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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三十六洞人
“泥头车超载量一般都在200%以上，最多时达到400%，一辆车要载5辆车的泥，不出事才怪！”——泥头车司机

深圳“11.15” 特大交通事故现场
■年关近，防火防盗更要防泥头车
□沈倩
我平日是半夜下班，回家的路上经常会与满载泥沙的泥头车擦肩而过。每到此时，我定会正襟危坐，屏住呼吸，直到司机大佬成功摆脱泥头车的“阴影”，才算松了口气。此言决不夸张，看得太多泥头车“杀人”的新闻，也见惯它呼啸而过的彪悍身影，久而久之在心理上对这位“老兄”敬而远之。
现在，时至年末，各项城建工程纷纷“收官”，泥头车需求大增，而关于其肇事的新闻也频见报端，最新的一起惨剧更是让人惨不忍睹。15日上午，发生在深圳的一起泥头车在禁行路段超载所引发的特大交通事故，造成5女1男当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年仅6岁的小女孩（见本报11月16日A3版）。而就在上个月，也是发生在深圳的一起泥头车侧翻事故，一名2岁多的小女孩虽然幸运地从已被压瘪的小车中营救出来，却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妈妈（小车司机）了。
一直以来，泥头车因为其超载超速、加上牛高马大的体型，而被视为“马路杀手”。但要说牛高马大，泥头车大得过重型货车吗？但它带给我们的恐怖却远甚于此。说到底，超载超速才是泥头车的病根所在。其实大家都明白，驾驶泥头车的是司机，挖土的是工人，但是载重多少却往往是老板说了算。今天本报的追踪报道披露，肇事泥头车所属的工地，明令司机超载，否则就扣工资。如果被交警抓了，司机事后可以找老板报销罚单，但下次还得超载行驶。谁才是事故的罪魁祸首，一目了然。
所以说，肇事泥头车本身是无辜的，没有这一辆辆满载泥土、一身泥浆的泥头车，哪有城市的今天，关键是如何用好、管好泥头车。不过在还没有有效治理方法的情形下，友情提醒各位，年关将近，防火防盗更要防泥头车！
▲“马路杀手”犯罪档案
广州，泥头车在鹤洞大桥上冲垮中间护栏，险些将一辆对行大客车撞下珠江，31人送院救治，其中4人重伤

佛山，泥头车与助力车发生碰撞，助力车被推行70米，一死一伤

广州，被泥头车压扁的小车司机证实已死亡

广州，超载泥头车撞扁公交车，6人死亡，20人受伤

深圳，泥头车撞人货车，３人死亡，１人受伤

广州，泥头车压扁小轿车，司机重伤

广州，泥头车翻侧压的士，幸未造成伤亡

广州，小车被泥头车撞上推行近30米2人死亡

广州，泥头车撞大货车，3名司机当场死亡

广州鹤洞大桥，泥头车撞大客车，4人重伤，5人轻伤

广州，泥头车翻侧压轿车，2人死亡1人受伤……

“无论我们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如何磨练自己的生存能力，如何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力，如何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无常总是如影随形。”——佚名
“没有培训过，让你上天开飞机开得了吗？农民工在家种菜种地，（不学习不培训）过来怎么能干这活？”——赵铁锤责问中铁四局安全负责人
■“一语成谶”
16日，地产大亨潘石屹博客发出一篇署名洪秀平的文章，爆出猛料，称当地居民对此次塌陷早有预料！这篇博客内容被迅速转载到各个论坛，引起网友极大关注。洪秀平是杭州一所外语学校的校长，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之所以把文章发给朋友潘石屹，是考虑到潘石屹的知名度，“我知道他的博客的访问量，希望借此呼吁更多的人树立起警报意识。”

