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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三十六洞人
■"四大金刚"之一李作鹏逝世 享年95岁
前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1月3日7时30分逝世，享年95岁。
李作鹏生于1914年，江西吉安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参训队长，八路军115师侦察科科长、作战科科长，山东纵队参谋处处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处处长，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43军军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陆军训练部部长，总参谋部军训部部长，海军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文化大革命中，李作鹏担任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委。1971年10月，李作鹏因九一三事件被押，1973年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李作鹏与黄永胜、吴法宪及邱会作被称为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刚”。
■《华国锋同志生平》原稿
（新华网北京８月３１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华国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8月20日12时5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华国锋同志1921年2月16日出生于山西省交城县一个制革工人家庭，原名苏铸，因革命工作需要，改名为华国锋。在学生时代，他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发愤苦读，成绩优异。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目睹日本侵略者占领家乡的暴行，立志抗日救国。1938年6月，他参加了山西牺盟会交城抗日游击队，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2月，他受组织委派回家乡交城县开展工作，先后任交城县牺盟会秘书，县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兼分区农民部部长，中共交城县委宣传部部长兼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他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群众组织，领导群众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组织抗日武装，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为发展壮大当地抗日武装力量和开展党的工作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华国锋同志历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晋绥八地委组织部副部长，阳曲县委书记，带领当地军民同阎锡山反动政权进行了顽强斗争，先后参加了汾孝战役、开栅保卫战、黄崖战斗、古交战斗等。他在指挥战斗中，采取武装打击和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方式消灭、瓦解敌军，取得显著成绩，被中共晋绥分局作为经验推广。他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精神，领导了交城、阳曲等地的土地改革，纠正了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差。他深入农村，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清匪反霸斗争，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革命和生产积极性，为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作出了很大贡献。
1949年初，华国锋同志任晋中南下支队一地委宣传部部长，随军南下。同年2月至1956年3月，历任中共湖南省湘阴县委书记，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副书记、专员、地委书记。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总结基层经验，运用典型示范和逐步推广的方法，积极领导开展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同时抓好粮食收购、销售和管理工作，使当地农业较大幅度增产增收。1956年3月，调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主任、中共湖南省委文教部部长。1957年8月，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其间，他在贯彻“双百”方针、促进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扩大统一战线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58年7月，当选为湖南省副省长，主管农村工作。1959年9月，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同年12月任省政协副主席。他参与领导了全省农村工作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强调贵在鼓劲和科学精神，做出了显著成绩。
“文化大革命”初期，华国锋同志受到冲击并被批斗。1967年7月以后，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组长。1969年4月，在党的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0年11月，当选为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并任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华国锋同志在湖南工作20余年，对湖南各族人民怀有深厚感情，致力于新湖南建设，为改变湖南面貌、造福三湘人民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他以身作则，深入工农业生产第一线，工作细致认真，与干部群众同甘共苦、艰辛创业，被毛泽东同志评价为“讲老实话，是老实人”。他重视经济建设，关心群众生活，主持兴修了洞庭湖排涝、韶山灌区等大型水利工程，致力于发展煤炭、钢铁等基础工业，积极支持发展地方工业，支持发展杂交水稻，对湖南的工农业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为维护全省的稳定和维持生产秩序做了大量工作。
