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没有常规潜艇的中国如何造出核潜艇？

揭秘：没有常规潜艇的中国如何造出核潜艇？2009年11月16日 09:07凤凰网历史综合【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0条

文章摘自《毛泽东与重大决策纪实》作者:张树德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1974年8月1日，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日子。这一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6周年纪念日，也是中国第一艘自己设计制造的鱼雷攻击型核潜艇正式交付海军服役的日子。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又增加了一件极具战略威慑力的“杀手锏”武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又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人们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凝望着这海上的巨鲸——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它凝聚着毛泽东和党中央多少领导同志的心血；它包含了全国多少科技人员、工人、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的汗水！它是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力量的结晶。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中国人民为有了自己的核潜艇保卫着祖国的海疆而感到欣慰和自豪。

当时世界上许多人士为正处在被封闭和冷战中的中国拥有了自己的核潜艇而大为震惊和不解。他们知道，中苏关系自50年代末就开始恶化，中美之间那时还未建立外交关系，无论苏联或美国都不可能援助中国制造核潜艇。他们不敢相信，中国领导人敢于作出如此惊人的决策，他们不敢相信，中国人能靠自己的力量造出如此高知识密集、高技术密集型的核潜艇。但事实已经证明，中国人民就是在缺乏外国技术资料，没有用一件外国材料和设备的情况下，完全靠自力更生设计制造出优于世界同类第一代水平的核潜艇。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和英明决策，中国人民不畏艰险、勇于可攀登的智慧和力量，将永载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

一、“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1958年6月底，毛泽东圈阅批准了中国研制导弹核潜艇的报告。一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科研项目在中国大地秘密展开

潜艇的远航能力是衡量潜艇作战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然而潜艇体积的限制和对燃料的消耗，使潜艇的优点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核潜艇以核动力推动，由于核燃料能量非常集中，用量极少就可以获得巨大的能量，一公斤铀完全分裂可产生的能量相当于2800吨优质煤或相当于2100吨燃油充分燃烧后得到的能量。因此，核潜艇只需携带很少的核燃料就可完成漫长的远洋航行；另一方面，它长期潜伏的能力和神出鬼没的机动作战能力也会令水面舰艇大伤脑筋。现代核潜艇具有陆基战略武器无法比拟的“第二核打击力量”的优点。因此一些军事专家指出，“潜艇核动力装置的研制成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海军军事技术上空前的大变革。”

在世界上，美、苏等大国都加紧进行核潜艇的研制工作。1954年1月21日，美国“鹦鹉螺”号核潜艇下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艘以核燃料作为动力的潜艇。随后，苏联、法国、英国也相继拥有了自己的核潜艇。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大国的中国怎么办，中国何时能够拥有自己的核潜艇？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领导人挂在心头的一件大事。

早在1953年2月，毛泽东在乘军舰沿长江考察时，应海军将士们的请求，挥毫为5艘舰艇写下了内容相同的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的题词。这题词写得笔走龙蛇，苍劲挺拔，显示了毛泽东振兴海军，加强海防的强烈愿望和急迫切心情。这也是毛泽东对近代中国的历史，经过沉痛思索后，在激愤中有感而发，写下的题词。题词代表了全中国人民的愿望和意志，成为照亮新中国海军建设航程的灯塔。

毛泽东这次视察乘坐的“长江”号和“洛阳”号军舰，一艘是江南造船厂制造的，不足400吨；另一艘是日本制造的，不足1000吨，而且仍以煤和柴油作动力。军舰航行在浩瀚的长江里，显得太渺小了。毛泽东站在甲板上，强劲的江风，撩起了他的大衣前襟，他在静静地思索:我们的海军是多么的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精通历史的毛泽东对舰上的官兵讲述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段惨痛历史:近代的中国有海无防，帝国主义从海上破门而入，侵略我们国家。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一百多年里，帝国主义列强80多次入侵，每次都从海上来。他们从旅顺、辽东湾，从塘沽、渤海湾，从烟台、青岛胶州湾，从海口，从雷州半岛，从钦州湾，由北到南的所有海口闯进中国来。一部中国近代史，几乎就是列强海上入侵史。毛泽东列举了帝国主义从海上侵略我国的罪行，又怒斥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晚清封建统治阶级，重陆轻海，畏敌如虎。先是禁海，等帝国主义打进来了，就投降。“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在炮口威逼下，被迫签订了几百个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毛泽东越说越气愤，为了使自己平静一下，他沉思了片刻说:所有这一切惨痛的历史教训，都告诉我们，今后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也会从海上来。现在，太平洋还不太平。毛泽东看着朝气蓬勃的青年水兵们，精神振奋，满怀期望地号召，“中国人民一定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

在三天三夜的航行中，毛泽东在不断地思索。他时刻把海军的建设放在心上，特别强调抓科学研究和尖端技术。他说，现在不搞，将来就来不及，赶不上了。

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钻研的……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5页)1956年1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的号召。这一年的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又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毛泽东这些富有远见的思想，成为我国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指针。

 

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决策，国务院成立了科学技术规划委员会，组织全国数百名科学技术专家，经过反复研究，制订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提出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和“以任务带学科”的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确定了57项重要科学技术研究任务，“原于能作为军用动力堆的研究”就是其中的一项。与此同时，海军根据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有关指示精神，制订了海军科学技术和装备建设发展规划。为了贯彻毛泽东关于“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的指示和国家关于“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发展方针，经与一、二机部和科学院有关部门研究，海军提出了发展导弹核潜艇的规划。

1958年6月，随着我国第一座实验型原子能反应堆开始运转，一直萦绕在主管国防科技事业的聂荣臻元帅心头的一个想法终于成熟了:中国要研制自己的导弹核潜艇！

此时距“鹦鹉螺”号下水已经4年，4年之中，世界核潜艇发展非常迅速，美国宣布从1955年起每年平均建造7艘核潜艇，到1971年建成一支拥有110艘的核潜艇部队。我们不仅面临着来自陆地上的核威胁，而且面临着来自海洋的核威胁。

为了迅速启动中国的核潜艇研制工作，聂荣臻邀集海军苏振华政委、罗舜初副司令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一机部副部长张连奎，二机部副部长刘杰，国防部五院院长钱学森、副院长王诤等领导同志和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就研制导弹核潜艇问题进行了座谈讨论。与会者对研制我国的导弹核潜艇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并就研制的原则、进度、任务分工、组织领导、总装厂建设等方面的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

6月27日，聂荣臻元帅亲自起草了一份绝密报告——《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核潜艇的报告》，报“德怀同志，总理并报主席、中央”。报告指出:“我国的原子反应堆已开始运转，这就提出了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和原子动力利用于国防的问题。关于和平利用方面，科委曾开过几次会进行研究，已有布置。在国防利用方面，我认为也应早作安排。为此，曾邀集有关同志，进行了研究，根据现有的力量，考虑国防的需要，本着自力更生的方针，拟首先自行设计和试制能够发射导弹的原子潜艇。”“拟以罗舜初、刘杰、张连奎、王诤等四同志组成一个小组，并指定罗舜初同志为组长，张连奎同志任副组长，筹划和组织领导这一工作。”

这个报告一送上去，当即就得到了批准。6月28日，报告送审第二天，周恩来总理对报告作了如下批示:“请小平同志审阅后提请中政常委批准，退聂办。”6月29日，邓小平总书记仔细审阅报告后批示道:“拟同意。并请主席、彭总阅后退聂。”邓小平还在加快研制进程的有关表述旁加注“好事”。国防部长彭德怀和毛泽东主席也很快圈阅了这个报告。就这样，一项事关海军建设大局，也关系到国防现代化建设大局的重要尖端技术工程就决定了。随即，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专门领导这项工作的班子，由罗舜初任组长，刘杰、张连奎、王诤为领导小组成员，负责筹划和组织核潜艇的研制工作。