风情大道的裂缝
●潘石屹的博客
——转发来自朋友的一封信和一篇文章
潘先生：
好久没有联系。不知你是否还记得我。
我已经搬迁回了杭州老家。
关于日前发生的杭州地铁路面塌陷事件，我转给你一篇文章，供你参考，如果你觉得合适，可以在你博客上转载。
我还是希望有一天与你交流文化，宗教，信仰的问题。
谢谢，
洪秀平
附上朋友发来的文章《家门口的灾难，从杭州地铁路面塌陷想到的》——
今天下午三点五十二分，我家人带着惊恐的声音告诉我，我们所住的杭州萧山奥兰多小镇门口的路塌陷了，十几辆车被霎时间被陷入大坑中，惨不忍睹。
晚上，电台工作的同学也来电询问我和家人是否无恙？我说我正在天津探亲，听说家人都好，只是小区停电停水了，恐怕几天之内难以恢复。家人只能靠点蜡烛照明，靠收音机了解外界世界的信息。
晚上回到酒店，上网一看，几乎所有的网站都发了此消息：目前知道的是，一人死亡，还有十几人失踪，蛙人正在塌陷的坑中水下抢救生命，希望渺茫。杭州全线的所有地铁工程都被紧急停工，正在国外访问的省委书记指示要举一反三，进行安全大检查，浙江省长，杭州市书记，市长都亲临现场指挥抢救。
看了这些消息，我思绪万千，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自从今年八月份搬迁入住奥兰多小镇，我几乎每天都开车行驶在风情大道上，地铁就在家门口的广告语在奥兰多小区无处不见，每天晚上，都听到修建地铁隆隆的机器声，24小时不间断。家门口的风情大道，不断被大卡车压坏，不断维修，这三个多月来，几乎从没有停止过，给开车和行走者带来诸多不便。
但是最让我担忧的不是路面的坑洼不平，而是几周前风情大道东湘村红绿灯北边路面上所显示的塌陷裂痕，每次开车经过这段路，我常常和我家人说，我担心这段路可能会塌陷。我在网上和媒体上看到了地铁建造附近道路塌陷的清况，这道路上的裂痕明显显示了道路重大塌陷的可能性。有几天，这段塌陷的地方，有栏杆围住不准车辆通行，过了几天，又开放让车通行了。
令人惊讶的事，我的担忧居然成了现实。从网上下载的照片上看出，塌陷的地方就是那段出现塌陷裂痕的路段。多么不幸的巧合！
我在想，如果我早些天将我的担忧诉诸文字，通过媒体告诉大众和有关部门人员，这场灾难是否可以避免？这十几位鲜活的生命可以挽救？这些无辜遇难者的家人的悲痛可否避免？
政府的抢救工作确实及时和有效，但是我想到了前些天一个朋友给我特地发来的国人熟悉的寓言故事：
说的是有位客人到某人家里做客，看见主人家的灶上烟囱是直的，旁边又有很多木材。客人告诉主人说，烟囱要改曲，木材须移去，否则，将来可能会有火灾。主人听了没有作任何表示。
不久，主人家里果然失火了。四周的邻居赶紧跑来救火，最后火被扑灭了，于是主人烹羊宰牛，宴请四邻，以酬谢他们救火的功劳，但并没有请当初建议他将木材移走、烟囱改曲的人。有人对主人说：“如果当初听了那位先生的话，今天也不用准备筵席，而且没有火灾的损失。现在论功行赏，原先给你建议的人没有被感恩，而救火的人却是座上客，真是很奇怪的事呢！”主人顿时省悟，赶紧去邀请当初给予建议的那个客人来喝酒。
这位朋友告诫我在学校经营中应该时刻牢记：“预防重于治疗”。能防患于未然之前，更胜于治乱于已成之后。未雨绸缪，可以四两拨千斤，亡羊补牢，千斤难拨四两。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告诫自己应该牢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传统华夏精神。然而我为什么每天感受到畏难，而不能挺身而出，呐喊呼吁？为什么只是悄悄告诉我家人这个危险，在心中默默祈祷我开车经过时此路不要塌陷？我为我的自私和怯懦感到羞耻。
我相信发现此灾难预兆的不应该就我一人。每天路过的驾车人无数，地铁工地工作的技术人员，专家无数。为什么这样明显的症兆没有被发现？没有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联想到最近发生的毒奶粉事件，是否也有无数人早就知道毒奶粉的问题，但是和我一样，只是和亲近的家人朋友表示担忧，在心中默默祈祷家人不会被毒奶粉受害？在所有的重大事故和灾难之中，有多少人脱离不了干系？
如何从根本上才能杜绝这样的灾难不断在中国大地重复发生？什么是这些灾难的源头？可能这不仅仅是机制问题，法律问题，政府问题，是否还有我们的良知问题，道德问题，信念问题？
洪秀平
西元2008年11月16日凌晨3点19分
■《民以何食为天》   作者：周勍   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
书评：祸从口入现状挑战和谐社会(2)

