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兄弟姊妹的社会

没有兄弟姊妹的社会

张五常

近几年来，中国实施严厉的生育管制，希望能减少人口的增长。据我个人访问所得，外间传说关于中国强迫节育的极端手段，大都是真实的。在中国，除了在很特别的情况下，一对夫妇只能有一个孩子。被强迫堕胎的例子多的是。长此下去，二十年后，中国的青年都没有兄弟姊妺。再过些时日，所有的人都没有叔、伯、姑、表——除父母以外，每个人都是举目无亲！ 

我对心理学一无所知，因此不敢推论一个在成长时没有兄弟姊妺、长大后举目无亲的人会是怎样的。我对社会学也没有研究，所以不敢对中国将来男多女少的社会问题下判断。因为重男轻女的旧习仍在，父母对女婴缺乏照顾而造成有意或无意的杀婴的例子很多。 

这个「一家一孩」政策，若被坚持下去，是有着一些明显的长远效果：例如孤儿院及老人院将来会在中国林立，是可以肯定的。我本想找一些人寿保险的数据，给将来中国孤、老院的数量作估计，但因为时间不够，就搁置了。 

血浓于水减少交易费用

我不明白为什么研究人口的经济学者，到今时今日还不对中国的人口政策作些有分量的分析。虽然在职业上的研究我从来没有涉及人口问题，但一想之下，我发觉没有兄弟姊妺对经济的不良影响，可以写一本书。因为篇幅所限，在这篇文章里，我只能大要地用交易费用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 

且让我首先指出，经济学上所用的自利假设，是不仅限于个人本身——亲属的照顾也是「自利」。经济学鼻祖史密斯及现代的贝加（G.Becker, 1930-），都同意血浓于水的重要性。父母为自己的孩子前途苦干，可能比为自己更甚；兄弟姊妺之间的关心，一般而言，要比朋友之间的来得密切。正如史密斯所说，我们不能长久地靠兄弟的援助生活，但短暂的依靠，却是可以的。 

在社会里，生产需要合作，交易需要信用，资本不足需要支持。但在我们所知的任何社会里，合作的人可以卸责，订了合约可以反悔，筹资可以赊借无门。这些困难，都是因为有交易费用的存在而起的。一个孩子长大了，要找一点本钱，做一点小生意，双亲不在或是贫困，难道银行会借钱给他吗？亏了本又怎么样？到兄弟姊妺或亲戚处求援，往往是最有效的办法。一个青年要求学，学费何来？就算是政府免了学费，日常的生活费又怎么办？若要政府供给一切，「大锅饭」的经验又怎样了？亲属照顾不了，难道可以靠朋友吗？亲属的协助，是不可忽略的。 

一个人要靠任何人的长期经济援助，难有什么大作为。但假若一个人知道自己若是作了错误的判断，失败了，可以暂时依靠一个亲属的援助，因而还有翻身的机会，他的上进心态就大为不同。一些值得冒险的生意或专业投资，有了一点血统关系的依靠，尝试的机会就大了。这好比一个跳高的人，知道跌下去时有软垫，不会死伤，他是会跳得较高的。 

假若社会没有交易费用，情况就不同了。借钱的人一定言而有信，做生意或专业投资的成败可以买保险，周转不灵的人就大可以跑到银行或朋友那里借钱。因为还债有了保障，将钱借出的也就乐于赚点利息。亲属的援助就变得无足轻重了。但交易费用往往是高昂的，所以亲属的暂时援助就成了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血浓于水的关系的形成，并不是因为人一生下来，就懂得怎样分辨谁是兄弟、谁是朋友。这关系的形成，是因为父母对自己的儿女有偏爱，希望他们长大后能有较安定的生活，所以在教育儿女的过程中，就强调了兄弟姊妺要互相扶助，彼此照顾。血统的区别也就有了界定。当然，一般的父母是不知道交易费用的各种含意；他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懂得兄弟姊妺互助的好处。久而久之，「血统教育」就成了社会习惯。 

家庭公司是重要的制度安排

在一个理想的共产制度里，互助团结的教育是被推广到同志之间。事实上，为了要将互助团结「社会」化，毛泽东不惜将家族关系粉碎！其效果怎样是不堪回首的。要父母视他人的孩子如己出，已是无法办到；要国家、干部推行人民的互爱互助，更是无稽。也许在「文革」之后，中国的执政者忽略了家族关系的重要性，所以为了要管制人口，一家一孩的政策就被严厉地推行。 

