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转型下的中国经济战略选择1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8 21:13:51

    一、关注金融危机背后的世界经济转型

    1.从长周期看,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在本质上属于世界产业周期的危机。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全球性经济危机往往会成为催生重大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崛起的动力与契机。 1857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以电气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二战后以电子、航空航天和核能等技术突破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2000年美国的高科技泡沫破裂后,标志着IT产业作为推动美国与世界经济增长引擎时代的结束。正是在IT产业作为经济增长引擎力结束后,缺乏新的引擎产业跟进,形成产业空洞的背景下,在高科技时期形成巨额剩余的资本开始流向房地产业与金融业。由金融投资家与房地产商合谋演绎出了支撑美国经济增长的畸形引擎产业:虚拟经济。从这个角度看,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本质上是产业周期危机,所以,我们应对金融危机的着力点,不仅仅是金融秩序重建,还有实体产业动力再造。

    2.新能源革命的背后酝酿着世界经济的转型:从工业经济向生态经济转型。酝酿中新经济有以下三个标志。

    一是新能源革命解决了在工业经济模式的框架内无法解决的人类文明难题。能源与环境是制约工业经济模式持续发展的世界难题。自从20世纪70年代人类发现这个难题以来,在持续的探索中越来越发现在工业经济的框架内无法解决。工业经济替代农业经济是从对土地资源的依赖,转向对土地之下的化石能源的开发,启动了一个全新的财富生产模式与生产方式。以可再生能源为核心的新能源革命,则标志着人类又一个全新财富生产模式与生产方式的诞生。

    二是新能源将成为引爆一系列新兴产业与新技术诞生的先导产业或龙头产业。人类经济史上每一次技术与产业革命,都是从先导产业发展开始,然后引爆出一系列新兴产业和新产品诞生。衡量是否属于先导产业有三大特性:该产业必须是牵动全局的龙头产业,属于全覆盖的普适技术,构成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目前正在酝酿中新能源革命完全具备上述三个条件。

    三是驱动新能源革命的利益驱动机制已经成熟。长期以来,尽管全世界都认为解决能源与环境问题非常重要,但却未能成为各国竞相投资对象。这是因为,解决能源与环境问题的投资属于财富扣除的投资,属于投资与获利不对称的世界性公共产品。进入21世纪以来,经过40多年的积累性发展,支持新能源发展技术(如风电、太阳能光伏与光热)的适用性与经济性开始达到与市场接轨程度。在这次应对危机的刺激经济计划中,能源与环境一下子成为世界发达国家竞相投资对象,这绝不是发达国家对保护世界环境的道义水平大幅提升的结果,而是标志着推进能源与环境利益驱动机制开始形成。金融危机之所以成为新能源革命的契机,就在于经济危机使传统的产业与原有利益驱动机制造成重创的背景下,凸现了成长中新产业的优势,才使边缘化的产业进入政府决策与企业投资的视野。

    二、奥巴马新政旨在推动经济转型,抢占新经济高地

    一是奥巴马新政以发展新能源为核心抢占新经济高地。美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思路,是把金融危机作为实体经济空心化危机来对待;把发展新能源作为复兴美国经济、占领新经济高地的战略性产业来对待。

    二是奥巴马新政着眼于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与结构调整,而不是眼下的经济增长。奥巴马上台以来,所走的三步棋,都是围绕如何推进结构性变革,强化经济竞争机体,提高竞争力而展开。第一步棋,出台在国会通过总量投资为7870亿美元的《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案》,确立以发展新能源为核心的复兴美国经济的长期目标。第二步棋,对处在危机中企业进行压力测试,强化美国经济微观组织机能。第三步棋,是经过半年的酝酿,美奥巴马于2009年6月17日在白宫公布了《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从制度创新的高度启动金融体制改革,为美国新经济航行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三是奥巴马新政把高科技与生态理念相结合聚焦的生态经济,上升到重塑美国形象与提升美国竞争力的战略高度来对待。早在20世纪80年代在世界经济处在拐点时期,美国勇敢放弃了传统的制造业,把冷战时期积累起来的信息技术转向民用领域,把高科技作为国家战略主攻方向,由此使美国成为90年代高科技经济的最大赢家。具有原创与冒险精神传统的美国往往在重大变革的时期,能够从战略的高度进行决断与选择,值得我们研究与借鉴。

    三、80年代日本转型失败的教训值得反思

    早在80年代日本获得追赶战略的巨大成功之后,也遭遇到与今天中国类似的世界经济转型期。80年代当世界经济面临着从电气化经济向信息经济转型时,当时的日本与美国采取两种不同的发展战略,结果导致了在90年代后走向了两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日本在80年代转型的失败,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反思。

    一是日本没有意识到“跟从增长模式”的局限性,反而误认为是创造了奇迹的增长模式。日本在二战后获得的高增长,是一种典型“跟从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的优势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把西方技术引入后,通过二次创新形成一定的技术优势。其二处在经济成长初期的低成本优势,所获得的承接欧美产业转移的优势。利用“跟从增长模式”的这两个优势,日本经济获得了赶超式增长的效应,而且“挤压”了美欧国家发展的空间。