●含有高致癌物的陈化米成为“民工粮”
陈化米成为“民工粮”，这让每一个了解内情的人都会感到良心的抨击。周勍不无忧虑地说，作为处于社会边缘的民工，欠工钱已让他们欲哭无泪了，而今又爆出工地老板为节省开支，用含有最强致癌物黄曲霉素的陈化粮供他们食用，更使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
所谓陈化粮，就是指已经陈化或变质、不宜直接作为口粮的粮食，只能通过拍卖的方式向有特定资格的饮料加工和酿造企业定向销售。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副院长胡小松说：黄曲霉素的毒性是氰化钾的十倍上下，毒性非常强，再有，黄曲霉素进入人体以后，它对肝脏的损害非常强，更可怕的是它能够引起肝的癌变。
这种含有强化性致癌物的陈化粮，是城市农民工和学校等能构成大宗团体购买能力的单位人口的主要食物，“民工粮”因而得名。和其他大米相比，“民工粮”颜色发黄，手捧着闻闻，还有一种发霉的味道。工地食堂在加工“民工粮”的时候，还会采用特殊办法“处理”。其关键就是浸泡加揉搓，这么一搓一泡，民工粮黄色没有了，难闻的霉味也淡了许多，而且一粒粒的米还白白胖胖的，可谓旧貌换新颜。记者暗访一个粮贩得知，一车皮捎回400袋来，很快就卖没了。另一个粮贩每天能卖出四五千斤“民工粮”。记者暗访某工地老板，这位工地老板说，他的工地上有民工300多人，自从改吃“民工粮”后，用在买米的花销明显减少，而且买“民工粮”还能拿到回扣，这样算来，靠着“民工粮”，老板每个月至少能从民工的嘴里抠出5千元来。
根据调查，从在北京和天津发现的情况看，民工大米的主要来源是东北，集中在辽宁辽东和黑龙江的五常。另外，北京有本地的民工米。这些民工米有些来自国有粮库，有些来自拍卖陈化粮的企业。另据《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社报道，记者仅在北京六里屯一个粮油市场的现场就发现了百吨陈化粮，其中一个店家称其每月需要30吨。据保守估计，北京每年被民工吃掉的陈化粮多达万吨。
据相关研究，“民工粮”所含致癌物的潜伏期是15—20年。也就是说，这些每天吃陈化粮的民工其实每天咽下的很可能是高致癌物。
周勍痛心地说，这些“民工粮”不但“咬”疼了食品安全的神经，而且使我们制度和良知的缺陷裸露并凸现于公众面前！
●瘦肉精是害人精
周勍讲述到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中部的一位省级官员陪同国家主管农业的最高官员去一个养猪专业户家参观，发现猪栏里有一种猪的毛色光亮，臀部肌肉饱满发达，生猪卖相非常抢眼，而另一种猪则是普普通通的。这位高官好奇的问其原由，农民答曰：好看的猪是喂了瘦肉精的，屠宰后色泽鲜红诱人，十分抢手，是专门为城市的市民准备的，而外表一般的猪则是留给他们自己吃的。高官惊问：知不知道“瘦肉精”害人？答曰：知道。城市人有公费医疗，没事的。
瘦肉精是一种β2-受体激动剂，90年代初国外曾用于饲料添加剂，后因人的不良反应而被禁用。国内养猪户不顾农业部的规定，为了使猪肉不长肥膘，在饲料中掺入瘦肉精，猪食用后在代谢过程中促进蛋白质合成，加速脂肪的转化和分解，提高了猪肉的瘦肉率。
由于“瘦肉精”能把一头普通猪催变成瘦肉型猪，使利润率达到275%，在销售市场十分走俏，一些商贩便指定要收购喂养过“瘦肉精”的瘦型猪。有的还携带“瘦肉精”直接与养殖户联系。
据有关医生介绍，瘦肉精含有盐酸克伦特罗，服用大量盐酸克伦特罗将会引起严重的心律失常，甚至导致生命危险。
在周勍的调查中，有这样一些案例：
浙江省的一位母亲，她在高考的前三天为女儿炖的含有“瘦肉精”的乌鸡汤。使女儿丧失了这次关乎着自己一生的考试。
1999年4月，上海两名运动员因食用了含有盐酸克伦特罗的肉品，在尿检中出现阳性而被禁赛。
2002年7月2日，解放军某部队发生一起严重的中毒事件，该部队有80人在食堂午餐后引起集体瘦肉精食物中毒。这是发生在中国管理最严格且戒备也最森严的军营！足见其危害之烈。
2001年11月7日，广东省河源市发生了一起特大集体食物中毒案，据事后统计，河源市共有484人服食了有毒猪肉。
2001年8月26日：广东信宜北界“瘦肉精”猪肉又毒倒530人，其中学生300人，群众230人。
2001年11月17日，北京首例“瘦肉精”中毒案发生，陆续到协和医院就诊的14位中毒人员是午餐时曾集体进食过猪肝，随即表现出肌肉震颤、心悸、恶心呕吐等症状。
2003年10月21日，辽阳62人“瘦肉精”中毒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
2004年3月14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发生食物中毒事件，约有近百名群众下午开始陆续到杏坛镇医院治疗……
由于瘦肉精”只有成规模施用才能获得暴利，所以大超市所买的猪肉就更可怕。世界著名品牌“家乐福”就被查出猪肉中含有大量的“瘦肉精”，这要是在其本土上的话，主管部门一定会让其倾家荡产的。这也是“桔在江南为桔，到了江北就变成枳了”的新版本。
周勍回答说：中国目前的生猪养殖归八个部门交叉管理，而现实是八大部委管不好“一头猪”。其原因就是多头管理、职责不清，是典型的“三个和尚没水吃”。
●人心污染恶于食品污染
在北京召开的一次 食品安全高层研讨会上，有关专家估计，我国每年实际发生食物中毒例数至少在20—40万人；“约三分之一人的癌症是吃出来的。”
早在2004年7月5日《中国青年报》根据一项调查报道，有82%的中国民众担心食品安全问题。调查发现，有超过90%的受访者表示，曾经在生活中遇到过食品安全问题。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达不到国家卫生标准的食品最令人担心，其次是假冒知名品牌的食品，也有人担心过了保质期却还在销售的食品。这项调查范围涵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问题在于，这种情况至今仍处于蔓延的趋势，生活在中国大地的人们，被迫处于无所不在的“食品卫生恐怖”的阴影之中。
周勍尖锐地指出：目前这种食品安全的现状，都是我们多年来疯狂透支的必然结果：透支社会、透支环境、透支亲情、透支信任……透支使我们失去了底线，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这也是导致食品安全日异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中国延续千百年的“小吃”，眼下已经成了令人作呕的怪物和毒物的代名词：面粉是高含添加剂的，水果是使用催熟剂、膨大剂的。甚至驰名中外的广海咸鱼品和四川泡菜，也爆出“敌敌畏泡制”的丑闻……
周勍分析说，目前这种食品安全事件如此泛滥，原因就是那些“常在河边走”的职能部门，一直是在半遮半掩地玩着“放水养鱼”或“养寇自肥”的鬼把戏。而这种在食品安全领域里作奸犯科的不法之徒的“捉放曹”，其实就是他们的财政来源！
民谣曰：“乡上骗县上，县上骗市上，市上骗省上，省上骗中央”。周勍说，对这种泯灭天良的撒谎综合症患者，应该建立一个机制，让制度来保障每个官员不敢撒谎、不能撒谎。建立这种制度性保障，是“说真话能得好报，说假话就必须付出代价”的良性机制的基础，同时也是建立并营造一种让每个人从一开始就不必讲那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假话的机制和环境。而执政党和执政政府的榜样作用则尤为重要！
周勍总结说，毫无疑问，在现行机制和制度下，官员讲出真相所承担的风险要比隐瞒大得多。而在食品安全问题上任何的侥幸和谎言，都将为我们的未来种下难以医治的祸根。应像抗击萨斯那样，不作为就走人。如果我们日常生活中维系生命所必需的吃喝问题，都成为一件高风险的事情的话，那么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希望呢？再腆着脸奢谈什么和谐社会，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外交部档案最新解密：苏联当年为何忽撤专家？
解密档案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及相关法规。这是继2004年1月与2006年6月开放两批外交档案后，外交部第三次开放外交档案，外交部每两年开放一次解密档案。
苏联当年为何忽撤专家？
中国外交部最新解密的档案显示，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曾片面理解中国对其派遣援华专家的评价。这导致苏方加速召回专家的进程。

