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认为，不能为不超过20年的历史进行总结，因为时间和记忆靠得如此之近，历史将不可避免地是政治而不是历史。但是，今天正逢惨死的张志新30周年纪念，已快从公众的记忆中淡出了。昨天才发生的一些历史，今天对我们不是太近、太真切，而是太遥远，有一天，我们总结历史时，还会记得将张志新们的生命为中国近代历史增添一个小小的注解吗？

      “文革”，对苦痛的亲历者来说，一切犹如昨日。但是，明年已经是“文革”爆发四十周年了，同时又是“文革”结束三十周年。这苦痛的历史还未来得及总结，其有关记忆已开始被今天喧嚣的浮尘逐渐掩埋，—不曾有“文革”记忆的一代人今天已步入中年，随着“文革”后时代的人们正逐渐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中坚，随着重要当事人和亲历者的逐渐凋零，我们这个有着发达史学文化的民族，在为有数千年历史骄傲的同时，却在不可避免地面临集体丧失“文革”记忆的可能。

       正是因此，当那颗“世纪良心”终于在巴金的胸膛里不能再跳动时，我们才能真切体味当年巴金先生曾提出要建“文革博物馆”的远见和沉痛，才能体味先生当年极力倡导要“讲真话”的可贵。“以史为鉴”这句被反复强调的格言，我们不能只对外，不对内。

       巴金是近代多难中国的见证人，用他的心、他的热血、他的真诚、他的笔，为我们这古老的民族之树刻下一道道记忆的年轮。所以，巴金离世，不是我们失去一位文学巨匠，而是失去了一段活着的历史，一颗首倡反省民族近代悲剧历史的良心。先生在1998年意识尚清晰时，将一生的文学成就全部否定，总结说：“我一生没写什么东西，不过就写了《随想录》这一部作品。”

       巴金生前曾有两大愿望，今天，现代文学馆早已建起，而“文革博物馆”似已渐不被人提起。我们无法知道，在巴金先生心里，没有“文革博物馆”的现代文学馆，于重建民族记忆载体之一的文学而言，是否只是一个半成品的工程？巴金早已不能言，我们所知者，是其生命最后几年“不再为自己活”时努力挣扎的苦痛。

       巴金已完成其人生使命，布列的群星中又多了一个以倡导讲真话而著称的文化英雄。他进入历史，成为一个符号，把解释留给后人，—他的符号化早在其生前最后几年已经开始了。不过，正如罗素在《论历史》中所云：“那些历史上曾经的英雄们，他们的种种苦痛与挣扎，欢乐与欣喜，他们每一次英勇的努力和悲壮的挫败，都为时间这个死亡之神的神圣一触而不朽—没有任何活着的人能够改变它的一丝一毫。”

       失去了巴金的文坛失去了什么？苦痛的历史是孕育伟大文学作品的沃土。近代以来，我们民族的命运为伟大的文学作品提供了最丰厚最取用不竭也是最沉重的素材，然而，却始终没有诞生过可与之相配的伟大作品，甚至，今天看似热闹的文坛的成就，尚达不到当年青年巴金们曾达到的高度。

       刚刚颁布的诺贝尔文学奖今年再次与大陆中国作家失之交臂。在诺贝尔文学奖让中国文坛周期性心理泛酸，称其带有政治性倾向时，今天中国的作家们似已逐渐失了这个念想。可是，在评论诺贝尔文学奖缺少公正性时，难道不曾有过反省，今天的中国文学有几分是面向真实，面向民族内心的？古训有云：“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鹕，反求诸其身。”

       需要反求诸其身的，并不仅是今天整体日益浮躁、媚俗的文坛，不过，它却是一个民族精神面目的折射，是今天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投影。是什么使一个有着辜鸿铭称为拥有“深沉、博大、朴素”心灵的古老民族，变得肤浅、狭隘、功利起来？我们可以总结出无数的原因来，但是，历史记忆的栓塞，会使一个民族的心灵中断了从历史中获得养分的可能。

       并非只有“好的历史”才能提供养分。今天，神六的成功和我们取得的其他辉煌成就，如我们民族过去的文明成就一样，进入历史，可增益一个民族的自豪感和向心力。但是那些“不好的历史”同样是一个对民族有益的集体记忆，可能比“好的历史”更能滋养国运民心。即使以功利角度而论，也有“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我们不应当忘记历史上曾经的苦难、挫折和创伤，那是支付了无数鲜活的生命才换得的教训，我们没有理由要那些数字背后已经没有名字的亡魂永远淹没在历史中，甚至永远忘记他们。对一个民族而言，特别需要避免因遗忘历史而重复悲剧。对历史的遗忘，就意味着背叛。

       历史沉淀是塑造一个民族精神的大师。直面一切历史的民族，才是一个有健全精神的民族，才会有健全人格的公民。善于从历史的各种悲喜剧中总结，是一个民族深沉、博大的最重要因素。一个心灵浅薄和缺乏健全精神的民族很容易重蹈不幸往事的覆辙。

       那么，我们应当做的就是让一切历史进入历史。

       来源：凤凰周刊2005年第31期 总第20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