毛泽东作出研制导弹核潜艇的决策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和核潜艇研制工作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二机部于当年9月组建了反应堆研究室，负责核动力研究。海军和一机部共同组建了核潜艇总体研究室，负责总体设计、研究和任务的安排落实。

从此，研制导弹核潜艇这项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科研项目，在中国大地上秘密拉开了序幕。

二、赫鲁晓夫说:核潜艇技术复杂，你们搞不了；花钱太多，你们不要搞；我们有了，你们就有了；我们可以组织联合舰队。对此，毛泽东愤然指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为加速实施导弹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中央军委于1959年11月决定:核动力由二机部负责，艇体和设备由一机部负责，海军负责抓总。据此，海军修造部组建了核潜艇总体组，对艇总体设计进行了探讨研究。

中国人自己研制导弹核潜艇，在很多人看来，真可谓是“天方夜谭”。因为在这之前，中国的常规潜艇还处于襁褓之中。

1953年夏，中国海军才装备第一艘常规潜艇。这是一艘c型潜艇，服役年限已过60年，浑身伤痕累累、锈迹斑斑，而且“缺胳膊少腿”，并失去了自身动力，根本无法航行。就是这艘常规潜艇，还是1949年毛泽东出访前苏联时，通过和苏联会谈，由前苏联政府赠送的。尽管如此，人民海军总算有了走向海洋的第一代现代兵器。1954年6月19日，我国又从前苏联购买了两艘旧式潜艇，分别命名为“新中国11号”和“新中国12号”。同年7月又购买了另外两艘潜艇。之后，我船舶工业就开始了常规潜艇的仿型设计、建造工作。直到1969年5月，我国海军才正式用上了全部由国产材料、设备建造的常规潜艇。

在连常规潜艇都不能自主研制的情况下，上马研制导弹核潜艇，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当时，核潜艇的研制是和其他核武器的研制同时进行的，最大的困难是缺乏懂核技术的人才。除了少数几个科学家懂得核科学之外，大多数科学工作者对核的了解还很肤浅。而美国和前苏联虽然已经制造出了核潜艇，但其技术属于高度核心机密，中国根本不可能得到。我国核潜艇在研究之初，研究人员手中只有两张外国杂志上发表的有些模糊的核潜艇外形照片，至于核潜艇的内部结构和核动力装置，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研究人员不仅缺乏起码的关于核潜艇的资料，而且当时的研究条件极为落后，没有高性能计算机，也没有先进的测量仪表。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当时我们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借鉴。偶然发现有人从境外带回一个玩具潜艇，我们也反复揣摩、研究，想从中得到某种启发。”

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研究条件下，核潜艇总体组靠集体的聪明才智和顽强的拼搏精神，于第二年就拿出了核潜艇总体方案的构思。

中国核潜艇研制计划刚刚提出时，中苏关系尚处于蜜月期间，依靠苏联提供部分技术资料，是聂帅当初提出计划时考虑的措施之一。

1958年10月，中国海军政委苏振华率代表团访苏，达成了从苏联引进部分海军装备的协议，并于1959年2月4日正式签订。这就是著名的《二四协定》。根据协定，苏联方面向我方提供了常规潜艇的技术资料和设备，派遣专家帮助中国制造，让中国代表团成员参观了列宁号原子破冰船和几种舰艇等。尽管苏方对校潜艇的技术资料十分保密，不肯吐露实质性的内容，但还是回答了一些关于核反应堆方面的枝节问题。

赫鲁晓夫之所以对中国还比较友好，是因为当时苏联领导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比较激烈，赫鲁晓夫为稳定自己的地位，还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然而，随着赫鲁晓夫自感地位已经稳固后，他那唯我独尊居高临下强加于人的面目就逐渐表露出来。正是他这种老子天下第一，要加强对“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控制”的立场，导致了中苏之间关系的破裂。

赫鲁晓夫任职期间，曾两次来华访问。关于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会谈，赫鲁晓夫在《最后的遗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我们刚刚开始建造柴油机潜艇和核动力潜艇时，我们的海军部门便建议政府要求中国政府能同意在中国建立一座长波无线电台，以便我们能与在太平洋航行的我国潜艇部队保持通讯联络。”为此，赫鲁晓夫指使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进一步向中国提出建立联合舰队的要求。

关于当时苏联要求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建立联合潜艇部队的内幕，在美国某大学国防安全与军备控制中心供职研究核潜艇的美国教授约翰·威尔逊·刘易斯是这样讲述的:

“早在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拉季翁·扬·马利诺夫斯基已写信给彭德怀，倡议在1958至1962年间中苏联合建造一个长波无线电传输中心和一座远距离无线电接收装置。苏联将为这两座装置提供70%的资金。北京把马利诺夫斯基的建议看作是一种‘控制我国情报和保密通讯’的企图而予以驳回。

“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独立自主权的问题。在他们的自力更生定义中，这属于控制企图。因此，彭德怀于1958年6月12日通知苏联国防部长，表示中国同意利用苏联的技术援助，但由中国人自己花钱建造这两座装置。7月11日，莫斯科突如其来地抛出了一份协议草稿，主张两国联合经管这两座通讯台站，而由苏联支付全部费用。北京方面对这份草稿作了大量修改，中国人表示要建立并拥有这两座无线电通讯台站，并仅就他们不能制造的设备和材料向苏联发出订单。

“随着紧张关系的升级及两国对草稿的针锋相对的做法……苏联选择这个时机向中国提出一项补充建议，要求建立一支联合潜艇部队，从而使事态进一步恶化。周恩来6月28日的信要求为中国海军提供更多的技术援助，使莫斯科以为中国人准备与他们打交道，并且只能提出一种折中方案。7月份，苏联大使尤金拜访了政治局委员刘少奇，谈论了关于中国要求援建核潜艇工程的问题，尤金趁机兜售克里姆林宫关于建立一支中—苏潜艇部队的反建议。

“7月21日，正值双方误解达到顶点的时候，尤金拜会了毛泽东。尤金以赫鲁晓夫的名义询问中苏两国建立联合潜艇部队的可能性。毛泽东问道:‘首先，我们应明确指导原则。你们的意思是我们应该靠你们的帮助来建立这样一支潜艇部队，否则你们就不给我们援助？’彭德怀出席了这次会见。当议题转入无线电通讯台站时，彭德怀重申中国反对建立这个长波台，他说:‘所有权应属于我们，否则这在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毛泽东又进行了补充，明确地指出肯定‘不赞成组织一个军事联盟’。

“翌日，尤金和毛泽东再次会谈。这位中国领导人反复重申反对建立长波无线电台，并声称:‘建立联合潜艇部队是一个涉及中国自主权的政治问题’。毛泽东看着尤金，愤怒地大声说:‘在政治立场上，我们丝毫不会让步……你可以说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如果你这么说，那我就不得不说你们已把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扩展到中国海疆了。’这次会谈之后，尤金电告赫鲁晓夫说:当苏联的建议被提出时，毛泽东喊道:你竟敢提出这样的建议？!这个建议是对我们国家尊严和主权的侮辱！”

就此事，赫鲁晓夫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很显然，毛泽东完全没有尊重尤金……当他和毛泽东在哲学方面发生意见冲突时，作为一个大使，尤金软弱并且是一个很糟糕的外交官……他使我们感到不满意。”

很显然，赫鲁晓夫以为此事没有办成，是因为尤金无能，他决定亲自出马。

1958年7月31日至8月3日赫鲁晓夫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会谈中，赫鲁晓夫出人意料地要求中国政府同意苏方提出的“关于建立联合舰队与在中国沿海建立长波台的建议”。赫的这一意图控制中国的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

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借口当时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在日内瓦谈判关于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议，提出中断对中国的若干重要援助项目，以施加压力。

9月30日，赫鲁晓夫率苏联党政代表团再次来华访问，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典活动。赫鲁晓夫这次是在第一次访美后来到中国的，他在戴维营刚刚与美国总统举行了会谈，并参观了美国的核潜艇。赫鲁晓夫在参观中对美国的记者吹嘘说:“我们苏联的核潜艇，比你们美国的核潜艇数量又多，速度又快……”