苏联专家帮了中国大忙，也收获颇丰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政府赠送前苏联援华专家的奖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苏联政府派遣了上千名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华，协助中国发展百废待兴的经济。由于随后两党两国产生矛盾，苏联专家被悉数撤回。
1960年7月16日，时任苏联驻华临时代办的苏达利柯夫当面向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章汉夫递交了一份照会，提出召回在华全部苏联专家。这份档案提到：1958年8月初，苏联领导人来中国时，中国方面曾表示对某些专家和顾问的不满。这可以被理解为对苏联的责难。
这份编号109—00924—01（1）的档案显示，1956年底和1957年初苏联政府曾向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议召回苏联专家，因为考虑到这些国家已经培养了自己的干部。在中国领导人对苏联专家提出了批评性的意见之后，苏联政府在1958年曾再度向中国政府提议召回苏联专家。
而1959年10月的一份档案则清楚表明，中方高层对苏联专家总体评价是正面的。毛泽东对来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活动的赫鲁晓夫说：“苏联专家绝大部分人都是好同志，使人不满的只是极少数。苏联专家把中国的事业看成自己的事业，工作十分热情，并且做了不少义务劳动，有些人不是工作8小时，而是10小时。”
而且，这批最新解密的1956年至1960年的中国外交档案中，不只一处提到中央有关方面指示举办宴会欢送苏联专家，并赠送礼物等事项。
此外，1953年8月29日《中苏友好报》报社还接到读者关于苏联专家是否能与中国女工结婚的询问。
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在待遇方面得到了尊重。一份编号109—00794—02的档案显示，在中国企业和机关工作的专家，在每一年的工作期限内，休假一个月，在中国学校工作的专家，则休假两个月。中国政府付给专家和他们的家属前往苏联休假的旅费，并对苏联方面偿付专家和他们的家属返回中国原工作地点的旅费。
1961年至1965年，国内国际上都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其中中苏关系演变更是受到国内外的强烈关注。
1964年，驻苏使馆发给外交部的“绝密收电”《苏联一大学生谈中苏关系和赫鲁晓夫下台》中记载：4月3日，赫修发动新的公开反华运动，“苏联各报以反华问题作为宣传中心，到4月12日为止，苏联的11家中央报纸共发表约321条国内外各种反华材料和消息。”
而中苏关系的紧张同时也体现在中苏外交使馆之间的往来上。据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潘大使1964年2月11日写给外交部的相关汇报材料中记载，当年驻苏使馆按惯例举办春节联欢会，潘大使夫妇“邀请了苏联远东司全体同志，还邀请了交际司副司长等四人和东南亚司正副司长”，但最后的结果却略显尴尬：
“……今年苏方出席人员的规模（级别）低、人数少、退场早，只有副司长魏立夏金以下五人出席，东南亚司无人出席。魏表现冷淡，冷餐后即告辞，其余人员在演出节目时溜走。”
一份1961年5月29日的文件说，化工部的宋同志找到领事司，提出苏联一位女专家于1952年至1954年在化工部工作，之后又在本系统从事教学工作。回国后向化工部申请开证明，以保证其回国还可继续领“劳保待遇。”
文件下面外交部的注释写着：“苏联工资根据工龄递增，此前第三机械工业部也有苏联专家要求出工作证明。我们认为可以出，不需要经过公正证明，直接邮寄到苏联驻华大使馆。此案拟作样本处理。”
■南洋理工大学成中国高官摇篮
《瞭望东方周刊》揭秘中国官员海外培训基地,硕士毕业生多列省部级

