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形势分析(悲观论纲)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6 05:40:45


    当代中国社会形势分析(悲观论纲) 

    刘可非
    (1999-12-26) 


    自1949年起,当代中国度过了50年发展历史、经历了三代领导交替。往事可堪回首、不堪回首。但无论如何,冷静客观地分析目前面临的形势,对确定今后的发展方略是很有意义的。
 

    一、历史遗产 

    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特点,致使任何一个现实的社会都不可能摆脱其历史留下的遗产的制约。这些遗产将主要通过对社会成员的渗透、感知来作用于社会基础条件,从而对后期社会产生持续作用。这一点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表现得尤为强烈。要想提出治国富民的方略,就必须认清并重视这些因素的作用。近代中国历来的“洋务运动”者之所以总是败北,盖源于此。

    有关历史留给我们的遗产,我曾有专文分析。此处不议。若总而论之,我的基本看法是:

    1、唯有把外来精神文明成果中国化,才易于被国人接受。毛泽东在这方面堪称典范。

    2、从历史上看,强烈的保守、忍让心态,使中国社会非得腐朽到足够强烈的程度才会产生革命性变化。

    3、和平、稳定在国人心态中占据重要地位。

    4、特别看重民族的统一、特别憎恨分裂祖国的行为。

    5、容易接受政治的、社会机会的不平等,极难接受作为劳动回报的报酬的不“平均”。

    6、缺乏那种认为自己有着不可侵犯因而应当捍卫之权力的公民意识。

    7、法制、民主、平等的土壤特别匮乏。 

    二、国人精神素质 

    从总体上看,当代国人精神素质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总体水平偏低;二是分布不平衡,水平参差不齐。

    这两个特征在道德素质中的表现是:建设历程的曲折以及种种病态社会现实的共同作用,使国人道德素质较五六十年代出现严重的超常回落。

    在心理素质中的表现是:尚未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尚未形成稳固的、健康的、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态势,而且,在不同社会成员(尤其是不同年龄的成员)间有着巨大的差异;

    在业务素质中的表现是:总体水平偏低,且在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域表现出超常的不平衡。 

    1、道德素质

    究其要者主要有

    1)政治信仰。目前,多数中国人没有十分清晰、足够强烈的政治信仰,也许,现在的社会现实令他们对此一问题根本就不感兴趣。

    2)社会责任感。个人利益的过度张扬、市场运行的强烈冲击,已经较为严重地破坏了历史留下的社会责任感。真正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成员,也许已不占多数。

    3)爱国主义精神。它是目前唯一受到较完好保护的一种财富,应当加倍珍惜。

    4)政治热情及由此激发的建设积极性。高昂的政治热情及由此激发的建设积极性是社会主义新中国为中国社会创造出的一个奇迹,但时至今日,在多数成员身上,她已基本不复存在。

    5)为人民服务精神。这种精神是社会主义制度赖以良性运行的重要基础。然时至今日,这一情感在很多人身上已不复存在。

    6)大公无私精神。对现今绝大多数国人而言,个人利益已经高高地凌驾于其他利益之上,在少数人身上,个人利益甚至更有恶性膨胀。

    7)关于利益和良知。个人利益过度张扬、个人主义恶性膨胀、为满足个人利益不惜破坏他人利益和国家集体利益、为了个人利益而泯灭做人的良知,正在侵蚀着越来越多的人。 

    2、心理素质 

    主要表现是:

    1) 保守心态淡化了,开拓、进取、创新精神得到加强;

    2) 盲从心态淡化了,分析、批判精神得到加强;

    3) 依赖、草民心态淡化了,自立意识、竞争意识得到加强;

    4) 道德中心、政治中心意识淡化了,经济意识、功利意识得到加强;由此导致:

    5) 尊重知识、崇尚理性的意识却大有中途夭折的势头;

    6) 尊卑意识、等级意识淡化了,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得到加强;

    7) 人治意识淡化了,法制意识得到加强;

