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金：农村改革开放30年的喜与忧

［ 作者：李昌金   来源：中国乡村发现网（作者授权发布）   点击数：579   时间：2008-11-28   录入：桂子山 ］
农村------我“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的地方。30年前，从农校毕业的我，背起行囊到人民公社报到，从此成了一名被农民称为“父母官”的“公社干部”。头戴草帽、身背黄背包、脚穿解放鞋。背包里放一个笔记本和一个装有毛巾、牙膏、牙刷的塑料袋（有时也把毛巾绑在背带上），身上带好提前换好零钱、零粮票（吃派饭用，每顿四两粮票，钱早餐一毛五分，中晚餐各一毛七分）……，这便是我新角色的行头，也是“公社干部” 的标准形象。从那时起，我开始了与农民为伍、与大山为伴的人生经历。30年来，我几乎经历了农村改革开放的全过程，见证了农村几十年来的苍桑巨变，感受了农民几十年来的喜恕哀乐。我喜见农村的发展、农民的富裕，但更让我刻骨铭心的还是农民-----这个社会底层最大弱势群体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痛苦与煎熬，以及忍辱负重为社会所作出贡献和牺牲……。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年，各种研究农村改革发展的文章让人应接不暇，关于农村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总结，学界权威们早已作出了高屋见瓴的解读和无可辨驳的结论。笔者愚陋，没有作出宏大和抽象结论的本领，只是想从农民日常生活的基本层面入手，以笔者几十年来在农村的观感，来说说对农村改革开放30年来的喜与忧。
喜，理所当然是农村矛盾的主要方面。从物质层面来看，30年来的农村发展堪称中国五千年来之最好时期。从大的方面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告别饥饿。中国的一个盛产饥荒的国度，历史上经历的饥荒不知其数，最近的一次饥荒------“三年自然灾害”，至今仍历历在目。我家共有十姊妹，有三个因为疾病和饥饿死于那年月。小时候经常听大人们说，那时有人吃观音土，有人从养猪场偷猪饲料回家吃，有一次食堂加餐吃荞麦滋，由于平时饿得太狠，结果一顿吃得太多，给胀死了。我62年出生，那时饥荒已有好转，集体食堂也解散了，但吃薯渣、吃野菜仍是经常的事。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为解决粮食短缺问题进行了不懈努力。首先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水利建设，记得那年月，每到冬季家家户户都要派劳力去义务建水库、大坝和筑路，现在农村几乎所有的水利设施等都是那个时候修建的。经过多年努力，全国耕地的灌溉面积由1952年的1995.5万公顷（不足农地总面积20%），提升到1978年的4996.5万公顷，超过农地总面积的40%。其次是从无到有的化肥生产。1970年代，我国各地陆续建成一大批中小型化肥厂，1972年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以后，我国又迅速引进了13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这些装置到1979年绝大部分建成投产。其三是世界领先水平的杂交水稻技术。在1950年代完成了以籼稻良种矮杆化为标志的第一次“绿色革命”后， 1971年袁隆平开始研究杂交水稻， 1974年选配出强优势籼型杂交水稻组合并试种成功，1975年攻克制种技术关，1976年开始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使我国水稻单产实现了飞跃，为解决我国粮食短缺问题发挥了关键作用。有了这些物质与技术的积累和准备，又恰逢其时地迎来了农业生产关系的变革——1978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在全国推开，终于使困扰中国几代人的粮食短缺问题得到破解。1978年我国粮食总产为30475万吨，以后粮食连年增产，1984年粮食总产达到40730万吨，为第一个大丰收年，1990年粮食总产达到44625万吨，为第二个大丰收，1996年粮食总产达到50454万吨，也就是突破1万亿斤，首达到了人均粮食400公斤（人均粮食四百公斤为粮食安全的标准之一)，为第三个大丰收年，这一年成为标志性的一年。很多人把我国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的功劳完全归结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它不符合我国粮食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