1971年1月，华国锋同志调国务院工作，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之后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九一三事件中，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他参与处理林彪集团问题的工作。同年10月，兼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党委书记。1973年7月，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同年8月，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协助周恩来同志主抓农业工作，使全国粮食生产保持比较稳定的增长。他还在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输油输气管道建设，保证市场供应和物价稳定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75年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同年2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被确定为常务副总理之一。在主管政法和科学等方面工作期间，他认真贯彻中央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精神，在分管的部门解放了大批干部。他注重科学技术工作的发展和高科技人才的培养，并领导和支持高端国防项目的研制攻关工作。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同志逝世。2月，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年4月，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1976年7月28日，河北省唐山市发生7.8级强烈地震，他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研究实施了一系列抗震救灾措施。8月4日，他亲临灾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慰问灾区群众，转达党中央对灾区人民的关怀，鼓励灾区人民抗震救灾、重建家园。
■美国没有户籍管理为什么不乱套

这次去美国，看到劳伦斯又搬家了。这是我认识他以来他的第五次搬家。
我是1997年认识劳伦斯的， 11年来他搬了5次家，平均2年多点时间就搬一次家，真是够频的。
美国人就是这样，随意搬家，不在乎搬家，甚至热爱搬家。
美国人刚参加工作时，由于收入不高，一般是租住小房子；收入高点了，就换租大点的房子；有条件供房了，再搬到自己买的房子里；收入再增加了，把买的小房子卖掉再买大房子；再发达了，换到更好的社区更好的房子里去；到老了，房子不会留给子女的，卖掉，再搬到老人公寓里去颐养天年，去天堂以前把信用卡里的美元都花光，没准还透支呢。
美国人换工作也比较频，到另一个城市另一个州去，甚至从西海岸到东海岸去工作，在美国人看来是很简单的事情。美国人的祖先最先从欧洲移民到北美时，就有一句著名的口号，“哪里有面包，哪里就是祖国。”现代美国人继承了这个精神，哪里生活好，哪里就是家园。美国有的企业招聘外地员工时，甚至给支付搬家费。
美国人搬家的理由还多呢，哪个地方环境好哪个地方税收少哪个地方学校好哪个地方本族裔人口多哪个地方称心的餐馆多，都会成为搬家的理由。据说美国人平均一生要搬十几次家。
美国人热爱生活，热爱家庭。人到了哪里，家就必须迁移到哪里。绝对不可能两地生活，绝对不可以为了事业而不顾家庭的。房子可以换，家可以搬，就是夫妻不能分居，未成年的孩子不能分离。美国人绝对不理解中国民工一年只回一次家的境况，他们认为那样太不人道了。
可以肯定，如果有哪个威权总统敢发一个命令剥夺了美国人的迁徙自由，把类似中国的户籍制度强塞给他们，美国人一定会弹劾他的，如果弹劾不成，一定会再打一次独立战争或解放战争。
问题是，美国没有户籍制度，美国人没有户口，也没有派出所村委会居委会这样的管理机构，他们这样搬来搬去的，那社会不乱套了吗？政府怎么管理呀？
我把这个问题提给劳伦斯。
劳伦斯对“政府管理”这个概念很反感。他说，谁管理谁呀？政府不是管理公民的，是要为公民服务的，应当是公民管理政府。我每次搬家到一个新地方，都是政府或想进入政府的政客（竞选议员或政府官员的人）上门来请我，一个新到来的公民，去管理他们，而不是他们来管理我。
说的也是。在美国，没有哪个政治家或官员敢认为自己是公民的领导、上级、管理者，也没有哪个公民会买有这种意识的人的帐，想领导人民管理人民的人绝对没有任何机会涉足政治领域，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地为选民服务才有机会。
美国公民每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就自动成为了那里的居民，自动地拥有了该地的管理地方政府的权利——选举权和其他政治参与权利，自动的享受当地的社会福利待遇。不需要申请或批准，不需要办理什么户籍手续。你只要在那个地方居住，即使时租住的房子，当地政府也会主动找到你，请你行使权利。比如做选民登记，做陪审团候选资格登记等。选举时，候选人的竞选班子会主动向你寄送竞选资料，寻求你的支持和“管理”。
问题是没有户籍制度，没有户口的转入转出，原居住地政府怎么知道你这个“管理者”走了，新居住地的政府又怎么知道有新“管理者”来了。特别是新政府怎么知道你住在那里，如何了解你的基本情况。你不去政府报到，政府怎么找到你呀。
劳伦斯告诉我，美国的各级政府是从DMV（机动车辆处）那里获得公民信息的。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公民都有驾驶执照，美国关于驾驶执照的规定是，驾驶人员每到一个地方超过15天，就必须到DMV登记，否则会被视为持无效证件驾驶。所以，每个公民搬家了，会到DMV登记变更住所的信息，这样，DMV就有了有驾照人员流入流出的详细信息，当地政府也由此得到了本地居民的流入流出情况。
在美国，驾照就是身份证，乘坐国内飞机要出示驾照，住宾馆要出示驾照，凡是需要身份证明的地方都需要出示驾照。
那么，不会开车没有驾照的人怎么办呢？比如一辈子都不开车的残疾人，或者新移民来的老人等。这一类人就办身份证。身份证也是到DMV去办。在机动车辆处办理身份证，而且身份证的样子与驾照是一样的，对身份证如此不重视，大概只有美国人这样。
美国政府了解公民信息的另一个渠道是居民的社会保障记录。在美国的所有合法居民，都有一个社会保障卡，社会保障号码（也翻译为社会安全号码）是唯一的，是从生到死伴随每个人一生的。一个人就业、开工资、缴纳保险、缴税和获得所有的社会保障，都要依据这个号码，这是美国人的福利保障的依据，是命根子。美国人每到一个新地方，都要到社会保障机构办理住所变更手续，以便社会保障部门与自己的联系不中断，给自己的资料能寄到，有好事情不漏掉自己。
美国人挺自私，绝不大公无私。他们对国家和政府的定位是十分功利主义的。他们绝没有建设一个伟大祖国的雄心壮志，也没有振兴美利坚民族的宏伟愿望，更没有为着后代的美好生活而牺牲今天自己的幸福的献身精神。所以他们从来不认为人民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来支配他们带领他们走向未来。他们绝不会以缴税的名义把钱交给另一部分人随意支配。他们把政府看作是“一个人无法做的事情大家不得不凑份子请一些人来做的雇用者们”。政府是他们雇来为全体公民服务的，为全体公民谋取最现实的利益的。政府就是大家凑钱为大家办事的。每个公民出钱了，凑份子了，不仅有权委托各级议会里的议员们代表自己对如何花钱进行审查、批准和监督，而且还必须从交给政府的钱中拿回一块，由政府以社会保障的形式回报给自己。公民交给政府的份子钱如何记录？公民靠什么领取回报？就是社会保障卡里的记录。
所以，美国人的流动情况工作变动情况收入变化情况和缴税缴费情况等都被一清二楚地随时记录着的。无论你到了哪里。
驾照和社会保障卡使得世界上人口流动量最大的国家的人口流动情况被随时清楚地掌握着。所以，社会不会失控。
可能有人会说，掌握情况不等于有序。那么多人说搬家就搬家说流动就流动，社会秩序能不乱吗？大家都往大城市跑怎么办？都去经济发达地区怎么办？人口流动不控制不管理不可能不乱套。
但事实上美国没有乱套，自由迁徙随意迁徙甚至是爱好迁徙的美国一点都没有乱套。其实，世界上有户籍管理制度的国家只有区区三个国家，绝大多数国家是可以自由迁徙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乱套。
为什么呢？因为自由。在自由的领域里，始终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着调节的作用，自由总会比行政控制更有效更合理更自如地调节着供需的平衡，保证着不乱套。
大家都往大城市挤，那里的住房和物价就会提高，就业机会就会减少，准入的门槛就会越来越高。企业也会选择到新的成本低的地区去发展，如此就会把人流引到新的地区。
再比如荒凉的地方没有人去，当地人自然就会想办法吸引人。美国的内华达州大多是沙漠，工业农业的资源都不行。穷则思变，于是这个州的法律允许办赌场，以赌为诱饵发展旅游业。这个州有两个著名的赌城，拉斯维加斯和里诺。其中拉斯维加斯是世界级的赌城。美国人在道德领域里非常现实，既然赌博是客观存在的，与其让美国人去摩纳哥的赌场送钱，还不如让全世界的赌徒来美国送钱。如此，荒凉的沙漠里建起了最热闹的都市，不仅赌博业旅游业发展了，拉斯维加斯还成了商业会展中心。
