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键祥:文革时期我与汪道涵的交往_满天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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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键祥:文革时期我与汪道涵的交往2009-11-15 10:46

文革时期我与汪道涵的交往

李键祥

汪道涵同志曾是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当时我只是才工作几年的小青年,在我眼里他是一位高高在上的领导,只是在全机关开大会时才能在主席台上见到他的身影。没想到在以后的特殊年代里会成为患难之交。

汪老18岁入党,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在一次学生抗日宣传活动中被便衣巡捕盯梢。为摆脱巡捕,他急速向学校奔去,未到达校门即被追上。在狱中他据理力争与敌人周旋,未暴露身份,也未泄露组织。敌人问不出所以然就由其父亲取保释放。出狱后继续从事抗日救援活动,并说服父亲放弃田地、家产举家奔赴延安。自己参加了新四军,投身于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建国后担任一机部和对外经委第一副主任。

1966年是汪老的黑色年,他的爱妻刚刚因病去世就迎来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就被人诬为叛徒。在一次批斗会上又突然被告知,他心爱的女儿因大串联不幸坠崖身亡,当他看到女儿的惨状尤如天昏地暗、心如刀绞。刚从现场回来还接着批斗,使他心力交瘁。

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议上发现汪道涵缺席才得知汪老被诬为叛徒。即下令停止批斗,让汪老立即来参加会议。并对方毅主任说“汪的历史问题组织会审查的,不要交给群众”。汪老才得到暂时的喘息。

当全国掀起了清理阶级队伍的风暴,汪老还是没有逃脱厄运,被关了起来。我也因莫须有的“五一六”罪名被关押,后来被转移到五七干校作为“专政对象”监督劳动。何谓专政对象,即没有自由,生活和劳动都要有人监管,来往家书也要被拆看。一天要十几小时的超强度劳动,农忙时每天只能睡3—4个小时,无论暴雨还是大雪天都要出工。没有节假日,有病不能休息。每天清晨,还要在大家出工前把厕所粪便掏干净。监管员个个好似凶神恶煞,与“专政对象”讲话不是训斥就是侮辱。汪老还要给监管员打洗脚水、并责令他每天给大家倒尿盆、没有尊严。

干校吃饭是排队领饭,打给“专政对象”往往少一点,由于超强体力劳动,总是吃不饱。汪老本来是个爱干净的人,可饿起来就顾不得卫生了。有时刚挑完粪回来,手上还带着粪渍,顾不上洗手就扑向食堂,抓起馒头就塞进嘴里。汪老每月只有45元工资,他除了交饭费,剩下的就向家里要点全国粮票,买点食品填饱肚子。有一位喂猪的“专政对象”饿得受不了,就偷偷吃猪饲料。有时遇到好心的五七战士(下放劳动干部的称谓),会私下塞个馒头给“专政对象”。

干校原先是一个劳改农场,农机师和兽医都是劳改农场留下的,他们很同情“专政对象”。他们说:“劳改犯一天八小时劳动,星期日休息,有病可卧床,节日还有文娱活动,农闲安排学习。你们什么(权利)也没有,比劳改犯苦啊!”。我们白天劳动,有时晚上还要挨斗,不按专案人员要求交待就要受皮肉之苦。凡制服“专政对象”,搞出冤案的有功人员都会受到嘉奖,或“火线”入党(干校即是阶级斗争的前线),或调回北京,或派往国外。在这种利益驱动下阶级斗争搞得轰轰烈烈。

汪老经受了大大小小的批斗会不计其数。挨斗时要长时间的站立和“喷气式”的体罚(弯腰约120度,反剪双手,状如喷气式飞机)。当时汪老已五十五岁,他也和年青人一样做重体力劳动,下大雨还要在稻田挑秧苗,他经常在田埂上滑倒,爬起来再接着挑,没人敢扶他起来,否则就是划不清界线。汪老的双手由于过度的劳累,十指僵硬,不能自如。他还要应对无端的刁难,承受有失尊严的体罚和羞辱。有一天刮大风,把果树上的苹果打落一地,上工路上他随手揀起一个摔裂的苹果看看,就被诬为偷苹果。让他在夏日的烈日下平举双手,二手各放一个烂苹果,长时间的爆晒,以羞辱和体罚汪老。旁观者都看不下去,敢怒而不敢言。还有一次,汪老下工较晚,已过开饭时间,打饭的人又不在,他就自己盛点冷饭冷菜吃,又被人诬为偷菜吃,就地饿着肚子被批斗了一番。类似的羞辱和折磨都是无缘无故地突然降临,防不胜防。