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中国项目办主任吴伟在一周内先后拜会了两位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目前这所新加坡大学已经为重庆培训过160名各级官员。
《瞭望东方周刊》报道，吴伟说，目前已有640多名中国官员在南大获得硕士学位，其中超过20%是厅级及以上级别，“有相当多的人已经进入省部级行列”。其余则多是处级后备官员。南洋理工大学中国项目事实上包括三个部分：获得学位的管理经济学硕士课程、公共管理学硕士课程，另一个是短期干部培训项目。他们至今已培训了4000多名中国各级官员。
吴伟说，中国最早向新加坡派出官员接受培训的是80年代的河北省。到1992年，邓小平在中国发动新一轮改革，前来受训的中国官员真正多了起来。南洋理工大学自1992年开始开办短期中文培训课程，对中国官员进行经济管理、企业管理与公共管理方面的培训，“开始是两星期到两三个月的短期培训，逐渐增加到今天的规模。”
1996年，新加坡和中国制订了中国高级官员到新加坡考察访问的计划。最终使新加坡成为中国中高层官员的重要培训基地，是在2001年。
所有这些学员中，最受人关注的是每年由中组部直接选派的十几名中国高级官员，他们被认为具有相当大的上升空间。而管理经济学硕士班、公共管理学硕士班就是所谓的“市长班”。
吴伟说，“现在全国几乎所有省和直辖市都派人来南大学习过。”目前中国政府海外培训主要在两个地方：一是南洋理工大学，一是美国的哈佛大学。2002年1月，由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以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共同组建了“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这个后来被外界称为“哈佛计划”的培训班，在5年中接收了大约300名来自中央部委以及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员，他们的培训为期三个月。
在位于新加坡西南部的南洋理工大学校园教师公寓，专门为中国的中高级官员准备了房间。“都是套间，三到四个人住在一起。”
两个硕士班学制都是一年。公共管理学硕士班学费1.8万新元，相当于8万元人民币，管理经济学硕士班学费是4.5万新元。学员可以争取各大基金会设立的奖学金，最高奖相当于500万人民币。
今年，大连交通大学校长葛继平以全部A的成绩毕业。吴伟说，这些人的确是中国官员中的精英，组织部门把他们派到新加坡学习，“眼光还是很准的，而且很有必要”。
2007年，李光耀在悉尼演讲时说，中国刚开放门户时对外界缺乏了解，新加坡是中国获取知识和讯息的来源;但中国以后将超越新加坡，轮到新加坡向中国学习。今年年初，汪洋对深圳提出的要求已不再是“如何学习新加坡”，而是“叫板新加坡”。
“罪恶的行为总有一天会发现，虽然地上所有的泥土把它们遮掩；当隐匿罪恶发展为群体行为时，带来的将是集体的痛苦与灾难。”——《哈姆雷特》