由此可见，政治上经济上的自由是最有效的调节机制。保证不乱套的往往不是控制、管理和强制，而是自由，是老子的无为而治。从宏观的角度思考，如果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本质上是自然主义，就是让自然规律起作用的主义，而不是由人类的空想臆想幻想设想理想来限制人类的自由。
自由挺好。
■“妹妹们”用套就是进步
□三耳

艾滋病人95——100％临死时都是如照片上那位病人一样消瘦，一个正常发育的成年艾滋病男性死时体重可以轻到才４０来斤！跟二战时期在德国法西斯集中营里饿死的犹太囚徒尸体一样瘦如柴。因为ＨＩＶ病毒进入人体后，攻击和杀伤担任人体免疫系统重要功能的ＣＤ４Ｔ－淋巴细胞使人体免疫功能低下甚至丧失，许多在正常人不会或极罕见发生的感染，如：结核，霉菌（如：组织胞浆菌，毛霉菌，念珠菌，，隐球菌，球孢子菌等），寄生虫（如：卡氏肺孢囊虫，弓形体虫，等孢子球虫等），梅毒螺旋体，以及反复发生的各类病毒感染。这些并存和反复感染使病人处于长期消耗代谢状态，因此，病人呈进行性消瘦。而内分泌和代谢紊乱，尤其见于有严重水样腹泻的艾滋病人。大量脂肪，蛋白和水电解质丢失，必然导致消瘦和体重严重减轻。
11月26日晚,国家高危人群干预人员培训讲师、四川省皮肤病性病防治研究所专家万绍平和广州在广州一家娱乐场所宣传防艾。“妹妹们”见习与学习后发誓：“我们一定要用安全套！每次都用！坚决使用！不用不做！”
不少朋友对此有非议：这部等于承认“小姐”的身份与职业合法性了？
窃以为仅仅为了艾滋病的预防，这样的誓言也不多余。难道我们不承认人家的存在，她们就不存在了，就不营业了，就不传染他人——尤其是上亿的农民工兄弟了？
早就有人提出：让“妹妹们”像国外一样合法化：常年体检，持证上岗，国家收税——总比大量人民币都落入老鸨或私人腰包好些——不过因为“种种原因”，这建议采纳不了。
但无论如何，“妹妹们”用套就是进步——我们会有消灭卖淫嫖娼的一天，但是与“妹妹们”现在用套并不矛盾。
■《民以何食为天》
作者：周勍     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

●瘦肉在中国变成谈虎色变的精怪（1）
利益是一只看不见的调剂市场的魔手，随着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肥瘦猪肉需求变化而带来的价格差异，在同一头猪身上如何能创造更多的瘦肉便成为一个焦点。也正是当年那些发明创造并向中国传播了营养学、猪能产生大卡热量等科学知识的西方科学家，又发明了一种可怕且能把瘦肉变成骇人的精怪的“瘦肉精”，近而危及到所有食用猪肉的国家和地区，引起了又一次多年来持续不断的“瘦猪肉恐怖”。无怪乎斯坦福大学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保罗?伯格在谈及科技进步和社会伦理的关系时说：“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在观看历史的重复。”而这也正好就是我们必须要正视的肉食品市场所面临的令人悚然的现状，我以为，要解决问题，首先要弄清楚问题的根源。还是让我们循着“瘦肉精”的流播轨迹，来一番溯本追源吧。
1980年代初期的美国，是一段雄心勃勃且蒸蒸日上的提升期。那是一个充满希望与创造欲望的年代，特别是在高科技和生物工程领域里：计算机这个注定日后要变成美国从全世界吸钱的巨大机器已经开始启动；科学家们已从胚胎细胞中克隆出完整的青蛙……而也恰恰就是对这些新发明、新创造所带来的巨大的营利空间和前所未有的便利的憧憬，使公众便松驰了对科学滥用的警惕。
于是，在美国一家公司里，可能是一个并没什么名气却爱瞎捣鼓的青年研发人员，不经意的将一种叫做盐酸克伦特罗的粉状物放到做好的猪饲料中，奇迹出现了！随后，这一方法又用到牛的饲料之中了。于是，一条建在利润最大化基础上的产业和资本组合的链条，顺着由发达富裕地区递次的方向往全世界延伸。一时间，财源滚滚，皆大欢喜，特别是那些有资本支撑能在第一时间用上瘦肉精这个新发明的国家和地区的既得利益者们。可是好景不长，当人们还沉浸在掘得第一桶金的满足和对未来由此产生更多桶金的美好憧憬中时，意外却发生了——
以斗牛士和足球闻名于世的西班牙，却意外的成为“瘦肉精”在全球的第一例受害个案：1990年的3月，135个分属43个家庭的西班牙人，可能是一同观看了一场精妙绝伦的足球比赛或者一场惊险刺激的斗牛表演后，这些性格和气候一样火热的男女们便一同聚餐，席间自然少不了他们平素的最好——牛肝汤。一场集体中毒的悲剧发生了，所有在场的人都程度不同的出现了心跳加速、肌肉颤抖、头痛、恶心和忽热忽冷等症状。一时间，“瘦肉精”在当地引发的恐惧超过了席卷欧洲的“疯牛病”，人们谈“瘦”肉色变。这便是“瘦肉精”公开向众人们示威的全球第一例“瘦肉精”案。
同样是沿着当年“瘦肉精”获利的由富及贫的扩展路径，“瘦肉精”的毒副作用也开始在一些欧美国家显露狰狞：不断发生的中毒事件有1990年3月至1990年7月，西班牙中部发生125起中毒事件。而随后从1992年1月至1994年又在西班牙北部发生359起致使232人中毒的事件中，约占97%人员因食用猪肝引起中毒症状出现。1995年意大利也相继发生了16起中毒事件，法国共发生22起中毒事件……
正当欧美科学家们已经开始研发如何应对“瘦肉精”的危害时，也就是西班牙“瘦肉精”牛肝集体中毒事件的第二年，中国的一些所谓学者开始从国外引进“瘦肉精”，并将“瘦肉精”当作一种“可以提高生猪瘦肉转化率的科研成果”，开始在沿海地区的饲料加工厂和养殖专业户中大面积推广。且在当时及以后的推广中只介绍“瘦肉精”的正面效果，不提及其作为饲料添加剂的残留和安全问题，对国家相关的禁用查堵情况也未做标记。并且在1996年，意大利再次发生了重大食用“瘦肉精”牛肝和牛肉集体中毒后，这些人还固执地坚持“瘦肉精”的作用利大于弊？！科学失去了道德人伦的制约，注定沦为打开地狱之门的钥匙。
在接触到的“瘦肉精”中毒案件中，最令我揪心的莫过于浙江省农工党常委、省政协委员方丽槐先生的一段亲身经历：高考对一个中国家庭来讲，其重要性你只要在高考那几天随意到全国各地的任意一个考场去看看就明白了！今年高考那天，一位朋友给尚在外地为本文采访的我打电话讲，她自己刚才哭了。我惊问原因，其曰：“刚才路过高考的考场，想起自己当年渡过的黑色七月，进而触景生情！”
可方先生的女儿却意外地遇到了不幸——就在高考的前三天，方先生的女儿突然说：“爸爸，我的手发抖，连一条直线都划不好。”做父母的这时候别提有多着急。事后经杭州市疾病控制中心检查发现，原来孩子是喝了自己妈妈亲手为她炖的含有“瘦肉精”的乌鸡汤之后染病的。这次考试关乎着一个孩子的一生，同时也关乎着一个家庭的未来，实在是令人胆战心惊啊。幸而，在日前浙江省政协协商“平安浙江”问题的会议上，方丽槐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开始谈到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而最有戏剧性且有点因果报应的则是“‘瘦肉精’”误当苏打粉，肉粽子放倒四口人的案子：今年端午节前夕，广州某镇的农妇廖某为了过端午节，特意准备了1.5公斤糯米包粽子，由于前几年一直用瘦肉精养猪，没有注意到菜橱里还剩下50克“瘦肉精”未处理，并与苏打粉放在一起。她无意中把“瘦肉精”误当苏打粉倒入糯米中搅拌，见糯米一直未变黄，认为是苏打粉失效，为此用清水冲洗两遍之后，又向邻居借了一点苏打粉。下午4时，廖某及儿子、儿媳和4岁的孙子见粽子已熟，便吃起了粽子。一小时后，廖某一家除丈夫和女儿未吃粽子外，已吃粽子的4人相继出现呕吐、胸闷、心悸，腹部感到不适，晚上送入卫生院进行催呕、速尿等处理后，当晚11时20分由卫生院送入市医院抢救。
据市院内科医生介绍，“瘦肉精”含有盐酸克伦特罗，若服大量盐酸克伦特罗将会引起严重的心律失常，甚至导致生命危险。幸好廖某认为“苏打粉”失效，用清水冲洗了两遍，才免遭更为严重的后果。
而真正引起了海内外注意中国“瘦肉精”现状的，则是最近一期由新华社主办、旨在将主流读者重新吸引回主流媒体的《瞭望周刊》在显著位置刊载了由名家丁聪配画、陈四益撰文的图文并茂的《瘦肉精》妙文。但第一个为中国“瘦肉精”危害和食品安全敲响警钟的地方则是香港：1998年5月，刚回归不到1年的香港同胞因食用内地供应的猪内脏，造成17人中毒的恶性事件，香港的《东方日报》等传媒竟相报道。也正是因为事发地香港的特殊地理位置和透明的社会环境，才惊动了中央政府高层，撕开了“瘦肉精”在大陆危害的口子，大陆的传媒也纷纷跟进：
1998年中国大陆首次发生的“瘦肉精”中毒事件——从外地回广州探亲的王小姐投诉，她一家六口进食了含“瘦肉精”的猪肝后发生手脚发抖、头痛、气促等不适。这是广州市首宗“瘦肉精”导致中毒事件。
