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幸福社会”取代“现代化”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19/10/18 19:36:15

 

    将“幸福社会”取代“现代化”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

    王霄


               一、为什么要用“幸福社会”取代“现代化”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 

        传统的“现代化”已经不能准确、完整地指称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它是一个西化的概念,不具有世界普遍意义,尤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关于现代化的定义,《网易·辞条》的解释是:现代化常被用来描述现代发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现象。根据马格纳雷拉(这个人是谁,查询不到)的定义,现代化是发展中的社会为了获得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而经历的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包容一切的全球性过程。从历史上来讲,它主要指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一种向以西欧及北美地区等地国家许多近现代以来形成的价值为目标,寻求新的出路的过程,因此常与西方化的内涵相近。 

        从一般意义上,我个人归纳现代化包括以下内容: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公民社会,福利国家,法制化,自由化,工业化,城市化,科学化,全球化,等等。 

        但是现代化并没有给已经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民带来普遍的幸福;所谓现代化的始基即西方列强早期对世界资源的野蛮掠夺这个条件今天已经不复存在;当今世界秩序的现实是在公平正义词句掩盖下由强权所维护的国家利益;现代化模式使得地球资源与生态不可负担,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生态危机,因此是不能普遍在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推广的;中国人多地少、资源不丰富,决定了它不可能抄袭西方的现代化模式进行持久的发展;中国已经和正在进行的所谓的现代化进程,造成了极大的社会矛盾和生态危机。 

        质言之,西方传统的现代化已经误导了我们多年,如果不加以调整,还将造成更大的损失。当然,中国的问题,不全然是现代化模式的问题,因为中国并没有完全达到所谓的现代化。 

        早在十多年前,何清涟就写出轰动一时的著作《现代化的陷阱》。或者今天我们可以从“三农”的角度来进一步观察“现代化的陷阱”。近年来,我注意到,中国的几个著名农业专家包括温铁军、贺雪峰等人,特别提出不能以所谓的现代化作为中国发展的方向。他们指出,中国不可能按照西方现代化的模式进行城市化和工业化,因为中国不可能把大多数农民都转移到城市去,中国的生态资源也难以支撑这样的现代化。农民中的相当数量,必然需要留守在农村,从事农业。而农业是一个弱势产业,特别是在中国,人多地少,仅靠农业自身,哪怕加上国家出于粮食安全考虑对农业的各种扶持,它也是一个比较效益相对低的产业。那么,我们如何提供这些留守农村、从事农业的人群的生活价值呢?我们如何让这部分人在物质生活水平较低的生存状态下有尊严、有意义地生活呢?这些专家指出: 

      当前农民的苦,不苦于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而苦于正在丧失生活的意义;不苦于现实的物质生活匮乏,而苦于未来生活预期的不确定;不苦于消费水平没有提高,而苦于人与人的信任正在减少;不苦于生产劳动强度太高,而苦于生活方式变化太快;不苦于经济收入没有增加,而苦于整体福利正在减少。总之,不是苦于纯粹物质的方面,而更苦于精神和社会的方面。当前的农民问题,不纯粹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更是一个文化问题,不纯粹是生产方式的问题,而更是生活方式的问题。在农民事实上不可能快速转移进入城市,农民收入不可能得到迅速提高的情况下,站在农民主体立场的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重建农民的生活方式,从而为农民的生活意义提供说法;是从社会和文化方面,为农民提供福利的增进;是要建设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不同于消费主义文化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要建设一种不用金钱作为生活价值主要衡量标准,却可以提高农民满意度的生活方式。中国的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实践,将与新的、不是以广告和时尚(这是跨国公司与西方文化的合谋)而是以人的生活本身为导引的价值观与幸福观的形成联系起来,成为支持新的以人的生活本身为目的,以中国传统乡村生活、以儒家理念为导向的巨大的社会运动。这种运动会在文明的创造上,在价值的形成上,在文化的构建上,自在自给,自成一体。这样的乡村治理研究和乡村建设运动就不单是一项针对中国现代化挑战的权宜之计,而是关乎中华文明崛起和世界未来出路的庞大工作。(参见贺雪峰:《新乡土中国》,244247页。广西大学出版社,2005) 

