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智库:中国在印度洋推行"多边主义"令印不安

    8月21日上午，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的第二批护航编队返回湛江某军港。这是167舰准备靠港。新华军事记者 徐壮志 摄

    美国詹姆斯顿基金会11月4日刊登一篇名为《海事多边主义：中国的印度洋战略》的文章。作者维杰萨胡加（Vijay Sakhuja）在文章中详细描述了中国在印度洋的战略及取得成果，即以海上多边主义为方向，加强与延岸各国海军交流与演习，配合经济合作、建设远洋补给基地等手段，使相关国家成为利益相关者，综合性的提升中国在该区域的软硬实力，以确保中国海上能源通道安全为首要目的安全架构得以发挥作用。

    文章称，中国外交部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努力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观点，这与中国经济和军事的迅速崛起是相一致的。北京方面认为，中国在印度洋地区实力苦心经营各种措施，使软硬实力不断增长的是出于'和平目的'。

    然而，近年来印度许多中国观察家已经注意到北京方面通过定期涉足该地区安全事务、以及近年来在亚丁湾海军部署打击海盗行动军事行动等事例看出——中国刻意“染指”印度洋整体安全架构已经被勾勒而出。这些举措表面是是中国为了建立 “海上能源通道的枢纽安全”战略论为基础，但这一能源通道安全论却可以被大胆地解读为解决'马六甲困局'的'珍珠串'理论——以友好的价格向印度洋沿海地区国家出售军事武器，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斯里兰卡（汉班托特）和孟加拉国（吉大港）发展远洋基础设施，在缅甸（缅甸）建设公路/能源管线，建设网络和电子监视装置等。如此利用传统的安全手段，同时配合与经济援助等措施，推进与印度洋沿海地区国家的的海上多边外交。

    这些综合举措在中方领导人看来，是既可以促进该地区经济发展，同时又保障本国在该地区安全利益的“和谐”外交手段。事实上，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友好访问和频繁举行海上多边演习已经成为中国进一步完成其在印度洋安全架构一个效果良好的重要工具。这一工具能有效为建设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广泛发展实质性议程创造了条件。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措施还有可能帮助转化、扩大和巩固中国在与印度洋沿海地区国家间的存与在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多国海军演习

    中国染指印度洋可以追溯到198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与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进行一连串的南亚港口友好访问。巴基斯坦是中国在南亚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发展到今天两国的合作领域涵盖了政治、经济和战略领域，包括销售和生产军事装备及核合作。双方还参与了双边/多边海军演习。

    在评论中国2003年首次与巴基斯坦海军在上海举行联合演习时，当时曾参与演习的一名中国海军官员修骥(音）少将指出，这次演习是'对中国来说第一次与外国进行的海上联合军演。两年后，双方第二次双边演习于2005年11月在阿拉伯海举行。2007年，巴基斯坦喀拉蚩以外海域举行了又一次多国海军演习——“和平2007”邀请了中国海军参于演习。

    除了巴基斯坦海军舰艇，来自自孟加拉国、中国、法国、意大利、马来西亚、英国和美国的战舰也参与了在阿拉伯海的演习。中方舰队司令罗先林被指定为海上联合搜救演习的战术指挥官，而中国的导弹护卫舰连云港号被指定为演习的协调舰。这次演习的意义重大，因为它给中国海军提供了一次协调与其他海军部队复杂行动的机会。2009年，中国海军再次参加在阿拉伯海举行的“和平2009”多国海军演习，19艘外国舰艇参与了这次海上军演。

    虽然中国海军不断参与双边和多国海军演习任务，有一点还是要指出，即指挥多国战舰的任务部署对于以往指挥本国舰艇来说相对来说有太多不同，也更复杂。掌握和了解这一点对中国海军尤为重要。开展多边演习，任务涉及结构化的交流步骤、不同的作战理论的协同，建立相互商定的交战规则（ROE），直升机控制行动和共同搜救程序等等，这些内容对于中国海军来说仍处于探索与发展阶段。

    和平使命的地缘转移

    中俄间越来越紧密的伙伴关系可在海事领域的联合海军演习、中国从俄罗斯购置包括海军舰艇、潜艇和飞机等武器，以及高层海军交往中都体现得尤为明显。1999年，两国海军进行包括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和中国海军东海舰队联合参与的海军演习；2001年中俄又举行了涉及战略轰炸机的联合军演。 2005年，在上海合作组织（SCO）六国安全组织的框架下又举行了另一次涉及中俄海军的海上演习“和平使命2005”。演习从俄罗斯东海岸直到中国东北部的山东半岛展开。和平使命2007将重点放在打击恐怖主义上，是一次陆上演习。

    有趣的是，双方利用其各自在亚丁海湾执行反海盗的战舰装备于今年进行了一场涉及反海盗、海上补给、实弹射击的“和平蓝盾-2009”联合军演。演习意在展示中国更加透明的军事部署、测试与外国海军的交流能力以及测试中国海军执行远洋水域任务的能力。

