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歪曲了“宣传”一词的正确涵义

“宣传”，本来是个中性词，它本身不含有褒贬。“宣”是宣告，“传”是传播，就是把一件事情实事求是地“告诉大家”。

我小时候参加过“抗日宣传队”，上街、下乡宣讲、演出日本鬼子如何侵略中国，如何奸淫烧杀等等。没有人说我们是“胡说”。

但是近年来，“宣传”一词逐渐向“贬义词”靠拢。例如：“这样的话你别相信，那是‘宣传’。”在这里，“宣传”一词，几乎和“谎言”、“造谣”成了同义语了。

正面的“宣传”，为什么会变成负面的“谎言”呢？原因就是近年来从事宣传工作的同志，也许是出于“好心”，也许是出于“领导的压力”，总喜欢把事实“扩大一点儿”、“再扩大一点儿”，层层价码的结果，于是“小老鼠就变成大象”——不可信了。

最典型的例子，当然是1958年“大跃进”中的粮食亩产“放卫星”。在江南，解放前比较好的土地，一亩水稻最高能产一千斤。解放以后，如果普遍能够做到亩产双千斤，其实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上级领导”或者“宣传工作者”总嫌“两千斤”的数目太小，于是层层加码，成倍地往上翻。到了“大跃进”岁月，口号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科学家则说：“解放了的生产力，是不能用科学计算的。”于是中央提出了“力争五千斤”，省里就要求一万斤，地区就要求两万斤，县里要求四万斤，区里就敢要八万斤，到了公社里，自然就十万斤、二十万斤地胡吹了。完不成任务怎么办？只好被逼“公开地”弄虚作假。——这些往事，五十岁以上的人，应该记忆犹新吧？

“大跃进”大吹牛的惨痛教训，在某些领导人或者“宣传工作者”的脑子里，可能已经逐渐淡忘了。或者说，今天在任的领导人或者“宣传工作者”，大都是1958年以后出生的中年人，根本就没学过、或不允许学那一段历史。因此脑子一热，张嘴就是“说大话”、“讲假话”，还美其名曰“我这是在为党做宣传”，于是“宣传就是吹牛”的老毛病，不是“旧病复发”，就是“新病又生”；其实，他们所“兢兢业业”地做的工作，不是在为党宣传，恰恰是走到了“宣传”的反面：起的是“吹牛”、“说谎”的作用。明明是一件有“十分”成绩的大好事，他们愣想说成是“一百分”、“一千分”、甚至“一万分”；这样一宣传，结果适得其反，连原来的十分人家也不相信了。

下面不妨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让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成陪地增长，让中国人有了“吃饱肚子”的可能，这样的功绩，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不会忘记他，是应该大书特书的，何况他本人的人品的高尚，不愧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恰如其份”地宣传他，让吃饱了肚子的人知道自己的“不饿肚子”，都是出于袁隆平的功劳，这有什么不好？

但是偏偏就有这样一些人，总喜欢“说过头话”，明明是一件“可信”的事情，让这些“宣传家”一宣传，反而成为“不可信”了。你说可惜不可惜？可气不可气？

你听：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有一个专题，叫做《科学改变世界》，居然振振有词地描绘说：“在10年里，袁隆平做了十几万次的试验……”

这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就会做的算术题：10年里做十几万次试验，平均每年要做一万几千次，每月要做一千几百次，也就是说：每天要做30～40次！这可是“水稻增产”试验，不是“化学反应”试验，请问哪一个“农学家”能像“化学家”那样一天在实验田里做30～40次试验？这显然是“宣传家”在信口开河！

就算这是“口误”，就算这是“宣传家”不懂农业试验，说了“外行话”了；那么请听听同一个专题报道中说的这句话：“杂交结束了水稻7000年来不能增产的历史……”

也就是说：人类自从史前种植水稻开始(在亚洲是越南人开始种植，在中国是先秦的越国人也就是浙江人开始从越南引进)直至上世纪70年代（袁隆平的）杂交水稻问世，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始终都维持在7000年前的水平。这是真实的的情况吗？合乎事物发展的实际吗？此论至少与我国自上世纪50年代未开始的水稻矮杆化育种大幅度提升水稻单产的事实不符，更与国际上自上世纪60年代掀起的培育半矮杆水稻的绿色革命事实不符。

7000年不能增产肯定是胡说八道。除了狭义的杂交水稻之外，还有其它不符合这个定义的杂交水稻也增产了。这样的宣传，显然是用贬低甚至抹杀别人贡献的方式来抬高“宣传家”们要捧的人。

此外，《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一书中还有多处虚构的、夸大事实的地方，刻意宣称是“袁隆平发明了杂交水稻”，甚至称他为继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后的第五大发明。该书中“为了人类不再饥饿的未来”一节说：“这篇《水稻的雄性不育性》发表在1966年2月28日中国科学院主办的《科学通报》第17卷第4期上。这是国内外第一篇论述水稻的雄性不育的论文，也是人类第一次发现并用文字表达水稻的这一生殖病态特征，指出了它巨大的利用价值......”

从学术层面上讲，追根溯源，事实却是：杂交水稻并不是袁隆平的发明，也不是中国人的发明——虽然中国人在发展杂交水稻过程中做出了自己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袁隆平并不是“杂交水稻之父”。

事实是：早在上世纪20年代，美国人就发现了水稻雄性不育现象；1926年，中国的丁颖就育成了杂交水稻；……

从在国际粮农组织网站找到的数据看，说袁隆平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是“人类第一次发现并用文字表达水稻的这一生殖病态特征”显然不对，因为即使在那个网站上，也清楚地说明：“1926-Heterosis in rice reported”。这里说的Heterosis in rice，肯定就是指的这种杂交水稻的特征。由此可证：这种特征，不是袁隆平第一次发现的。

我这样说，一点儿也没有贬低袁隆平先生的意思，而是很有贬低我们这些“不善于宣传的宣传家”的意思。要知道：谎言一经戳穿，连原有的光辉成就，也被你所“抹黑”，不但不能起到“宣传”的作用，反而授人以柄，起到“反宣传”的作用。

——吴越根据报道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