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健勇:《和平崛起：现实还是幻象？》

《和平崛起：现实还是幻象？》
岳健勇
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6年2月号 总第九十三期
[提要]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奠定了中国崛起的基础，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经济增长没有带来工业化的实质性进步，反而扩大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现代化水平上的差距，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对国际体系的依附。中国希望通过与国际体系的合作，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格局，以图在国际体系的框架内实现“和平崛起”。 问题在于，缺乏工业化支持的经济规模的片面扩大难以增强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谈判能力和权力地位，为中国崛起奠定不可逆转的坚实的基础；而且，即便中国无意挑战现存国际体系的基本秩序，要维持经济的“贫困式”增长也必将使中国遭遇资源和市场的瓶颈，从而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发生冲突。因此，所谓的“和平崛起”不过是个不切实际的一相情愿的幻觉。
一、“和平崛起”：不同的解读
中国自2001年12月加入世贸组织（WTO）以来，经济出现持续高速增长，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的规模急剧扩大，这既增强了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也对国际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与此同时，中国的军费支出也在持续增加，“中国崛起”（The Rise of China）因而成为举世关注的热点。
中国正在崛起吗？这一点似乎已无太多疑问 ，那么“中国崛起”意味着什么？美日等西方国家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必然会像一次大战前的德意志第二帝国那样，凭借工业化的经济实力，通过军备扩张，向国际体系发起挑战 。中国国内的多数观点则认为，中国是经济全球化和现行国际体系的受益者，保持与美国的合作性伙伴关系、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对维持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中国官方理论家竭力向美国说明，中国深受资源短缺、环境压力以及国内社会冲突的困扰，最关注的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内政问题；中国尊重美国为东亚秩序的保障者，无意于寻求霸权或支配世界事务；中国将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以贸易和投资等和平手段来获取世界资源，并通过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为“国际社会带来更多的机会而不是威胁”，以此实现“和平崛起”（peaceful rise） 。
美国对此做出反应，指出，许多国家都希望中国走“和平崛起”之路，但没有哪个国家会因此拿自己的未来做赌注；美国的市场对中国的发展利益攸关，警告中国不要把美国市场对中国的开放看作理所当然；中国为了能源利益与苏丹、伊朗等国合作有损中国的道义形象，敦促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responsible stakeholder），并开放国内政治 。这表明，美国并没有接受中国的说辞，把中国的崛起看成是“和平”的。相反，美国“欢迎”中国和平崛起所内含的条件与中国内外政策的底线存在难以弥和的距离，因而“中国崛起”在美国看来其实就是“中国威胁”。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心还受到国内占主导地位的新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强烈影响，该理论认为，国家间为谋求权力最大化而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新兴国家为取得与自身经济实力相称的国际地位，必然要向“霸权国”发起挑战。因此，中国崛起不论是否通过和平方式来实现，都将被美国视作威胁 。
但是就目前阶段而言，把中国与一战前的德国相提并论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首先，两者的经济地位不同，德国在一战前已经完成工业化，经济实力已超过英国而仅次于美国，具有很强的资本和技术输出能力，在中欧、中近东和拉美国家中有很大的政治经济影响。中国虽然在经济规模上已居于世界前列，但离工业化的目标尚远，在工业技术和国家现代化总体水平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其次，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一战前的德国处在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多极世界，作为单独一极的德国具有打破欧洲均势，征服整个欧洲的愿望和能力；而中国正处在一个由美国占据全面优势地位的一极体系内，中国既无愿望，也完全不具备与美国全面抗衡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
这一显而易见的差别不可能不为西方国家的战略家们所洞察，但是，强调“中国威胁”在任何意义上都有利于美国对中国采取战略遏制态势，甚至先发制人的行动，从而迫使中国除了在国际体系内接受美国的领导地位外，别无其他选择。换言之，中国谋求和平崛起的空间是有限度的，将受到美国主导下的单极国际体系越来越强有力的约束，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一再强调要在经济和政治上把中国彻底纳入国际体系的原因所在 。令人不解的是，中国也反复强调融入国际经济政治体系的极端重要性，将之看作是实现“和平崛起”的根本途径。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奇怪的国际政治现象？答案显然只能从“中国崛起”本身去找。
二、“中国崛起”的基础：经济增长