王小姐称，25日中午，她在白云区新市肉菜市场102档购买了八两猪肝回家用姜片炒食，一家五口晚上6时30分开始吃晚餐，有两名成人和三名儿童均进食了这道菜。到了晚上9时，上述六人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手脚发抖、头痛、心慌等不适，赶快上床睡觉休息，没有及时到医院诊治。第二天，中毒者58岁仲老太症状越发严重，被送到医院后诊断为“怀疑化学性食物中毒”。王小姐怀疑是猪肝的问题遂将吃剩的炒猪肝送到广州市防疫站检测。送检菜汁盐酸克伦特罗检测为阳性，猪肝送检样品中的确含违禁禽畜饲料添加剂“瘦肉精”。此前大陆曾在市面上售卖的猪肝中检测出“瘦肉精”，但进食含“瘦肉精”食品导致发生食物中毒在国内还是首次。
更为严重的是发生在1999年4月，上海两名运动员因食用了含有盐酸克伦特罗的肉品，在尿检中出现阳性而被禁赛。
2000年1月12日消息，杭州数十人食用添加“瘦肉精”猪肉中毒。杭州郊县数十人因此而引起食物中毒。据报道，1月19日下午3点到10日早上6点，该地数十余名群众相继出现脸色潮红、胸闷、心悸等食物中毒现象，在当地卫生局送检的红烧肉肉汤里，省疾控中心检测出了不同浓度的“瘦肉精”。据了解，猪肉来源于当地的两家农贸市场。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浙江省杭州、金华、嘉兴等地已发生六起类似中毒事件。病人一般在食用该类食物后20分钟发生中毒现象，最长的也发生在四个小时之内。

乌克兰女兵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

■冰封壶口
黄河壶口瀑布一夜之间被冰封，瀑布失去了踪影，十里河槽变成了一条白色的巨龙。瀑布前的水珠冰冻形成了各种各样奇特的冰凌，美轮美奂，让游客大饱眼福。









“因为事情比较复杂，有些问题法院有法院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看法不一样没有关系。判我的罪，我没有意见。怎么判我，我都接受。有的问题，我只是保留看法。我要求把我的档案保存下来，保留三百年到五百年，留待史学家去研究，作出结论。”——李作鹏
■把我的档案保存下来（一）
……
1967年6月，李作鹏当上了海军第一政委。1968年10月，林彪进一步提拔李作鹏，让他当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仍然兼任海军政委。林彪通过李作鹏，控制了整个海军。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经林彪推荐，李作鹏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又经林彪推荐，李作鹏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央成立军委办事组时，李作鹏又成了军委办事组的成员。
在庐山会议上，李作鹏在小组会上多次发言，支持“天才论”，支持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及时发现了林彪一伙的阴谋，在会议期间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判陈伯达，后来，又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毛泽东还让包括李作鹏在内的林彪手下“大将”们写检查。
李作鹏不能不写。从庐山回到北京，李作鹏就着手写检查。不过，他一是不甘心写检查，二是他还要听林彪的话，因为林彪通过叶群告诉他手下的“大将”们：都往陈伯达身上推，就说是上了陈伯达的当。李作鹏写检查，就是按这个调子写的。
1971年3月，李作鹏向毛泽东交了检讨书。毛泽东对李作鹏的检讨书，是连同黄、吴、叶、邱的检讨书一起看的。看后，毛泽东虽然看出他们在推卸责任，但为了争取他们，还是采取了善意的态度。毛泽东于3月24日批示道：
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三同志的检讨书都看了，我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
1971年4月11日，毛泽东又把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书，与吴法宪、叶群重新写的自我批评材料一同批给政治局，建议政治局“作适当处理”。毛泽东本想就此了结此事，不料，林彪等人并不配合。林彪本人始终不作自我批评，连一句自我批评的话都不说，林彪还根本不参加“批陈整风”汇报会，表态：不参加，不讲话。此外，在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控制下的军委办事组，根本不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根本不批陈。
毛泽东在一次会见外宾后，顺便询问陪同会见的总参谋部的一位高级干部时，得知了这一情况。毛泽东十分重视，他认定：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毛泽东对林彪一伙的抗拒态度已经不能容忍了。毛泽东决定：在1971年1月改组被林彪一伙控制的北京军区之后，再派人参加军委办事组。1971年4月毛泽东派人参加了军委办事组，打破了由林彪亲信把持军委办事组的局面。
4月中旬，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时，毛泽东决定把黄永胜、吴法宪、叶群、邱会作、李作鹏的检讨书及毛泽东对他们检讨书所写的批语在会上散发。但是，在毛泽东的敲打面前，林彪仍然不表示任何态度。
毛泽东决定直接点林彪的名字。毛泽东在1971年7月频繁地请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一些省、市、自治区党政负责人来北京，向他们吹风，打招呼。毛泽东在与一些军队和地方的领导人谈话中多次提到林彪，点林彪的名。他多次说过这样的话：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说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也不是我一个人嘛！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了三个。
毛泽东还说：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他们都搞隐瞒。毛泽东还直截了当地说，那几个大将就是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
在毛泽东的一再敲打面前，林彪还是不表态。毛泽东对林彪有些失望了。他认为林彪问题的性质已经非同一般，而且林彪也是很难改正的。他决心把问题进一步提出来。1971年7月1日，在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准发表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上的纪念党的生日的文章中，有这样一句告诫的话：要警惕“现在正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那时，刘少奇早已经被打倒，陈伯达也已经倒了，这里所说的“现在正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显然是指林彪。7月底，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推荐了一本清朝小说《何典》，毛泽东还特别指出了书中的四句话，要政治局成员去体会。这四句话是：
“说嘴郎中无好药，死病无药医，药医不死病，一双空手见阎王。”
毛泽东所透出的这些意思很明白，就是说林彪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已经不肯改悔。
毛泽东决定去南方巡视，了解情况，同时做南方一些党政军高级干部的工作。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先后到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视察，一路上会见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公开点名批评林彪，并且做分化林彪集团的工作。告诫他们要防止突发事变。毛泽东已经向林彪公开摊牌了。