    8) 求稳定、保安宁意识淡化了,对社会调整改革和社会环境变化的承受能力得到加强;

    9) 集体意识在某些方面淡化了,自我意识得到加强,并向二者结合的趋向发展;

    10)官本位意识淡化了,金钱本位意识却有所加强;

    11)脚踏实地、居易俟命意识淡化了,急功近利、行险侥幸意识却开始张扬(这一点在文艺界、学术界、知识界似有更为突出的表现);

    12)思维方式从单向、求同的模式向立体、求异的模式发展;

    13)个体特征从内向、知足、克己、礼让型向外向、不满足、进取、竞争型发展。

    但是,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尤其是不同年龄、不同地域的成员之间),心理素质有较大差异;而且,现行心理素质还远未定型,它正处在一个转换调整时期。而今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心理素质,也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   

    3、业务素质
    以现代标准衡量,当代国人整体业务素质普遍偏低。更为甚者,将来的态势似难以令人乐观:

    人口数量继续膨胀,而教育能力却难以相应提高;

    脑体倒挂的社会现实和成员心理素质的某些不合理变化,使“新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这一现象不仅削弱了在校学生尤其是大学生的学习动力,助长其浮躁、侥幸心态,还导致中小学生大量退学失学);

    受现行人口政策制约,城市新增人口比重持续下降,而农村(尤其是落后地区)低智人口(或难以接受更好教育的人口)比重却持续上升。   

    三、社会机制

    1、价值认同机制失灵

    传统社会主义在老一辈革命家的运行下,建立起了有效的价值认同机制(主要表现在文革前);现今,新旧体制转换带来的暂时真空、调整改革的不配套(造成难以用一种认同机制去认同全部社会成员)、传媒的模糊导向等因素使当代中国价值认同机制严重紊乱。由此带来的最突出影响是:它在思想上、在成员行为动力上弱化了社会主义这样一种先进的社会机制条件对落后之中国的拉动功能,致使发展的动力又回归到类似于早期资本主义的状态。 

    2、利益划分机制紊乱

    改革之不配套(致使不同社会成员只是因为他们所处工作岗位、所在地域和领域的不同,便得到不同的收益分配结果)、政治力量对经济的干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这些力量恰恰处在改革的“后沿”、由于他们的力量足够强大,他们就会采取各种方式造成社会财富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流动)、社会监督机制和约束机制不健全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带来利益划分机制的严重紊乱。由此带来的主要问题:

    一是分配不公日趋严峻。要表现为:竞争机会的不均等,按劳取酬的被扭曲和贫富差距的拉大。

    二是社会经济活动的整体效益受损,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地方保护等逐步滋长蔓延。

    三是引发社会成员对现实的不满和非常行为。 

    3、信息传播导向走偏

    信息传播机制的意义不仅在于传播社会信息,更重要的是,它还担负着成员社会化、控制社会情绪、监督社会行为、丰富文化生活、交流文明成果等职能。目前看来,该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该放开的每放开,该收住的没收住。结果,监督功能依然很不完善,而其导向作用又得不到有效控制,几乎使整个信息传播机制处在转轨时期的无序状态。

    近年来还有一种特别现象,这是中国社会历来就有、近年又特别盛行的一种现象,那就是民谣的产生和流行。各类民谣十分丰盛,而且极精彩、极切中时弊。此类现象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民谣的多、广、深、讽正是中国特定制度下(“广泛而公开的言论”不充分、社会腐败现象加剧、舆论监督机制贫乏等)的一种特殊产物。 

    4、决策执行机制薄弱

    价值认同机制失灵(使上下同心度下降)、中央权威跌落以及社会监督纠偏机制的弱化,使当代决策执行机制受到严重削弱。有此,我们便常在社会现实中看到这样的情况:有不少政策要求,尽管上级三令五申,可到了下面却总见不到足够的成效----“令箭”往往变成“鸡毛”,多少严格的规定和完善的制度,都被淹没在基层的汪洋大海之中。 