当然，赫鲁晓夫这次到中国来，决不单单是参加新中国的十周年庆典活动，他是抱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继续要求中国同意苏方在中国建立联合舰队与在中国沿海建立长波台的问题。果然，在苏联代表团到达当天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会谈的场面是这样的:

赫:毛泽东同志，我们关于建立这个联合舰队的建议，不知道你们做了进一步考虑没有？

毛:不行。这个建议，我们早就答复过你们了。

赫:那，关于在你们这里设立长波电台的事呢？

毛:不行。我不想谈论这件事。

赫:毛泽东同志，我们将给你们建电台的钱，对我们来说，电台属于谁无所谓的，只要我们能用它同我们的潜艇保持联络，我们甚至愿意把电台送给你们——我们只希望尽快建台。

毛:我再重复一遍，我不想谈论这件事。

赫:我们的舰队在太平洋游弋，我们的主要基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我们最好能达成一项协议，使我们的潜艇能在你们的国家里有一个基地，以保障加油、修理和舰员上彼岸休假……

毛:我最后再说一遍，不行！赫鲁晓夫同志！

赫: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之间在相互合作、供应方面不存在任何困难——而我们竟连这么简单的一件事，都不能取得一致意见。

双方沉默了片刻后，性情较为急躁的赫鲁晓夫又重复了上面的话。不过这一切都打动不了毛泽东，他挥了挥他那巨大的手，说出了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想法:我们不想让你们到这儿来，过去英国和其他外国人占领我国多年，我们再也不会让任何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使用我国的领土。

会谈中，中方提出希望苏方不要中断1957年10月15日由聂荣臻、陈赓、宋任穷代表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签订的苏联在火箭和航空等技术方面援助中国协定中所规定的项目，并再次提出核潜艇技术问题。

赫鲁晓夫说，核潜艇技术复杂，你们搞不了，花钱太多，你们不要搞；苏联有了核潜艇，你们就有了，我们可以组建联合舰队。揭秘：没有常规潜艇的中国如何造出核潜艇？2009年11月16日 09:07凤凰网历史综合【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0条

文章摘自《毛泽东与重大决策纪实》作者:张树德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1974年8月1日，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日子。这一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6周年纪念日，也是中国第一艘自己设计制造的鱼雷攻击型核潜艇正式交付海军服役的日子。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又增加了一件极具战略威慑力的“杀手锏”武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又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人们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凝望着这海上的巨鲸——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它凝聚着毛泽东和党中央多少领导同志的心血；它包含了全国多少科技人员、工人、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的汗水！它是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力量的结晶。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中国人民为有了自己的核潜艇保卫着祖国的海疆而感到欣慰和自豪。

当时世界上许多人士为正处在被封闭和冷战中的中国拥有了自己的核潜艇而大为震惊和不解。他们知道，中苏关系自50年代末就开始恶化，中美之间那时还未建立外交关系，无论苏联或美国都不可能援助中国制造核潜艇。他们不敢相信，中国领导人敢于作出如此惊人的决策，他们不敢相信，中国人能靠自己的力量造出如此高知识密集、高技术密集型的核潜艇。但事实已经证明，中国人民就是在缺乏外国技术资料，没有用一件外国材料和设备的情况下，完全靠自力更生设计制造出优于世界同类第一代水平的核潜艇。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和英明决策，中国人民不畏艰险、勇于可攀登的智慧和力量，将永载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

一、“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1958年6月底，毛泽东圈阅批准了中国研制导弹核潜艇的报告。一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科研项目在中国大地秘密展开

潜艇的远航能力是衡量潜艇作战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然而潜艇体积的限制和对燃料的消耗，使潜艇的优点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核潜艇以核动力推动，由于核燃料能量非常集中，用量极少就可以获得巨大的能量，一公斤铀完全分裂可产生的能量相当于2800吨优质煤或相当于2100吨燃油充分燃烧后得到的能量。因此，核潜艇只需携带很少的核燃料就可完成漫长的远洋航行；另一方面，它长期潜伏的能力和神出鬼没的机动作战能力也会令水面舰艇大伤脑筋。现代核潜艇具有陆基战略武器无法比拟的“第二核打击力量”的优点。因此一些军事专家指出，“潜艇核动力装置的研制成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海军军事技术上空前的大变革。”

在世界上，美、苏等大国都加紧进行核潜艇的研制工作。1954年1月21日，美国“鹦鹉螺”号核潜艇下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艘以核燃料作为动力的潜艇。随后，苏联、法国、英国也相继拥有了自己的核潜艇。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大国的中国怎么办，中国何时能够拥有自己的核潜艇？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领导人挂在心头的一件大事。

早在1953年2月，毛泽东在乘军舰沿长江考察时，应海军将士们的请求，挥毫为5艘舰艇写下了内容相同的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的题词。这题词写得笔走龙蛇，苍劲挺拔，显示了毛泽东振兴海军，加强海防的强烈愿望和急迫切心情。这也是毛泽东对近代中国的历史，经过沉痛思索后，在激愤中有感而发，写下的题词。题词代表了全中国人民的愿望和意志，成为照亮新中国海军建设航程的灯塔。

毛泽东这次视察乘坐的“长江”号和“洛阳”号军舰，一艘是江南造船厂制造的，不足400吨；另一艘是日本制造的，不足1000吨，而且仍以煤和柴油作动力。军舰航行在浩瀚的长江里，显得太渺小了。毛泽东站在甲板上，强劲的江风，撩起了他的大衣前襟，他在静静地思索:我们的海军是多么的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精通历史的毛泽东对舰上的官兵讲述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段惨痛历史:近代的中国有海无防，帝国主义从海上破门而入，侵略我们国家。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一百多年里，帝国主义列强80多次入侵，每次都从海上来。他们从旅顺、辽东湾，从塘沽、渤海湾，从烟台、青岛胶州湾，从海口，从雷州半岛，从钦州湾，由北到南的所有海口闯进中国来。一部中国近代史，几乎就是列强海上入侵史。毛泽东列举了帝国主义从海上侵略我国的罪行，又怒斥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晚清封建统治阶级，重陆轻海，畏敌如虎。先是禁海，等帝国主义打进来了，就投降。“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在炮口威逼下，被迫签订了几百个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毛泽东越说越气愤，为了使自己平静一下，他沉思了片刻说:所有这一切惨痛的历史教训，都告诉我们，今后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也会从海上来。现在，太平洋还不太平。毛泽东看着朝气蓬勃的青年水兵们，精神振奋，满怀期望地号召，“中国人民一定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

在三天三夜的航行中，毛泽东在不断地思索。他时刻把海军的建设放在心上，特别强调抓科学研究和尖端技术。他说，现在不搞，将来就来不及，赶不上了。

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钻研的……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5页)1956年1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的号召。这一年的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又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毛泽东这些富有远见的思想，成为我国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指针。

 

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决策，国务院成立了科学技术规划委员会，组织全国数百名科学技术专家，经过反复研究，制订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提出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和“以任务带学科”的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确定了57项重要科学技术研究任务，“原于能作为军用动力堆的研究”就是其中的一项。与此同时，海军根据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有关指示精神，制订了海军科学技术和装备建设发展规划。为了贯彻毛泽东关于“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的指示和国家关于“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发展方针，经与一、二机部和科学院有关部门研究，海军提出了发展导弹核潜艇的规划。

1958年6月，随着我国第一座实验型原子能反应堆开始运转，一直萦绕在主管国防科技事业的聂荣臻元帅心头的一个想法终于成熟了:中国要研制自己的导弹核潜艇！

此时距“鹦鹉螺”号下水已经4年，4年之中，世界核潜艇发展非常迅速，美国宣布从1955年起每年平均建造7艘核潜艇，到1971年建成一支拥有110艘的核潜艇部队。我们不仅面临着来自陆地上的核威胁，而且面临着来自海洋的核威胁。

