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抽空的时间与空间

卡尔维诺曾经借马可·波罗之口说：“你到过的地方越多，你所知道的就越少。”这似乎是对今天世界的一个预言。你没有到过的地方至少还有你的想象，可当你到达之后，连想象力也会丧失。当所有的地方成为一个地方，当一个地方成为所有的地方，世界就在极度缩小，变轻，非实体化，变成影子：世界在虚无化。比如这个夏天，进入乌鲁木齐，或者你也可以说，进入任何一个地方，尤其是城市，这种感受已经成为一种普遍使人失望的经验：只有地名这个词语是异质的。一切都曾经在别处见过。面对这种情境，人所体验的首先是“失去现实感”。它随着失去陌生性一同到来。你看到的是没有本源的复制品，不只是一座建筑物，而是全部城市空间都成了移植过来的二手货。在乌鲁木齐，除了二道桥(但它现在已经远不如小南门的一座数百年前的清真寺)一个勉强有民族特色的“国际大巴扎”，它勉为其难地支撑着人们愿意到这里来寻求的异质性的事物与空间。然而这个空间已经不是异域文化和它的日常生活空间，它是按照商业和旅游需求建筑起来的，它的存在主要是为外地游客，为了购物和观光。它只不过是模仿了宗教建筑风格，然而却是一个十足的商业场所。它不再是原先的二道桥，不再是一个原住民的日常生活空间。虽然以商业方式复制了其自身的空间为他们提供了物质利益，人们失去的会更多，而且无以补偿。世界随着地点的空洞化而空洞化。随之丧失的不只是我们关于地方的知识，还是记忆、信念、感知力与想象力。
　　从城市这个地点开始，生活的空间正在被抽空，曾经具有地方特性的空间正在通过空间复制和标准化而成为空洞的空间。已经长达20多年的城市扩展过程就是一个对没有本源的、抽象和标准的“现代城市”的复制，在这个复制过程中凡是不符合它的抽象化、标准化的地方建筑语汇及其民族风格都被抽空了。本雅明曾经分析过“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怎样使艺术作品失去了唯一性和围绕着的“灵韵”，而今天，机械复制时代的城市也正在使城市失去它自身的独特空间，失去其地方所特有的“灵韵”与“氛围”。它正在成为我们文明空洞化的见证，成为我们自身空洞化的空虚的形式。虚无主义决不是因为什么上帝的死亡或诸神的消失而一步到来的。虚无化或虚无主义也不只是书本和观念里的事情，一切都在虚无化其自身。地点的空洞化与虚无化甚至比观念中的虚无主义影响更持久、具体、深远。
　　在地理、地貌、树木、植物之外，人也参与了空间的建造。通过规划与建筑，参与了与自然空间的合作，使之变成我们的生活空间。他的房屋，街区，广场，城市，依着山势或临着河湾，每一片建筑群落都曾经是他们的心性和文化品质的具体表征，这些建筑空间记录着他们过往的生活世界，只有这些建筑物有能力呈现昔日的空间。建筑物不是一个物理的空间，它是一个行为，一个事件，或者说是一系列行为和事件发生的场所。更常见也更重要的，它见证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建筑群落所组成的空间承担着一个地方居民的群体记忆。建筑物和它所构成的某种城市景观或地方景观，是一个地方人们的一部精神传记。这些地方、街区建筑和空间形式就是对他们的品质、心性和历史的表述。健全的文化与社会，他们的精神品质渗透到日常生活空间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事物和细节之中。文化不是仅仅停留或保存在书本典籍之中，也不仅仅是指那些专事纪念性和标志性的建筑景观。普普通通的建筑物，生活街区，更能够无意识地表达这一切，对生活在其中的主人进行真实的陈述。甚至不回避表述贫穷与局限，以及人们在有限的条件下对生活空间的创造。这种物态化的文化和物质符号表述使每个不认识文字的人也受到它的经年累月细致入微的浸染。建筑群落是针对居住者的一个陈述，它把物理的空间转换为历史与文化的空间。直到他们居室内的一切，由住宅和他们打造的家具所构成的内部空问。这样的空间不仅表述他们的居民，阐释他们的祖先和文明，也吸引着那些外来者。一种独特的地方空间提供了在精神上可以分享的利益。