    “跟从增长模式”的优势就是在学习中跟上别人,而不是在原创中引领潮流。当日本利用这种增长模式完成对欧盟的追赶后,也就意味跟从增长模式的使命完成,需要“从跟从增长模式”向“独创增长模式”转型。但日本并没有认识到“跟从增长模式”的局限性,事实上无论是日本,还是欧美都被这种暂时赶超式增长所迷惑。日本也不断有评论家口出狂言,称“21世纪将是日本的世纪”。20世纪80年代末,美掀起日本“威胁论”,得到了各界广泛认同。由此引发一系列欧美与日本的博弈。今天来看,这显然是一个认识的误区,日本无法通过“跟从增长模式”形成对欧美的威胁。

    二是面对世界经济转型,日本未能作为战略性反应,继续沿着传统思路进行。80年代末,面对世界经济的转型,一方面美国在国内开始从传统产业向高科技产业进军的同时;另一方面在对外战略上,通过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进行打压。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错误地把扩大内需作为打造新经济增长的战略来实施。在满足于已有经济增长成果中,对世界经济转型失去敏感性。把保经济持续增长的战略重点,仍然放在已有的传统产业领域,把几十年经济增长获得的巨大剩余用于增加国内消费的领域,结果大量剩余资本进入房地产与股市,导致房地产泡沫破裂,由此引发金融危机,并从此使日本经济陷入十年低迷之中。而在同一时间,美国从增量、拐点思维的高度,把社会资源配置到高新技术的新经济领域,结果使美国成为90年代信息经济最大赢家。

    三是日本把经济衰退根源,归咎于金融政策的失误,一直未能从增长方式、战略决策、产业结构上找原因,使应对危机错上加错。在整个90年代后,当日本陷入困境之后,仍未从增长模式上反思原因,而是按照凯恩斯理论和货币理论,错误地把经济衰退的原因归咎于金融危机,而对日本特有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大企业垄断、员工终身制等抑制创新机制的制度与结构未能进行根本性改革,使日本经济一直在跟从战略的迷途中徘徊。

    四、走出惯性思维,推进中国转型战略的若干思考

    中国走向转型的三个优势:一是我们已开始意识到导入增长模式的极限性。虽然我们尚未从模式的高度,但已经从增长方式转型层面开始认识。二是对正在发生的新能源革命与世界经济转型,有很强的敏感性。三是中国的低成本优势仍然会在新经济中发挥作用。日本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低成本优势已经丧失。在80年代日本的人均GDP与劳动力价格已经与欧美发达国家持平。

    但同时,我们也面临着三大障碍:一是既得利益的障碍。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进入重化工阶段以来,在社会财富的倍增过程中,形成了两个既得利益的集团,即垄断性企业集团和各级地方政府。由于垄断企业集团是政府税源经济所在,利益相关性使两种利益集团相互依赖,成为影响中国转型战略决策的障碍。二是成功导致惯性思维的障碍。中国改革取得了世界公认的成功。在这种成功面前,我们正在重复着8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成功的情景。在“中国威胁论”中形成自我强大的感觉,使我们有可能重犯日本的错误,忘记了“导入增长模式”的局限性。如果在成功导致惯性思维的作用下,把昨天成功的经验,简单地运用到明天,沿着直线思路走下去,中国经济转型就会成为纸上谈兵。三是转型动力不足的障碍。重大的经济转型往往来自危机创造的契机,是由于危机为转型提供一种动力。此次金融危机,中国是受影响最小的国家之一,而且也是世界普遍看好能够最先走出危机的国家。这自然是一件好事,但给中国迎接世界经济转型的挑战与机遇也带来另一个障碍,容易使我们在满足于保增长所获得的良好态势中,失去转型的动力。

    为此,我提出推进中国战略转型的若干对策。

    一是强化对导入增长模式局限性的认识。从应对世界经济与中国转型的高度,反思中国改革模式的局限性,反思新中国成立60年所经历成功转型的经验与教训。如果没有1978年中国经济与社会从以政治为中心向以经济为中心的转型,就没有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同样,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我们也不会有更美好的明天。以此强化全党的危机意识与转型意识。

    二是实现从保增长调控向促转型的调控转变。前半年宏观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出现企稳回暖增长。这标志着应对经济危机的保增长调控已经取得成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应对危机的调控面临着从以修复危机创伤的保增长调控,向以新增长动力再造的转型调控转变。

    三是在生态文明观的指导下深化政府职能转型改革,破解政府被既得利益束缚的困局。破解既得利益障碍的关键,是推动政府职能、管理方式与管理目标的转型改革。按照十七大提出生态文明观的要求,以推进经济生态化、GDP绿色化、生活低碳化为转型目标,推进政府管理职能与管理目标转型,是实施战略转型的关键所在。

    四是建议加强对在生态文明观指导下的生态经济的战略对策与理论研究,为中国应对生态经济时代提供理论支撑。从经济形态变革高度,从世界经济转型的大视野,探讨生态文明与生态经济的发展规律,探索适应中国与世界和谐发展的新增长模式与新文明模式,是继建立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又一个新的选择与挑战。(张孝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