为了迅速启动中国的核潜艇研制工作，聂荣臻邀集海军苏振华政委、罗舜初副司令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一机部副部长张连奎，二机部副部长刘杰，国防部五院院长钱学森、副院长王诤等领导同志和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就研制导弹核潜艇问题进行了座谈讨论。与会者对研制我国的导弹核潜艇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并就研制的原则、进度、任务分工、组织领导、总装厂建设等方面的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

6月27日，聂荣臻元帅亲自起草了一份绝密报告——《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核潜艇的报告》，报“德怀同志，总理并报主席、中央”。报告指出:“我国的原子反应堆已开始运转，这就提出了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和原子动力利用于国防的问题。关于和平利用方面，科委曾开过几次会进行研究，已有布置。在国防利用方面，我认为也应早作安排。为此，曾邀集有关同志，进行了研究，根据现有的力量，考虑国防的需要，本着自力更生的方针，拟首先自行设计和试制能够发射导弹的原子潜艇。”“拟以罗舜初、刘杰、张连奎、王诤等四同志组成一个小组，并指定罗舜初同志为组长，张连奎同志任副组长，筹划和组织领导这一工作。”

这个报告一送上去，当即就得到了批准。6月28日，报告送审第二天，周恩来总理对报告作了如下批示:“请小平同志审阅后提请中政常委批准，退聂办。”6月29日，邓小平总书记仔细审阅报告后批示道:“拟同意。并请主席、彭总阅后退聂。”邓小平还在加快研制进程的有关表述旁加注“好事”。国防部长彭德怀和毛泽东主席也很快圈阅了这个报告。就这样，一项事关海军建设大局，也关系到国防现代化建设大局的重要尖端技术工程就决定了。随即，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专门领导这项工作的班子，由罗舜初任组长，刘杰、张连奎、王诤为领导小组成员，负责筹划和组织核潜艇的研制工作。

毛泽东作出研制导弹核潜艇的决策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和核潜艇研制工作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二机部于当年9月组建了反应堆研究室，负责核动力研究。海军和一机部共同组建了核潜艇总体研究室，负责总体设计、研究和任务的安排落实。

从此，研制导弹核潜艇这项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科研项目，在中国大地上秘密拉开了序幕。

二、赫鲁晓夫说:核潜艇技术复杂，你们搞不了；花钱太多，你们不要搞；我们有了，你们就有了；我们可以组织联合舰队。对此，毛泽东愤然指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为加速实施导弹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中央军委于1959年11月决定:核动力由二机部负责，艇体和设备由一机部负责，海军负责抓总。据此，海军修造部组建了核潜艇总体组，对艇总体设计进行了探讨研究。

中国人自己研制导弹核潜艇，在很多人看来，真可谓是“天方夜谭”。因为在这之前，中国的常规潜艇还处于襁褓之中。

1953年夏，中国海军才装备第一艘常规潜艇。这是一艘c型潜艇，服役年限已过60年，浑身伤痕累累、锈迹斑斑，而且“缺胳膊少腿”，并失去了自身动力，根本无法航行。就是这艘常规潜艇，还是1949年毛泽东出访前苏联时，通过和苏联会谈，由前苏联政府赠送的。尽管如此，人民海军总算有了走向海洋的第一代现代兵器。1954年6月19日，我国又从前苏联购买了两艘旧式潜艇，分别命名为“新中国11号”和“新中国12号”。同年7月又购买了另外两艘潜艇。之后，我船舶工业就开始了常规潜艇的仿型设计、建造工作。直到1969年5月，我国海军才正式用上了全部由国产材料、设备建造的常规潜艇。

在连常规潜艇都不能自主研制的情况下，上马研制导弹核潜艇，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当时，核潜艇的研制是和其他核武器的研制同时进行的，最大的困难是缺乏懂核技术的人才。除了少数几个科学家懂得核科学之外，大多数科学工作者对核的了解还很肤浅。而美国和前苏联虽然已经制造出了核潜艇，但其技术属于高度核心机密，中国根本不可能得到。我国核潜艇在研究之初，研究人员手中只有两张外国杂志上发表的有些模糊的核潜艇外形照片，至于核潜艇的内部结构和核动力装置，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研究人员不仅缺乏起码的关于核潜艇的资料，而且当时的研究条件极为落后，没有高性能计算机，也没有先进的测量仪表。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当时我们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借鉴。偶然发现有人从境外带回一个玩具潜艇，我们也反复揣摩、研究，想从中得到某种启发。”

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研究条件下，核潜艇总体组靠集体的聪明才智和顽强的拼搏精神，于第二年就拿出了核潜艇总体方案的构思。

中国核潜艇研制计划刚刚提出时，中苏关系尚处于蜜月期间，依靠苏联提供部分技术资料，是聂帅当初提出计划时考虑的措施之一。

1958年10月，中国海军政委苏振华率代表团访苏，达成了从苏联引进部分海军装备的协议，并于1959年2月4日正式签订。这就是著名的《二四协定》。根据协定，苏联方面向我方提供了常规潜艇的技术资料和设备，派遣专家帮助中国制造，让中国代表团成员参观了列宁号原子破冰船和几种舰艇等。尽管苏方对校潜艇的技术资料十分保密，不肯吐露实质性的内容，但还是回答了一些关于核反应堆方面的枝节问题。

赫鲁晓夫之所以对中国还比较友好，是因为当时苏联领导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比较激烈，赫鲁晓夫为稳定自己的地位，还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然而，随着赫鲁晓夫自感地位已经稳固后，他那唯我独尊居高临下强加于人的面目就逐渐表露出来。正是他这种老子天下第一，要加强对“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控制”的立场，导致了中苏之间关系的破裂。

赫鲁晓夫任职期间，曾两次来华访问。关于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会谈，赫鲁晓夫在《最后的遗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我们刚刚开始建造柴油机潜艇和核动力潜艇时，我们的海军部门便建议政府要求中国政府能同意在中国建立一座长波无线电台，以便我们能与在太平洋航行的我国潜艇部队保持通讯联络。”为此，赫鲁晓夫指使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进一步向中国提出建立联合舰队的要求。

关于当时苏联要求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建立联合潜艇部队的内幕，在美国某大学国防安全与军备控制中心供职研究核潜艇的美国教授约翰·威尔逊·刘易斯是这样讲述的:

“早在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拉季翁·扬·马利诺夫斯基已写信给彭德怀，倡议在1958至1962年间中苏联合建造一个长波无线电传输中心和一座远距离无线电接收装置。苏联将为这两座装置提供70%的资金。北京把马利诺夫斯基的建议看作是一种‘控制我国情报和保密通讯’的企图而予以驳回。

“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独立自主权的问题。在他们的自力更生定义中，这属于控制企图。因此，彭德怀于1958年6月12日通知苏联国防部长，表示中国同意利用苏联的技术援助，但由中国人自己花钱建造这两座装置。7月11日，莫斯科突如其来地抛出了一份协议草稿，主张两国联合经管这两座通讯台站，而由苏联支付全部费用。北京方面对这份草稿作了大量修改，中国人表示要建立并拥有这两座无线电通讯台站，并仅就他们不能制造的设备和材料向苏联发出订单。

“随着紧张关系的升级及两国对草稿的针锋相对的做法……苏联选择这个时机向中国提出一项补充建议，要求建立一支联合潜艇部队，从而使事态进一步恶化。周恩来6月28日的信要求为中国海军提供更多的技术援助，使莫斯科以为中国人准备与他们打交道，并且只能提出一种折中方案。7月份，苏联大使尤金拜访了政治局委员刘少奇，谈论了关于中国要求援建核潜艇工程的问题，尤金趁机兜售克里姆林宫关于建立一支中—苏潜艇部队的反建议。