　　对我们的先辈来说，地方尤其是城市不是均质的空间，某些地点是生活的中心，是特别具有意义与内涵的地方，是信仰的核心或圣地。有如西域城市中的麻扎与寺院。就像喀什的启示，死亡也不会被驱逐，死者不会被放逐到荒郊野外，而是重新拥有它在城市生活空间的崇高地位，逝者如香妃或11世纪喀刺汗王朝时期诗人玉素福仍然在与生活中的人们进行着情感与精神上的象征交换。神圣地点在城市空间的地位与重要程度不亚于经典在书籍文化中的作用。这些地点或者与祖先、与诸神有着秘密的联系，或者是一个群体经验与群体记忆的物态化陈述。这是人们祭祀、集会、朝拜的地方，也是人们日常交往、贸易的地方。它们是独特的不可取代的交流场所，也是一种历史性的教化场所。这些地点的社会文化功能各不相同，但它们都具有增加地方认同感、族群认同感的精神作用，在漂浮无定的世界上给予人家园感和归属感，给予人们植根于一个地方、一种传统的生活与历史意识。现在，那些无地方性的事物在对地方性进行殖民化、空洞化，无地方性的事物在清除、替代具有地点特性的事物。当整个地方传统的生态遭遇这些无地方性事物的殖民化清除时，希望保持文化多样性、传承某些文化价值和文化观念的努力就会成为空想。一旦某种文化价值不再具有其物态化形式、不再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方式贯注于生活细节之中，而仅仅是一种书本或观念之中的事物时，也就丧失了真实的文化功能。
　　即使那些在城市空间中幸存下来的地点，也因为无法承受语境的压力而成为碎片化的存在。这些地点难以形成一种自主的表述。某些残存下来的民居在标准化的城市建筑空间里似乎只表述贫苦与过时，成为有待清除的事物。在地方虚无化和空洞化的扩展中，诸神的空间也一样在失去地点的含义，那些寺院、道观、城隍庙或教堂，要么破败凋敝，要么成为一些旅游景点。曾经是为人生特殊的时刻、特殊的仪式与事件而存在的神圣空间，有效地转换为仅仅具有经济功能的地方。信守它的信仰与仪规的人不得不在旅客的喧哗中从事他们的法事活动，暗中成为一个可以观看的项目。在这个神圣空间，付钱似乎已经享有特权，甚至享有以平凡的游客身份对它进行亵渎的特权。在某种意义上，神圣空间与事物的展示就是一种亵渎。“神圣地点”的旅游景点化就是一种获得了合法性的亵渎行为。一个敏感的观光者在某种意义上会觉察自身的亵渎行为。旅游业将神圣空间神秘事物展示、甚至表演化，腐蚀了它的文化象征，切断了它的根基，毁坏了它的文化功能，使残存的神圣地点转变了其自身的内涵，加入了地点空洞化的过程。在经济收益驱动下，神圣空间也被组织进空间虚无化的进程。
　　空间的意义几乎已成为一个秘密。自然空间在城市的建造中几乎不被认真考虑，只有极少的城市还能够在街心看到远处的山林，或见到晚上的星月。除了西部的一些城市。而人造的空间几乎在不假思索地复制发达国家、发达地区的城市类型。复制那些什么也不表达的僵硬、死板、空洞 的建筑符号。在这个空间里只会把任何灵韵、气氛和空气都窒息。它只表述文明的空洞化。人们都接受了它。这个新的空间抹去一切文化差异的痕迹，抹去一切文化特性，它不表述任何质的问题，只表述量。建筑物和城市，只表述傲慢的资本，表述数量和数字，表述经济积累和增长的语言。