    向马六甲海峡沿海地区扩张

    中国采取外交手段来降低和处理马六甲海峡沿海地区友邦的恐惧，从而打消了各国认为北京方面可能在危急时刻部署其海军护送中国船只通过该海峡的疑虑。

    此外，中国反对任何国家以商业过境交通线安全为由试图在马六甲海峡部署舰艇的要求。例如，2000年，日本试图调派舰船在马六甲海峡为受海盗威胁的本国商船巡逻而遭到强烈反对。相反，中国已经投入了财政和技术以援助周遍国家，改善途经马六甲海峡的商业过境交通安全。

    2005年，在国际海事组织（IMO）雅加达会议上，中国重申了中国支持印度洋沿岸国家加强海峡安全和保障的立场。2005年，中国为印度洋海啸中受灾的沿岸航标指引项目提供的资助，该项目估计耗资27万美元。

    人民解放军海军受益于多国演习

    积极参与执行多国海上任务演习正在迅速成为中国海军战略思想的优先考虑。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2004年印度洋海啸和东南亚-南亚国际灾难救援行动。人民解放军海军明显缺乏行动能力，这已暴露出中国这个崛起的国际性大国其海军能力的有限。结果，中国被排除在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在内迅速部署船只组织救灾工作力量的核心成员之外。在中国海军在本次救灾工作中的缺位也含有由于缺乏与多国部队合作经验的因素。

    中国海军积极参与多国演习的第二个理由是，其看好与国际海军交流操作能力为本国海军能力的提升作用。此外，参与这些演习能协助海军摸清国际海军武器装备趋势、收集有关资料和任务执行程序、对海军作战趋势不断变化的原因以更好地了解等等。

    第三个原因是，多国演习有助于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海军的军事实力和中国海军工业技术的精进。

    不过，中国的确采取的是有选择性的海事多边主义。例如，中国没有参加在纽波特举行的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国际海上力量研讨会。今年的活动是40周年庆，并为世界海军和海岸警卫队首脑提供了一个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的机会。2009年的研讨会关注的焦点是海上冲突和包括打击海盗在内的加强海上安全合作的前景探讨。

    中国海事多边主义的障碍

    文章称，中国在印度洋采取的一些举措已引起了一些地区大国，特别是印度的非常不安，它能洞悉中国对其进行“战略包围”的每一个举动。印度的战略家们普遍认为，中国的海军能力快速增长，并借助在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和缅甸兴建的远洋基础设施，不久将能在印度洋有效的持续执行任务。

    一名中国海军上将甚至向时任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蒂莫西J.基廷(Timothy J. Keating)建议，说将印度和太平洋划分为美国和中国各自的负责区域，这更加重了印度的担心。据《印度快报》07年5月15日的报道，这位中国海军官员是这样对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表示的：“你们美国负责夏威夷以东地区，我们中国负责夏威夷西部和印度洋地区。这样你们就不必远涉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我们也不需要到东太平洋去。如果你们哪里有什么事情发生，你可以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也会让你知道”。

    新德里还没有接受中国加入印度洋多边海事安全机制，如印度洋海军研讨会（IONS）和印度、巴西和南非三方机制（IBSA）的要求，这三个机构在印度洋海事互动方面意义重大。“印度洋海军研讨会”是由33个印度洋沿海地区国家参与的涉及海军或海上安全的机构，讨论包括人道主义援助和整个印度洋地区救灾在内的海洋安全问题。根据印度媒体透露，中国海军曾与印度海军接触过，“探讨如何将北京方面作为观察员或准成员”，但是，新德里回绝了这一要求，因为在印度的角度来看，是“没有理由把中国和印度洋海军研讨会有联系起来的，因为该研讨会的参与身份严格限制在印度洋沿岸的国家”。

    三方机制始于2003年，是更广泛的南南合作的一个分支。虽然成立的初衷并不是设想安全领域的合作，但有关海上安全问题，如海军间的航海比赛、三国海军演习和高层次的海军交流已在不断的讨论中渐露势头。中国一直在探讨加入三方机制的可能性，但由于印度方面声称三方机制的共同特征是建立在西方一套标准和价值观的基础之上，以此妨碍中国其中成为一员。

    对此，中国巧妙地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削弱三方机制。北京采取了一项复杂策略与巴西建立起双边军事关系，而巴西也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在“克莱蒙梭”级航空母舰“圣保罗”号上培训其航母飞行员。根据作者与印度海军的一些分析师的讨论，上述合作很可能是以中国海军为巴西海军培训核潜艇指挥军官，以及中国参与到印度洋联合海军演习的互惠跳板。此外，这些措施会增加中国的军力投射能力，并可能成为中国频繁涉足印度洋的催化剂。

    在文章最后，作者认为，虽然中国海事多边主义的海洋战略以约定合作为前提，但北京正在利用海军力量实现战略目标。在沿岸建设的多个远洋补给基地，不但能使相关国家成为中国印度洋安全架构上的利益相关者，也为中国海军进入印度洋提供入口和为其持久行动提供了后勤支持。海上多边主义到目前为止已使中国在该地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也将成为中国未来开展国际关系特别是与印度洋沿海地区国家关系的首选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