毛泽东的南巡谈话，对外是严格保密的。毛泽东当时确定，只让他指定范围的人知道他谈话的内容。这个范围，就是周恩来及中央几个高级领导人，还有与毛泽东直接谈话的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负责人。但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却千方百计打听毛泽东谈话的内容。1971年9月5日、6日，在北戴河的林彪从黄永胜那里得到了毛泽东南巡谈话的一些内容。
1973年8月，中央决定，开除李作鹏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李作鹏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判处他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判刑后，李作鹏在秦城监狱服刑。中央有一个精神，对李作鹏这样历史上有战功的人，在生活待遇上是从优的，因此，他在狱中的待遇是很好的。
后来，根据有关政策和李作鹏的身体情况，他获得保外就医。在保外就医期间，上边发给他足够的生活费。
从党和国家对他很关照这一点来看，李作鹏也算是老有所养了。
李作鹏曾说：“因为事情比较复杂，有些问题法院有法院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看法不一样没有关系。判我的罪，我没有意见。怎么判我，我都接受。有的问题，我只是保留看法。我要求把我的档案保存下来，保留三百年到五百年，留待史学家去研究，作出结论。”，这些话都来自《特别辩护》（马克昌主编中国长安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
特别法庭于1980年11月10日向李作鹏送达起诉书副本的同时，告知可以委托辩护人，李作鹏表示不委托律师，后经法庭工作人员对律师制度以及有关法律规定作了说明和解释，李作鹏经过一番考虑，于14日上午提出“请求委托律师为我辩护”。
当天晚上，决定选派张思之、苏惠渔律师接受委托，并向二位律师通报了李作鹏的状况和特点。其时离开庭时间已经很近，律师于11月16日上午去北京复兴医院会见李作鹏，他因心脏病严重，由秦城监狱转押在医院边治疗边候审。
会见手续办得特别快，“两案办”一个电话通知就全部解决了。会见开始，律师说明来意，作了自我介绍，重点阐明了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关辩护制度以及辩护律师职责的规定。李作鹏的态度既认真又平淡。双方在没有异议的情况下，办妥委托手续。
至此，张思之、苏惠渔两位律师从法律上正式成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之一——李作鹏在受审中的辩护律师。律师接着听取李作鹏对起诉书指控的罪状的意见。事实上，起诉书中指控的内容，对李作鹏来说应当并不陌生，早在预审过程中，针对这些内容早就对他进行过反复的、详细的讯问，因此，提及对起诉书的意见，他稍加思索就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来。
由此推知他对于律师的工作愿意配合，但给人的感觉也并不是那么迫切或寄予期望，他说：“本来我不想找律师辩护。”但接着又表示：“我是搞军事工作的，对法律没有什么研究。对于你们来，我表示欢迎。
我的罪行、错误不要求你们辩护，是我的，我承担；只要有真凭实据，我不抵赖。我的肩膀还是硬的，扛得起！”可是，他又说：“因为事情比较复杂，有些问题法院有法院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看法不一样没有关系。判我的罪，我没有意见。
怎么判我，我都接受。有的问题，我只是保留看法。我要求把我的档案保存下来，保留三百年到五百年，留待史学家去研究，作出结论。”看来他对法庭会怎样判决也已有了一定的揣测。
当问李作鹏对辩护律师有什么要求时，他若有所思地说：“请你们来，我只有三点要求：第一，实事求是，希望按这条原则办事；第二，维护党的政策，该怎么样就怎么样；第三，维护国家的法律，合乎法律的不希望你们说话。”
接着再次表白：“我自己有什么罪，该承认的我会承认的，一句话也不希望你们讲。我的罪行涉及高层活动，我这些年已经写了10万字以上的材料。对审讯中提出的问题我都作了回答，有些不同意的我也回答了，当时讲得太多了不太适当，成了不认罪。
预审时，有些有保留的重大原则问题我都提出来了。给我辩护，要看看这些材料，大体上有个数。”接着又说：“将来公开审判时，我不想多说话。身体不好，有心脏病，一激动就犯病。我不愿死在法庭上，那样影响不好。反正许多话我在预审时都讲过了。”
这时，律师告诉他：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对起诉书上指控的认定，都是要经过庭审调查的，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在庭审中被告人对证据进行质证，这是被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李作鹏听后似乎并不以为然地说：“必要的话，我会回答的。但不愿意详细讲不同的意见，也不进行激烈的争论，因为一争论，就犯病。我性情很急，压制不住。有必要时请你们帮我回答若干问题，如你们认为没有必要，可以不吭声。”
李作鹏的心脏病看来不轻，会见中不时大口喘着气，说话不紧不慢，讲一会儿停一会儿，断断续续。只是讲到关键处，非常激动，时而又好像在有意识地克制自己。不等律师作答，李作鹏转过话题，想听听律师的意见，说：“你们可以给我提点意见。”
这时，律师先是表示愿意提供意见，但从辩护工作的实际出发，还是想尽量多听听他的想法，于是启发他继续谈下去。张思之律师说：“你对律师提的3点要求是合法的，与诉讼法规定的律师职责也是一致的。你说你还有一些保留，可以谈谈。”
李作鹏虽然一再声称“有什么罪，我承担，我不抵赖，我不想多说什么，不愿意详细讲”，其实却并不如此。当律师具体地问他究竟还有哪些保留时，他的回答表明他对起诉书的每一条对于他的指控、每一句提法都作过仔细的琢磨，并结合切身利害经过思索。他说：
“我看了起诉书，感到有些问题不实事求是。有些我可以接受，有的我保留。对迫害干部问题，讲我直接迫害了120人，雷永通等3人死亡，我还没有看到证据，我有怀疑，对直接诬陷、迫害的‘直接’应该怎么样解释法，我还没有弄得很清楚。过去预审时讲海军里有3000起冤案，我批驳了这个观点，站不住脚。现在起诉书改写为直接诬陷、迫害120人，还有3条人命，不知有什么证据。
如有真凭实据，我认。关于雷永通的死，不是我迫害的。他是海军学院的政委，我的老战友，从1934年到1937年我们一直在一起工作，平常我与雷的关系是好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也在一起。
说我迫害死他，没有根据。海军学院在南京，造反开始与“红纵”是一起的，“红纵”是张春桥支持的，开始反省委，武汉“七二0”事件后反许世友，反得很利害，我和许的关系是不错的，他是个好人，我就给南京发了个电话稿，说不能打倒许世友，时间是1967年8月底。接到我的电话稿以后他们马上转过来支持许世友，在南京到处贴我的电话稿，一直贴到兰州，对此，许世友当然很感激我，“八二七”派就慢慢在南京占了优势。”
“后来军委指示要军事学院交给军区整顿，南京军区把海军学院交给了江苏军区，江苏军区派的工作队到海军学院搞刑讯逼供，给雷永通安的罪名是叛徒，把他整死了。这个事情许世友和他的老婆都知道。南京军区两次派人到海军道歉，表示对不起海军。对此事，因为当时确实比较乱，我们也就谅解了，但对这样搞法我们是有意见的。对这个问题我可以请许世友和许世友的夫人以及请南京军区来证明，他们是知道的。这件事，我过去写的材料里都没讲过。”
除此之外，李作鹏还表示：
“预审中还提到迫害苏振华的事。我当时是冒了极大风险保护苏振华的。现在起诉书里没有写上，这一点我很高兴。”
“看了起诉书，心情很沉重，比原来想象的严重得多，一晚上没有睡觉。但也有高兴的地方，一是把康生列入了主犯，我高兴。”
“在康生问题上我也受了大冤屈，“四人帮”一被打倒，我就说康生是“四人帮”的后台、靠山、谋士，听的人当然要向上汇报，又说我是反康生了，差不多两年我不吭声，心里有数。对康生的揭露我是有功的，现在把他列入主犯，我完全拥护。他的罪行还没写够，还有很多。”
“另外，起诉书没有把李雪峰列入主犯这一点我也高兴。1978年给我传达永远开除我们党籍时有李雪峰，当时我就讲，把李雪峰列入黄、吴、李、邱一起不公平，不能相提并论，黄、吴、李、邱的罪重，李雪峰的罪轻。这一次我看李雪峰没有被列入主犯，做得对，我高兴，符合我的想法，符合实际。”
