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培德:甘当叛逆者

    陈观

    上周末的一个早晨，陈培德像往常一样打开电脑浏览新闻。在一家大型门户网站的体育板块，他看到一则东北某报对自己的电话访问稿，文中提到他废除举国体制、取消全运会的观点。陈培德特意看了下当时网友跟帖的数量———总共175条。然后他逐条看过，发现赞同自己观点的有172条，只有3条说反对，而且连所要表达的反对意见也是完全一样的：“不行！废除了举国体制、取消了全运会，我们这些运动员、教练员今后的出路在哪里？”

    3比172，何其微不足道的数字比例！陈培德却因此陷入沉思，“革自己的命，哪有这么容易！”

    专题采写：记者 刘皓(本报杭州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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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打业余，中国奥运金牌没多少可炫耀

    1993年，是陈培德在浙江省体委主任位子上就任的元年，从那之后，他其实一直都没有离开过体育。可十数年过去，他愈发觉得，自己目前的处境有些微妙“我正在成为中国体育的叛逆者！”而这种所谓“叛逆”的标志，便是“所有不谐之音皆出自我口”，不过陈培德首先澄清一点：“我并不想标新立异。”他承认，对后奥运时代中国竞技体育的走向和发展，自己是充满了担忧“体育圈的腐败风气越来越盛，中国竞技体育正在异化和变味，已经不能做到公正和透明、不能带给人们游戏式的快乐。其本身所本该拥有的公益性，已彻底沦为功利性，而这个圈子里的人，正是受功利驱使，令一些不应有的东西，现在完全依附在体育身上。我不想随波逐流，所以，我甘当一名叛逆者！”

    从九运会以一省体育局长身份炮轰赛风赛制开始，陈培德便将“矛头”始终指向中国竞技体育所一向奉行的举国体制，这次和记者面对面，话匣子仍是从此处打开。不过，学哲学出身的陈培德，更喜欢辩证地看待问题：“一直我都没有否认过，举国体制曾经是一大法宝。在竞技体育领域，中国能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结束一段耻辱的历史，举国体制是功不可没的。但从内涵上讲，它又有它的局限性，现今它也只是局限于竞技体育领域。”

    在陈培德看来，举国体制之所以能在中国竞技体育领域发挥得淋漓尽致，无非是国家出钱、出人、出物，是“只要荣誉，不计成本”的做法，可谓“倾国倾城、在所不惜”“培养一名运动员，国家给他配备教练员，提供场馆、器械、服装，包了他的伙食、医疗以及部分的文化教育，我想全世界这么做的，除了中国也没有几个国家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运动员和人家同场竞技，是不是属于不平等竞争呢？就好比世界杯和奥运会，世界杯是职业化的，但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本该是业余性质，也就是国际奥委会没跟中国太计较，要是人家严格来一番审查，恐怕中国这些运动员没有一个有资格去参加奥运会。”

    接下来陈培德举了郎平的例子：“郎平去你们广东了，可去年奥运会前的三四个月，你知道她在为什么犯愁吗？她带的那些美国女排的队员，因为都有各自的工作，没法让她集中起来进行系统性的训练。但同一时间，中国女排已经全队集训了多久了？可就算是这样，奥运会上，完全专业队的中国女排，还不是在家门口，被完全业余队的美国女排给打败了吗？所以虽然奥运会上存在这么多不平等竞争，可很多辉煌还是被人家业余队的拿走了。”说到这，陈培德泛起一丝苦笑：“奥运会中国拿了那么多金牌，我看其实没多少值得炫耀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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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逾30年，独体育抱着计划经济不放

    陈培德认为，除内涵上的局限性，举国体制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当这一时代产物现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也就到了该对它进行彻底改革的时候了。

    在位时，有一次陈培德出访德国，发现那里的人们对奥运金牌的渴望似乎并不强烈，而且原本强大无比的日耳曼军团，现在在奥运金牌榜上也早已退出三甲之列。针对这一点陈培德特别留意了一下，他发现，原来德国举办奥运前，民众包括运动员本身对金牌的渴望其实还是蛮强烈的，但举办过奥运之后，尤其是辉煌过一把之后，一切都开始被淡化了。“我觉得这种情形在中国也会出现，这次全运会我就注意了一下，08(奥运)过后，人们对金牌、对全运会关注的热度正在减退。”所以陈培德觉得，这正是废除举国体制的大好契机。

    “我呼吁废除举国体制，是因为它毫无疑问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许多做法与市场经济都是不吻合的。我知道体育圈绝大多数的人从感情上和利益上对举国体制很怀念，担心废除它之后，中国竞技体育会沦落成现在的印度——— 是啊，到去年，印度才通过射击拿到他们国家奥运史上的第一枚金牌。如果出现这种担忧，我不能说，这是不是杞人忧天。可我也要反问一句了：计划经济体制下铸就的辉煌，难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不能同样取得吗？你看现在，整个国家都运行在市场经济的大体制下，别人都在走市场经济的路子，怎么惟独就只有体育有这个特权，可以抱着计划经济不放呢？”