我在干校没有与汪老讲过话,“专政对象”之间是不允许讲话的,否则视为“反革命串联”。我们只是默默看着对方,相互表示同情和支持。有一次我们同时获准到信阳去看病,乘监管人不注意,溜到一个偏僻的树从里,谈起了心里话。我们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认为林彪摔死后可能会有出头之日,盼着光明尽快来临。但对目前的痛苦都难以承受。我向汪老请教如何应付目前的刑讯逼供。因专案组自称代表党,代表人民,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在专政组的淫威下,口头上不得不拥护他们,不得不说专案组是绝对正确的,那就等于承认他们编造的反革命罪行,就成了反革命。如不承认他们编造的事实,就是抗拒,就是反党。怎么回答都是反革命。有时,一张嘴是很难对付那么多张嘴的,往往几个专案人员同时提出相互矛盾的问题,让我中套,然后断章取义,穷追猛打。我还要感谢他们对我的体罚和拳脚是“苦口婆心”的帮助和挽救。拷打我还能承受,但精神折磨使我痛苦万分,现在我完全理解有的同志为什么会不堪折磨和屈辱而选择“畏罪自杀”。我问汪老:怎样才能既不与他们对抗,又不承认强加给自己的莫须有的罪名呢?汪老说:难!他也陷于不能自拔的困难境地。我问他在反动派的监狱里是怎么斗争的。汪老说:“这不能比,那时我公开反对他们,可以骂,与他们争辩。现在能骂吗? 既要顺从他们,又不接受他们强加的诬陷,确实难哪!过去,过完堂就不理我了,现在日日夜夜都在折腾我们”。

从树丛里出来后,一起逛了信阳街道,汪老在寻找当年的影子。因解放信阳时,汪老曾到过这里,不过那时他是部队的领导人,现在是“阶下囚”。

汪老奉命回京,大家都以为汪老要解放了,要落实政策了。大家恭贺他,他本人也笑容满面,也认为要脱离苦海了。回到北京,等待他的却是一纸处分。汪老被定为叛徒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开除党藉、开除公职,发给生活费。汪老拒绝在决定书上签字,但也不得不离开外经部。经一机部收留,安排在一机部技术情报研究所担任技术顾问,发给生活费130元。当时汪老有一大家子人,生活拮据。

我也因多种疾病緾身,经多次抗争,被允许回京治病。这期间我们来往比较多了,我经常去他家或办公室畅谈,痛陈专案人员的野蛮、违法、卑劣行为。诉说各自所受的委屈,期待着平反昭雪尽快来到。汪老并不因此而消沉,他嗜书如命,天天泡在科学图书馆博览群书。有一次我抱怨文革期间没书看,他指着他的书架说,我这儿的书很多,你随便拿。我一看书架,都是机械专业和古典书,一本也看不懂。他学识渊博,唐山大地震时,大家都惊慌失措。他来到我们的地震棚,给我们讲防震知识和地震形成的板块原理。

四人帮终于跨台了,我们欢欣鼓舞,以为平反马上会找上门来。我们想得太天真了,单位还是维持“原判”。汪老拒绝签字并到中央组织部申诉。我也到中央信访站申诉,要求落实政策。信访站却将我的信转回了单位。单位领导把写过上诉信的人都集中在干校批斗,强迫写信人承认自己是诬告。我弄不明白,为什么原告交被告来处理。如果包公把秦香莲的状子交给陈世美来处理,那将是什么结果。

随着拨乱反正的逐步深入,中央组织部的干预,1978年汪老终于官复原职,回到对外经济联络部继续担任副部长。1979年我也恢复了工作。以后我们忙于各自的工作,很少见面了。

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他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我在他的家里拜访了他。我们已经分别很多年了,聊得很开心。他很关心过去被专政的一些同志的现状,并请我转达对一些平民朋友的问候。分别时他亲自送我到我住的旅馆,并给了我他家的电话。

大家在评价过去的一些部领导时,都有不同的看法,褒贬不一,有的人还恨得咬牙切齿。但对汪老的看法,包括整过他的同志都是一致的,认为汪老有学者风度,为人儒雅,平易近人,学识渊博。口碑极好。

自1991年12月汪老出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以来,参与了中央对台工作的重大决策和部署。著名的汪辜会谈达成了“九二共识”,使两岸关系有了历史性的进展。对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大业有卓越的贡献。

 如今,汪老已经作古,他的同事和我们这些平民朋友都很怀念他。

五柳村2009年11月15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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