        这种为中国文明和世界未来提供一种新的模式的工作,其实也就是中国式幸福社会的建设。 

        因此,我建议以“幸福社会”作为我们的新的发展目标模式,以取代所谓的现代化建设。 

        二、“幸福社会”比“和谐社会”更完整和准确 

        为什么不采用已经有的“和谐社会”的提法呢?因为“幸福社会”比“和谐社会”的外延更大,位阶更高,内涵更丰富,用语更通俗,更容易被中国人民和外国人理解,具有人类精神追求的普适价值,因此更加合适。 

        幸福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也是一个所有人类都通用的概念,是一个不分种族、身份、文化背景和价值观的人都追求、起码是都能接受的、具有最大公约数意义的理想与追求。中国人讲求幸福,各种向外的努力和向内的修养都是为了追求幸福,虽然对于幸福的理解会有所差异,但身心两安(生物需求与精神需求得到一定满足,灵与肉的愉悦)是幸福的概念则是普遍的认识。歌曲《东方红》赞扬毛主席“他为人民谋幸福”,表明了人民对领袖热爱的缘由。近年来,西方国家开始重视人民的幸福问题,认为高水平的物质生活不一定是幸福的源泉,因此试验编制幸福指数来测度社会与国家的发展程度。中国也开始了这一尝试。人类在现代化、高科技的今天,重新重视幸福,表明了人类的反省与自觉。 

        三、“幸福社会”概念的几个维度 

        1.它观照的既是个人幸福,也是普遍幸福。 

        人是一切发展观的出发点和归宿,也就是说,以人为本。这里的人,既指的是个人,也指的是集体的人,全体的人。中国传统文化过于专注群体,西方传统文化过于专注个体,幸福社会建设观要把这二者统一起来,既关照个人幸福,又关照全体人类的普遍幸福,既是利己的,也是利他的。当然这种统一,在指导思想上应当争议不大,关键是需要在操作层面上进行许多具体而复杂的设计,也需要在实践中做出各种抉择。 

        2.它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 

        对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懈追求,是人类发展的原始动力。生存权和一定的温饱生活保障,也是基本人权之一。幸福社会建设,必然以人类物质生活基本需求的满足程度及水平作为最基础的指标。 

        但是人的物欲是人的动物性需求。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我们过多地注重物欲,人的动物性需求过于膨胀,忽视了人的精神需求和精神建设。正如大家所熟知的,其实幸福,是一种主观感觉,并不一定与物质生活水平成比例地挂钩。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制造工具是人与动物的分界点。“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但我想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标准。它不应该导致工具理性,或工具崇拜。马克思也多次从人的自由性上划分社会的不同阶段[1]。实际上,仅以工具或者说生产力为社会发展动力及发展阶段标准的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固然有着清晰的优点,但有一个很大的偏颇,就是工具崇拜,也就是科学技术崇拜。工具乃至科学技术的提高,并不能成正比例地提高人类的幸福指数,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它带来了诸多负面价值,如不断打破自然的天然和谐状态,加剧了人类的失衡,起码是降低了大多数人类的幸福指数。按照中国古代文化的观点,使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是道德。中国古代所有学术派别包括道家,都认为道德伦理为人之本,是其所异于禽兽的标志。如果仅从“食色之性”即动物性这一点去看,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人和禽兽的区别是很少的。人的特性,人的本质,孟子将其归纳为善,具体就是仁义等道德,这是人类所具有的本质属性。 