任何地方的自然物质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都不被允许进入建筑语汇，不被允许进入空间的表述。砖、石、木材，以及它们曾经有的样式，都极为不自信地被驱除了。如果它们有时还残存，也存在于羞答结巴的或者仅仅具有小装饰作用的位置。建筑不再表达地方和心性的形式，它只表达钢筋混凝土与资本结合的僵硬形式。一切精神元素和地方文化元素，都因为潜意识地认为不够现代而被遗弃。大量的新城区的建筑群落，与地方性无关，与历史记忆无关，与生活在这些地方的居民无关。城市发展的结果是居民不被它自身的空间所表达，地方性的历史、记忆和经验被遮蔽，他们生活在物质的粗暴中。一种发达的粗野文明。一种精神分裂症式的文明，没有比我们身边的城市空间更具体而粗暴地表达了这种精神分裂。它割裂了人与地方的融合关系，割裂了他们的日常感受和表述它的物态化的语言，也割断了人们今天的生活世界与文化记忆的深层联系，而且孤立了祖辈留下的物质记忆和语言。
　　在日常世界里，几乎没有人去想我们在获得了舒适的居住条件之外，失去了什么东西。也许人们只想有一个居住的地方，而不再期望拥有家园感。也许这是因为，城市已经不是过去时代里的城镇，不再是一个稳固的社会生活与交往场所，不再有世代延续感，而是一个流动的空间，越来越接近超市、餐馆、医院、旅馆、机场等标准化的流动场所，人们在那里匆匆停留、穿过、离开，尤其是那些封闭的、有人看守的像酒店一样管理的物业小区，越来越像是一个旅店，生活在那里的人们随着职业的流动和财富的增加与减少，将随时搬迁别的“旅店”。人们生活在越来越抽象的、流动的空间中，或许是生活在没有生活记忆的粗暴形式之中。城市空间的虚无化、地方的空洞化也许是“流动的现代性”组成部分，在它的下面流动的也许是资本虚无化的力量。
　　时间的空洞化与空间的空洞化同时到来。时间也同空间一样日益空洞化，时间在失去其自身的特性与秘密。失去其文化记忆与自然节律的联系。节日构成了时间，一个民族的节日赋予时间以特性。它也是一个民族保持历史记忆与经验的方式。历史记忆与经验及其纪念方式，构成了一个民族历法的基础。有多少民族、多少部落社会(甚至家庭)就有多少时间的类型。人类社会有许多时间，许多不同的历史线索。但所有民族的节日都在赋予它的社会时间以独特的节奏，赋予历史时间戏剧性的内涵。节日的庆典、祭祀与仪式活动使得民族历史上某些人物与事件不断返回和重演。公共仪式是共同体“本源时间”的重演，同时，节日也使时间具有狂欢性。即使仅仅那些节气意义上的节日，即记录着季节变换与农事活动的节律，也保持着与自然界敏感的交流、联系与沟通。
　　节日意味着庆祝、祭奠、纪念，意味着富足、挥霍、奢华、宴饮与欢乐。节日与贫苦，节俭、计算与劳作形成对比，并且转化了后者。节日是对日常生活时间的重新组织，就像节日重新组织起社会时间一样。节日还阐释时间与历史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节日是历史的可逆性，是时间的循环。节日是神圣时间对世俗时间的间断，也是对世俗生活时间的一种救赎。节日不处在均匀流失的线性时间之中，节日处在时间之外，然而又重组了时间。节日是神圣时间的重复，就像神话一样，节日创造了时间的可逆性。节日是对群体历史中的重要事件、人物与时刻的纪念。它以重演历史事件的方式召聚人们的共同体意识。节日甚至提供了死者返回我们身边的时刻。节日中的奢华与挥霍，多半与此祭祀有关，无论是对诸神的祭祀还是对祖先或牺牲者的献祭。无论它表述的事情最初是欢乐、荣耀还是痛苦悲伤，大多数节日所具有的历史特性都具有欢庆的特征，而返回与重演使所有的历史人物与事件都具有某些喜剧性。当然，至今仍然有一些宗教节日或节期，需要禁食和斋戒，其节期充满哀悼与悔罪气氛，以便与另一个世界或神灵恢复联系。