“中国崛起”之说最早见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当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经济总量的世界排名不断跃前。有西方学者曾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仅仅与中等国家的巴西相当，在国际政治中无足轻重 。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之后，情况发生了质的变化，首先，中国与世界经济融合的步伐大大加快，在全球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发展速度遥遥领先。迄今，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已升至世界第四位（中国2005年完成经济普查后新调整的数字），国际贸易额则跃居第三位，外汇储备仅次于日本。
其次，由于国内资源缺口不断扩大，中国从海外大量进口能源和原材料，进口量的急剧增加对世界资源供求结构、乃至全球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中国与美日等发达国家在战略性资源上的利益冲突日益表面化。为确保能源供应，中国在最近几年的时间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在中亚、拉美以及非洲等富产资源的国家进行投资，政治影响亦随之上升。第三，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高度开放产生的“溢出”效应，密切了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东盟对中国的敌意大大降低，中国在东盟的影响相应扩大，中国“睦邻、安邻、富邻”的多边化新亚洲政策在东南亚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些动向表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对世界经济和政治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力，这是“中国崛起”为国际社会所共同认知的根本原因。
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不是具有可持续性？中国以贸易和投资方式获取世界资源能否确保无虞？鉴于中国能源需求的刚性特征 ，如果中国与发达国家在获取世界资源上的矛盾无法调和，“和平崛起”的进程必将中断，届时受到国际体系重重束缚的中国将何以应对？为什么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极大好处”的国际体系最终反而可能摧毁中国经济或其自身？所有这些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内涵究竟是什么？！
三、经济增长的实质
与大多数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不是来自国内消费。从90年代以来，由于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导致社会整体购买力下降，消费需求的增长十分缓慢，消费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只有50%上下 ，因而主要依靠投资扩张和出口贸易来推动经济增长。中国正处在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制造业既是工业化的载体，又是承担社会就业的主要部门，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制造业 。然而，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表象下，中国本国的正规制造业因受到外资及本国非正规制造业“替代效应”的强大压力，发展规模却相对萎缩，在整个90年代，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去工业化”（工业化徘徊不前）的明显趋势 。
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全球化 ，恰恰能够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来源。从2001年以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纷纷把制造业迁移到中国，这显然有助于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 。但是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主要动机并不是占领国内的消费市场 ，而是在90年代末已基本完成对中国市场控制的基础上 ，把中国作为超低成本的生产中心，向其控制下的全球市场大规模出口。这一策略十分成功，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近60%，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近90%已被外资控制（表一）；跨国公司通过中国市场实现了最佳方式的全球化运作，对中国产业形成了极大的竞争优势。
表一A：2005年1-12月中国进出口按企业性质分类统计（金额单位：亿美元）
2005年1-12月 出口 占比（%） 进口 占比（%） 贸易平衡
外资企业 4,442.1 58.3 3,875.1 58.7 567.0
国有企业 1,688.1 22.2 1,972.0 29.9 -283.9
其他企业其中: 集体企业私营企业 1,489.8365.11,122.3 19.54.814.7 754.1205.2539.8 11.43.18.2 735.7159.9582.5
本国企业(小计) 3,177.9 41.7 2,726.1 41.3 451.8
进出口总计 7,620.0 100.0 6,601.2 100.0 1,018.8
表一B：2005年1-12月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按企业性质分类统计（金额单位：亿美元）
2005年1-12月 出口 占比（%） 进口 占比（%） 贸易平衡
外资企业 1,920.0 88.0 1,579.8 79.9 340.2
国有企业 161.5 7.4 282.2 14.3 -120.7
集体企业 39.8 1.8 30.8 1.6 9.0
私营企业 61.1 2.8 83.4 4.2 -22.3
其他企业 0.059 0.0027 0.895 0.045 -0.84
本国企业(小计) 262.5 12.0 397.3 20.1 -134.8
进出口总计 2,182.5 100.0 1,977.1 100.0 205.4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统计，见中国商务部规划财务司数据库。
