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姐生活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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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是浙江温岭人，34岁。白净的皮肤，标致的脸，一米六左右身高，身材匀称，举手投足很讲究仪态。衣服虽然旧了，但熨整得很利落，衣料质地也都不错。陌生人进到发廊，会把她当作老板。她说：“我是用过钱的人。”口口小姐很会待人接物，讲话分寸也把握得很好。文化程度很低，她自己说小学只读了三年。她无论讲上海话还是普通话，都是浓重的浙江口音里夹着些上海话或普通话，显得很生硬，但并不给人别扭的感觉，反有一种特别的风味。三年前，她离家“出走”。她22岁结的婚，是父母包办的婚姻，但并没有办结婚证书，“这种情况我们那里很正常”。有一个孩子。她与丈夫合不拢，由吵架而斗殴，实在忍受不住丈夫的折磨，就下了决心放弃一切，孤身一人离开家乡。三年来，她没有回去过。他丈夫也不知道她在哪里。其实，这就等于是“离婚”了。对婚姻，她几乎失去了希望。她说：“你们男人要找个好女人很难，现在的女人想得太多；我们女人想找个好男人也很难，更难。有人劝我找个朋友，想来想去，还是不找。自己老公都相处不好，找个朋友能处好吗？找个人容易，相处就难，就不找了。”她认为女人最难不是找有点钱的男人，而是找人好的男人，“人好，两个人齐心合力，不要懒，勤劳点，日子总能过的”；人不好的话，“不离开苦，离开也苦，反正是苦。”离家后，她来到了上海。经人介绍，她进了该镇一家茶室当服务员。工资500元/ 月，但工作环境比较干净，活也不累，虽然工作时间长，但她对这不在乎。干了两年，茶室生意不行了，终于关门。失去工作的她没有出路，只好到发廊洗头。当时，有茶客愿意每月出1000元包养她，她不愿意，她说：“不是嫌钱少。人家是有家庭的，会破坏人家家庭。什么事情瞒是瞒不住的。这不好。”进了发廊，自然就面到了频繁的性骚扰。“老板说要开放点，我知道是什么意思。”好在这发廊仅仅限于抚摸，她渐渐也就承受了。“不这样，谁要你洗头？要吃饭，就是这样的。”但“每天要应付（男人），心事很重，突然老了。这一年，一下子老了。”她的脸上可以看出有很多皱纹，她说：“在茶室做的时候，我皱纹还很少的，不怎么看得出来。”她想的是“要积点钱”。她不舍得买衣服，就穿过去的旧衣服，“好在我过去这些衣服还过得去”。老板没有专门准备宿舍，她不舍得另外租房子，就睡在店里，“夜里睡沙发，习惯了。租房子最差也要100元，租不起。”她的生意是店里最好的，平均月收入有800元左右，100元个人零用，其它都存了起来。她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积钱，为将来打算。”“老了。再过两年，连洗头人家也不要了，怎么办？”
　　小燕子：“原来睡马路都不做小燕子姓杨，名字里有一个“燕”字，长得很瘦小，象是还没有发好育的样子。她是贵州人，21岁，16岁就到上海打工。 15岁那年，小燕子初中还没毕业，有一次被一个村里的男人强奸了。那时，她很害怕，也不怎么懂，谁也没告诉，但随着时间推移，肚子大了起来。她家住镇上，父母亲摆摊做小生意，一年也有万把元收入，在当地属于比较小康的家庭，很有些面子。“我们那里太封建了”，她一家人都觉得她大了肚子很丢脸，认为被强奸是她自己不好，不但不去追究那男人的责任，反而一起骂她，还打了她。