无论地铁会给当地带来多大好处，这一切都和湘湖路段21位殉难的施工者们无缘了。——导言

■黄金救援期已过 地铁大口吞噬21人
——杭州塌陷事故13名失踪者已无生还希望，这是中国地铁修筑史上的最大灾难
18日15时30分左右，又一具遇难者遗体被搜救人员发现，至此，杭州地铁坍塌事故中的遇难人数增加到了8人，另有13人失踪。杭州地铁工地塌陷事故现场指挥部当日下午称，这13名失踪的施工人员已没有生还希望。这是中国地铁修筑史上发生的最大灾难。
而记者从施救指挥部相关会议上获悉，目前，地铁塌陷事故现场的西侧连续墙已出现断裂痕迹，施救过程存在危险。
据现场施救指挥部介绍，在基坑内积水被抽干之后，整个基坑已被淤泥覆盖。施救方在出动了搜救犬搜救无效的情况下，采取了每隔50厘米分区挖沟下探的方式，最深处已达到2米。但除发现了一名遇难者遗体外，没有其他新的发现。施救方计划在确保下探区域内不存在遇难者遗体的情况下，清除该层淤泥并进一步实施下探。
专家表示，施工方和救援人员计划明天继续下探两米，但从现场看，虽然地铁塌陷事故现场的东侧连续墙仍然成形，但西侧连续墙已出现断裂痕迹，接下来变形还可能加大，继续施救可能存在危险。目前，专家组正在加紧研究控制措施和周边环境的稳定措施。“每下挖一米都要实施严密的数据检测，在确保安全之后才能继续行动。”
现场专家表示，杭州地铁工地塌陷事故现场救援已进入第四天，从现场救援情况看，仍有13名失踪的施工人员没有找到，由于已超过72小时的黄金救援期，基坑底部被淤泥覆盖，失踪人员已没有生还可能。
一直在现场组织指挥施救的杭州市市长蔡奇表示，虽然已没有生还希望，但为了表示对死难者的尊重，施救将仍然采取人工操作为主、机械操作为辅的方式继续进行。
■事故原因报告？责任开脱报告？
□毕诗成
11月18日，中铁四局有关负责人向媒体披露，经初步调查，造成这次杭州地铁坍塌事故的原因有三：一是杭州土质特殊，含水的流失性强；二是事故坍塌所在地点来往车流量大，给基坑承重墙带来太大冲击；三是十月份的罕见持续降雨，使地底沙土的流动性进一步加大。（11月18日中国新闻网）
按照调查组这样的分析，哪里有什么“人祸”责任？再进一步理解，这简直就是不可抗拒的天灾嘛！正如有网民戏言，真的要追究什么“责任”，只能依照这样的逻辑：“责任一：土质不应该特殊，拿土管局局长是问；责任二：坍塌处不应该作为主干道，拿交管局局长是问；责任三：十月份不应该持续性降雨，拿气象局局长是问。”
很显然，调查组给出的所谓三大原因，都只是一些非常常规的因素，在施工方案中，都是应该有充分考虑的，根本不能成为“突变状况”的原因。而据媒体报道，就在杭州地铁塌陷事故发生前一个月，曾有人发现施工路段的路面出现裂缝；事发前，工地工友也已经发现基坑维护墙面出现一道明显的裂缝，有10米多长，宽度能伸进去一只手……对这些隐患，施工方要么熟视无睹，要么简单处理之后等什么“上级领导批示”；此外，杭州当地安全部门负责人称，杭州地铁工程存在转包过多的情况，这也可能带来比较大的风险……另据报道，现场施工工人有些没有经过严格培训，安全管理人员不到位，杭州当地官员曾表示，事故发生后应急预案竟然等于零……想想看，哪一点没有人的责任？怎么能只是老天和大地之过呢？
人的错误不断积累，惨剧才会最终发生。每有重大安全事故发生，与责任方不无关联的调查组，总是会得出一些莫名其妙“护犊子”的调查结论。面对无辜生命的骤然逝去，面对一次次血的教训，更高级别且利益独立的调查部门必须及时介入。
他，中文名叫司徒雷登，曾因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在中国家喻户晓，他在中国的名气比在他的祖国美国还要大。回到中国安葬，是他的遗愿，他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导言
■归来，司徒雷登
——遗骨安放杭州，未能如愿回归燕园与夫人合葬，但却安眠在父母身边

司徒雷登的骨灰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这是燕大校友向老校长献花
低沉的音乐声响起，四周青松苍翠，远处青山环抱。墓碑上只简单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原留在美国的遗骨盒，17日由其学生和助手傅泾波之子傅履仁恭奉，在美国国务院派员的护送下，安葬于浙江省杭州市安贤陵园。司徒先生虽然未能如愿回归燕园与夫人合葬，但安眠在父母身边也可以了却这位杭州荣誉市民魂归故里的心愿。
司徒雷登的父亲司徒约翰是位牧师，1869年来到杭州并开始在此传教，直到1913年去世。他的母亲玛丽随丈夫来华后，热心于教育事业，曾创办女子学校。夫妇二人和司徒雷登的一个弟弟都葬在杭州九里松墓地。
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于杭州，少年时能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之后回到美国。1904年返回杭州传教和教书。1919年成为燕京大学首任校长，1946年被国民政府授予杭州市荣誉市民，并拿到了象征荣誉市民的金钥匙。
作为当年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奉命于1949年8月2日飞离南京后，就与中国隔断了联系。他早在1954年就写下遗嘱，把全部文件赠给傅泾波，并要求傅替他完成两个心愿：一是将1946年周恩来在重庆时送给他的那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给中国；二是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未名湖畔他妻子墓穴身旁。
1962年9月18日司徒雷登在华盛顿逝世。那时，明代彩绘花瓶已经送回南京作为文物收藏；但其遗骨仍滞留美国由傅家保管。几经波折，后来傅泾波也逝世了。司徒的遗愿就只能由他的子女担当下来。如今司徒遗骨回到杭州，其杭州故居也被辟为“名人纪念馆”对外开放，意味着这位杭州“荣誉市民”的一生终于受到世人的肯定。
司徒雷登因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经久不衰的声名。众所周知，在这篇3600多字的文章中，真正涉及司徒雷登的内容其实不过寥寥百字。然而，历史的惯性在于，总需要有一个人为某段历史作注脚。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终于以“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而沉淀入中国历史。
越过历史的沧桑，越过战争、离乱、一个民族的悲情以及意识形态的对峙，客观而言，司徒雷登无论是在中美关系史上，还是在更广泛的中国对外关系史上，都终究是一个“政治上的小人物”。他的“大使”岁月只有短短2年时间，而在此之前的48年，他一直在中国从事教育工作，并因此受到尊敬。即使是作为政治人物，他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着与彼时中国各个政治集团的良好关系。可以说，与司徒雷登在华50年的漫长历程相比，其驻华大使生涯只能说是一个悲剧性的尾巴。
作为燕京大学首任校长，主持燕大校务达27年之久，他骑着毛驴为燕大筹款的逸事至今仍在学林流传；少为人知的是，他也是著名作家冰心与吴文藻婚礼的主婚人。应该说，司徒雷登在华50年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为中国社会做一些建设性的工作，直至被杜鲁门任命为驻华大使，他生活的重心以及命运才悄然改变。
如果司徒雷登不介入政治，只清心寡欲地作他的燕大校长，他是否也会像白求恩一样在中国留下美名？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他的一念之差，令其在中国的命运起伏跌宕。
▲“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
……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
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外交官。1876年6月生于杭州，父母均为美国在华传教士。1904年开始在中国传教，曾参加建立杭州育英书院(即后来的之江大学)。1906年，司徒雷登的独生子杰克也在杭州出生。1908年，应南京金陵神学院聘请，司徒雷登携妻儿离杭赴任。1919年起任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1946年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离开中国。