在外资企业巨大的竞争压力下，中国制造业实力不断下降 ，尤其是在制造业核心的装备制造上，国内集成电路的95％、高档数控机床的70％强、光电子制造设备的全部，轿车制造装备及纺织机械的70％依赖进口 。中国制造业的衰败直接导致了对本国高层次技术人才需求的萎缩，从而使社会整体的就业形势趋于严峻 。由于经济增长目标被高度政治化，国内社会危机的加重反而加剧了政策目标的紊乱和政府行为的短期化，造成国内资源配置的进一步扭曲（如房地产业的过度开发），使经济增长更加偏离工业化目标，并使宏观经济处于不稳定状态 。
中国经济增长与工业化的背离，以及经济政策对工业化目标的偏离，均透视出一个基本事实：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工业化已构成严重压制；受到世贸规则严格约束的中国政府几乎无法像冷战时期的日本和韩国那样对本国制造业实施产业振兴方针。日韩两国的工业化得益于冷战时期两极格局的国际体系提供的历史性机遇，美国出于遏制苏联的战略考虑，不但对这两个资本主义的东亚盟国单方面开放市场，并提供大量的资本和技术援助，还允许它们采取各种限制进口和外资等产业保护措施。中国虽然在冷战后期与美国结成战略同盟，但因为中国是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主义大国，不在美国控制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内，因而仍然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经济技术上的严厉防范 。
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单极国际体系建立，经济全球化遂成为必然 。经济全球化是美国在严密控制国际体系的基础上，对自由贸易和投资大力推动并加以规则化的产物，美国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是因为规则化的全球经济具有无法逆转的强大扩张惯性，最有利于垄断了规则制定权的美国发挥其经济技术优势。因此，美国在处理对华经济关系时，一方面继续保持对中国的高技术出口管制，另一方面又以其巨大的市场为诱饵，通过一轮又一轮的市场准入谈判，迫使中国开放国内市场。这一政策对中国的发展战略产生了强烈的诱导：中国要想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就必须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加入经济全球化。
在世界经济史上，后起的工业化国家无一遵循“比较优势”原则，无一不是依靠强有力的政府干预（美国和德国），或同时依托有利的国际环境实现技术赶超的（日本和韩国）。美国对此心知肚明，但利用中国市场化改革必然产生的对国际市场的强烈需求，以全球化这样的“和平”方式诱使中国进入并依附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显然比将苏联隔离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之外的办法要高明和有效得多，这正是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对中国采取的一贯的方针 。
因此，中国要在全面加入经济全球化并依托现存国际体系的条件下实现工业化，其难度之大是超乎想象的。目前，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的开放程度遥遥领先，甚至高于多数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国，但中国的综合竞争力、尤其是最关键的技术创新力却几乎排在世界主要大国的最末位（表二）。事实上，中国入世协定所确立的“全球公平竞争”框架已经把中国制造业全面挤压到了生产的低端，在进口和外资的双重夹逼下，中国制造业的大部分只能从事低技术生产 ，因而，在这种表面上“双赢”合作的全球化国际分工中，中国制造业的价值所得极其微薄 ，根本无力大规模增加研究与开发（R&D）投入，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这势必将导致中国与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技术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表三），使中国经济无法摆脱对外国资本和技术越来越严重的依赖，这一趋势如果不能及时扭转，中国实现技术赶超和工业化的希望将成为泡影。
表二：综合竞争力2005排名（世界前25大经济体）- 表中列出的是主要的大国
国别 综合排名 宏观经济稳定性 企业竞争力 技术创新 企业投资 人力资本 市场开放度
美国 1 1 2 2 5 2 22
德国 5 4 15 6 16 7 15
英国 6 5 4 12 12 10 12
日本 8 22 21 21 5 11 24
法国 12 3 22 9 22 20 19
韩国 13 15 11 15 17 5 5
印度 22 23 24 21 19 27 23
中国 24 24 12 25 21 25 9
俄罗斯 25 25 24 24 14 -- --
资料来源：德勤（英国）2005研究报告
*市场开放度高于中国的前8个国家是：爱尔兰、比利时、荷兰、奥地利、韩国、瑞典、芬兰、加拿大。
表三：R&D世界前八位排名（以R&D全球1000指数的企业数衡量）
排名 国别/地区 占全球R&D的比重（%） 排名 国别/地区 占全球R&D的比重（%）
1 美国 42.0 6 瑞士 2.8
2 日本 21.0 7 瑞典 2.2
3 德国 6.3 8 台湾 2.2
4 英国 5.4 --
5 法国 4.5 * 其他 13.6
资料来源：英国贸易与工业部最新数据，转引自英国《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2005年10月27日
由此可见，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没有工业化同步进展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导向真正的现代化。当前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实质上是一种利润水平极低、缺乏产业技术进步支撑的“贫困式增长”，而恰恰是这种最容易被感知的经济规模的片面扩大构成了“中国崛起”的基本内涵。显然，这种建立在可替代的低技术产品大规模生产基础上的“崛起”，很难转化为中国左右国际经济关系的强有力杠杆，真正加强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谈判能力和权力地位 。
四、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平崛起”的困局
