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怎样的国家话语？

发表于 2009-10-15 09:02:28

国家话语战略要不要转型？

凤凰周刊2009-29期

中国改革三十年，我们并没的深刻反思我们的国家话语转型问题，政治与经济层面都在转型过程之中，但我们的政治话语，有多少没有实现转型，或完全没有转型？

譬如，我们过去的工人农民的劳动，被视为向国家做贡献，并没有纳税人概念，现在呢，我们通过纳税，来体现纳税人对国家的义务，也同时也体现一个公民的责任，责任与权力相关联，这样公民的权力意识随之而生，行政体系不再是政治意志下的“为人民服务”，而是纳税人通过交纳税费，来向政府“购买服务”，公民社会的主体性因此确立起来了。

人民在过去的时代里，是一个政治性的具有精神价值的概念，它既是权力意志的体现，也是“人民”的精神需要，但人民获得精神的荣誉之后，分享不到物质利益的成果时，人民就成为一个虚拟概念，也成为一个概念化的存在。人民与具体的人没有关联了，人民这样概念产生异化，与具体的利益相关，譬如土地权益，譬如工作权益，譬如福利权益等等，当改革开放将土地承包给农民的时候，当城市市民可以自行注册个体公司的时候，我们说，人民获得了具体的权益，这种具体权益，关系着他们的生存与发展，快乐与幸福。而这种转变，其实质是人民向公民的转变，国家通过维护与保障公民权利，来获得自己的合法性，国家不再高举人民的旗帜，一厢情愿地为人民服务，而是倾听民间，顺从民心，科学决策，通过发展使公民社会获得进步。

当依法治国成为国家话语的时候，我们应该清楚，它是对人治时代的一种否定，法律追求的是公平与正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的权力与利益都要服从法律，不得逾越。一旦有人的权力越过了法律，那么所有的法律条文都会成为一纸空文，法制社会也就破产了。由此可以看见，依法治国，作为国家话语，它就是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体现的是公平正义这样的价值追求，价值追求永远高于利益追求，国家的利益、政党的利益、团体与个体的利益，都不能高过人类的公共价值。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理论思维使一个国家、一个政党能够对社会获得理性的认知，并获得理论的至高点，没有理论的至高点，就会陷于具体事务，纠缠于现实利益，而忘记了崇高的价值追求。我们回顾一下改革开放的成功，首先是应对两个凡是错误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勿庸置疑的理论话语就击破了二个凡是主张，改革因此扬帆起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市场经济的确立，也是一句“社会主义也可以实行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东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可以引进市场竞争机制，中国的市场经济因此获得巨大发展，并成功而进入世界关贸组织，中国花了三十年时间，认识了市场经济的价值，并基本实现的经济领域里的转型，中国的环境、人力资源、社会道德都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这是市场经济的代价，如何控制市场经济这头嗜血怪兽呢？有赖于公民社会的权力崛起，而在主流社会，则有赖于国家主流话语的转型。

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建嵘先生在《东方早报》上批评司法部长的讲话，不懂“政治”，北京大学的贺卫方教授批评司法界提出的“三个至上”，这些都反映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高级官员与主流学界正在远离理论话语，而更多的发表“现实意见”，理论话语只从理论逻辑推论，直指社会价值，而“现实意见”，它考虑的是行政部门的利益与解决问题的效率。譬如在三鹿奶粉事件中，律师们只考虑通过法律追究当事人与当地政府的法律责任，为受害者讨回公道，但地方政府祭出“讲政治、讲大局、讲纪律”，要求律师服从地方政府的意愿，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受害的只是平民百姓，而不受影响或尽可能少受影响的是当地公司与当地政府。依法治国这样的大政治与正义的价值追求，就这样被人为地虚置了。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公民利益受害，司法公正受损，国家与执政党的根本利益，就受伤害了。

所以，伟大政治家唯一的追求，就是价值追求，法律追求没有三个至上，只有一个至上，就是公平正义至上。公平正义至上，就能使人民的利益至上，共产党人信仰的不是神，而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唯一动力：人民。在未来三十年，人民作为政治话语，还应该转型为社会话语，就是“公民”，公民是一个一个具体的纳税人，当政治话语与法律精神指向具体的人的时候，以人为本的国家话语，就得到真正的体现。由谁来关注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的权益呢，由法律，由法律的执政者律师来担当。所以，尊重律师的主体性，尊重司法的独立性，应该成为国家话语战略转型的起点。

现在一些官员在不同场合发表观点，让我们看到的是没有理论高度，而只有现实利益的权衡，一些话语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一些话语甚至停留在文革时代，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尊重法治与民主的体制，这是立国之本，就当代中国现实而言，保障人权是最大的政治，依法治国是最大的政治，如果将政治看成本本主义的权力意志，那么，政治就悖离的它的本义，成为异化的政治，成为公民社会异已的力量。

吴祚来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