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人大副主任新杂活佛讲述当地变迁

无论在藏区还是在海外，新杂活佛所到之处，总有藏族同胞敬候途中，等待活佛的“摸顶”

本刊记者/韩永

当车队行进到离新杂寺还有半小时的车程时，不得不停下来，等待活佛“摸顶”的信众把路都堵死了。

新杂·单增曲扎活佛面带微笑，从车上走下来。这种情形，他已司空见惯。每次回来，只要走漏一点风声，信众就会早早等候在车队必经的途中。

自从新杂活佛2008年调到拉萨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副主任，各种事务缠身的新杂一年只能回寺庙一两次。对信众来说，得到活佛的“摸顶”，变得弥足珍贵。

阅历丰富的活佛

4岁时，新杂被认定为新杂寺第十四世转世活佛。

在此之前，他是一个贪玩的小男孩，聪明伶俐又有点调皮捣蛋。当时，新杂所在的村子，经常会有一些毛驴死掉后被草草掩埋。他就纠集几个孩子，年龄都比他大——搞恶作剧：把死后毛驴的内脏挖出来，喂给狗吃。伙伴们纷纷响应，新杂在一旁指挥。事情败露后，新杂“主谋”的身份很快暴露，因为其他小孩的衣服都是脏的，唯独在一旁指挥的他，衣服干干净净。

这种天马行空的生活在他成为活佛时戛然而止。他需要接受为期7天的坐床仪式。“当时，老百姓非常多，其他寺庙的喇嘛也过来道贺。”但看着同龄的伙伴尽情玩耍，自己却不得不待在屋子里，“心里非常难受。”

随后，新杂被送到扎囊县卓玉乡伦布寺学习佛经。母亲恋恋不舍，新杂却感觉没什么，“想出去，出去玩。”但学习远没有他想象得那么轻松。在他的印象中，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所有时间都在上课。老师非常严厉，打屁股是经常的事。在挨打的过程中，新杂说他慢慢摸到了其中的规律：“老师生气的时候，打得非常重，不生气的时候，就只是表示表示。”

那时，学习的机会只属于特权阶层。新杂凭借转世灵童的身份，才获得这个由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垄断的特权。

他非常感激这段学习的经历。新杂8岁那年，就成了一所民办小学的教师。

那一年，正是民主制度在西藏初步建立的1959年。大批官家、贵族和上层僧侣在这次改革中随达赖外逃，读书识字的人变得异常奇缺，受过4年经书教育的新杂于是被赋予重任，成为扎囊县卓玉乡民办小学41个学生的老师。

至今，新杂还清楚地记得自己上第一节课时，台下那一双双尊敬的眼睛。教书之余，他还承担着另外两项任务：为工作队传达文件，以及记工分——新杂长达几十年的参政生涯，或始于此。

新杂和学生的关系很好。一位比他年长4岁的学生，父亲在供销社工作，常常把供销社的香烟和水果偷出来，与新杂共享。新杂长达几十年的抽烟生涯从此开始。他说，当时抽烟的动力，来自于对电影里英雄人物的崇拜。“当时看战争片，里面的八路军军官都抽烟，非常好看。”此后，他曾3次戒烟，均以失败告终。

教书的经历持续了四五年。其间，他总共换了3个地方：从扎囊县到浪卡子县，再到措美县。对新杂来说，这3个地方对他都有重要意义：措美是他的家乡；扎囊是他学习的地方；浪卡子则是他任住持的新杂寺庙的所在地。

“文革”开始后，新杂回家务农。由于待人真诚，“从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在群众中人缘较好，“文革”中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这是一段被他后来称为“深造”的时期。“深造”的内容非常丰富，当过石匠、木匠、铁匠、裁缝、画师、雕塑师，搞过建筑设计和小型水库设计，还修过路。“当时县里和公社的很多建筑，都是我设计的。”

新杂的设计才能，在他略显拥挤的家中也随处可见。有一个盛放贵重物品的柜子，他在一个重要的关节上设计了暗锁。这样，家里调皮的孩子就会不得其所。他还亲手做了一个木柜，并在其上绘了美丽的图案。

他还对藏医藏药颇有研究，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临床的实践。

新杂说，这一时期留下的唯一遗憾，是宗教活动已经无法正常进行，“基本上不念经了”。

活佛眼中的西藏变迁

“文革”过后，宗教进入快速恢复期。新杂之前所做的知识和技能储备，很快派上用场。山南地区当时共有250多所寺庙，很多都已经千疮百孔。他开始着手3项工作：一是修缮寺院；二是为寺院作壁画；三是修塑佛像。