    5、监督机制脆弱

    如果权力持有者没有足够高的精神素质(尤其是道德素质),那么,没有约束和监督的权力几乎必然地会走向邪恶;这一点在那些权力比较集中、公权发挥范围广阔的社会,更是如此。目前的中国政治中,由于官员的自我约束、自我监督已经基本上荡然全无,过去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利益牵引和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也已苍白无力,然而,外在的监督机制并没有及时建立起来:一是人民代表大会和民主党派的作用依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二是舆论监督没有得到有效加强;三是司法司纪系统薄弱。所有这些因素的存在,使社会监督机制弱化,社会运行的秩序和社会行为无法得到有效地监督,那些不择手段、不靠正当劳动追逐个人最大利益的非常行为就不能得到有效控制。 

    6、纠偏机制软弱无力

    社会条件的变化对纠偏机制提出了更强更严的要求,与此相比,现有的纠偏机制明显不足:一是惩罚尺度偏轻,不能对恶性社会行为产生足够的震慑作用;二是监察系统不完备,相关制度不配套,难以及时全面发觉社会不当行为;三是司法系统的相对独立性不足,行政权力、人情等非法律因素不时影响和干预着正常司法司纪程序和判决结果;四是缺乏对纠偏机制本身的监督,出现“执法犯法、用法犯法”的现象。

    监督机制和纠偏机制的薄弱与其他社会条件组合在一起,带来和产生了异常严峻的社会问题。主要有:

    1)腐败现象加重  可以说,腐败现象已经发展到关乎人心向背、关乎社会稳定、关乎执政者生死存亡、非狠打不可的程度了。仅次于腐败现象的是各级各部门的不正之风,其恶劣和严重程度虽不及腐败,但其存在范围却大大超过了腐败。

    2)假冒伪劣猖獗  据权威人士的估计,全国各地一年生产的假冒伪劣产品,按市场价流通的约有3000亿元。这个令人咋舌的天文数字,触目惊心地告诉我们,假冒伪劣已经登峰造极了;而社会经济秩序也就这样被破坏了。

    3)谁来监督监督者  警察(刑警、交通警等)腐败已经从幕后转到幕前,已经从“羞答答”变为“人之常情”和“正大光明”了,个别人已经从收受贿赂、专横跋扈转变为参与犯罪、充当打手了;一些公正的新闻工作者也开始拜服在金钱的巨大诱惑之下,也开始用他们手中的监督工具为自己“捞外快”了。我们不仅要问,谁来监督监督者? 

    四、阶层格局 

    同20年前比,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剖析这些变化,对探讨今后的发展有其极为重要的意义。

    按照不同的价值取向,可以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作如下区分:权力阶层、业主阶层、雇工阶层、农民阶层和知识阶层。只有认清、适应并合理引导这些阶层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特征,才能提出切合国情的发展方略,才能求得中国的发展。对此,笔者已有另文专析(见“当代中国社会阶层格局及其价值取向),基本结论是:

    (一)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讲,生存、稳定、发展是他们共同的现实愿望;腐败堕落的流氓官僚、冥顽不化的病态业主是他们共同的首要敌人;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他们关心的首要目标;廉洁、高效、温暖、坚固的政治体制是他们共同的未来憧憬。

    (二)民主和自由,符合中国传统、具备中国气派的民主和自由,于目前之中国还不是一件十分现实的东西,对普通民众也不是十分迫切的东西。但是,她的基础已经萌生在中国社会的深层土壤里,它正在孕育、滋长。面对这样的现实,消极地等待只能让我们更加落后于人类发展的步调,而盲目急躁的激进行为更是欲速不达。 

    五、总括和发问 

    纵上分析我们感到:

    1、当前最应引起我们关注的现实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民族精神问题,一个是党群关系问题,或说得简明一些,就是人心问题和党风问题。回顾一下共产党的奋斗历史不难发现,良好的民族精神和密切的党群关系,是其不断克敌制胜、克服困难的法宝,是其在革命和建设历程中不断取得胜利的核心,也是社会主义在中国能否成功、能否有效促进我们发展的根本基础。可是,当我们走到今天的历史关头,却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前述种种问题的综合作用,使那种朝气蓬勃、健康向上的民族精神和鱼水情深、患难与共的党群关系已然遭到严重破坏。这一破坏到底严重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是很值得深思的。可以说,如果不尽快采取得力措施,这两个问题将对我们今后的发展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将给我们设下形形色色的障碍。因此,提高民族素质以重构民族精神、整顿党的作风以密切党群关系,是目前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2、尽管已经做了二十年的改革,但当前中国社会仍没有达到良性发展状态,甚至是到了社会变异的边沿;如果不尽快采取得力措施,我们就有可能面临社会运行失衡乃至更大的危险。目前,我们已经看到,由于社会形势已经演变到这样的程度:种种匪夷所思、不可思议、不可想象的社会病态现象、社会丑恶现象不但层出不穷,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尽快采取强硬有效的措施来遏制这种趋势、扭转社会运行的方向,不但十分迫切,且为形势要点之所在。若待到风气养成,则“虽有大力,不可扭转”。 

    我们认为,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是社会行为的控制和引导问题。若依此来分析建国以来社会运行的演进情况,可以看到:

    传统社会主义社会中,组织社会良性行为、保证社会正常运行的的最主要手段是成功地建立起一整套成员行为的自我约束体系:通过崇高思想的感召和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等,较好地保持了社会成员高的道德素质,在此基础上辅佐以政府对社会及其经济运行的有力控制,以及严密的党纪政纪对政府官员的有效监督。

    改革开放以后,成员道德素质的非常回落、各种腐朽思想的冲击、对利益牵引的推崇等因素,破坏了那本已很脆弱的道德自我约束体系。经济运行自由度的提高、政治信仰的淡化和政治热情削弱、地方自主权的加强等因素,使中央权威相对下降,政府对社会行为的控制能力也相应降低,因此,新的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借助其他更有效的方式来保证社会良性行为的做出。这样,一方面是传统的社会秩序维护体系遭到破坏,另一方面是社会新的运行方式需要建立起约束和维护社会行为之更加有效、更加严格的新体系。可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年来,我们既未能充分合理地继承好、维护好过去的体系,又未能根据形势的需要及时构造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体系。

    事实证明,那种试图再沿用传统体系的想法和实践,在目前肯定是行不通的,因为时代条件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可是如果放任现在这种态势自由发展下去,也肯定不是出路,肯定会遇到挫折,肯定会碰壁。

    分析到这里,我们不仅想起了列宁的瞩托:“怎样想象出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难。……但是,怎样具体地从旧的、习惯了的、大家都熟悉了的资本主义(我们却是从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社会,引者注)过渡到新的、还没有长出来的、还没有稳固基础的社会主义,却是一个最困难的任务。”(见《列宁全集》,第30卷,第299页。) 

    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不禁要发问:

    1、“民主”行得通吗?对这个问题,我苦思十多年。得出的结论却是:对中国来讲,那也许是未来的良药,但目前太渺茫。尤其是:若依照现有民主论者的思想、倾向来努力,至少三十年之内难有作为。

    2、革命可乎?我的回答是:根本不现实。第一,现政府还没有腐败到那样的程度(尽管已经足够腐败);第二,大部分中国人仍能够相对安稳地生存下去;第三,体制外力量没有足够强大;第四,中国有那样的历史遗产。

    3、现政府自身能够摆脱目前的困境吗?如果真心、狠心、及时地努力,应该是可能的。另而论之,目前也只有依靠现政府的体制内力量。不过,如果没有外在(体制外,却是中国内)强大力量的介入和影响,也许将很困难。那些满怀激情和远大志向的优秀同胞如果联合起来,当可构成这样一股力量。否则,待到风气养成,则虽有大力,不可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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