高斯始创的公司原理，在近代经济学大行其道。这原理有一个重要而常被忽略了的含意：家庭是一个可以大量节省交易费用的生产单位。简单来说，高斯指出市场上的交易费用，尤其是议订价格的费用，是不小的。公司的形成，以主事人决定及指导资源的使用，可以避去用价格的直接指引。公司于是就代替了市场。在私产制度里，每个人都可选择自行生产，利用市价的讯息，或跟他人组合而成公司，让他人指导或指导他人。公司与市场的选择，决定于那一种安排能有较低的交易费用，使生产收入增加。家庭是一种公司的形式。多了这一个选择，交易费用就多了一个可以被节省的机会。假若每家只有一个孩子，这个「公司」选择就少了一种极为普遍而重要的形式，社会的交易费用就会被提高了。 

我们不要以为大公司、大企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现象，就把家庭式小公司的价值低估了。在经济发达的香港，家庭式小公司不计其数。每一间大公司的成员，大都同时是一间或几间家庭式小公司的成员。这些小公司本着血统关系，省去了很多手续，连合约也免了，所以在表面看来是没有公司的存在的。但家族关系其实是一种合约关系。因为血浓于水，心照不宣，议定合约的交易费用就一概免了。假若香港的大公司没有无数小公司的辅助，其效果是不堪设想的。 

人口论的大错

 毛泽东一句「人多好办事」，国家就大事奖赏生儿育女，使中国人口暴增。虽然「大跃进」及「文革」害死了很多人，但中国现在的人口还是要比一九四八年多了一倍以上。既来之，则安之。但人口的增长是否要控制呢？若要控制，又应该要用什么办法呢？ 

马寅初的人口理论，脱不了马尔萨斯（T.Malthus）的范围，一无是处。这一个「僧多粥少」的老生常谈，有两个大漏洞。第一，知识资源（human capital）的增长，可使「粥少」变成「粥多」。第二，生育多少是一个选择，而决定这选择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父母所要付出的代价。

我在《卖桔者言》中曾屡次强调，人类最有价值的资产就是人，而在人之中，除了相貌及劳力外，所余的重要资产就是天分与知识。天分是与生俱来——在这方面中国人绝不后人——要加以发挥就要藉一个好制度。知识是投资所得，而促长知识投资也是需要有一个好制度。 

很明显，中国目前的人满之患并不是人多，而是知识低，天分受制度所限而不能大量发挥。要是中国的人能有香港人的知识，再多一倍又何足惧哉？日本的人口密度，虽比不上香港，却超过中国。日本人的生活水平，是远超马尔萨斯及马寅初所能想象的。 

我也曾屡次强调，在以私产为基础的自由市场下，每个人都可利用自己的天分，按照比较优胜定律，在专业知识上投资。香港的经济成就可不是侥幸的。但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以人才鼎盛而创造经济奇迹的香港，有一半以上的人是从大陆出来的。在知识投资上，制度不同就有天渊之别。

代价提升自然节育

中国若能彻底地改革了制度，知识投资的增长会暴升。同样重要的，就是改了制度，使时间的价值提升，生育孩子的代价就增加了。因为时间的市场价值提高，增加了父母生育的「机会成本」，使他们自动节育，是最理想的节育办法。美国及香港都有同一的经验——虽然这些地方因为移民多而大量增加了人口。

彻底地改革制度，中国的人口问题就会自动地解决。在改革期间，政府若要施行过渡性的节育管制，「一家一孩」是下策。若中国的执政者认为人口增长是非管不可，他们不妨考虑向要多生孩子的父母征收教育金，指定这些父母要将这教育金投资在孩子的教育上。这项征收会压制生育的意向，会减少政府的教育负担，也会促长了孩子的知识资产。

要取缔目前的「一家一孩」政策是迫不及待的。这政策若再施行几年——最多不会超过十年——上文提出的因为没有兄弟姊妺而引起的不良效果就难以补救。「一家一孩」是一个有着长远潜伏性的恶疾：目前的恶性效果并不明显——在短期内甚至还有可取之处——但若干年后疾发，就无药可救了！

没有兄弟姊妺的社会是一个勇敢的新世界！比起赫胥黎（A.Huxley）笔下的《勇敢新世界》（The Brave New World），可能还要恐怖！

附录：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九日覆读者

拙作《没有兄弟姊妺的社会》发表后，引起相当广泛的议论，反应之热烈，仅次于《贪污的后患》。在众多的读者反应中，《信报》于四月十四日刊登「说真话」和「锺老九」的批评，显然是对该文有误解。这里附录当时回答二位读者的主要论点，希望有助其它读者较全面地理解《没有兄弟姊妺的社会》一文的原意。

一、我从来没有建议中国要增加人口，也没有反对若有妙计，人口是不妨减少的——虽然我认为「僧多粥少」的论调是浅见，也是大幅度地言过其实。我反对的是「一家一孩」的政策，因为我肯定一个举目无亲的社会是不堪设想的。更令我担忧的，就是这个无药可救的「无亲」后患，要到若干年后才会显现出来。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要大声疾呼。