“7月21日，正值双方误解达到顶点的时候，尤金拜会了毛泽东。尤金以赫鲁晓夫的名义询问中苏两国建立联合潜艇部队的可能性。毛泽东问道:‘首先，我们应明确指导原则。你们的意思是我们应该靠你们的帮助来建立这样一支潜艇部队，否则你们就不给我们援助？’彭德怀出席了这次会见。当议题转入无线电通讯台站时，彭德怀重申中国反对建立这个长波台，他说:‘所有权应属于我们，否则这在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毛泽东又进行了补充，明确地指出肯定‘不赞成组织一个军事联盟’。

“翌日，尤金和毛泽东再次会谈。这位中国领导人反复重申反对建立长波无线电台，并声称:‘建立联合潜艇部队是一个涉及中国自主权的政治问题’。毛泽东看着尤金，愤怒地大声说:‘在政治立场上，我们丝毫不会让步……你可以说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如果你这么说，那我就不得不说你们已把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扩展到中国海疆了。’这次会谈之后，尤金电告赫鲁晓夫说:当苏联的建议被提出时，毛泽东喊道:你竟敢提出这样的建议？!这个建议是对我们国家尊严和主权的侮辱！”

就此事，赫鲁晓夫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很显然，毛泽东完全没有尊重尤金……当他和毛泽东在哲学方面发生意见冲突时，作为一个大使，尤金软弱并且是一个很糟糕的外交官……他使我们感到不满意。”

很显然，赫鲁晓夫以为此事没有办成，是因为尤金无能，他决定亲自出马。

1958年7月31日至8月3日赫鲁晓夫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会谈中，赫鲁晓夫出人意料地要求中国政府同意苏方提出的“关于建立联合舰队与在中国沿海建立长波台的建议”。赫的这一意图控制中国的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

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借口当时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在日内瓦谈判关于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议，提出中断对中国的若干重要援助项目，以施加压力。

9月30日，赫鲁晓夫率苏联党政代表团再次来华访问，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典活动。赫鲁晓夫这次是在第一次访美后来到中国的，他在戴维营刚刚与美国总统举行了会谈，并参观了美国的核潜艇。赫鲁晓夫在参观中对美国的记者吹嘘说:“我们苏联的核潜艇，比你们美国的核潜艇数量又多，速度又快……”

当然，赫鲁晓夫这次到中国来，决不单单是参加新中国的十周年庆典活动，他是抱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继续要求中国同意苏方在中国建立联合舰队与在中国沿海建立长波台的问题。果然，在苏联代表团到达当天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会谈的场面是这样的:

赫:毛泽东同志，我们关于建立这个联合舰队的建议，不知道你们做了进一步考虑没有？

毛:不行。这个建议，我们早就答复过你们了。

赫:那，关于在你们这里设立长波电台的事呢？

毛:不行。我不想谈论这件事。

赫:毛泽东同志，我们将给你们建电台的钱，对我们来说，电台属于谁无所谓的，只要我们能用它同我们的潜艇保持联络，我们甚至愿意把电台送给你们——我们只希望尽快建台。

毛:我再重复一遍，我不想谈论这件事。

赫:我们的舰队在太平洋游弋，我们的主要基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我们最好能达成一项协议，使我们的潜艇能在你们的国家里有一个基地，以保障加油、修理和舰员上彼岸休假……

毛:我最后再说一遍，不行！赫鲁晓夫同志！

赫: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之间在相互合作、供应方面不存在任何困难——而我们竟连这么简单的一件事，都不能取得一致意见。

双方沉默了片刻后，性情较为急躁的赫鲁晓夫又重复了上面的话。不过这一切都打动不了毛泽东，他挥了挥他那巨大的手，说出了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想法:我们不想让你们到这儿来，过去英国和其他外国人占领我国多年，我们再也不会让任何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使用我国的领土。

会谈中，中方提出希望苏方不要中断1957年10月15日由聂荣臻、陈赓、宋任穷代表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签订的苏联在火箭和航空等技术方面援助中国协定中所规定的项目，并再次提出核潜艇技术问题。

赫鲁晓夫说，核潜艇技术复杂，你们搞不了，花钱太多，你们不要搞；苏联有了核潜艇，你们就有了，我们可以组建联合舰队。

三、原子弹爆炸成功，核潜艇工程重新上马，中央军委发布“特别公函”，毛泽东连续四次作出批示，周恩来列出专家保护名单，核潜艇工程排除各种困难和干扰顺利前行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大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振奋了全国科技工作者的信心。与此同时，全国人民在党中央领导下，贯彻调整方针，依靠自己的力量，终于战胜了3年自然灾害，使国内经济形势有了明显好转。我国还成功地发射了自行研制的第一枚中近程火箭，仿制改进的鱼雷快艇、导弹快艇、猎潜艇和中型常规动力潜艇也相继取得成功。这标志着全面进行核潜艇研制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1965年3月13日，第二、第六机械工业部党组联合向中央专委写了关于核动力研究机构划归二机部领导和七院成立核潜艇总体研究机构的报告。周恩来总理于3月20日召开了中央专委第十一次会议，研究二、六机部的报告，批准核潜艇工程重新上马，并要求二机部负责在1970年建成陆上模拟堆，下半年提出具体规划报中央专委。周恩来在会议上说，“核潜艇是高、精、尖技术，一旦上马，各项工作必须紧紧跟上，计划要周密、措施要落实。要多动脑筋。充分发挥创造精神。没有创造性的工作，任务是无法完成的。”

核潜艇工程终于重新上马，两年前保留下来的种子终于又有了破土而出的机会了！曾经参与核潜艇工程的科技人员奔走相告，庆祝这来之不易的决定。是啊，有谁能够比此时的他们更高兴呢？工程下马的两年间，他们尽管对核潜艇事业依然充满热爱，但是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们一无经费，二无仪器，三无时间，根本无法从事心仪已久的核潜艇事业。

我国的核潜艇工程重新上马之时，世界主要军事大国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已经研制出来并装备海军部队，此时我们的核潜艇工程该从哪里着手？

二、六机部根据中央专委第十一次会议决定精神，经过反复论证认为，导弹核潜艇必须装备的潜地导弹及其武器系统的研制十分复杂，核潜艇本身以及与导弹配套的关键设备技术问题多，难度大，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解决，因此他们建议核潜艇研制分两步走:第一步先研制反潜鱼雷核潜艇，第二步再研制导弹核潜艇。于是他们又分别于7月10日和7月15日向中央专委报告了关于研制核潜艇和核动力的具体建议。周总理于8月15日召开第十三次中央专委会，逐项研究了二、六机部的报告，基本上同意了报告提出的各项建议，并将形成的决定分别向有关部门发了7个通知。通知明确了关于研制核潜艇的三项原则:一是认真执行大力协同的方针；二是立足于国内，从现实出发，分两步走，先研制反潜鱼雷核潜艇，于1972年下水试航，再搞导弹核潜艇；三是第一艘核潜艇既是试验艇，又要在主要战术技术性能上力求配套，可以作为战斗艇交付使用。通知还对核潜艇研制的步骤、基本建设、经费和协作项目安排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对二、六机部提出的其他各项具体建议都规定了解决和落实的办法。从此，中国核潜艇工程经过几年停滞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又重新展开了。

中央确定了核潜艇的研制原则之后，接下来就是要解决核潜艇总体设计中的基本问题。为此，核潜艇工程重新上马后，首先成立了负责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的七一九所。

毕业于苏联海军捷尔任斯基高级工程学院的夏桐担任七一九所所长。夏桐经历坎坷，他曾经给林彪当过秘书，但是在林彪大红大紫时，他没有趋炎附势，没有谋一官半职。“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因为在苏联留学和与苏联专家一起工作过的经历而被打成“苏修特务”，关进“牛棚”。林彪折戟温都尔汗后，夏桐心中十分坦然，因为他与林彪没有什么牵连，问心无愧。夏桐埋头于核潜艇工程的动力之源在于他对核潜艇事业的热爱。

七一九所刚组建时只有50万元的经费，这离专家们初步估算的700万元开办费不知道差了多少倍。可是，七一九所人凭着对核潜艇事业的执著，边组建，边工作，围绕着结构强度、流体动力、鱼雷发射、导弹潜射、水声设备、潜艇空气再生与净化、惯性导航等项目开展了鱼雷核潜艇方案论证。