“我本来是我妈最宝贝的女儿，可她连话也不跟我讲了”。小燕子性格倔了起来，抱定了主意要把孩子生下来。她的想法是两个：一是“肚子里的孩子也是生命”；一是“偏要让所有人知道”。父母亲把她锁在房间里，一直锁到她生产。她生了个男孩，但手术使她终身失去了生育能力。孩子生下来，家里人看到孩子很可爱，又开心了起来。她喂了孩子三个月奶，请人把那男人找来，“我什么话都不说，板着脸，叫他把孩子领走”。那男人没了强奸小燕子时的凶恶，站在她面前战战兢兢，左右不是。“我真想杀了他”。“你的儿子”，小燕子叫了一声，那男人马上抱过孩子，逃着离开了。第二天，小燕子也离开了家。那年，她16岁。去哪呢？她要离家远远地。她知道广州、上海、北京。北京是北方，很冷，她不想去。有人说广州太乱。她便选择了上海。但到了上海，一时找不到工作。有人介绍她到发廊工作，她不愿意，“名声太不好听”。这样，她睡了两个月马路，过着流浪的生活。她前后干过服装厂、羊毛衫厂、金属加工厂等。她手脚快，能吃苦，为赶活会自己主动通宵工作，所以，“哪个厂都喜欢我”。什么技术，一学就会，“我本来读书很好的，在学校一直当班长”。她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任何电话号码听过一边，过了三个月还能背出来；数百个电话号码从来不用笔记，随时可以脱口而出。在一家金属加工厂，一个四川男孩追求她，她终于动了心。有一天，“他跪在地上求我嫁给他。我哭了，就跟他说我生过孩子了，已经不能怀孕。他当时象疯子一样跑出了我的寝室。他在外面跑了一整夜。第二天一大早，一夜没睡的他来寝室，当着很多女孩子的面说，他认真考虑过了，他爱我，过去的事情不是我的错，什么都没关系，只要我做他老婆。当时，我扑在他怀里，哭得好伤心。就这样，我嫁给了他。”婚礼后小燕子重新找了家金属加工厂，做冲床工。小夫妻俩借了间民房作为自己的家，每个星期相聚一天。她400多元一个月，老公800多元一个月，生活挺快乐。但小燕子工作的厂没有了定单，工人都散了。老板求小燕子别走，说谁都可以走，你不能，有了定单找不到你这样的人。老板愿意承担她的吃住，只要她不走。小燕子觉得老板对她很好，就等了两个月。但老板仍然没有定单。小燕子没办法，就说先去找个临时的活干，一有了定单就回来。但找临时的活不好找，只能进发廊。“原来睡马路都不做，现在自己找了上来。”老公自然反对，但为了生活，实在没有其它办法。小燕子为了保护自己，就去买了最厚、最硬用金属支撑的乳罩。“摸吧，就摸这假东西。”客人要伸到衣服里面摸，她就情愿不做生意，甚至跟客人吵架。“我经常吵架。”但是，命运总是会欺负弱者。金属加工厂还是没有定单。而同时，他老公出现了怪异的病状，老是咳嗽，渐渐四肢无力，喘不出气，几乎连路也走不动了。去简单检查了一下，说是肺有问题。他老公原来一直干的活，是每天用钢刷刷钢材上的铁锈，病的发生显然与大量吸入金属粉尘有关。小燕子知道他成了“废人，连地也种不了了”，但想不出任何办法。“看是看不起的，只能回老家去养，叫他多吃几只鸡补身体”。跟她说可以去劳动局和打官司，她哼着说：“我们打工的见得多、听得多了。那样会更惨。用大笔钱不说，连个安慰也不会听到。认了就认了，打官司反而会气死的。”她说：“我老公才25岁。太年青了。”这样，小燕子就铁了心在发廊做下去。“在厂里做，工资低，还经常拿不到。在这里做，我可以拿1000元，不欠帐。要用钱啊。”但自然是要付出代价的。为了拉住顾客，她换上了柔软的便于抚摸的乳罩；不但不再跟客人吵架，而且主动往客人大腿上坐。凡是提出要跟她做情人的，只要不是六十岁老头，她都答应。“我有一大帮情人，自己都弄不清楚谁是谁不是。反正都是捣糨糊。”她经常会想到自己曾经睡马路也不干发廊的往事。