        人不仅是一个生物人,也不仅是一个经济人,而首先是一个社会人,是一个道德人。 

        3.它是道德的,也是制度的。 

        道德实质上就是人类追寻幸福人生的产物,目的是调适人际关系、认识天人关系、塑造人格、升华人性、提升生活品格和人生境界。从某种意义上说,幸福源于人的道德水平,而不更多地取决于物质享受。道德或者说德性就是那些能使我们获得幸福的内在品质。现在已经有愈来愈多的人意识到追求德性的价值和意义了。现代社会的很多人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甚至为了工作透支生命,可能仅仅是想挣更多的钱,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大多数人在这种奋斗中备受煎熬,即便是一些所谓成功人士,声色犬马,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寻求刺激,但获得的仅是感官快乐,在更多的时候他们感觉幸福的生活离他们其实很远。对幸福的思考,最终要转变为对德性的思考,从而发现人生的幸福和美满离不开德性。 

        陈根法先生说:“对于人的一生来说,德性的价值首先在于确立人生的正确价值目标,提升生活中的品格。我们所追寻的好生活不仅不能与德性相违背,恰恰需要探寻的是具备什么样的德性才会使我们获得好生活,才会确立生活的正确的原则,也才会提升我们人生的价值目标,从而也就提升了生命的价值。其次,从内在层面上看,德性和内心平和,邪恶和内心紊乱总是联系在一起的。有德的人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喜悦。因为正是真诚和坦率带来周围人的信任,也带来自己内心的道德上的满足,从而产生了精神上的幸福感。”(周治华:《德性、幸福与社会和谐——与 陈根法 教授谈德性的价值》。《文汇报》2005530日) 

        道德不但应当是观念规范上的,也应当在某种程度上是制度规范上的。每一个人毫无例外地遵循合适的道德规则就意味着一种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道德的制度化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要有直接作为道德内在要求的,或者说是道德外延化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婚姻道德、企业道德、行政道德、环境道德等方面的制度和规则。二是在形成全社会公平正义的更高的层面,在基本制度,比如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企业制度、商业制度方面,要有一些体现文明、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的制度规范。比如政治的民主制度,行政的透明、问责、回应制度,企业的社会责任制度,商业的公平交易和公平准入制度,等等。 

        4.它是个人的,也是社会与政府的。 

        幸福说到底,是个人的主观感受。在建设幸福社会的过程中,个人必然要担负自己应当担负的职责。修身、齐家,这是个人的责任,是个人和家庭所要进行的道德建设。在小范围的熟人社会的圈子里,人与人之间,或者说个人与家庭之间,也还担负着一种道德责任,即出入相扶,守望相助。 

        但是,在更大的范围和更高的层次上,即超出半熟人社会之外,社会和政府在幸福社会建设过程中,就担负着重大的责任。社会可以提供各种规模的慈善帮助和组织各种团体活动,建立基层的民主自治和公共管理,帮助公民解决个人难以解决的各种困难,并使公民个人融入各种社会集体活动,享受一定的公共服务,从而提升归属感、幸福感。 

        政府则在更大的范围和更高的层次,提供公共服务,维持公共秩序,或者说,政府应当关注民生的各种问题,为全社会提供必需的公共品服务。同时,政府保障了本国的国防安全,使本国公民不受战争威胁,保障国家利益也就是公民利益。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各级政府领导人,还应当是道德楷模,人格典范,为全社会树立榜样,并引导全社会的道德建设。这也是造成一个幸福而健康的社会的重要内容。 

        5.它是主观感觉的,也是客观标示的。 

        就个人而言,幸福是一种主观感觉,但就全社会而言,幸福必然有客观的标准,它包括科学系统的指标体系。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在探索建立幸福指数的度量标准体系,中国也在做这个工作。我们必须建立一套能够比较准确度量社会幸福水平的指标体系,这样有利于幸福社会的建设。 

        6.它是古今中外优秀文化结合的。 

        幸福源于道德或者德性,而道德是文化,并且是文化中最重要的内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德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因此,进行幸福社会建设,就要将古今中外文化的精华加以整合,推出一种全新的道德,全新的文明。近年来中国国学的复兴,代表了一种提升道德的追求,但是,仅靠中国传统文化,不足以构建适应现代社会要求和幸福社会建设要求的全新的文明,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缺少西方近代文化中的人权、民主、科学和市场经济的理念。缺少这些理念,不但不能构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而且不能形成健全的现代人格,不能打造公民社会。 