根据七一九所的广泛论证和深入研究，确定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为声自导的反潜核潜艇。这艘核潜艇彩水滴线型，单轴推进，可在水下坚持几十昼夜，下潜深度和水下航速达到或接近国外同年代核潜艇水平。

核潜艇制造厂也在紧张建设中。六机部部长方强签发命令，由侯君柱担任厂长。侯君柱此前是制造仿苏潜艇的造船厂的副厂长，接到任命之时，对于核动力装置，他完全没有概念。但是侯君柱硬是凭着一股钻劲，成了核潜艇建造过程中运筹帷幄的行家里手。

核潜艇研制工程虽然重新上马了，然而，集中了当今最先进科学技术的核潜艇在研制过程中，遇到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挫折。毛泽东、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专委对核潜艇的研制非常关心，千方百计地帮助解决研制中的困难。

当中央专委批准核潜艇工程第二次上马后，各有关部门提出的新建扩建核潜艇总装、核燃料元件、锆铅材料、鱼雷、导弹等生产厂，鱼雷、导弹、核动力躺置、导航、水声、通信等试验场、试验室，以及核潜艇基地等，基建施工力量不足，有关军区便派部队帮助施工。为满足核潜艇研制所需经费和物资器材的需要，中央专委批准把核潜艇研制作为重点工程进行优先保证。七院要求抽几名技术骨干和要一批大专学生充实科研力量，也很快得到周恩来批准，由高教部在三年内解决1500名大专毕业生问题。

在毛泽东、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专委的亲切关怀下，在各有关部门和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核潜艇工程顺利进行。

1966年11月，科研部门完成了反潜鱼雷核潜艇总体方案设计，有关领导机关在审查方案设计时，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第一艘核潜艇就是常规潜艇加核动力，可以把现有的仿苏潜艇一分为二，中间加上核动力就可以了，主要是担心研制新设备多了，不能如期完成首艇研制任务；另一种意见认为，主张我国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应该是一个全新的创造，应该是集最先进装备于一身的平台，应该把正在研制和准备研制的较先进的设备用于首艇，以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12月7日，聂荣臻为此专门召###议听取汇报，并就上述问题当场与有关方面负责人研究作出决定。关于对核潜艇艇型的不同意见，聂荣臻肯定地说:“总体不要用常规潜艇的艇型，要重新设计，不然搞得两不像，又不像常规艇，又不像核潜艇。”关于是是先研制反潜鱼雷核潜艇，还是先研制导弹核潜艇的不同主张，聂荣臻明确指出:“就按专委批的先搞反潜鱼雷核潜艇，但七机部的导弹也要抓紧研究。”他很赞成边研究设计、边基建、边试制生产的方针，说:“科研、设计、生产就应该结合起来搞。你们在掌握进度时要注意，要在保证安全、保证性能的前提下求进度。”关于抓总问题，聂总根据大家的意见强调说:“抓总，就由科委、工办共同抓，潜艇由六机部抓总，核动力由二机部抓总，海军要协助各工业部、各研究院抓。”三天后，核潜艇研制方案设计审查会议在北京饭店召开。大家根据聂荣臻的指示精神，对设计方案和研制工作中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将会议讨论的意见上报了中央军委和中央专委。六天后，中央专委便作了批复，同意方案设计，“有关科研协作任务及设备制造等问题，由国防科委会同国防工办协助六机部、二机部进一步落实。”

就在核潜艇研制工程按计划顺利进行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时间，一大批科学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被打成“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子”，要求他们靠边站，把他们从科研和生产第一线赶走。陆上模式堆的建设受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开工两年多，仅完成总投资的15.1%，10个主要实验室一个也没有建成。科技工作者的热情被无情地泼了一盆冷水，核潜艇的研制工作陷入了暂时的混乱无序的状态。

科研难以为继！生产难以为继！科研第一线的管理人员心痛了，二机部、七机部的领导，海军的领导心痛了，聂帅也心痛了。他决心扭转这种即将毁掉核潜艇工程的恶劣趋势，尽管这样做他要冒很大风险，因为早已有人准备好了一顶“以生产压革命”的帽子，随时准备扣到他的头上。

聂荣臻早已把个人的荣辱得失置之度外。当有科研人员向他报告，有些造反派对核潜艇工程横加干预、无理阻挠时，他怒不可遏:“不要理他们！抓国防建设，何罪之有？就是戴手铐，核潜艇工程我也抓定了。”

面对日益恶化的形势，聂荣臻毅然决定召开核潜艇工程协调会议。他指示核潜艇办公室的同志，立即把全国各地各有关工厂的厂长、党委书记和工程主要项目技术负责人召到北京开会，接到通知的都要来，正在被批斗的也不例外。

1967年6月25日，决定核潜艇工程建设进度的一次重要会议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会议由六机部副部长刘华清主持，聂荣臻元帅作了重要讲话。他语重心长地说:“核潜艇工程是毛泽东批准、周总理直接抓的国防重点工程，大家能够参加这样一项意义重大的工程是中央对大家的信任，是大家的光荣。现在，核潜艇工程出现了一些暂时的困难，大家要从大局出发，努力完成好自己的研究工作，为整个核潜艇工程的最终完成作出贡献。毛主席和党中央十分关注这项工程，任何人都没有资格，也没有理由让它夭折！”

会议开得很成功，协调会变成了誓师会。

会议之后，许多单位的研制工作开展起来了。但是，仍有不少两派闹得厉害的单位，任务迟迟落实不下去，甚至连这次会议的精神也无法传达下去。更为严重的是，“四人帮”的党羽散布别有用心的谣言，说核潜艇工程的指示中有邓小平。邓小平当时是被当作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主派被打倒的，邓小平要搞的“核潜艇是个黑工程”、“核潜艇工程是以生产压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把会议的精神贯彻下去？如果把聂荣臻的讲话印发下去，显然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而且有些话也不能对群众公开讲，有些话可能对聂荣臻本人不利。就在核潜艇工程办公室的同志左右为难之际，办公室主任陈右铭决定借鉴原子弹工程使用的“特别公函”形式，由中央军委发出，为核潜艇工程扫清障碍，增强信心。

“特别公函”的形式，只是在研制原子弹时使用过。那份“特别公函”，曾经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参与原子弹工程人员的积极性，动员了全国各方面的力量保障原子弹研制的顺利进行，终于使原子弹如期成功爆炸。

核潜艇工程办公室起草这份“特别公函”时，很费了一番脑筋。公函内容十分策略，最前面的显要位置，赫然印着毛主席的指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公函的信的内容是:任何人不准以任何理由冲击生产车间；不准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必须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公函的措辞也十分特别，都是用毛泽东讲过的话或词语串联起来，是那个时代特定的产物，但也确有异乎寻常的作用。

1967年7月1日，中央军委发出“特别公函”。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派人带着这份公函，到有关省、市和工厂、研究所宣读。面对这份“从天而降”的“尚方宝剑”，广大科技人员欢欣鼓舞，而那些善于以“文化大革命”冲击生产的“造反派”们，也不能不掂量一下这份公函的分量。

在核潜艇研制受阻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及时给予特别关照，连续作了几次批示:

1968年2月28日，毛泽东批准海军建设核潜艇基地:1968年4月8日，毛泽东签发中央军委电示，抽调陆军1个师的部队支援核潜艇总装厂的建设:1968年7月17日，毛泽东签署电报，命令某军区派部队支援陆上模拟堆和核动力研究所的建设:1969年12月21日，毛泽东指示某军区派1000人的工兵部队支援陆上模拟堆建设。

中央军委的“特别公函”，毛泽东的连续重要批示，对积极进行核潜艇研制却饱受冲击的科技工作者来说，无疑是巨大的鼓舞和“定心丸”；对那些热衷于搞阴谋诡计的“造反派”则是一个打击，他们再也不敢以抓革命的名义来破坏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了。

