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空间

孔保罗

　　近年来，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经济矛盾日益突出。西方要求人民币升值就是这种矛盾的突出体现。这种经济矛盾会如何发展？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经济学家）和中国政府现在都应该充分注意的问题。这里我们仅仅从奥巴马的医疗保障改革出发，来对中国和美国之间未来的经济关系对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两种观点：内部论与外部论

　　二次大战后，西方社会经济发展趋于滞缓，相对于最近三十年的中国，更是相形见绌。西方社会对此有不同的解释。大体上看，可以分为“内部论”和“外部论”两种。

　　所谓“内部论”就是认为主要原因是内部的，更为确切地说也就是社会保障制度造成的。二次大战之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逐步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一些西方学者发现：社会保障体系越是“完善”，则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就越低。因为社会保障消耗了巨大的资金，使得西方民众的税务负担极其沉重，因此实际消费的支出能力急剧下降，因此导致了市场有效需求的不足。

　　这种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民众的认可和支持，一些知识分子甚至于明确提出，西方社会正面临着一个空前的“超级次贷危机”，这个危机比最近美国出现的次贷危机大几十倍，甚至于上百倍。如果再不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西方国家将会遭遇更为严重的困境。

　　但在西方，也有不少人认为西方的解决问题是外部原因造成的——由于中国等一些国家的社会经济飞速发展，才造成了西方国家的贸易失衡、超前消费、房地产泡沫、失业等一系列问题。他们认为，要解决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问题，中国是关键所在，只要人民币升值、扩大了内需、减少了出口，那么西方国家的经济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尤其是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这种观点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思潮。

为何西方归咎于中国　　       应该指出，这种“外部论”的形成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部分经济领域的政治家为了推卸自己领导的责任，故意地将民众的不满引向中国。以此次金融危机为例，不可否认，它的产生原因有技术上的，也有根源上的。而从技术上来看，作为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无论如何都难辞其咎。可是他从不为自己的监管责任公开承认错误，而总是为了平息民众的不满，不断地竭力掩饰自己的错误，刻意要把民众的不满引向中国。 二是西方传统经济学的局限。迄今为止的西方经济学可以解释很多西方社会的经济现象，可是它并没有也不可能穷尽真理，而且它基本上是在西方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之前建立起来的，坦率地说，在西方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之后，西方经济学并没有出现过划时代的经济学家。因此它实际上根本无法解释社会保障体系形成之后的西方经济问题，更不可能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不少西方经济学家对于社会保障问题实际上还是门外汉——因为从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来看，它与社会保障并不同属于一个领域。以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为例， 应该承认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经济学家，曾经和中国经济界的重量级人物多次激辩汇率问题。然而非常遗憾，尽管他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且著述颇丰，可是其中关于社会保障制度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内容的并不多。

　　与克鲁格曼观点相同的其他著名经济学家也不例外，包括美国前财政保尔森和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和现任主席伯南克都是如此。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显然至少说明了这些人虽然是传统经济学的巨擘，可并不是社会保障制度研究的巨擘，甚至于根本就是门外汉。

　　我们有非常充分的理由相信，如果对西方社会保障制度深入地进行研究，发现了造成西方社会经济发展困境的根源之后，这些西方经济学家当前的许多经济学观点就会发生根本性变化。谁都无法否认：如果西方国家可以永久性地减税10％，其社会经济非但会立即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更会立即突破当前的困境，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如果可以减税30％，则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无疑也会在西方重现。

西方经济前景与美国医保改革

　　应该承认，西方实际上一直在非常积极地寻找解决经济发展滞缓的问题。不过迄今为止效果欠佳。以金融危机为例，金融危机产生以来，美国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由最初的减税（1450亿美元），变为拯救华尔街（7000亿美元）、降息，发展到今天的改变拯救华尔街计划而积极寻求其他刺激经济的方法。

　　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只有一个：这些曾经颇为有效的措施，迄今为止并没有对化解金融危机产生人们所希望的效果。现在虽然金融危机已经露出解决的曙光，但可以预言，指望西方社会经济在最近几年会有进入一个类似中国过去三十年一样的蓬勃发展时期，是过于乐观的。除非对社会保障制度实施改革，彻底摧毁这个资金消耗的无底洞。

　　可是还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社会保障制度本身也面临着巨大压力。如所周知，奥巴马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不得不对美国当今资金消耗巨大、效率低下和覆盖面有限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改革。遗憾的是这种所谓的改革并不是模式的改革，它必将进一步扩大美国社会保障的这个资金消耗的无底洞。因此奥巴马的社会医疗保障改革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是无疑的，美国经济发展必定会受到沉重打击，财政赤字必定会进一步增加，美国政府必定会进一步大规模举债。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虽然会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可是却根本可不能走出发展滞缓的状态，甚至还可能完全像西欧一些国家一样，进入一个更为滞缓的阶段。因此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必定会更为激烈地指责中国，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经济矛盾将会加剧，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会不可避免地对中国进一步提出各种不合理的经济要求，尤其是要求人民币升值。　　        就这种意义而言，摆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挑战是巨大和严峻的。中国知识分子需要在这个方面展示自己的聪明智慧，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来化解这种矛盾，而不是一味地对抗或者接受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要人民币升值、刺激民众消费和简单化地扩大内需。因为在现代社会关系中，简单对抗已经不合时宜，但一味屈服或盲从西方，也是会损害中国民众利益的。 　    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必须拿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方案来化解中国和西方的经济矛盾，这是不可回避的社会历史责任。

作者为旅澳学者，原就职于上海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