1983年，新杂结束接近20年的农村生活，开始进入“政教合一”的仕途发展轨道：从1983年任山南地区政协委员始，先后担任该地区政协委员、政协常委、政协副主席和正地级行署副专员，一直到2008年初当选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现在，他一年能回新杂寺的次数寥寥无几，绝大多数时间，他一方面游走于各大寺庙，对喇嘛进行培训，另一方面，他要用自己的现身说法，向世界呈现一个真实的西藏。

新杂记至今仍能记得民主改革之前西藏的一些画面。鞋的故事他已经讲了很多遍：“当时，很多农奴没有鞋穿，就算有鞋也不舍得穿在脚上，而是挂在脖子上，只有在路况非常不好的时候，才会取下鞋子穿一会儿。”

农奴翻身得解放的情景同样让他记忆深刻，“很多人就在刚刚分得的土地上睡觉”。

如今，在这些土地上，正在建起一排排的温室大棚，西藏人过去很少能吃到蔬菜，如今，在菜市场或者小巷，都能看到卖蔬菜的小贩在使劲叫卖。

在农区和牧区，根据政府的统一规划，按照政府补贴、银行贷款和个人出资各占一定比例的模式，建起了安居房。在前两项资金到位后，个人的出资已经寥寥无几。

外地人——其中大部分是四川人——的大量涌入，繁荣了商业，也带来了工作机会。飞泉是2005年进藏的一位北京人，现在经营着青年旅社的两个分店，店里的员工基本上都是藏民。有一位18岁的小姑娘，原在藏民开的一家甜茶馆打工，平常没有工资，只在过年时发2000块钱。后来投奔青年旅社，月工资达到1000多元。

飞泉说，外地人的进入，激活了一些本地人难以激活的机会，这种激活所带来的连锁反应，比空守一些现成的机会良性得多。并且，由此带来的对藏民观念的冲击，可能是西藏发展更为持续的动力。

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巡视员李光远说，西藏的发展，目前仍是“花100块钱，有99块都是(中央和其他地方)政府给的”。他说，西藏发展的一个逻辑是：由于受生态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的制约，旅游业在西藏的发展中处于核心的地位。“有了旅游，才会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而旅游又是非常脆弱的产业，其对稳定有超乎寻常的依赖性，所以，从西藏的经济发展计，稳定也应被置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宗教外交

但政府为维护稳定所采取的很多措施，又会屡屡遭到外媒的横加指责。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局的一位处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国的涉藏外宣长时间处于被动地位，深谙西方话语方式的达赖集团在国际上频频出击，让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一直处于受质疑的境地。

飞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去年“3·14”事件发生时，他的旅社里住着74位外国人，“当时，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两个酒瓶子，随时准备给擅闯进来的暴徒致命回击。”飞泉说，如果这些外国人同仇敌忾的情景能够报道出去，于国际社会对这一事件作出客观的判断无疑大有裨益。

但当时显然没有采纳这一建议，媒体上一如既往大量充斥着对这一事件的官方定义。这些有望给政府加分的国际友人，最后也在政府的好意下被一一劝离。

“我们(和国际社会)生活在两个话语体系里。这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双方都无法理解对方的好意。”飞泉说。

基于这种话语方式的藩篱，西方媒体对“3·14”事件的报道，很多都基于一种下意识的敌意，却忽略了西藏的真实情况。飞泉说，这种被掩盖的真实情况是：在新旧对比中长大的老年人对此事件多有愤慨，参与者往往是对西藏历史缺乏了解却又容易被蛊惑的外地年轻人。

对此，新杂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心。他说，未曾经历过新旧对比的藏族年轻人，不会因为对过去的记忆而满足现状，反而会在与发达地区的对比中心态失衡，因而更容易被各种势力拉拢。

在经历了长期的出力不讨好的摸索后，在涉藏外宣上，中国政府正在尝试一种新的途径。今年3月份，以新杂为团长的西藏代表团出访美加，长期以来被达赖独享的“宗教外交”开始释放出独特的魅力。

新杂的活佛身份显然为这次出访带来了全新的体验。与回新杂寺的经历相似，很多国外的藏族同胞早已闻风而动，敬候路中，期待新杂活佛的“摸顶”。

新杂则入乡随俗，掌握了几句英语现学现用。当他脸上挂着微笑，说出：“Welcome to Tibet China(欢迎到中国西藏来)”时，全场欢声雷动。

上世纪80年代，新杂曾经跟着收音机学过英语，但由于缺乏应用的环境，一直长进不大。没想到，20年前的努力竟然在20年后获得如此精巧的应用。有人说，其中的因果联系，尽在冥冥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