        四、“幸福社会”包括的具体内容: 

        1.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道德观。 

        人从大自然中来,是大自然的一分子,天人一体;人的生存与发展规律(即人道)同自然的运动与变化规律(即天理)出自一个本源,具有根本和总体的一致性,天人一理,天人一“道”,天理即人道。人必须赞天地之化育,热爱自然,感恩自然,敬畏自然,服从自然,同时究天人之际,通万物之情,寻天理人道,以协调、和谐同自然的关系,并由此生发,协调人类发展的各种关系。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观念,是它的基础,也是一切学术思想(不管是哪一时代,哪一家哪一派)的根源。它不但是根本的宇宙观、世界观,而且是最大的道德观,是自然律与道德律的统一。《易传系辞上传》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 

        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大优势和最宝贵的资源,一定要很好地继承和发展。 

        西方文化的传统是天人两分,研究自然的是科学,建设和维系道德的是宗教,哲学从自然科学中来,起源于惊异,专门追索智慧(在西方哲学的本义就是爱智慧)。西方文化的这种特点固然促进了科学和自然哲学的发展,特别是在近代造成了科学的重大进步和工业化,但也酿成了片面的科学理性主义,因而造成了人类发展中的重大失误,如蔑视自然和只知道向自然索取,以及促进了人的贪欲无厌足。 

        敬天畏道是中国人的信仰。中国人做事讲究天理良心。做坏事,畏惧的是“头顶三尺有神灵”,害怕的是“天打五雷轰”。敬天道,就是敬人道,就是尊重人类普遍的良知,就是树立信仰,建设道德。 

        西方不是不重视道德,但它将道德建设的任务交给了宗教。中国时下的国情,决定了道德建设的任务不能由宗教来承担。 

        正如徐景安先生所说:“为了上帝、真主、来世而善,人对道德的需要,是外加的、被动的、被迫的,出于某种恐惧和迷信,是旧道德。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善,人对道德的需要是内在的、主动的、自觉的,是‘认识自己’的结果,这就是新道德。”(《人为什么要善?——寻找善的新理由》。《中国善网》) 

        其实中国古代的儒家道德,在天人合一的认识基础上,完全符合 徐景安 先生所说的那一种出于内在的、主动的、自觉的、诉诸自身理智的主动性的、具有自觉智慧的、为了他人幸福(也就是自身幸福)的道德的要求。这既是一种旧道德,但在经过一些非主体的必要改造后,可以成为一种新道德。 

        天人合一在当今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它使中国人反省所谓现代化的发展观,以及人在自然中的位置和发展的意义、发展的方式,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从而反省人的存在价值,人的生命意义。比如,它让我们考虑:经济发展是否决定一切,是否具有第一位的价值;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发展经济,以使得这种经济发展是与自然是协调的,是可以持续的;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政治、文化、道德、社会建设居于什么地位,应当如何配套与结合。 

        2.善良和生的思维与伦理规范。 

        善:包括了传统的仁义礼智信,恭宽惠敏勇,孝悌等道德规范。 

        良:指的是社会正义和社会公德。社会公德是中国传统道德中比较欠缺的。中国人对私德很重视,上面说的善所包括的各种道德规范大部分是私德,但不大讲公德。但也不是完全不讲公德,如讲诚信,讲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讲气节,讲守望相助,就是一种兼有私德与公德的道德规范。但是中国目前急需建设包括平等、自由等人权内容和社会正义、社会公平的现代社会公德。 

        和:和谐。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有价值的一种观念。 马中先生归纳说: 