“第三个高兴，没有把残酷迫害苏振华加在我的头上。现在起诉书上讲的直接诬陷、迫害了120人，不知是哪些人，我将来看了证据再说话。我估计，个别的陷害我可能有，大部分大概是王宏坤、张秀川办的，因为他们是搞干部工作的，由我签了字加了圈是可能的。如果是这样，我也只是参加，完全加在我一个人头上，我不同意。”
以上这番谈话主要是李作鹏针对起诉书第32项中“李作鹏伙同王宏坤、张秀川诬陷、迫害海军大批干部、群众”、“李作鹏直接诬陷、迫害的有120人，雷永通等3人被迫害致死”的指控所表述的“想不通”及“保留”之处。
有些尽管已经偏离了起诉书对他直接指控的内容，但毕竟与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中“迫害、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有一定联系。如果他因此感到“心情很沉重”，“一晚上没有睡觉”，那是很自然的。
起诉书第43项关于林彪叛逃、山海关机场放飞的指控，是案中最关重要的问题之一，李作鹏知道问题的严重性，谈起来不免忧心忡忡，疑虑重重。他说：“关于山海关机场问题，我总的态度，我负责。它是海军的机场，我是海军的政委，不管判我什么罪，我承担。但事实有出入，我在侦查、预审中都谈过，谈了11条意见。”
最后他还表示：“起诉书里的其他意见，可以接受，当然确切一些更高兴，不过要求搞得完全准确也不容易。”
两位律师告诉李作鹏，会认真对待他这些意见，要等查阅了全卷、研究了证据才能作出律师的判断。
李作鹏对起诉书里的其他问题虽然表示可以接受，但这种表示毕竟是含糊的不明确的，事实上对起诉书中的指控“可以接受”也好，有“保留”也好，特别法庭在庭审中都会逐一调查，而后认定或否定。而李作鹏在庭审中对每一件事实的调查和证据的质证相信也绝不会马虎，因为这涉及罪与非罪，或者罪重与罪轻，总之事关切身利益，他怎会不认真对待！
会见历时一个半小时，不但办完了委托手续，还听取了被告人对起诉书所指控内容的大致想法，有的为查阅案卷材料提供了线索，可以说是比较圆满地完成了初见预期的任务。
在法庭辩论开始之前，张思之、苏惠渔律师会见李作鹏两次：以上所述是第一次，第二次在法庭调查结束以后法庭辩论之前的12月17日。
当时，“两案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得到狱中发来的报告，说李作鹏天天都在写东西，自称是“最后陈述”。写时很诡秘，似在防着看管人员，因此无法知道内容。
审判庭庭长伍修权在军中曾是李的直接上级，对他深有了解，也猜不出他会写些什么，又担心他在法庭上不顾三七二十一地扯出不好收场的问题，于是要求律师“再去见见，摸清底数”。
张思之、苏惠渔两位律师奉命于12月17日再次去复兴医院会见李作鹏。会见的气氛是轻松的。先是言不及义地问了他的近况，然后再次交待了特别法庭的审理程序，扼要说明了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
李作鹏听完就来了一句：“我写了份自我辩护提纲。”律师正专注地听着，他却拐了个弯，似乎是漫不经心地说道：“缝到棉袄里了。”随着用手捂了捂厚厚的棉衣，又跟了一句：“谁也拿不走！”这句“谁也拿不走”仿佛是有的而发，张与苏交换了一下眼神，心想：要是他竟能料到此次来会见的目的，他可太“鬼”了。
经律师两次提出可否了解一下，李作鹏才拿出那份经过充分思考和准备的长达五六千字的自我辩护提纲。
在这份提纲中，善于思考的李作鹏为了应对即将进行的法庭辩论，确实又仔细琢磨了起诉书上对他的每一项指控，全面回顾了特别法庭起诉以来的全部庭审调查，最终归纳了关于“告密”、关于山海关机场“放飞”以及关于“诬陷、迫害罗瑞卿、叶帅”等几个问题作为他自我辩护的主要内容，对每一个问题都作了辩解。其中对山海关机场“放飞”问题辩解较多，但表示对此愿意承担全部责任。同时要求把材料保存起来，让后人来作结论。律师听取了这些情况后离去，第二次会见就这样结束了。
（二）
1993年的夏天，张思之为自编的集子写了个长篇《后记》，介绍了一些诉讼的庭外资料，其中涉及李作鹏案——
对于李作鹏一案，倒有两点可说：第一，人们都说，那时的辩词都是上面定的，律师念念而已。这话，出之于估计，有对的一面，但也绝非全对。关于李案，辩词中有两点是我顽强地坚持下来的。一是律师认为“庭审活动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不是多余的废话。
在我看来，庭审活动是否合法，律师有责任发表见解并请求法庭予以确认，从而加强律师制度对于审判活动应有的广泛性的监督作用。二是对于李案的判处应考虑他“早年革命的历史”。辩词中的这点意思表达得极其委婉，反映着当时意见的不一。
我至今认为，对林、江“两案”中的五位武将的罪过，如能考虑到各人的历史因素，会判得更为公允。作为律师，似乎应把这层意思说到。
第二，案结后，我与苏惠渔教授再次会见李作鹏，征询他的意见。他微笑着，把手从棉衣袖筒里利索地抽了出来，说了这么一句：“你们的辩护，好比敲小鼓，可只是敲了个边儿，没敲到中心点上。”“呵，敲边鼓！能不能说具体点？”——我问道。这位年轻时专事破译密码的行家，脑子的确转得快，他并不正面回答，有点漫不经心地说：“不怪你们！”他不直说，倒使我联想到一曲著名的山西民乐——“滚核桃”。乐乎们把鼓槌扬起，击打得有声有色，但却始终在鼓的边缘处流动，并不触及核心，闭目静听，宛如许多核桃在滚动。难道这是他对律师工作的刻画？难道我们在滚核桃？心里很不自在，一时却又无言以对。临到谈话结束行将道别时，他冒出了一句：“写了首诗给你。”我有点情急，想马上看，不料他却告诉我：“二十年后给你！”我无可奈何地答复他：“那好，我等二十年。”
几年前就听人说，李已经被释放，在安度晚年。他那首写给律师的诗作却还没见到，我一定等到2001年！
待到2001年春节刚过，是整整20年之后，探听到李作鹏安居太原。于是请托在山西有知交的一位作家代为打探。那人很热心，很快传来消息：“据作协同志说，前两年还见过他，近年不见，听说回北京了。”几经辗转，解放军总后的一位同志通过我们事务所主任吴以钢律师告诉我：“李作鹏在北京，很少见人，愿不愿意同你联系，得问问他的意见。”
两天后，传来李的电话号码，总后的那位同志说：李愿意见。我当天就与李作鹏通了话，表示想去看他。从声音里能听出他挺高兴。只是说：“五一前后，孩子们都回来，人多，家里乱。”于是相约五一节后见面。通话中没说起写给我的诗。
5月16日，恰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的25周年，当时却没想到。那天，风沙狂袭京城，行路极难；早几天约定的时间，又不想再改，于是商请傅可心律师驾车做伴，准时于上午10时到达李作鹏在京郊的新居。
门启处，他和夫人已在门口。他左手握着一卷纸，挥动右臂，连声说：“欢迎！欢迎！”一边把我们让进客厅，一边说：“这些年，我不见人，你是例外！”我觉出了这话的分量，同时忙把傅律师介绍给他。他依然很爽快，应道：“好呵，你们一块的，欢迎！”底气很足的声音，加深着我们入门时的第一眼印象：20年前的囚徒晦气尽扫，依旧一派军人举止。不知他是怎样度过了那漫长的铁窗生涯。
坐定，他说：“20年了，你还记得我，想到我，真的很感激！”不等我开口，董夫人跟着发挥了一句：“可得谢谢你为他作了辩护。那年头，谁还会替他说话？”我理解夫人的心意，但仍然有一点莫名的不自在，一时又不知该如何答对。
李接过话头，使劲拍击着我的左腿，大声地说：“是得谢谢你哟！两条大罪，给我抹掉了。”我说：“讲谢，可不敢当！”他站了起来，竟又重复着20年前对我说的一句话：“不能怪你！”同时就把手握着的那个纸卷递给了我：“当年写给你的诗。”真的是心有灵犀！他还记得这首诗，并且不忘20年前的诗约，料到我为索诗而来。我顿时兴奋起来，忙说道：“等了20年，太好了，真的想看看。”随即舒展开那薄薄的纸卷，是张打字纸，大号仿宋体，逐字看去，写的是——
评律师
1980年于复兴医院，李作鹏（签名是手写体）
尊敬公正人，天知无偏心。
官方辩护词，和尚照念经。
遵命防风险，明哲可保身。
边鼓敲两下，有声胜无声。
注：律师的辩护词，要经官方修改批准，然后照本宣读。
一首典型的即兴打油，明白如话。所谓“公正，无偏”，在那个年代，承办那样的政治性大案，对处于萌芽状态的弱小律师，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个中况味，天人共知。但这是20年前的被告人写给他的律师的诗作，更因其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又自有其不同寻常的价值。
我转手将李诗递给小傅，不知这位年轻律师是否能从中体察出一点东西。傅轻声念着，尚未终篇，李作鹏可能是担心我面对诗作中关于律师并不公正的讥讽会不免尴尬，急切地打断她，冲我作着解释：“这是当时写的。要是现在写，不会是这洋。”我应道：“等了20年，想看的就是当年原作。要是现在写的，又是另一回事了。”
“你的意见呢？我想知道你的意见。”他问我。
“遵命有之，风险却并没有，用不着‘保身’。讲‘明哲保身’，不大符合实际情况。”
