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两次夺“帅印”始末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13:45:10
      王明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就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由此走上职业革命者的道路。他在七十年的人生中,有三十年的时光是在莫斯科度过的。在他四次回国的经历中,有两次对于他更具有特殊的意义,那就是夺取中共中央的“帅印”,企图以自己的意志改造党,指导中国革命。

  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王明凭借机灵和张扬,很快引起当时的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关注。1927年1月,米夫受共产国际的指派来中国参加中共五大,王明被米夫选为随身翻译回国,这是他出国两年后的第一次回国。是年6月25日,他随米夫回到苏联。而此时,莫斯科中山大学因拉狄克被解除校长职务而空缺,副校长米夫当上了校长,并很快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

  在米夫的“关照”下,王明很快就控制了中大支部局的领导权。王明要想达到权力之巅,还有许多障碍要排除。中共六大在苏联召开期间,王明一手杜撰的“江浙同乡会冤案”,便是他迈出的第一步,建党时期的老资格中共党员俞秀松等人因这次事件被打倒。紧接着,王明又把矛头指向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在处理“江浙同乡会”时,瞿秋白没有同米夫、王明同流,因而受到他们的排挤。王明等人向共产国际告状,给瞿秋白戴上“调和路线”、“布哈林分子”、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从而使共产国际作出了撤去瞿秋白代表资格的决定。

  1929年3月,王明第二次回国。行前,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发去电报,要求中共中央妥善安排王明的工作。王明到达上海后,中央分派他到沪东区委任宣传干事,后又调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任编辑。时间长了,自负的王明认为自己的才华没能充分发挥。在调到全国总工会工作时,王明对罗章龙说:“我们是国际直接派来的,共产国际东方部派我们回来不是做普通工作,而是要做领导工作。”

  后来,王明由“全总”调到中央宣传部工作,当时的中宣部长由中央秘书长李立三兼任,也就这时候,李立三全面推行“左”倾盲动主义路线。路线一出笼,就遭到党内多数同志的强烈反对。王明对照共产国际的文件,认为李立三已经背离国际的精神,所以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王明摆足理论家的派头,开始他的长篇讲演。李立三十分恼火,当场撤消了王明的中宣部秘书职务,后又给王明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

  共产国际得知此事后觉得李立三走得太远了,很快便派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主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处理李立三的错误。可是,时隔不久,共产国际于10月又给中共中央来信,不仅给立三路线无限上纲为政治路线问题,而且严厉批评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是一个月后得到共产国际10月的来信,而在此之前,王明已通过由前苏联回到上海的沈泽民等人得知了来信的精神。已经打算背起铺盖去苏区的王明,一下子被激活了,他以最快的速度给中央去信说,李立三的路线是“与国际路线完全相反的”,他自诩为反“立三路线”的正确代表。王明很快就受到中央的批评,瞿秋白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知道有国际来信的情况下,不首先向中央汇报,“反而突然在工作会议中提出来”,这“不是帮助中央,而是进攻中央”。

 

  王明不但不理会这些警告,反而变本加厉地反对三中全会,攻击瞿秋白。他利用自己的强项,搬弄“主义”、“路线”的学院式的名词争论,完成他的长篇大论《两条路线》。一番狂轰滥炸后,他正式亮出自己的底牌,公开地赶瞿秋白下台。由此可见,王明想掌控中共帅印、取代瞿秋白的心情,多少有些急不可耐、昭然若揭了。

  1930年12月中旬,米夫受共产国际的派遣来到中国,米夫一下车就与王明密谈。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根据米夫的指示,作出撤消对王明处分的决议。王明一下子成了反立三路线的“英雄”。

  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李立三和瞿秋白相继下马,中共中央的领导层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米夫来华前,中央正准备在近期召开紧急会议,以形成统一的领导核心。米夫知道后盘算着:按照当前反立三路线为提拔干部的唯一标准,恐怕谁也没有何孟雄、罗章龙坚决,他们最有可能在紧急会议上被推选入中央决策高层,而王明却是一点把握也没有。于是,米夫有意树立王明为“反立三路线”的典型。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也被米夫取消,代之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可是按照正常的程序,王明没有资格参加中央全会。米夫虽然说服一些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支持王明,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米夫干脆让清一色的“王明派”15名普通党员列席四中全会。虽是列席会议,却和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一样,既有发言权又有表决权。对持不同意见的正式委员,米夫则设法不让他们参加会议。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会议就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的错误进行讨论。米夫对会议作了结论,他除批判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外,还批评了何孟雄和罗章龙。在此铺垫下,他特别赞扬王明等人“是坚决的与站在国际路线上面来反对立三路线”,是运用在莫斯科所学的理论,“坚决去执行国际路线”。随后,米夫终于抛出拟定好的选举名单,他把王明、沈泽民、夏曦等九人作为新的中央委员候选人,将王明等五人作为新的中央政治局候选人。这份名单一公布,立即遭到罗章龙等人的反对。米夫一再强调他的这个名单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的,按照国际的组织纪律,理应为大家所接受和通过,最终这个名单终以多数票通过。