二、 告别土屋。农民肚子问题得到解决之后，改善居住条件便成为接下来的目标。改革开放前，在南方农村房子基本上都是木结构或土坯房，实行家庭承包制后，粮食连年丰收，1984年为大丰收年，同时国家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50％），加上实行“超购加价”政策（加价30％—50％），农民收入大增，于是农村出现第一次“建房热”。这个时期所建的房大部分是砖木结构的房子。1994年，农产品全面涨价，农民外出打工人数也增加了，农民收入因此快速提高，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农村出现了第二次“建房热”。这个时期所建房开始转向砖混结构的房子。同时，以家用电器为代表的耐用消费品也大量普及农家。2004年农产品再次涨价，同时国家推出了一系列惠农政策，还有农民务工收入也有较大增长，农村出现了第三次“建房热”。这个时期，农民就地建房越来越少，很多都选择在乡镇或县城所在地建房，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则选择在县或市城购买商品房，另有少数农民选择在打工地购买商品房。现在农民所建的房子或购买商品房和城市居民的房子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过去农民总羡慕城里人住漂亮房子，现在自己也终于有了同样的房子，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彩电冰箱、洗衣机摩托车等已是很平常、很普通了。
三、 告别卑贱。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封闭的社会，作为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要向上层流动几乎是不可能的，可以说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世界，它们之间横置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过去农民把自己称为“红脚都”（脚都为俗语，意为小腿），城里人为“白脚都”，在那年月“白脚都”吃 “红脚都”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了。那时的农民不要说当干部、做知识分子，就是到城里“吃居民”当工人都是不敢想像的。人民公社时期农忙季节，城里工人都要到农村支援春插、双抢，吃饭也是派到农民家里，这些城里的工人着实让农民羡慕得要死。于是，农村青年小伙子把这辈子能当上工人当成是最大的希望，而年长的农民则只能把这种希望寄托在说下辈子了，农村姑娘嫁给城里“吃居民”无疑是最让人羡慕的事了。因此，1980年代农转非的指标就像是天上掉下来的救星，弄一个指标比登天都难，没有特殊的关系花再多钱也买不到。后来一些地方以城市扩容的名义公开卖农转非指标，价格在10000元左右，到1990年代上中期，下降为5000元左右，而到19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为2000元左右，目前只要500元左右，不过已很少有人买了，有些地方甚至出现逆向流动，即已是商品粮转回农业粮。这种“农转非”指标的买卖，看起来这更像是一种封建社会的赎身，这一买一卖直接体现了一种生而不平等。不过从农转非指标卖价的不断走低的行情，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进步。过去市民与农民在入学、参军、就业等存在天壤之别，现在这种差别已很小了，农民与大城市居民或许还有不小的差别，但与市县级居民差别已非常小了，甚至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了，因此有学者还卖力叫喊取消城乡户籍二元制，其实此举并非农民真正需要的。这些年来，许多农民通过进城打工或创业，成了大大小小的老板，有的走上公司管理岗位，这些富裕起来的农民盖起了漂亮的房子，有的还买了小轿车，现在还有谁敢鄙视他们？人们突然间发现，贫穷卑贱标签已不再完全属于农民了，过去天天讲却实现不了的缩小工农差别，在不经意间、在政府无为而治后却不期而至！
说完了喜，再来道忧。农村改革开放30年来，在社会经济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亦带来了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空白。从某个视角来看，农村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过程，可以说也是一个去政治化和去集体化的过程。去政治化从淡化意识形态方面来说不无好处，但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弱化来看就只有坏处了。这些年来，农村的组织和制度一直处在不断消解的过程当中，农民又重新回到了一盘散砂的历史常态。村民自治既没有改变既往的权力运行逻辑，也没让农民获得当家作主的感觉，相反，村民自治让农民在改革开放前30年形成的“当家作主”感觉慢慢消失了；选举并没有让农民中的优秀分子进入干部队伍，相反，不良分子却乘虚而入。无怪乎农村老党员直言：村民自治、村民选举是假的，没有什么意义。收税时代干群关系紧张已为无税时代干群关系疏离所取代。不收税没有博奕、没有了利益互动，他们成了陌生人、过路人。我老家村民小组，300多亩良田全是上等好田，过去年年种绿肥，土壤松软、肥沃，农民称之为“海绵土”、“肉土”，而且旱涝保收，水库有水放水库的水，水库没水用排灌站从河里抽水，涝时通过发达的排水沟迅速排水。土地承包到户后，绿肥没人种了，排灌沟渠或被阻塞了或被农民填了扩大承包面积，如此土壤板结了、渍水了，过去能打千斤粮，现在只有七八百斤，还要用很化肥农药。更要命的是，水库废了、排灌站坏了，由于抽水费用分摊达不成协议，乡村干部又不管这事，于是河流近在咫尺，却没有办法抽水，因此只好一家户一花一千多块钱打井抽水，田少的农户干脆抛荒算了。还有农技服务没了，人民公社时期及恢复乡镇建制初期，通常乡里只设一名农技干部，再设几个农民身份的种子员、植保员、兽医员、农机员、农经员等，效果非常好。改革开放后，乡里七员八变成七所八站，农技员的泥饭碗变成了铁饭碗，农技员吃上皇粮没了后顾之忧，也就没了做农技服务的动力。一些农村出现所谓灰化现象，“打流的”摇身一变成了村干部，农村一些矛盾纠纷，政府干部处理不了，靠社会上“打流的”来摆平。现在农民国家集体观念消失了，只想自己如何发财，各顾各的，亡了国、败了村对他无所谓。于是各种损公肥私、损人利已的现象司空见惯，也没有管了。农民说，这样下去国家削弱了、农民思想分散了，国家会败了的。