      中西文化史上都有“和谐”概念,但西方没有和谐思维的传统,更不以“和”为方法论的精髓与核心。西方人即使谈论和谐,也强调使用斗争手段(如赫拉克利特),何况西方人所理解的和谐本身有形式化倾向(如毕达哥拉斯认为和谐出于固定的数字比例)。中国哲学则从整体至上的观念出发,认为和谐是事物的本来状态,也是一切运动变化的最高目标。中国哲人主张以和求和,强调用和谐的手段(如顺、安、让、节、制等)达到和谐的目的。中国哲人所理解的和谐,不是一种不变的形式或数字比例,而是一种有机圆融的境界或状态。(《人与和——重新认识中国哲学》。P189。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和谐既是本体论即宇宙观,也是道德观,还是方法论。它与天人合一本质上相通。和谐思想也是孔子特别提出的“中和”、“中庸”思想。他的孙子孔伋(子思)在《礼·中庸》篇中对“中庸之道”有这样的阐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事育焉。” 

        强调和谐,实际上是强调存在的合理性与行为的中庸性。据 徐景安 先生说,他是最早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由于中国共产党也已经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谐思想在中国正在深入人心,并被正确地推及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己的内心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国家与国家的和谐等诸多范畴。 

        生:创新,发展,变化。 

        和谐不是消极维持旧貌,不是僵化,不是稳定压倒一切。它意味着生机焕发。和谐的不断实现必然是在动态之中的。按照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观点,就是世界既有不变(道不变),也时刻处于变动之中。这种变,古人谓之“生”,“日新”。《周易》说:“日新之谓盛德。” 生生不息,与时偕行,只有生,才能变而通,通而久,这叫“生生之谓易”。从这个意义上说,与时偕行、因时而变,蕴含有生机无限的意思。而和谐的本质,也恰恰在于使矛盾体中的无限生机得到保持和释放。           

      和谐的本质就是“生”,是在“生”中达到的一种圆融和美满。所以《周易》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它表明,和谐不仅能使矛盾各方面在统一体中找到最佳的存在方式,同时还能使矛盾统一体获得保持和释放生命力的最佳结构形式。构建幸福社会,就是要让社会焕发生机、充满活力,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从这一点说,幸福意味着生机,意味着进步与发展。 

        3.民主法制的政治制度。 

        民主法制既包括形而上的自由、平等的人权理念,也包括形而下的制度操作层面。 

        民主制度是西方近代的政治文明成果,它比中国传统政治文明要合理、进步。民主制度的基础有二,一是人权理念,人人生而平等,具有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权利,是自由的,只不过是为了公共事务管理的需要,公民个人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通过所谓社会契约,让渡给政府,以便政府进行必要的公共管理。二是人性本恶,必须用权力制约权力,特别是要用人民的公共权力来限制和监督政府的权力。在第二点即人性本恶的矫正上,在道德领域,西方用宗教来加以规范和约束个人的行为,在政治过程中,则用民主制度来约束和监督政府及官员的天生的自利性。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政治中,其闪光点是德政、仁政。中国的历史发展具有特殊性,即它没有经过西方那样从原始社会进入私有制国家,然后进入民主制度国家。中国是直接从氏族进入国家的,“夏传子,家天下”,就以另一种兼具公有制与私有制特征的家族所有制代替了氏族的公有制。皇家所有制与原始公有制从表面上看,除了传位制度的改变外,相差无几。在这种特殊历史变革的背景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两个特点:一是中国皇帝都宣称自己是无私的,代表上天来牧养人民,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所以天意也是民意,皇帝也是人民的代表,因此要行德政、仁政。二是如果皇帝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也就是违背天意,那么,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有革命的权利。这就是传统的民本思想。 