　　刘小姐：“我们没文化呀。”刘小姐，18岁，江苏人。她说：“我们在店里不做什么的，就让（客）人在（衣服）外面碰两下（胸部）。我们都是小女孩，最大的才二十二岁。有的老板（客人）要叫我们出去，付钱给（店）老板帮我们请假，我们就陪他们去吃饭、唱歌、跳舞。当然，也去宾馆过夜。有时候不过夜，玩好了就回来。过夜的价钱不一定，看开不开心，150（元），200（元），有时候还有300（元）的。“我不高兴到厂里做。在厂里做什么也看不到、玩不到，人也长难看。理发店不晒太阳，不吹风，有空调，没客人的时候看看电视，人能长好。女孩子好看很要紧的，好看就可以找到好的男朋友。嘻嘻，当然不会让（将来）男朋友知道（现在做这事）。只要说我以前谈过朋友，他就什么都不会怀疑了。“洗头就一点不好，洗发精伤手。手的皮肤好粗。我们就跟老板说。我们老板都是到超市买洗发精的，是正宗的，好多了。假的我们也不喜欢用。“我好羡慕你们城里的女孩子，你们上海的女孩子什么都有，我们农村女孩什么都没有，只好靠自己。城里女孩长得多好，吃得好，用得好，（从小）什么都玩过了。唉，这是命。我们命不好，生在乡下。“上海女孩子也有卖的？为什么？她们有吃、有穿、有玩，还卖干什么？“大学生也有卖的？天啊。你骗人。真的？她们干什么要卖？她们又不是我们。我们是没办法。要是有书读，再苦我也情愿。读了书，又是处女，再穷、再难看也可以找到好（男）朋友的。我们这种，只好找个苦力（男朋友）。“我也可以读好书、考大学的？你真是不了解我们乡下。我要放牛、放羊、割草，要帮家里做很多农活。我们那里的老师太差了，都是瞎教的，再认真学也学不好。我的小学老师是初中毕业。初中时，学校老师自己也是中学毕业，还有初中毕业的老师，中学生教中学生，哪里教得好？爹妈又没文化，怎么学得好？“唉，那些女孩子。我们是没办法，就这样了。”
　　“将来？我们这种人有将来吗？”某女28岁，四川人。她说：“我在上海做洗头这行五、六年了。结过婚，没生孩子就离了。原因是我做洗头这行他知道了，跟我闹，就离了。我只愿意做这行，习惯了。不是钱有多少，而是觉得轻松、开心。花不了什么力气，有空调，可以穿自己喜欢的衣服，还经常可以跟老板（客人）出去吃吃饭、跳跳舞、唱唱歌。“我老顾客多，小姐妹多，哪家店老板都不会管我太死，我想请假就请假，很自由。“我不卖的。跟人出去玩，晚了开房间，钱我是要拿的，这不是卖。我不是为钱，但我也要挣钱，做了，拿钱也很正常。我不认为我是卖的那种女人。“也想有（男）朋友，但想找个好的很难。也算有一个，是上海人，市区的，30几岁。他没什么钱，也有点，大概十来万。我从来不用他钱，反而给他用了不少，前后用了近两万块（钱），我两年的积蓄。他的钱是他老娘管的。跟他同居了一年。他很爱我，就是怕他老娘。他老娘不喜欢我，看不起我。我说既然这样，我永远不嫁给你儿子，你儿子要盯着我不结婚，跟我没关系。后来，他老娘求我，要我嫁给他儿子，我说不嫁，不给你家生下一代。他离不开我，怕我，我到哪里，他就找到哪里，对我哭。我骂他窝囊废。可也觉得他挺好，很可怜。这年龄还没老婆，都是他妈害的。他妈控制得太死了，什么都要管，连他穿什么短裤都管。这么大男人，真是废物。我要不是看他真心爱我，早不理他了。“他从来没为我用过钱。我们同居的房租都是我出的。他手机丢了，怕他妈说，我给他钱买。我恨得要死，跟他说，我的钱是卖B卖来的，你的钱是金子，每个月工资要交你老妈，一点不能用。他就跪在我跟前。我踢他，他也不起来。嗨，你们上海男人怎么会这鸟样？“反正，我是不会跟他结婚的。“将来？我们这种人有将来吗？”