在那极端动荡的岁月里，周恩来想方设法为科技专家排忧解难，保护他们。他要求各单位列出必须重点保护的科技专家和技术骨干名单，经他批准后，由各单位保证他们的安全并能够正常地从事科研工作，并要求经常向他报告执行情况。面对造反派疯狂的“打”、“砸”、“抢”，周恩来坚决指出:“毛主席讲的是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合理的规章制度必须坚持。”

在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等领导同志的巨大关怀下，“文化大革命”才不至于全面冲击到核潜艇工程，工程得以继续进行。1968年11月23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开工建造。

核潜艇开工后，为组织协调各方面的工作，经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于1969年10月成立了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在中央专委领导下工作。不久，海军政委苏振华担任领导小组组长，成员有: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余秋里，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钱学森、罗舜初、赵启民，海军副司令员周希汉，一机部副部长周子健，二机部副部长刘伟，六机部副部长边疆，国防工业办公室军事管制小组组长张元培，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李如洪，海军装备部副部长侯向之，舰艇研究院副院长陈右铭等。

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多次联合召开核动力装置科研攻关和设备、材料试制协调会，组织落实重大项目的协作任务。中国科学院、有关高等院校、海军、一机部、二机部、六机部、冶金部、化工部、四川、黑龙江、上海、武汉等有关部门和地区，在国务院、中央军委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或办公室，自上而下形成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效率比较高、动转比较庞大而又灵活的管理协调和协作攻关体系。

四、1970年12月26日，人们特意选择了毛泽东生日这一天，把中国自己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送下水。1974年8月1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正式编入中国海军序列。毛泽东发出的“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的号召正在变为现实

核潜艇技术研制极为复杂，全艇设备、仪表、附件达2600多项，4.6万多台件，电缆总长90余公里，管道总长30余公里。不仅要研制紧凑可靠的艇用核动力装置，选好适于水下高速航行的艇体线型，而且要装备保障艇员长期水下工作和生活的空调、空气再生、净化系统、水下导航定位系统、远距离隐蔽通信系统、水下远程警戒、搜索、侦察、通信、目标定位的综合声纳系统，以及与潜艇的作战使命相适应的反潜鱼雷武器系统。

然而，困难再多也吓不倒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他们在没有资料可以借鉴，研制设备不足的情况下，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发挥聪明才智，硬是解开了一个个难题，攻克了一道道难关。客观上，60年代和70年代我国的生产工艺比较落后，要想将这么复杂的工程一次研制建造成功，要想在核潜艇有限的耐压壳内布置数以万计的设备、仪表、附件，并通过管道、电缆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困难极大。

怎样解决这个难题？719所的设计人员和核潜艇制造厂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办法，建造一个1∶1的核潜艇模型。两家密切协同，用一年多时间建造了一个1∶1全尺寸钢木模型。有了这个全尺寸模型，设计、安装人员和部队使用人员通过现场设计、模拟安装、模拟操作，反复推敲，不断调整，发现和解决了大量安装、维修、操纵等方面的问题，确定了全艇设备、仪表的布置，管路、电缆的走向及耐压艇体上1000多个开孔位置，保证了总体施工设计的一次成功。

核潜艇的心脏是动力装置。为了研制核潜艇的动力装置，核潜艇工程第一任总设计师彭士禄提出，先搞一个陆上模拟、定型，再原样复制到核潜艇上去。这个建议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最后，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拍板，为了核动力潜艇一次建造成功，必须建立陆上模式堆。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解放军派出大批部队支援陆上核反应堆试验场的基本建设。到1969年下半年，共有上万军民云集西南某地，建设核潜艇陆上模式堆。

1970年4月，数万台设备、数不清的零件联在了一起，一个庞大、复杂、精密的核动力系统建成了。5月1日，陆上模式堆开始试车。试车结果表明:陆上模式堆工程良好，具备了开堆试验的条件。

至此，核潜艇研制已经基本通过了设计、安装、调试、操作四道关，就剩下最关键的试验关了。

1970年7月6日，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决定将启堆试验时间改为7月18日。

7月15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地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13次会议，听取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关于陆上模拟堆启堆运行试验问题汇报。汇报由彭士禄主讲，聂荣致、叶剑英元帅参加。

听完汇报，周恩来说:“你们说已经过了设计、安装、调试、操作四关，剩下的是最关键的试验关，你们要注意，千万不要认为已经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了，不在乎了。哪个环节不注意，都有可能出问题。科学试验就是要有敢想敢干的精神，可能要付出牺牲的代价。只要你们尽一切可能努力了，就是失败，我也不责怪你们，总结教训再继续干。”

周恩来接着指出:“指挥一定要高度集中，要有‘三性’，各自坚守岗位，事故处理的次序、步骤都要准备好。”“要充分准备，一丝不苟，万无一失，一次成功。”

周恩来不仅主持会议作出重大研究试验的决策，而且还十分关心试验的每一步情况。他亲自指派飞机运送参试人员、询问气象情况，要求有什么消息要随时报告，确定启堆时间后须马上报告；启堆后，电话线路必须保持畅通。当接至报告启堆时间后，又给试验人员打来电话:“不要急，要仔细做工作，把工作做好为原则。”

陆上模拟堆启堆运行试验，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试验，也是一次向笼罩着神秘色彩的现代科学技术之峰的探险，是我国前所未有的开拓性探索。人们那种急切、激动、欣喜、担心甚至恐惧的心情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家面对着的是一个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出现的核潜艇动力模拟堆啊！是对“核老虎”的试验啊！而进行核试验中那些触目惊心的事故并不鲜见。

我们知道，如果装有铀235的两个半球接近达到临界点，就会引起链式反应。美国核物理学家哈里·达格尼安在一次进行可裂变物质试验时，不慎就引起了这种反应，幸而他在千钧一发之际切断了辐射源，他自己却在战胜魔鬼的一刹那被魔鬼夺去了生命。还有一个科学家叫路易斯·斯特洛金，当他把两个有裂变物质的半球置放在一根金属棒的两端时，由于不慎两个半球靠拢了，发出了耀眼的蓝色火花，又是幸好他及时发觉，猛扑过去把它们的距离拉开。但他自己却中了大量射线而不幸身亡。而在1958年，前苏联乌拉尔地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的一次核武器试验中钚的装置发生了不测，事故造成的反应堆裂变产生的放射性污染殃及周围1500平方公里。1960年10月17日，苏联拜克努尔火箭发射场上发生了一个震惊世界的悲剧:在向夏威夷以南1000公里海区发射洲际导弹时，火箭未脱离发射台就发生了猛烈爆炸，在现场督阵的苏联元帅、苏联国防部副部长、火箭部队司令米·伊·湟杰林和几十名将校级火箭专家被当场炸死；1967年，美国“阿波罗”宇宙飞船在发射前的一次试验中发生火灾，3名美国宇航员丧生，飞船部件悉数烧毁。

这些事故，当然使人们震惊不已，同时也担心这些悲剧在中国的大地上重演。周恩来总理等领导人一次又一次地召见核潜艇研制人员，正是这种高度责任感的证明。而对于担当设计研制任务的工程技术人员来说，就更加不安地揪紧着他们的心。

1970年7月18日18时，模拟堆开始升温升压，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反应堆的功率也在一点一点缓缓提升，在场的领导和科技人员都瞪大眼睛，观察着中心控制台那一排排熠熠闪光的信号灯和不停转动的仪表，观察着已经启动起来的反应堆。一个个操作人员瞪着明亮的眼睛，全神贯注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仔细地记录着各种试验参数，大厅气氛格外紧张。

就在同一时间，在北京中南海总理办公室里，周恩来通宵达旦，一连10多个小时，每隔一会儿就打电话询问试验情况。试验现场的信息通过国防科委及时报告到总理那里。当将测量仪表脉冲管漏水、停堆检修的情况和第二次升温升压的时间报告总理后，总理再次明确指示大家:“加强现场检查，越是试验阶段，必须全力以赴，丝毫不苟，才能符合要求，取得全部参数。”