        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民本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德政、仁政,从规范限制皇帝及官员的权力和保障人民利益两个角度看,是成功与失败兼有。说其成功,是说这套理念和制度使得中国专制制度延续了2200多年,生命力很强;说其失败,是它在历史上并没有真正保障人民的基本幸福与快乐,甚至多次造成社会动乱与亡国。其实中国起码有两次亡国,一是亡于蒙古,二是亡于满族,这两次都是外邦异族统治了中国,而且是文化落后的民族战胜了文化先进的汉民族。满清建国后,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奉儒家学说为正宗,但扼杀了中国已有萌芽的资本主义因素,同时闭关锁国;又大搞文化恐怖,扼杀了中国已经萌芽的民主思想(黄宗羲、顾炎武的思想);改造政治制度,将唐、宋、明已经有的臣 权对 君权的限制统统取消。在宋、明朝,内阁可以对皇帝的指令封驳,皇帝不经由内阁联署,不能颁发重要命令,清朝则完全是皇帝说了算。有人说康乾盛世,中国的GDP还占了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以上,似乎它还有生命力。这只说对了一半,据最近的研究,在18001900年的一百年间,中国的经济总量没有增长,在世界的排名日渐落后。大清帝国极盛时期的1800年,中国的产品占全球总量的33%,欧洲占28%,美国只占0.8%100年后,清朝崩溃前夕的1900年,中国占全球生产总量的6.2%[2]。终于在近代,被西方打得落花流水,差点再次亡国。因此在当时,人们就看出中国这套制度不行了,因此要变法,变法不成,就革命。 

        因此,在当代,在政治上,仅靠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和德政、仁政是不行了,或者说,中国传统道德,修身齐家还可以,治国平天下是不行的。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政治。当然中国的民主政治,会有自己的特色,也需要循序渐进,但大的路子,大的格局,还是要实行世界上各个民主国家已经成功实行的那一套。这个是人类的共同文明成果,具有普世意义。 

        从这点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国家学说,在实践中被证明是失败的。巴黎公社的原则,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当家作主,官员的工资不能超过社会平均工资,也就是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这些东西,起码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实现。这些国家的政府包括执政党,都有异化的问题,官员从公仆变成特权阶层。今天中国实行的政治,从本质上说,仍然是中国传统的德政、仁政,所谓新政其实不过是孟子仁政的翻版。当我们今天看到政府的腐败和低效是如此严重,其实并不奇怪,问题不在于官员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也不是官员的能力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这种仁政在历史上的真相与命运已经是如此昭然若揭,这样,我们难道还不明白应当如何进行改革吗? 

        道德自律可修身,民主制度济天下。 

        4.公民参与的社会建设。 

        现代政治有两个趋势,一是国家的权力在强化,过去说政府是“守夜人”,“掌舵而不划桨”,已经不再适应当今的形势,政府对社会调控特别是民生的责任在加大,强势化是所有国家政府的趋势。二是公民及公民团体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管理也在加大,这就是所谓的“治理”,公民和公民组织在整个社会事务的管理中发挥着前所未有的作用,替代了政府许多传统的角色。 

        民主政治在我看来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国家的民主化,政府的产生以及政府公共管理要由人民当家作主;一个是社会的民主化,许多社会事务由公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后一点也就是所谓公民社会建设,也叫社会建设。人民的幸福与公共管理的水平、质量密不可分,社会的普遍幸福与公民社会建设密不可分。公民社会建设在中国有两个重点领域,一是基层民主,即在城市与农村的社区实行直接民主,二是各种公民组织、社会团体的发育与发展。从实际情况而言,第二点中国的差距更大。主要的问题是限制太多。 

        5.社会主义的公共服务。 

        什么叫社会主义?如果我们从本原上追问,那么它的本质就是生产资料和产品的社会共有,是社会公共福利最大化的社会。从后一点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可以说是进入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大。反而在号称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许多国家,这一点做得还很不够。中国近几年开始关注民生,注重公共服务和公共品的供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但水平还不够高,在基本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方面,还有差距。问题不在于财力不够,中国政府的财力较之改革开放之前,较之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是强大的,但是政府的腐败和自利,以及管理的低效,耗费了过多的国帑。提高社会公共福利水平,关键是政治体制改革,政府不能只是施仁政,而是成为一个责任政府,清廉政府,高效政府。 