1946年，在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的强力举荐下，司徒雷登正式出任大使

1949年8月，司徒雷登乘机回到美国
■别了，司徒雷登校长
司徒雷登对学生更像是一个慈祥的长辈，在燕京学生人数较少的时期，他能够准确地说出每个学生的名字。后来学生逐渐增多，但他依然尝试努力做到这一点。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仿佛就是一体。那所他的朋友捐赠给他作为居所的庭院，就在未名湖畔，冰心给它起了个诗意的名字：临湖轩。但是司徒雷登并没有一个人独享它，而是作为学校的办公地点，很快这座庭院成为了燕京大学的标志。每年的6月24日，燕大的学生必定来到这里，给这位让他们尊重的校长祝贺生日。1926年6月5日，司徒雷登的夫人在这所庭院离开人世，她的墓地成为了燕大校园中的第一座坟墓。
●宽容学运，风起云涌
他说，如果燕大学生没有去请愿，那说明他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
对于当时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司徒雷登表现出了比很多大学校长更大的宽容。1934年，北平学生反对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纷纷南下请愿示威。燕大的学生在爱国方面一向不甘人后，也参与其中。学校无法解决，只好连电催促正在美国募捐的司徒雷登返华解决问题。
司徒雷登返校当日，正是南下请愿的学生们北上返校之时，学生们不知道如何面对他们的校长，担心校长责备他们荒废学业。但是，大会上校长的话让他们感动地热泪盈眶。司徒雷登先是沉默了二三分钟，然后说：“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大的学生可来南京请愿了么？他们回答我说，燕大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心。如果燕大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
要知道，现代历史上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也正是在燕京大学这所美丽的校园内最先发出振聋发聩的声响。
●风雨如晦，与狼周旋
抗战爆发，日本人要求燕大聘请日籍教师，接受日本学生，他对此只是阳奉阴违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司徒雷登也在考虑是否把他经营了许多年的燕大迁往后方，但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决定让这所大学留在北京。他迅速在燕园升起美国的星条旗，以示此处属于美国财产，又特别在大门上贴上公告，不准日军进入。但就是在这样的时期，抗日刊物以及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依然在燕京大学里正常地得以出版。燕京大学的校友、旅加拿大学者林孟熹在多年之后发出这样的感叹：“星条旗啊！多少年来你曾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令《独立宣言》蒙羞的可耻记录，可这一次却使你顿增光彩。”
由于司徒雷登这种兼容并包的胸怀，在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中，抗日救亡的呼喊得以在这所由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大学中发出了时代的声音。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第一次见到司徒雷登，曾经对司徒雷登说“……久仰！久仰！你们燕大同学在我们那边工作得很好……”
日本人对于燕京大学并非没有觊觎之心，他们一直寻找种种借口要求燕京大学聘请日籍教师和接受日本学生，对此司徒雷登只是阳奉阴违。为了堵住日本人的口舌，他聘请了一位日籍教师———考古大师鸟居龙藏，一个反对日本侵华的学者。
在后来燕京大学被日寇关闭、燕大师生被赶出燕园的时候，他站在学校门口，向燕大师生鞠躬致歉，因此得到了燕大人尊重和日本人对他一年的软禁。司徒雷登也曾经答应招收日本学生，但是要求他们必须经过燕京大学的入学考试，在北京沦陷时期，没有一个日本学生能够在考试中获得及格而被允许进入燕京大学。
●日军施威四年铁窗
虽然预料到美日之间会爆发战争，但是他没有想到日本宪兵会到他的下榻之处去逮捕他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不再顾忌美国方面的反应。在战争爆发的当天早晨，早已对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学心怀不满的日本宪兵队闯进燕园，对学校实行包围和封锁，并逮捕了燕大师生18人。对此，侯仁之先生在多年之后曾经撰文回忆。
司徒雷登当时正在天津为学校募捐，借住在英商汤生公司。据当时在汤生公司工作的燕大校友杨文泉回忆：司徒雷登之所以不住饭店的原因之一就是饭店当时住客复杂，特务很多。一向关注国际变化的司徒雷登虽然曾经预料美日之间会爆发战争，但是他显然无法预料日本宪兵队会到他的下榻之处去逮捕他。就这样，司徒雷登被日本人押到北京，成为阶下囚。司徒雷登被捕之后，美国国务院一再态度强硬地要求日本释放司徒雷登，这恰恰让日本认为司徒雷登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并决定在需要他发挥作用的那一天再释放他。因此，在其他燕大师生被营救出来之后，司徒雷登又独自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多待了4年，一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
刚进监狱的时候，司徒雷登受到了审问，但是日本人一无所获。在之后的日子里，他被允许看两份报纸，一份是北京出的英文报纸，一份是英文版的《大阪每日新闻》。“到1945年春天，《大阪每日新闻》开始时有时无，最后终于完全停版了。这证明美军对日本的轰炸发挥了威力……”
不过四年的监禁生涯，司徒雷登也并非一无所获，他利用这段相对空闲的时间完成了他的大部分自传。后来，司徒雷登根据他在狱中所写的自传写成了《在华五十年》一书。
●出任大使晚景凄凉
1949年8月，他踏上了回美国的飞机，成了美国对华政策失误的替罪羊
1946年，司徒雷登做出了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选择。在他即将离开北平的时候，在某个中美联谊会为他举行的欢送会上，他突然发现了相识多年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在他的即席发言中，他把自己与胡适作了一番比较，他说：“他幸运地辞去了出使国外的使命（指胡适辞去了驻美大使的职务），返回了北平当大学校长，而我却要离开这最可爱的城市和那令人满意的事业，去从事一项前途未卜的使命，而这正是胡博士所避开的。”不过，燕京大学校友林孟熹对此则有不同回忆：林孟熹曾就司徒雷登出任大使请教当时燕大政治系主任兼校务委员会成员陈芳芝，陈芳芝回忆，在离开燕园赴南京就任前夕，司徒雷登曾经对他说：“出任大使是为了谋求和平，而只有在和平环境下，燕京大学才能生存和发展。”
但是长于治校的司徒雷登对于政治显然没有对于教育那样了如指掌，这段大使生涯让他感到心力交瘁。因为这段大使生涯，司徒雷登得罪了他过去的朋友蒋介石，以至于1950年司徒雷登的75岁寿辰时，当时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请示蒋是否以蒋的名义赠送鲜花，蒋冷漠地回答：不必了。甚至他昔日的学生们，也不能完全了解他的一片苦心。据林孟熹回忆：1948年五六月间的一个下午，燕大的学生代表在临湖轩就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与司徒雷登交换意见，气氛剑拨弩张，因为燕大过去给他们的教育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随着南京的解放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彻底失败，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踏上了回美国的飞机，离开这片他生活了50年并深深热爱过的土地。在飞机上，他看到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在那里，司徒雷登完全成了一个美国对华政策失误的替罪羊。而在大洋彼岸的这一侧，毛泽东则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这位老人再也支撑不住了，到美国后中风卧床不起。
在他身边的，只有过去一直支持他的秘书傅泾波，傅像一个儿子一般服侍在司徒雷登的身边。恐怕也只有他，能够体会司徒雷登此刻心情的荒凉。
“在快乐中，我们要感谢生命，在痛苦中，我们也要感谢生命，因为快乐、痛苦又何尝不是美丽呢？”——冰心
■我爱你