二、精神空虚。过去农村文化生活非常丰富，那时城里的文艺工作者经常下到农村，白天和农民一起下田劳动，晚上组织农民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同时一些地方戏也很兴旺。同时，那时政府十分重视在政治上对农民进行表彰奖励，如每年都有评先评模、评三八红旗手等，使农民有政治荣誉感和自豪感。所以尽管那时物质生活很匮乏，但人们的精神生活还是非常充实和愉快，集体生活让农民有了归属感和生活的意义。我大姐在人民公社时期就是公社的“名人”，参加集体劳动是一把好手，许多男劳力都敌不过她，因此得到过许多奖励，同时文娱活动也是活跃分子，经常到村里和公社表演。土地承包到户后，农民的活动范围限于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公共活动空间消失了，城里的文化者工作者也不再下乡了（文化“三下乡”在很多情况下只是在糟蹋纳税人的钱）。同时，政府的精神文明建设也越来越少了，过去传统的价值观正在丧失，新的价值观没有形成，过去丑成了美的，过去美变成丑的，正风得不一发扬，邪气得不压制。如老年人得不到尊重，不孝敬老人甚至虐待老人的现象非常普遍，而且这种现象得不到纠正。我有亲戚80多岁，身体非常健康，一顿喝半斤白酒没有任何问题，他生有两儿一女，但近一二十年总为赡养问题和子女吵闹，几个子女都嫌弃老人，把赡养老人当成负担，因此老人经常吃不饱、吃不好，生活过得很是凄惨。后来老人中风，没上医院，老人自己弄点草药，竟也慢慢恢复了一些，还能住拐仗行走，再后来摔了一跤，殿部骨折，几个子女不愿花钱送到医院去治疗，于是只有躺在床上，健康时都不愿服侍，病在床上更没人管了，甚至盼他早点死去。因此，为了让他减少排泄物，也为了让他早点死去，子女们有意少给他吃，甚至不给他吃，给他吃也只是盛点饭丢在床边，管他爱吃不吃。由于没有吃和没人翻身换洗，老人背部很快生疮溃烂，然后长出许多蛆，没多久就死掉了，可以说老人完全是饿死和烂死的，如果子女孝顺，治好病再活一二十年是没有问题的。问题的关键是农村出现这种子女不孝的现像没有人来管。因此这些年来，农民尽管物质生活好了，但总感觉少了什么，总感觉生活得不开心、不快活，感受不到人生意义。由此，人们不禁发出这样疑问：我们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什么？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什么？
三、资源透支。首先是耕地数量减少和质量将下降。一是乱征滥占耕地现象不止。全国各地竞相大搞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平均每天差不多有一万亩我们祖辈世代精耕细作改良过来的良田毁灭在轰隆隆的推土机之下。农民个人建房“零打细敲”占用耕地每年也在100---150万亩，而与此同时，农村大量的旧房和空地却闲置着，出现了所谓的“空心村”和“烂心村”。据江西省抚州市委政研室2005年的一项调查，被调查的15个村共有闲置旧房面积50877。6平方米，空闲地131016平方米，两项合计181893。6平方米（272。84亩），户均91。41平方米，人均22。08平方米。按此标准推算，抚州全市农村闲置土地至少在12万亩以上，全国则至少在2000万亩以上。另外，由于退耕还林工作中的偏差，导致全国近2000万亩良田被毁。二是永久性和暂时性抛荒。永久性抛荒主要有过去靠天然山泉的灌溉农田因树木过伐泉水桔竭而荒废，还有过去居住在大山里的村民，因为生产生活条件恶劣而单户或集体搬出大山。暂时性抛荒主要是青壮年外出打工不种田，还有就是水利设施损毁而村民又不能就维修、运转费用达成协议只有暂时抛荒。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估计，到2007年10月，全国抛荒耕地在9000万亩左右。江西省宜黄县全县26万多亩耕地中，近年来全年性抛荒的保守估计达到12％，个别的村庄抛荒面积可能高达70%。三是地力持续下降。在南方稻区，过去每到春天田野绿油油一片，稍后紫云英花开又变成花的海洋，再加上青蛙鸣叫声，好一幅春意盎然的画卷，它给人们带来了春天气息和丰收希望……，然而这幅画画卷止于家庭承包制推行。现在的农田被称为“卫生田”，因为不种绿肥也不施农家肥（多数农民已不养猪了），完全依靠化肥。江西省单位耕地的化肥施用量（折纯量）2000年比1984年增加18。7（公斤/亩），年平均增加3。12公斤。江西省宜黄县全县化肥用量，1986年为11965吨，2005年为17987吨，增长66。5%；农药使用量，1995年为204吨，每亩用量为0。59公斤，2005年全县农药总用量为541吨，每亩用量为1。91公斤，10年增长37。71%。化肥、农药使用量大大增加，但粮食产量却没有上去。生态破坏导致的水土流失也是造成地力下降的原因之一。四是土壤污染。大量使用化肥农药以及金属污染、工业“三废”污染等导致许多耕地被污染，严重影响了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受到污染的耕地达到1。85亿亩，占耕地总面积的10%。其他还有森林桔竭对带来的生态的破坏产生的还有水土流失、泥石流、野生动物锐减、农作物害虫天敌减少、病虫危害日益严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