事实上，即便仅仅把经济增长定义为“中国崛起”的基本内涵，经济全球化给中国造成的经济增长与“去工业化”的双重效应也并不可能长期并存，因为中国工业化的踯躅不前正在使经济增长的内外环境趋于恶化，最终将令经济增长难以持续。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由于中国制造业技术层次低下，产业进入障碍（entry barrier）小，较高的国民储蓄在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体制环境中，容易演化为对低技术制造业的过度投资，以至于形成严重的产能过剩，使中国宏观经济在长期趋势上呈现通货紧缩的态势。在此情况下，要阻止经济衰退，缓和“去工业化”带来的就业危机，只有靠低价向国际市场、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市场大量出口。到2004年底，中国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贸易依存度）已达到70%，其中出口依存度高达36%，如此高的贸易依存度在世界大国中是绝无仅有的。有关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比过去几年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外部需求 。这一脆弱的经济结构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稳定造成了巨大的外部风险。
其二，低技术制造业的生产过程普遍能耗高、资源消耗大、对环境的污染严重，它的竞争优势在于资源和劳动力的廉价，这是中国比较优势的基础，也是吸引大量外资来中国投资的主要原因 。但中国的资源禀赋是廉价却不丰富，因而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必然是建立在对国内资源的透支式消耗和“血汗工厂”的基础上。事实证明，这种以本国资源的过早枯竭、生态环境的全面恶化，以及严重的社会不公为代价而取得的经济增长已经难以为继 。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中国制造业的现代化（即工业化），但是工业化与全球化无法相容，而且在全球化产生的政治社会心理已成定势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很难根本改观，那么维持经济增长只有依靠大量进口能源和原材料。由于中国已经形成相当庞大的经济规模，能源进口的过快增长不但提高了中国的经济成本，使中国贸易条件明显恶化 ，更重要的是给中国的经济安全带来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
这样，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关键的两端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在下游，大量低档廉价商品须要依靠发达国家的市场来消化；而在上游，中国所需要的资源大多又分布在美国直接或间接控制下的地区，经济增长遂不得不倚赖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的稳定。为此，中国悄然放弃了其长期所倡导的“反霸”的外交宗旨 ，力图通过与美国霸权秩序（hegemonic order）的“和平共处”，以维护对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自由贸易机制（free trade regime）。尽管如此，中国对美国霸权秩序事实上的默认，却依然无法避免中美因经济全球化而产生的国家利益的冲突。
首先，经济全球化抑制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加剧了中国国内需求的不足，中国产品必然大量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从而引起发达国家部分产业的萎缩及国际收支的恶化。如果说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发达国家从国内政治及本国利益出发，对中国的出口加以限制同样是不可避免的。问题的实质不在于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之争，而在于中国是个经济规模十分庞大的大国，把经济增长的希望寄托在发达国家的内需上本身就是不现实的，也是危险的；而且，不具备真正的经济技术实力、因而不具备必要的“议价”能力的中国，也根本无法阻止掌握着规则制定权和解释权的发达国家以“公平贸易”（fair trade）的名义来限制中国的“自由贸易”（free trade）。
其次，经济全球化造成了中国对世界资源巨大的刚性需求，鉴于这些战略性资源（以石油为例）的不可再生性，大国在世界资源上的争夺必然是“零和博弈”（这一点与世界是否应该感谢中国提供了廉价消费品无关）；而且，像石油这样的战略性资源与地缘政治还存在着共生关系 ，因而中国进口的过快增长引起的世界资源消费格局的质变，使中国与美日等大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
五、中国崛起的根本出路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受到了它自身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的严重制约，中国期望通过与国际体系的合作来实现长期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想法显然是不现实的。当然，在市场依赖和资源依赖之间，更大的挑战来自后者，因为在前者问题上产生的冲突在可预见的将来，仍然可以通过如增加进口等和平妥协的方式来解决。但是，中国在资源问题上则无法退让，除非中国甘愿放弃经济增长目标，否则，中国最初以和平方式获取资源的努力，在不断遭遇来自发达国家的抵制和破坏后 ，为维持经济增长及其背后的社会政治目标，很可能最终不得不以非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与发达国家在资源利益上的冲突 。那样的话，中国将不得不与美国的霸权做殊死的搏斗，这就决不是中国崛起之战，而仅仅是为中国的生存而战。
因此，无论是经济全球化还是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都不可能是中国实现崛起、特别是和平崛起的必然途径。中国崛起的根本出路在于本国制造业的全面自主振兴，为此必须以科学求实的态度深入探索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只有实现了工业化和国家政治的现代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内的社会政治危机，从而使中国的崛起真正成为无法阻挡的大趋势。
《光明观察》2006.6.14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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