兵力进行剿匪，他认为张作霖虽为土匪，但他是为环境所逼，同时，认为张作霖虽然鲁莽，但为人机敏勇猛，于是收编了张作霖。这样，张作霖便成了清军营官，就任新民知府巡警马队帮带，负责知府的安全保卫。知府大人陈衍庶每逢出巡，都由张作霖充当卫队首领，平常带兵守卫知府，成了知府大人陈衍庶的贴身保镖。陈因剿匪有功，后升为洮南镇守使。这样，张作霖对知府陈衍庶视如恩人，甚为崇拜敬仰。 (二)陈衍庶，字昔凡(1851—1913)，为陈独秀的叔父，出身于安徽省怀宁县的一个被人瞧不起的小户人家。几代都靠教书谋生，有教书世家之称。1875年，陈衍庶中举，从此进入仕途，官运亨通，平步青云。 初任知县，因治河有功，办事认真卖力，曾经一昼夜处理讼卷三百余件，这样步步高升，由知州、知府直升到府级以上省级以下的道员，领加四品衔，以知府赏戴花翎。陈衍庶在东北怀德、柳河、辽阳、新民等地任职时，正值日俄战争爆发，中国商人乘机贩运马匹以获暴利，而马匹经过陈衍庶的管辖之地，要抽取牲口税，并且无须再上缴国税，因而大部分便进了陈的腰包，很快他就腰缠万贯，成了安庆令人刮目相看的大户。 他还在辽宁彰武县、安徽省贵池等地大置田产，而且还在北京的琉璃厂投资开设了颇有名气的“崇古斋”古玩铺，并在奉天设有分店。然而，陈衍庶虽然名利皆显赫，但也有一件不称心的事。他先后娶妻3房，但均未生一子。为使陈家大业后继有人，他相中了其兄(早逝)次子陈独秀(1879—1942)。当时，17岁的陈独秀在家乡安庆参加府试，一举中秀才第一名，陈衍庶认为他将来前程一定远大，便要好好地教导。于是，陈独秀就过继给叔父陈衍庶为嗣子，并上陈家祠堂办理了过继的正式手续。 陈衍庶很喜欢陈独秀。到东北上任时，他把陈独秀带在身边，做些文书工作，并亲自教导其读书识礼，对他抱有很大希望。他一再对陈独秀说:“不得功名，何以为官？要想出人头地，就得先苦读几年，把书念好！” 陈衍庶还是一位才子。他的诗文、书画也有一定的造诣，在当时书艺界有一定的名气。他在新民府任职期间，公务之余常常挥毫作画、做诗，并亲自教导带在身边的嗣子陈独秀。 (三)紧随知府大人陈衍庶、长陈独秀4岁的张作霖，耳闻目濡，大受其感染，自愧不如，自思如果这样乱来莽撞下去，岂能升官发财，只恨自己少时没读书。同时，他又感到陈大人身为知府大官，平易近人，待人和善，又擅长诗文书画，是个才华出众的知府大人，令他敬佩。于是，他萌生要拜陈大人为义父的念头，以便受教于他。 一次，张作霖随知府陈大人出访，陈大人一回府就在书房里亲自教嗣子陈独秀读书，他看在眼里，羡慕在心里，不禁身不由己，向知府大人面前一跪，连磕了3个响头恳求道:“知府大人开恩，小人幼年丧父，没有读什么书，请大人收小人为义子，教小人读书识礼！” 张作霖这一举动令知府大人陈衍庶一怔，随后便让张作霖快快起来，张作霖又是3个响头，声声恳求道:“请大人开恩！”善待下人的陈衍庶，忙弯腰扶起张作霖，他想张作霖虽然没有文化，但为人机灵，又勇猛，是自己可信任的贴身保镖，同时，他要求读书识礼也是善举。于是陈衍庶欣然点头同意，收张作霖为义子。这样，张作霖与陈独秀就成了义兄弟。2008-2-11

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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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友评论:
1[发小纸条]
回复黑熊lll
都是好汉。
 
2009-03-20 09:48:09
2[发小纸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