二、我想不到有什么直接控制人口的办法是可以接受的。困难的所在，就是人还是人。要是人是畜牲或是植物，解决的办法多的是：选出「不良」的一刀杀了，干净利落！我也不能同意新加坡的优生学观点，反对或禁止学识低的人生育孩子。说真话先生用畜牲所作的比喻，我是不敢苟同的。

三、间接的控制人口办法，例如我在五年前提出的买卖生育权及最近提出的征收教育金，都远比「一家一孩」或任何其它直接控制的办法好。这是因为在间接的控制下，人民还可以作选择——「爱」还可以被选择！说先生所提出的老人院办法，忽略了老人院是要费用的。

四、我不是赞成我自己提议的间接人口控制——在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情况下，这些「间接控制」可以考虑。我赞成的是加速改进制度，增加父母生育的机会成本，让他们自动选择生育较少的孩子。锺先生显然是不同意生育孩子是一个选择决定。但关于这个选择的分析与实证，近二十年来杰出的文章不胜枚举。自由选择可决定生育多少是不容再争辩的。

五、说先生以为资本主义是「个体化」，社会共产主义才是「集体化」，所以「一家一孩」是没有不良的经济影响。这观点是不对的。任何社会都一定是「集体」的，问题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要怎样处理。市场是处理这关系的一个有奇效的办法。很多人认为我是信奉市场的完善。这也是不对的。从事市场研究二十多年，我深知市场的缺点。我不是因为市场之能而反对控制人口，而是因为市场之不能而反对没有兄弟姊妺的社会。

六、锺先生的人口数字没有错，但忽略了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奇高，是因为中国曾经大事奖赏生育儿女，也忽略了在七九至八一年间中国试行的人口管制及政策言论，风声鹤唳，使人民有抢先生育的意向。在五年前我就推断了中国会有有意无意地杀婴，会有男多女少，及在短期内人口会不减反升的现象。

七、我以为说、锺二位读者跟我的观点最基本的不同，可能是因为大家有着不明言的不同假设。他们似乎是假设了共产还是共产，或是假设中国的制度就是现在的制度。我写的文章，是假设中国现在的制度只是过渡性的，有可能变得远比现在好。假若我是假设中国的制度是不可能变得更好的话，我这一系列文章就一篇也写不出来了。

二○○二年后记

有这样的一个真实故事。一九九五年六月，我和太太跟周安桥到西安去。天大热，到了武则天的乾陵，我们跑到一处有帐蓬的地方歇息，买汽水喝。我正在喝，一位大约七岁的女孩，蓬首垢脸，伸出满是污泥的小手，向我要钱。虽然她面上也全是污泥，但笑得天真，使我看得出洗干净了会是一位聪明美丽的女孩子。

我给了她五元人民币。她拿去交给父母后，又跑来向我伸出那污黑的小手。我说：「不是已给了你五元吗？」她摇摇头，用手指着我喝的汽水。我于是买了三罐给她，是要请她的父母一起喝的。她把汽水交给父母，又再跑到我的面前，指着我手上的汽水。我问：「还要我多买吗？」她摇摇头，手还是指着。

我不明白了，望着她的父母。做母亲的说：「她要的是你喝完汽水的罐子，可以卖一角钱。」这样，我和太太就与女孩的父母倾谈起来了。太太说女孩洗干净了会很漂亮，殊不知父亲回应道：「我们有八个孩子，这是老六，你们喜欢可以拿去！」周安桥在旁听着，很以为然，要带女孩到酒店洗个干净。

女孩的父亲见我太太有点心动，坚称送「礼」是诚意，不取分文。我想到收养的手续繁复，就婉却了。回香港后，太太用她取得的女孩地址（是小村屋要经转递的），写了一封信，附着一百元人民币，寄给女孩。没有回音。后来太太在上海再寄一信，也没有回音。再后来地址遗失了。

中国推行的一家一孩政策，今天仍在，但从上述的故事可见，不同地方的约束，宽、紧不同。这些年来，城市管得比较紧，农村管得比较宽。长此发展下去，孩子的教育在比例上是不利的。

目前的情况还有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那所谓比较「宽」的处理，是鞭长莫及，或走后门，给地方官员一点好处而作看不见。但据说这样「宽」生下来的孩子是拿不到「户口」的。没有户口，求学无门，医疗无着，而孩子长大后行动不便。不准生的静静地生了下来，是生命，难道政府要杀了这些无「户」之人？若让这些人活下去，怎可以不承认他们是中国人，给予中国人应有的利益或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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