　　节日及其仪式的丧失，不仅表现在节日观念的淡漠，还触目地表现在节日的意识形态化和后继出现的节日殖民化趋向中。它使时间和历史出现了空洞化。在现代历史上的某些时期，大量“政治化”节日导致了节日的意识形态化，以权力集团自身的记忆为中心的节目出现在新皇历中。这些意识形态化的节日成为权力集团大型庆典的日子。它是权力谱系和权力叙事的构成部分。意识形态化的节日是对群体记忆的改写。而长期没有分享这些荣耀与权利的群体在最初的盲目狂欢，以及被组织的欢乐之后，已经冷漠了下来。节日的意识形态化造成了时间的空洞化与历史的虚无化。节日的意识形态化一度制造了节日的空洞化，制造了空洞的无人分享的虚假的悲欢。节日的虚无化意味着一种真正的贫乏：人们已无可庆祝，除了个人化的悲欢，已没有共同体共享的悲欢。如地点的虚无化一样，节日的虚无化同样削弱了共同体的根基。
　　不仅存在着空间事物的复制，连表述自身传统、经验与记忆的节日也没有逃脱殖民化，更不要说地方性的、部族性的传统节日。一些与民族历史与生活无关的节日被复制过来，人们开始把自身根本没有丝毫信仰的西方社会的宗教节日当做比民族传统节日还要隆重的方式来“庆祝”。这些节日并不表述人们对这些历史、宗教人物与事件有任何记忆，事实上，一个人没有办法移植他人的记忆。更不用说移植其他族群的记忆。对他人记忆的移植是纯粹的精神分裂。节日的殖民化只表达了某些对强势文明的暧昧的认同关系或依附性，是寻求归属感的路途上的迷途而已。节日的殖民化意味着自身记忆的丧失、自我认同的迷失。它使我们自身的社会生活时间虚无化了。
　　或许这些表述言过其实了，没有人这么当真，这一切不过是商业市场和消费时尚的诡计而已。事实上一切节日都是具有商业利益的时刻。策划节日只不过是人为地营造一个消费节日，或者消费的黄金周、黄金月。礼品和消费品成为节日的中心议题，节日购物似乎已经成为商家最关心的内涵。节日经济正在出现。礼品、赠送行为是节日中的人类社会中的美好行为，在一个一切都以等价交换的世界上，只有节日可能是非等价交换的时刻，是赠送礼品的时刻。馈赠代替了斤斤计较的等价交换，面目冷漠的商品变成了温情的礼物。物质不是按照市场逻辑而是在情感线索里发挥美好的作用。节日真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美好的乌托邦时刻。在过去的时代里，节日至少还是穷人(还有孩子们)得到馈赠的日子，是有人提供免费午餐的时刻。但在今天的节日经济中，除了亲友之间的互赠礼品之外，节日经济也是人们借机进行与权力不平等交换的时刻。在很大程度上，它侵蚀了赠送的含义，瓦解了礼品的含义。不论如何，今天，对节日最为钟情的是商家。众多的节 日仪式已经随之消失，除了宴饮，现在还有出门旅行还是节日仪式的替代形式之外，我们似乎已经没有其他方式使节日发生。即使这些残留的仪式，也正在日益为商家所回收。
　　当节日失去意义、失去其仪式，甚至被殖民化．时间被以纯粹数的方式加以计量。同空间的空洞化一样，时间经历了自身的虚无化。时间正在变成均质的、纯粹线性流失的虚无化的力量本身。时间的虚无化把个人生命带往一种虚无的境地。没有庆祝、没有纪念、没有返回或循环往复的任何具有安慰作用的生存形式。没有神圣性、没有可庆祝性的节日已经不是一个节日了。节日不再提供给我们时间可逆性的神秘体验，那种可逆性时间通向某种不朽感。节目已经成为时间流失的一种强节奏。正像地点的虚无化瓦解了历史与时间一样，时间的无特性和空洞化也同样侵蚀了我们生活的地方：这儿，今天。