之后，参试人员排除了故障，继续进行试验，至8月28日，反应堆达到额定功率，主汽轮机超过原定设计指标，核动力装置其他各项主要指标也基本上达到或超过原定设计指标。8月30日18时30分，负责试验的指挥长激动地宣布，反应堆主机达到满功率指标，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试验成功了，中国核潜艇的心脏如同饱经忧患的胎儿，终于分娩成功，诞生出世了。人们欢呼着，跳跃着，庆祝这一历史时刻的降临。

核动力反应堆试验成功后，即进行核潜艇的下水组装。

1970年12月26日，人们特意选择了毛泽东生日这一天，把中国自己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送下水。

核潜艇下水，在船坞中完成了最后的安装收尾和初步调试工作。接着，将进行一次全面考察核潜艇研制是否成功的码头系泊试验和航行试验。

1971年4月，核潜艇开始进行系泊试验。试验开始之前，周恩来又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了汇报。李先念、余秋里副总理等参加。听完汇报后，周恩来就这次试验的指导思想、组织指挥、任务分工、步骤方法以及注意事项等，都一一作明确的指示。他再次强调；“试验先码头、水面、浅水，然后再深水，分四个阶段，每阶段都要把试验工作做好，要组织好。”“码头试验由六机部管，边疆(六机部副部长)你要负责呀，不要以为船下水就没有事了，要把码头、水面、浅水、深水四个阶段的试验做完，搞好了才能交船。二机部对堆要负责，你们耍派人到那里去帮助检查，要共同负责把这件工作做好。搞一件事就要搞成。”

9月初，核潜艇完成码头系泊试验后，就要进行航行试验时，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

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有人又把核潜艇工程与林彪反党集团挂上钩，说它是“黑工程”。军委叶剑英副主席知道后立即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并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叶副主席气愤地说:研制核潜艇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周总理亲自抓的一项重要工程，是红工程，谁说是黑工程呀！并当面指示列席会议的肖劲光司令员等领导同志:你们要继续支持核潜艇工程。李先念、余秋里副总理也补充插话。余秋里还对列席会议的周希汉副司令员说，你要继续抓好核潜艇工程，有什么困难，可直接找我帮助。在关键时刻，中央领导同志鲜明的态度，一举廓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雾障，核潜艇航行试验得以正常进行。

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便把核潜艇工程作为一件大事来抓。1972年，叶剑英为了减轻身患癌症的周恩来的负担，对过去由总理亲自掌握的核潜艇工程抓得更紧、更具体。3月31日，叶剑英、李先念和李德生等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听取关于反潜鱼雷核潜艇航行试验情况汇报，并观看了记录核潜艇研制和航行试验等情况的影片。影片一放完，叶副主席就首先站起来鼓掌，高兴地向在场的科研人员说:“核潜艇搞出来了，人民感谢你们。”

当年6月，核潜艇计划进行水下发射试验导弹模型弹。试验前的6月4日，叶剑英、李先念等召集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听取汇报。听完汇报后他说:“就按你们的计划进行试验。试验一定要组织好，不要出事故，不要砸了艇，把艇砸坏了就起不来了，打捞救生船要准备好。”7月4日，叶剑英又一次召集军委办公会议，听取核潜艇研制情况和下一步工作安排的汇报，研究反潜鱼雷核潜艇定型问题。他进一步强调说:“核潜艇研制成功了，是参加这项工作的工人、设计人员、科学工作者、海军和各方面人员努力的结果。你们把试验情况写个报告。核潜艇定型问题，是海军的事，调查组回来了，海军党委同意定型就写报告。我们讨论之后，还要报告总理和主席，中央点头批准了就可以定型生产。”

1972年8月15日，在经过一系列缜密细致的检验和测试后，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首次驶向试验海区，开始进行航行试验。到1973年4月，共出海试验20余航次，核反应堆运行了数千小时，主机运行了数百小时，累计航行几千海里，完成了绝大部分试验项目。整个海上试验表明，中国自行研制的潜艇核动力装置是成功的。

1974年1～4月，第一艘核潜艇继续进行检验性航行试验，试验证明，运行情况良好。至此，核潜艇可以交付部队使用了。

中央军委决定，中国第一艘核潜艇1974年8月1日交付海军使用。

交接仪式上，国防部副部长、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宣读了中央军委命令:国产第一艘核动力鱼雷潜艇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长征1号艇”，编入海军序列。

六机部副部长刘放、海军副司令员高振家分别在交接书上签字。

核潜艇首艇第一任艇长杨玺从高振家手中接过军旗，然后庄重地把它插在了“长征1号”的塔状舰桥上。

这艘具有同年代世界先进水平的核潜艇此时此刻正静静地卧在军港里，全艇分为7个舱，指挥台围壳在二舱上面，潜望镜及各种天线升降都由这里伸出。远远看去，艇的外形像一条灰色的大鲸鱼。

面对眼前这激动人心的一幕，肖劲光司令员想起了令他终生难忘的一件事。

那是建国初期，他到甲午海战旧址刘公岛视察工作，可是偌大一个海军司令，却没有自己的军舰可以出海，只好租借渔民的渔船。渔民大为不解，问他:你是海军司令，怎么还要租借我们的船呢？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

海军必须有自己的舰船，必须有现代化的舰船！今天，这一切不正在一步步地实现吗？看到这一切，肖劲光大将热泪盈眶，那双注视着“长征1号”的眼睛久久不能离去，那只行举手礼的大手久久不愿放下。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多少科技工作者付出了心血，多少保障人员付出了艰苦细致的劳动。现在，建造者们都站在了长征1号面前，他们为自己的劳动成果而欣慰和自豪。

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并交付部队使用的情况报告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伟大缔造者之一的朱德委员长那里，他兴奋异常，欣然决定要到海上亲自检阅核潜艇。8月19日上午8时，朱委员长在海军肖劲光司令员陪同下，驱车来到码头，稳健地登上了我国自行研制的导弹驱逐舰，向大海深处驶去。上午10时航行到操演海区，朱委员长登上军舰指挥台，坐在中央的一张高脚椅上，开始检阅操演的潜艇。这是核潜艇交付部队使用后，第一次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驶到朱委员长面前，进行各种操作表演。它时而飞驶向前，时而倒车后退，运动自如，操作熟练。朱委员长高兴地问；“这艘艇完全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吗？”肖劲光司令员自豪地回答:这就是我国自力更生制造的核潜艇，艇上所有设备，没有一件是进口的。朱委员长听后十分喜悦地鼓励道:海军现在有很大变化了，这是走自力更生这条路的结果，我们要继续走这条路，把海军建设推向前进。朱老总还高兴地挥笔题词:“增强革命团结，加速海军建设。”

中国第一艘反潜核潜艇研制成功后，又于1981年春研制成功第一艘导弹核潜艇，并于1983年8月加入海军的战斗序列。

中国拥有的核潜艇，其战斗能力如何，远航和深潜是检验核潜艇战斗能力的两个基本指标，也是在世界核潜艇大家庭中争得一席之地的重要指标。世界核潜艇家庭中，因各种事故沉没的潜艇已有113条之多，核潜艇也已经有了好几条，这些事故大多发生在长航和深潜中。中国的核潜艇研制成功后，要走的路还很长，全部自行研制建造的中国核潜艇，要向世人回答的问题还很多:核动力反应堆能不能经受反复无常的大洋的考验？海上最大自给力究竟有多大？深潜性能如何？深水之中武器性能如何？

为了真正检验中国核潜艇的战斗能力，1985年11月25日至1986年2月28，“长征号”核潜艇出海进行最大自持力考核试验，航程相当于绕地球赤道一周，长航时间超过了美国“海神”号，其中大部分时间为水下航行，最长一次水下连续航行25昼夜，经受了被称为“水下长征”的考验。

实践证明，中国核潜艇是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核威慑力量。毛泽东发出的“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的号召正在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