　:陈小姐：“我们家乡穷啊”陈小姐是贵州人，28岁。她是家里老大，老二是弟弟，老三是妹妹，老四还在读初中，是弟弟。问她兄弟姐妹是不是太多，她说不多，“我们那里都这样”，一来孩子看不起病，就是看得起在山里也来不及送医院，容易死，只能多生几个保险；二来必须要多几个兄弟姐妹，才可能承担父母将来的养老负担。但她自己只生了一个孩子，不愿意再生，原因也是两个：一是现在必须出来打工才能有饭吃，要打工就不能多生孩子；二是“现在活着都累，考虑不了将来自己养老了”，对将来，连幻想也已经没有，只能生死由命。陈小姐有一张很秀气的脸，细嫩的皮肤不用任何化妆品，是纯净的山水滋润出来的。但她很自卑，觉得自己已经很难看。也就是说，她认为自己本不难看，但劳作和哺乳已经使自己失去美丽。她说她在家里要跟男人一样去扛石头，但拿男人一半的钱，男人扛一天10元，女人扛一天5元。她最伤心的是自己已经垂得没有一点胸部，这是哺乳三年的结果，“为了孩子不生病，多喂几年奶是唯一的办法；城里女人生孩子不必这样，喂半年就足够了”。她说贵州穷，贵州山里更穷，“你们上海人是想象不出的”。在家里，平时的主食是粗糙的苞谷饭。山里有煤，质量非常好的煤，闪光发亮，烧起来没有烟，是靠人从坑里背出来的。她父亲去背过，一个月1000元，但随时会死人，“经常死人，死了等于白死”，家里不允许她父亲去干，“我爸在，大家还能活下去。他出了事，一家人活都活不下去了”。妹妹19岁，高中刚毕业，考上了医科学校，但缺2000元学费，结果没有去读。“2000元，就2000元”，她伸出两个指头，战抖着，“家里实在拿不出。明知道去读了会有前途，以后就是回家给人看看小毛小病、打打针也会比种地好，可实在想不出办法”。她老公的姐姐先来上海打工，进了这里一家箱包厂，七、八百元一个月。于是今年她跟她老公也来到上海。但箱包厂已经进不去，她老公去了建筑工地做，她只能来到发廊。这家发廊没有不正当服务。她已经做了三个月，生意不好，每个月只有400元左右收入，最少的一个月才350元不到。她说其他几个小姐都比她年轻漂亮，客人进来，一般不会点她，她甚至有连续三天洗不到一个头的情况。有了客人，她也很少能发展成自己的长客，她认为原因就在于自己难看，客人手一伸进她乳罩，太耷拉了，“没摸头”，客人就没了兴趣……陈小姐打算春节后把妹妹领出来。她考虑来考虑去，决定要让妹妹进发廊做。她知道妹妹有高中文凭找工作容易些，但工厂虽然月收入有七、八百元，但说不要人就不要人，一年不知道能做几个月，而且工厂经常会欠工资，要起来很麻烦。她觉得妹妹年青漂亮，在发廊做一定会吸引顾客，会生意好。她估计妹妹做三年，用掉一些，可以攒下20000元，“20000元，对我们来说，不得了啊”，这样，父母亲就可以轻松了，最小的弟弟以后万一读书好，可以考上大学，学费也就有了。问她她妹妹在发廊万一变坏了怎么办啊？她犹豫着说：“我们也不愿意做发廊。没有办法。到时候只好我多管管她。我们顾不上太多的。”她说：“象我妹妹这样十八、九岁很漂亮的女孩子，我们那里10000元就可以买到做老婆了，（是）老头（要）也卖，只要对人好点、有大米饭吃。”她说，她刚来发廊时遇到一个60多岁的老头顾客，想找个老婆，她写信回去时一说，很快就来了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寡妇，“长得很漂亮很漂亮，老公是挖煤死的”，条件仅仅是让老头帮她归还来上海时跟人借的车费，再寄300元钱回去给孩子交学费。“我们太贱了。”她说，在发廊有一个在家里没有的好处，“吃得好。每天大米饭，有荤菜。吃得真好。这三个月，我吃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