    大前天，受国家体育总局之邀，陈培德去苏州出席了一个后奥运时代中国体育事业的战略研讨会，这次接受本报专访，其将会上自己将要谏言的观点提前向记者亮出：“举国体制并不是说要完全废除，在全民体育领域，它还要得到强化，总之全民体育要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会衍生功利性的竞技体育，逐步地交给市场，直到完全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什么叫接轨？这就是和国际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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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变运动员大学生为大学生运动员

    陈培德在位时，有一次去举重队视察，曾提出保送一个年轻队员去大学深造，但被对方拒绝了。“课堂上讲的那些东西，他说他啥都听不懂，还不如留在队里举杠铃、过枯燥的生活，也比去学校受罪强。”陈培德承认，在体育圈，这是个普遍现象，“很多有学历的运动员只是戴上了大学生的帽子，可实际上呢？可能只有初中文化水平。”

    这一普遍现象不免让陈培德感到心酸：“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竞技体育，其实是以牺牲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青春期为代价在发展着。当这些运动员被推向社会，面对残酷的竞争，很容易就会被淘汰。而国家先前也已经为他们付出了很多，但最终还是无功而返，甚至连有些人的就业问题都解决不了。”

    对N BA选秀是以大学生联盟N CA A为人才输送主要渠道的机制，陈培德说他一直很推崇，“这些进了N BA的职业球员，就读时其实就是一些对篮球感兴趣的学生，哪天他们不打球了，凭借上学时掌握的一技之长，仍然可以从事他所学的专业，基本是不存在失业这种后顾之忧的。我们中国也应该走这条路子，变‘运动员大学生’为‘大学生运动员’，这也是我通过学习科学发展观得出来的一点体会。”

    “可从很早开始，运动队里不都有文化课在传授了吗？”当记者抛出自己的疑问，陈培德微笑着做出了自己的否定：“运动员一天训练课下来那么累，你让他马上走进教室，你说他能听好课吗？而且，一周时间里运动员学习文化课也就两个半天，外带两个晚上，能学到多少有用的知识？这种文化水平，走上社会别说和同龄人竞争了，就是和人家对话我看都难。说难听点吧，在专业队，他们就是一台训练机器。”

    说到这，陈培德给记者念了两句“古诗”，一为“一将成名万骨枯”，以表达一个运动员的成功，是以无数运动员的失败陪衬出来，“冠军只有一个，前八不也才只有八个嘛！”另一句，则是“大将功成遍体伤”，为此他特别举了体操队的例子：“像女子体操运动员，到25岁基本就该退役了，但我们给她们做体检的时候，发现她们膝盖的老化程度，完全就是五六十岁的老太太才应该出现的那种水平。”

    所以陈培德向总局谏言，中国竞技体育也要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核心，就是以运动员为本，其核心的核心，就是以运动员的终生价值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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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官员是为人民充分享有体育权而服务的

    和陈培德的聊天唠着唠着，话题又转回举国体制，这次说的是取消全运会。对陈培德来说，这已是“老生常谈”，4年前十运会结束后，这样的观点他已经抛出过。

    “和举国体制一样，全运会也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是该寿终正寝了。”陈培德的建议还是和以前一样：做强做大单项锦标赛。

    “如果说要举办全运会，新疆、甘肃、贵州这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可能永远都举办不了，他们只能永远甘当看客。但如果把单项锦标赛的门槛降低，让更多的运动员参与进来，并以此取代全运会，那么这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机会就来了，他们完全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成为赛事主办方，并以此推动自身强项在本地区的发展。比如新疆可以举办马术比赛，甘肃可以承办曲棍球比赛，国球基础较好的贵州也可以举办乒乓球全锦赛。”

    实际上，当4年前陈培德把这样的观点抛出，也不是没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过反响，但没有谁比陈培德本人更清楚，这几乎难以实现：“我一直说，体育的改革，阻力都是来自主管部门内部，靠他们修修改改，改革很难深化下去。他们当然清楚，自己的编制是编委会给的，官衔是组织部给的，钱是财政拨款，如果被推向社会，这些就都没了，这些问题是他们必须要考虑的。”

    按照陈培德的设想，此事若想办成，最好由党中央国务院牵头，召集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且允许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在体育系统内外展开共同的大讨论，最终以民意决断。“体育的本质，应该回到上世纪50年代毛主席的光辉题词上来：‘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但现在的情况，跟毛主席当年的指导思想是相违背的。必须还体育权给人民，体育官员所谓的为人民服务，其实应该是为人民充分享有体育权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