5岁的时候，我说我爱你。你歪着脑袋，眨着水晶般的大眼睛，疑惑地问我：“什么意思呀？”

15岁的时候，我说我爱你，你的脸红得像火烧云，头深深地低着，摆弄著衣襟，你好像在笑

20岁的时候，我说我爱你，你把头靠在我的肩上，紧紧地挽住我的手臂，像是下一秒我就要消失一样。

25岁的时候，我说我爱你，你把早餐放在桌上，跑过来刮了一下我的鼻子说：“知道了!懒虫，该起床了！”

30岁的时候，我说我爱你，你笑着说：“你呀！要是真的爱我，就别下了班到处跑，还有，别再忘了我叫你买的菜！”

40岁的时候，我说我爱你，你边收拾碗筷边无表情的嘟囔着： “行了，行了，快去给孩子复习功课去吧! ”

50岁的时候，我说我爱你，你打着毛线头也不抬：“真的？ 你心里是不是巴不得我早点儿死掉。”然后就咯咯咯地笑个不停。

60岁的时候，我说我爱你，你笑着捶了我一拳："死老头子!孙子都这么大了，还贫嘴!”

70岁的时候，我们坐在摇椅上，戴着老花镜，欣赏着50年前我给你的情书，我们布满皱纹的手握在一起，我说我爱你，你深情地望着我，你那已经皱纹满面的脸仍是那么美丽。

80岁的时候，你说你爱我。我什么也没说，因为我流泪了，但是那是我人生最最快乐的日子，因为你终于说出了那句“我--爱--你"。
■徐志摩（1896～1931年）
现代诗人、散文家。浙江海宁县硖石镇人。1931年11月19日，由南京乘飞机到北平，因遇大雾在济南附近触山，故飞机失事，因而遇难。
《再别康桥》
徐志摩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桥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荫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的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蒿，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