        6.不完全的市场经济。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我们的一大进步。无疑我们的市场经济的水平还需要提高,这个水平,主要指与市场经济配套的制度化建设和操作建设,比如不能搞国家与行业垄断、官商勾结、政企不分、地区封锁、高税滥费、政府不恰当地干预和疏于监管。但现在我们也认识到,不存在所谓的完全的市场经济,有许多领域,不能搞产业化,如教育、卫生。还有一些领域,应当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结合的。如农业中的粮食生产,又如住宅业。粮食生产几乎在世界各国都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都需要政府的扶持,在中国尤其应当如此。住宅业也是这样。如果完全依靠市场调节,那就是目前我们面临的情况:一般城市老百姓买不起房,甚至中等收入的群体也买不起房。粮食和住宅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商品,而是人民的基本需求品,带有公共产品性质,需要政府以特殊手段加以扶持和引导,并限制它的市场化。 

        也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的经济发展观念与模式,所谓消费带动生产、生产促进消费的恶性循环。为了保障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总量不断增长,就要不断扩大生产,产品生产出来了,怎么办呢?这就要求刺激和扩大消费。过去中国经济的外向度很高,经济增长靠出口拉动的程度很高,现在美国经济减速,人民币汇率上升,劳动力成本增加,国家就号召扩大国内的消费,以国内消费引领和保障国民经济的增长。按照幸福社会理念,就会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一定要不停地扩大消费,不停地使自己的消费升级,不停地响应各种广告的号召,让我们还在使用的并完全适合使用要求的产品升级换代,如手机,电脑?这种生产与消费的互相拉动,不停地彼此刺激,彼此互为目标和手段,难免忽略了经济的本质和目的,难道能够让我们的幸福指数提高么?它对我们的生活究竟有什么意义?它是不是加剧了生态环境的破坏与资源的耗竭(如滇池和太湖的污染,仅其治理成本也许就远远高于数十年的经济收益,遑论其他代价)?这种经济的怪圈,是一种人类理性的异化,具有很大的盲目性,背离了人类的生活根本宗旨,背离了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当然,在一个国与国综合实力展开竞争的现实世界里,别人在发展在进步,中国不能落后;中国为了取得在世界上更大的影响力,也需要经济实力的增强。政府要保证社会正常运转,科学技术要不断进步发展,都需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产业技术的升级。但我想这里有一个度。如果真的要基本依靠国内的消费来保证以上这一切的话,政府需要做的也许是让社会平均购买力稳步地增长,即让更多的人富裕起来,具有更普遍更强大的购买能力,而不是目前这种贫富两极分化,以及政府自肥(我们有世界上最昂贵的政府),财富向少数人和政府集中,造成了社会上只是少数人和政府具有较高的消费能力。如果中产阶级壮大,再加上正确的消费引导,那么新的科技产品的大众化消费,哪怕有相当多的人掉头而去,也会保证一定的消费数量,从而保证科技的持续进步和经济的有效发展。同时,政府对奢侈品的消费,要加以控制。 

        以上所阐述的幸福社会的概念及其意义,其实与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的主旨基本一致。人的认识总是在不断深化的,所谓解放思想,也是说人的思想要与时俱进,与客观相符。幸福社会的提法本身可能有一个缺陷,就是它可能有点模糊化,随意化。但我想,在填充了上述实质性内容与规定之后,这个概念应当是有了一个基本的框架了。重要的问题是要有一个通俗的概念甚至是口号,来大致表明我们的比较准确的奋斗目标,以团结和凝聚人心,来说明和推行于世界。这是我们的软实力。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任何语言的表达,都是不完整的,都是言不尽意的。因此,我们也许可以不大过分追求这个概念本身的严谨性,而是注重它的象征指代意义与内涵的科学性。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幸福社会是一个很好的替代现代化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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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比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第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 这一点,也可参见汪中求、王筱宇著:《1750-1950 的中国》。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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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08-2-27   本站发布时间:2008-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