 

  坐镇莫斯科遥控临时中央局

  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不折不扣地套用苏俄斗争方式,从而诱发敌人更疯狂的破坏和镇压。1931年4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后叛变。时隔两个月,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也被捕并叛变。顾、向二人的叛变,使中共地下组织遭受致命的破坏,王明此时也成惊弓之鸟。恰在这个时候,共产国际调离王明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临行前,王明重点进行中央人事安排,提议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等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为常务,博古负总责。王明将权力交由博古,是实现他遥控中共的关键一步。

  到达莫斯科的第三天,即1931年11月10日,他便来到共产国际机关报到。作为共产国际的负责人之一,王明不仅可以“责无旁贷”地指导中国革命,而且可以参加共产国际对世界革命的领导。这让王明感到十分惬意。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后,共产国际不再向中国派代表,而是设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此来指导中国革命,瞿秋白是首届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就不一样了,以他为首的代表团俨然是中共中央之上的中央,常常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宣言和指示。临时中央对王明等的指示几乎唯命是从,并将发来的指示,稍加改动后,又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基层党组织。

  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前苏联的外交政策在不断地调整和变化。共产国际在经历实际斗争的挫折后,开始检讨政治策略中的“左”倾错误,王明也感觉到这些变化,有意识地修正自己的一些错误。1934年1月,中共中央的六届五中全会把“左”倾冒险主义推到极致,王明看到六届五中的政治决议后,于8月3日,与康生联名给中共中央写出指示信,严厉批评六届五中全会的“左”倾错误。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正式提出建立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王明是第一次出席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他作为主席团成员在会上出尽了风头。

 

  随着战事的深入,前苏联已在西面战线与纳粹德国进行了生死较量,而东面战线就全赖中国人的支撑。斯大林把东面战线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的身上。当毛泽东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时,斯大林唯恐这样会得罪蒋介石,使他的战略设想不能实现。沿袭贯有的思维,斯大林派王明回到中国。

  1937年11月14日,王明夫妇和康生、陈云、曾山等乘坐前苏联的军用飞机飞往延安。到达延安不过十天,王明便催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他在会议上作主题报告,他批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

  会议的最后一天,王明突然拿出一张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的名单,并在名单排序上作了手脚。他把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的名字,由前面降至第七名,这种做法在会上引起短时的骚动,会议最终决定增补王明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任书记。12月政治局会议对王明在党内的特殊地位,给予了一定性的认可。王明由此产生错觉,认为毛泽东、张闻天等缺乏一定的领导能力,从而目空一切。会后,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中央代表团常驻武汉,负责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负责与国民党的谈判。

  王明到武汉后,以长江局凌架于中央书记处之上,凡事先斩后奏,甚至很少向中央请示汇报。蒋介石欣赏王明关于国共合作的一些提法,在与王明的接触和会谈中,多次希望王明“在汉相助”。王明竟真的成了蒋介石的传声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在军事上要服从国民党的统一指挥。

  毛泽东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建议王明不要再到武汉去。后来经会议讨论后同意王明去武汉,但是却明确规定:“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就回来”。王明到武汉后,并没有把中央的意见放在心上,而是一直待到六届六中全会,才很不情愿地由武汉来到延安。1938年3月,任弼时受中共中央派遣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些直接而又生动的报告使共产国际对中国实际情况有所了解,消除了很多误解和成见。七八月间,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带回共产国际的新指示。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会议,讨论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并筹备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王稼祥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至关重要,他说,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政策”。并强调“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王稼祥还说,季米特洛夫亲口对他和任弼时说,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吧。

 

  王明一直梦想“重演”六届四中全会的一幕,再次夺得执掌中共的“帅印”,没想到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当头棒喝,彻底粉碎了他的“黄粱美梦”。一向反应机敏的王明,立即见风使舵,对六届六中全会的各项决议表示赞同,对毛泽东也表示出谦恭的态度,提出要“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六中全会决定撤消长江局,王明也因此失却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地盘。

  http://history.chinaiiss.org/content/2009-2-1/11314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