　　我并不希望成为一个传统的地方主义者，地方从来也不是乌托邦。地方有着保守、封闭的特性，也充满偏见与陋习。各种过时的主义和其意识形态曾经渗透了地方空间。然而，地方具有真实性的要求，它是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没有人希望身处一个不表述其自身存在的世界中。没有人愿意失去周围性，失去地点的传统感，也没有人愿意失去自身的记忆，而机械复制时代的被复制的空间和空洞化的时间正在把我们带往这样一个地方。
　　当然，空间的空洞化也带来了自由的体验。空间的均质化，对神圣地点的祛魅，带来了空间上的平等。它是对既往权力在空间上的结构的一种消解。地点的虚无化似乎提供了空间的民主化。似乎再也没有哪个地方神圣尊贵一些，哪个地点是世俗场所。在理论上，只要有钱，我们可以自由地进入一切空间领域，而不必有禁忌和敬畏。不必遵从许多礼仪。然而同时，资本，尤其与权力结盟了的资本很快就重新安排了空间上新的不平等。取代神圣与世俗空间上的区分的，是管理有序的商业、高档住宅与消费中心区域和贫困的、垃圾化的边缘区域的区分。只是这种区分并不能填补地点的虚无化。无疑，时间的空洞化与虚无化也解除了时间的禁忌，是时间的祛魅。再也没有哪些时间具有那样多的禁忌与律令。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一切活动，而不必考虑时间是否是吉日良辰，是否会冒犯什么时令与神灵。或者必须遵从在某个时间做某件事情的戒律。我们生活的时空都不再受限，这是现代性体验的一部分。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无法不在自由感之外体验到地点的虚无化、时间的空洞化所带有的消极感受。时间与空间都被取消了特性、内涵，它们的均质化带来了生活世界的虚无化和经验的贫乏。但我并不喜欢这篇文章中的悲观主义语气，不想以一个厌世者的沮丧语调谈论我们目前所遭遇的问题。我希望自己看到时世变迁的逻辑，欣然接受时代的馈赠，寻找积极有益的方式对消极的事物进行“思想的抵抗”，尽管不知道何时、何地这些纯粹思想的抵抗会渗透到物质和行为的领域，并且给我们带来一种能够让人产生生活的尊严和良好感受的空间。近一个世纪了，我们把最可能具有“人类普遍性”的东西，比如公众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和参与能力，用国情、民族、历史和文化独特性加以拒斥，剥夺了人们的在场；对最不该具有普遍性的事物，比如生活空间、经验、记忆、感受力，以及承载它们的语言、建筑、民俗、服饰等，正在机械复制中丧失其地方性及其文化特性。不同民族地区、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中的城市与乡镇，以及日常生活空间的建造正在尽可能地加以普遍化，进行大规模地复制与传播。
　　最后，被抽空的是我们的语言。新闻语言是与时间的虚无化、空间的空洞化同步增长的空洞复制的一部分。它只是表达被反复复制的词语，复制与传播无主体的经验。表达无人需要为其负责的一些无主体的事件，或者根本就是鸡毛蒜皮，流言蜚语或谎言。我们对某些明星生活琐事的关心甚至超过了对我们生死攸关的事态的关心。我们不再懂得让语言符合我们的众多的自我真实性，表达我们自身的经验。一个看似丰富的语言空间，已同地点与时间一样被空洞化。因为彼此复制强势话语而成为无所表达，却控制、压抑我们表达自己经验的能力。在信息爆炸——它炸毁了时间与叙述的连续性——的社会里。我们积聚了许多的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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