小傅接着争了一句：“张老师他们不会明哲保身的。”
李毫不迟疑，立马表了态：“要允许明哲保身，那个年代，能自保也不易！”
话一出口，从内容到情态，无不让我感到：李阼鹏还是那种刚硬的“狗屎”脾气，真是秉性难移，一样地“要改也难”呵。不过话说回来，考察历史，又不能不认为他讲得有些道理。那些年月，阳谋阴谋，时时处处，交互为用，得心应手，人人自危，自保不易，因而不必也无意争辩。更何况，各抒己见有什么不好？意见相异，即使不能互补，难道就不能互相宽容？
至于诗中“官方辩词，和尚念经”之论，前引《后记》已有说明，不必重复。只是他的“边鼓论”却如20年前一样，重重地敲打着我。
一方面，觉得有点尖刻，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它击中了某些要害，倒是敲到中心点上了。把律师辩护喻之为敲边鼓，统观全篇诗意，无疑就是对律师作用的评价，正点诗题。不过，细一琢磨，此喻又反映着权利与权力的深刻矛盾及其解决渠道的未畅，是故边鼓之声是否真的会胜“无声”，还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了。于是信口说了一句：“这最后两句，挺有意味！”话说得如此含糊，实由于有难言之隐。
我心中想的是：否掉两条大罪的辩词犹被视为“边鼓敲两下”，如触及鼓心，不可想像！当年我是“驯顺工具论”的忠实执行者，明知“两案”审判是政治任务，怎么可能将鼓槌移向禁区敲击？他说“要是现在写，不会是这样。”容我套用一下：“要是现在辩，也不会是那样！”律师工作经过了20多年的砺磨，敲打边鼓的形象已经渐少渐淡，这是很值得欣慰的。但走过的弯路既有鉴戒作用，敢不铭记？
一次短暂交谈不易说清，我于是撇开话茬，转而问李作鹏：“那场审判，你那时有没有意见？”他没加思索，冲口而出：“还是那句话，是我的，我决不推！”
我沿着自己的思路说话：“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至今坚持在‘两案’审判中，几位有战功的老将，同那五个文官的情况大有不同，对于这一层，下结论时应当有足够的考虑。”
他并不直接回应我的想法，提高了嗓音说：“什么战功！当个普通公民挺好！”顿了顿，又冒出一句：“老实说，当年过草地，不是我，也难过。
我一向自以为看过一点战史，却听不懂他这话的含义，于是问了一声：“怎么回事？”
他可能有点动情，击打着我的腿，说道：“那时，敌人兵分几路，围截，围攻，围剿，他们想怎么打，怎么搞死红军，不是我破译了他们的密码，对他们的行动了如指掌，怎么走得出草地？”说完，把头扬起，似在回味当年情景。李作鹏果然是破译密码的行家，端详他此时神态，依稀能见他草地突围14年之后，在辽西战场围堵廖耀湘兵团，终致其全军覆灭的情景。这位当年四野六纵的司令，年仅34岁。
“这些，为什么不写回忆录，留下来？”
“写了。100万字。”
“有些问题，比如四野和林，怎么下笔？”
“实事求是。我从来不信那一套：说一个人好，比香花更香；说一个人坏，比狗屎还臭！”
简简单单的三言两语，已把问题概括起来。我当然知道，在当代中国，实事求是，不是最难也属很难；但我相信，他的回忆录在主要之点上会做到。“什么时候发表？”“等我死后。”他答得没有商量余地。“可得保存好。”“输入电脑了。”他透出一副开心又有点诡秘的模样说：“还有备份。谁也拿不走。”
言者无心。这句“谁也拿不走”勾起20年前审李案开庭前不久，“两案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得到狱中发来的报告，说李作鹏天天都在写东西，自称是“最后陈述”。写时很诡秘，似在防着看管人员，因此无法知道内容。
审判庭庭长伍修权将军在军中曾是李的直接上级，对他深有了解，也猜不出他会写些什么东西，又担心他在法庭上不顾三七二十一地扯出不好收场的问题，于是要求律师“再去见见，摸清底数”。我和苏惠渔都没有抗不执行的能力，在我甚至连“抗”的愿望都没有。我们次日就到了复兴医院，李作鹏因病在那里治疗，其实无非是换了个关押环境，依然是囚徒待遇。我们去会见，“两案办”的一个电话通知，就完成了通常需要的手续。
会见的气氛是轻松的。先是言不及义地问了他的近况，而后再次交代了特别法庭的审理程序，扼要说明了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包括“最后陈述”权。他听完就来了一句：“我写了份最后陈述。”我们正专注地听着，他却拐了个弯，似乎是漫不经心地说道：“缝到棉袄里了。”随着用手捂了捂厚厚的棉衣，又跟了一句：“谁也拿不走！”这句“谁也拿不走”仿佛是有的放矢，我与惠渔交换了一下眼神，心想：要是他竟能料到我们此次来见的目的，他可太“鬼”了。此情此景，我们的嘴让他堵得严严实实，还能再说什么？看来只好草草收兵，无可奈何地告别了。
回来复命，法官们也只好静待李作鹏发出他的书面陈词再作理论。
这是我律师生涯中的一个败笔。
奉法庭之命，意图从被告人手上取得他视为隐密的自辩材料，上交法官，便利他们预筹对付之策，这么干，还有什么公正与道义，律师的良知又在哪里？还侈谈什么维护当事人的权利和利益？更何况这是中国律师在制度复兴之初，在全世界面前的第一次公开亮相！日后每一忆及这段史实，就会感到有愧于后来者。
李作鹏本人在他作最后的陈述，弥补了我这个辩护律师当年的不足。他自始至终念着他写的《最后陈述》。主持审判的伍修权庭长不止一次地提出建议：“你身体不好，是不是不念了，把写好的材料交上来，我们同样会加以考虑。”而李每次的回答都是：“我能念完，我要念！”其间他也确曾犯病，当庭输氧、服药，而在稍缓之后，就又逐字逐句地念了下去，直止终结。
伍修权庭长不是科班审判长，但他耐心地让被告人把话说完说满的审判作风，让人钦佩。至于李，人们会视他为“法盲”，可是，他知道该如何维护自己的诉讼权利，寸步不让。这一层能够做到，也属不易。
这段史实发生、发展的全过程，那天没有说起。他一直没有明说他对那场审判的意见，却又换了个话题：“给你个材料看看，是一个专门机构交给我‘参考’的。他们正在研究林的问题。”说着转身回到内室取来，厚厚一卷，用袋子装着。我没打开，在想：他哪里像是88岁老翁。我情不自禁说了一句：“真没想到，蹲了那么多年大狱，你身体还这么好！”他听得得意，边笑边说：
“给你讲个故事——关了一阵子以后，有一天，饭送来了，我一下子把饭桌掀翻，冲他们吼了起来：‘没肉不吃！老子要吃肉！’后来听说，毛作了三点批示：‘我们现在有条件给他们吃好些。他们：有资格吃好些。我们应该让他们吃得好些。’最高指示一出，伙食立刻改善。有了肉，我又提出要喝牛奶，接下来，又要水果。这么一弄，比我在家里吃得还好，身体自然结实了。”
讲时，他一直流露着孩童特有的调皮情态。我和小傅听得津津有味，笑着送了他一句：“欺软怕硬，狱中居然也这样。”董夫人这时发话了，说李虽然没受罪，她却吃苦了，身体比李还差。董夫人是当年的红小鬼，因李作鹏案受到关押审查。
我对董夫人当年的入狱种种，一无所知，只好宽慰她说：“牵扯的人很多，问题又复杂，一时怕不易清。”她说：“只要有口气，我就要申诉！到时候，请你来为我辩护。”我虽知渺茫，却未犹豫，应道：“好！责无旁贷。”李作鹏对夫人似有歉意，轻声说道：“把她也弄起来，毫无道理，把身体也搞垮了。”跟着又指指一直立在旁边的女儿，“孩子也受牵连。早早就退休了，陪着我们，照顾我们的生活。”
我也不知道他女儿往昔的工作和目前的生活，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假如李作鹏那一度显赫的军阶官职不变，他的子女，或任高官，或充富豪，自在当今权贵们的情理之中。不过，我想，作一个普通公民，与人无争，与事不争，退离岗位，行行孝道，也没什么不好。我至今犹记两年前她为我们开门时的那种浅浅的、真诚的微笑。她在大家整整一个小时漫谈中，始终一语不发地在案头立着，看去心态平和，显出很有教养。
■在以军的炮火下
□舍利子

2009年1月5日，新年的第五天。
以色列加沙城。五名儿童被以军坦克炸死。
他们的小手小胳膊是我喜欢的藕节般的胖乎乎，小脸是我喜欢的圆润的胖乎乎，小身体是我喜欢的肉滚滚的胖乎乎……
他们眉毛漆黑，睫毛长长……
右边的小男孩一定是个善解人意的乖宝宝，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在天真地笑着，也许想向人们表达他那一刻的欢乐。可是，就在以军炮火闪烁的刹那，一切都不可能了，永远不可能了……
左边的小男孩更让人心痛。他一定是经历了很多痛苦，你看他的小眼睛都还是肿的，小脸上还有残留着紫色的血渍。他就这样去了，头上的绷带还都是崭新的，衣衫不整，小肚皮扭曲着。
在人人自危，人人自保的环境里，大人们顾及自身尚且不暇，给这两个小生命一个体面的尊严也成为一种奢侈。
……
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我被一种巨大的巨大的愤怒和伤感所笼罩，心痛得无法呼吸，泪袭眼眶，以致不忍细看这张图片。因为此刻的我更明白十月怀胎是怎样的辛苦，也更理解父母对宝宝掏心挖肺无限而又无穷的爱。
我想像不出他们父母该是怎样的哀伤，怎样的悲痛欲绝，但也许还有比这更残酷：他们的父母已经不在了。这世界上已经没有人为他们哀伤，除了远隔千里万里的我们……
■风又来了
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文化部、工商总局、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等7部门5日在京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在全国开展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这标志为期1个月的全国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正式启动。
这次专项行动的主要任务为：
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对网上低俗信息进行集中整治。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严格执法，敢于碰硬，对在网上传播淫秽色情信息和低俗信息的不法分子，要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严肃处理。对屡教不改、影响恶劣的网站，要曝光一批、处罚一批、关闭一批，绝不姑息迁就。中国互联网协会等行业组织要积极行动起来，组织广大网站认真履行自律公约，大力倡导传播文明健康信息。要将行业自律和公众监督结合起来，认真落实网络信息公众评议、公众举报等制度，发动群众对网上信息进行监督。

《风继续吹》',1)">
我劝你早点归去 你说你不想归去
只叫我抱着你
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野火堆
我看见伤心的你 你叫我怎舍得去
哭态也绝美
如何止哭 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
不忍远离
心里极渴望 希望留下伴着你
风继续吹 不忍远离
心里极渴望 希望留下伴着你
过去多少快乐记忆 何妨与你一起去追
要将忧郁苦痛洗去 柔情蜜意我愿记取
要强忍离情泪 未许它向下垂
愁如锁眉头聚 别离泪始终要下垂
我已令你快乐 你也令我痴痴醉
你已在我心 不必再问记着谁
留住眼里每滴泪 为何仍断续流默默垂
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
为何仍断续流默默垂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我们面前应有尽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双城记》
■以巴冲突——一场没有胜者的战争
□立早春

今天这个世界上正在进行一场说不清道不明的战争：以色列向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地面进攻在没有悬念中开始，有装甲兵、步兵和工兵部队。媒体说以色列这次进攻是请求美国并得到同意的，白宫表示不会干涉以对加沙的军事行动。因此以色列可以说是毫无顾忌，要灭此朝食，目的是最大限度地灭了哈马斯的火箭和一切军事设置，最大限度地地灭了哈马斯的高官和武装人员，最大限度地减轻未来可以遭受袭击的危险。
哈马斯宣称将“誓死奋战”，并警告以色列“加沙将是以色列的墓地”。 哈马斯已经有三位高官在以军的空袭中死亡，下属武装派系卡桑旅和其他派别的武装人员在加沙地带北部和东部与以军展开激烈交火，并称打死了数名以军士兵。但根本顶不住，便说要“诱敌深入”。
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加沙正在升级的冲突，连一个呼吁停火的协议也出不来。法国已经谴责了以色列地面部队的行动。欧盟轮值主席国捷克则表示，以色列的行动更多是自卫，而不是进攻。但英国表示，这不代表英国的立场，英国外相米利班德说，加沙冲突升级是危险和令人失望的。此前，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布什指责，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挑起暴力冲突。 布什表示，自从哈马斯在加沙武力夺权之后，不但没有能够改善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反而不断给他们带来暴力和死亡。俄罗斯则是在以色列的地面进攻前，不声不响地接回了加沙地带的侨民。
凭心而论，首先动手的是哈马斯，总想要赶走甚至消灭以色列，对国际社会和平解决争端的调停不理不睬，一味要付诸武力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可惜又力量不济，连自己的阿拉伯兄弟们都不能够团结在一起，除了小打小闹放冷箭、搞人肉炸弹外，也看不出有什么大的出息。这时候挨打，便有些自找苦吃的味道，很难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而实质性的支持。但最倒霉的无疑还是加沙地带的平民百姓，哈马斯将一些军事设施与民居混二为一，炸弹炸来哪能长了眼睛？如今已经数千人死死伤伤，城市狼籍，食物药品短缺，人民朝不保夕，死的悲剧，活的受罪，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已经形成。
以色列国力强盛，武器精良，收拾哈马斯自然不在话下。如果说冤有头，债有主，教训教训哈马斯还可以理解，但无限制地扩大战争规模，以炸毁民房，炸死平民作为报复手段，则无疑要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有损其国际形象。这下不但是空袭，地面部队也开到人家的土地上去了，如果将哈马斯打服倒也可以一劳永逸，但这哪可能呢？以色列过去也不是没有领教过，无非是打一家伙之后消停一个时期，再迎来一个更残酷的报复，周而复始。如果真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着想，还是该收手时就收手，回到政治和外交解决的桌面上来才是正道。
正因为这战争，国际媒体习惯叫“冲突”——最终并没有真正的胜者，而且其性质也说不明道不白，如果评论，也只能是各打五十大板，呼吁停下火来大家再商量，尽管避免两败俱伤的结局，对于两边的人民来说，这或许才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网民自制“人肉搜索公约”

在天涯杂谈、猫扑大杂烩以及豆瓣人肉搜索引擎小组，2009年1月1日几乎同步出现了一条名为“人肉搜索公约1.0Beta版”的帖子，称此公约的制定是为了加强网络公民的网络道德意识，加深人们对人肉搜索正确定义的理解，使人肉搜索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并不断服务大众。
该公约共有8条，对网民在使用人肉搜索可能带来的法律和道德层面的负面效应均有约束，如第三、四条分别如此要求：“以网络道德为准绳，尽量不参与搜索他人隐私”、“对他人暴露隐私尽力保护，保证不在公共场所公布他人隐私”。但紧接着第五条又说明“对于涉及‘贪污、腐败’、‘惩恶扬善’可以不受第三、四条的约束”。
随后，该帖子被迅速转载，有网民发帖称“人肉搜索”终于有自己的“法规”约束了。

■HD90打头百元假钞侵入广东省 验钞机无法辨识

众多网友反映收到该假钞，HD90系列自台湾流入；目前银行尚未确认HD90全部都是假钞
“最近广东流行仿真度极高的100元假人民币，编号开始为HD90，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上当受骗。”最近两天，有关起始编号为HD90的百元人民币为假钞的“紧急提醒”和“善意提醒”开始在网络上流传。众多广东网友都反映自己最近收到了HD90打头的百元假钞，甚至很多验钞机无法辨识。
2008年10月，四川、重庆的银行监管机构作出了反应。成都下发通知称HD9026“能通过多种品牌的点钞机”，提醒各银行注意防范，升级点钞机。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办公室下发通知，称“发现冠字号码”HD9026“开头的2005年版面值为100元券的新版人民币。此版制作精细，伪造手段较以往有很大改进，目前发现部分点(验)钞机无法识别或不能准确识别此版。”通知要求各银行注意防范，并全面检查“点(验)钞机和自动存款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