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均衡增长的内外压力

中国经济均衡增长的内外压力

[郑永年]　（2009-11-03）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说完全来自生产性投资。社会投资一直没有得到重视，每况愈下。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保等等方面的社会投资严重不足。这些是一个市场经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设施。

　　前不久，在G20召开前夕，美国提出了一个《可持续和均衡增长框架》。根据美国的说法，这个构架意在实现全球经济的复苏和持续增长。如果这个构架得以实现，那么意味着美国要增加储蓄并减少预算赤字，中国要减低对出口的依赖，欧洲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来提升企业投资。尽管因为各国意见的不同，这项提议并没有成为这次G20峰会的主要议程，但还是给以了足够的重视，并反应到会议的文件中。

欧美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

　　美国的真实意图当然并不是如它所说的那样。美国要借此来重新建构一个有利于美国的世界经济结构，同时把危机的责任转嫁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很快，人们就发现，这个“构架”的本质是变相地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实际上，美国早就在这样做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采取了一系列举措，连续出台了针对中国的所谓的“反倾销”案，包括轮胎和钢板等商品在内。和美国一样，欧盟尽管表面上也在强调自由贸易，但在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跟着美国。

　　很多年里，中国一直在努力推进自由贸易。中国的这种角色是西方很多人所不能理解的，因为在过去，只有发达国家才推动自由贸易，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是反对自由贸易的。自从中国登上世界经济舞台之后，这个角色就倒了过来。贸易自由是全球化时代的理想，中国应当努力推动下去。但重要的是，中国不能简单迷信自由贸易，更不能迷信自己推动自由贸易的能力。毕竟，现实的全球经济并非是由提倡自由贸易经济学家来主导的，而是带有各种利益的政治家主导着的。贸易不仅仅是经济学，更重要的是政治学，是权力的较量。

　　可以预见，如果欧美的经济不能从这次金融危机中复苏过来，欧美的贸易保护主义必然会变本加厉。因此，中国面临的是如何消化来自欧美的贸易保护主义的经济压力。

调整出口导向经济的机会正在流失

　　尽管这次金融危机源自美国金融监管问题，但也不可否认，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结构的确存在着问题。例如，就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来说，从前那种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人储蓄、美国人花钱的模式很难持续下去。这种模式的形成原因非常复杂，互相指责并不能解决问题。但如果意识到，这种模式不可持续，那么就要对这个结构进行大力调整。对中国来说，在这个过程中，反对欧美的贸易保护主义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内部的经济结构调整。

　　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的出口导向经济模式在推动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和增长过程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尽管不能说中国不重视内需经济，但的确过分依赖于出口经济。在出口和内需两者之间，重心在前者。同时，对出口经济没有能够进行适时的调整。正如其它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所表明的，需要对出口经济进行不断的调整，僵硬的出口模式总会在一个时间点上，出现问题。日本是个好的案例。出口是成为“日本第一”的最大的驱动力，但过份依赖出口也是日本经济一蹶不振的一个主要因素。自由贸易需要良好的国际条件，如自由贸易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各国领袖们认同和推动全球化，全球经济均衡发展等等。这些条件一旦不存在，出口经济就会出现很大的危机。而这样的危机往往是超出各国本身所能控制的。

　　这次金融危机本来是一次大好的机会来调整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结构。可惜的是，这次大好的机会正在流失。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有关方面强调的还是出口经济，希望通过各种政策性举措来刺激出口。这实际上的意义并不很大，因为西方的金融危机，来自西方的需求必然减少。即使在一些领域，中国的出口仍然如往日那样成功，但这种成功正刺激着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性或者政策性反弹，即贸易保护主义。就国内来说，出口补贴实际上造成了穷国（中国）补贴富国（美国）、穷地区（例如贵州）补贴富裕地区（如广东）的局面。简单地说，就是政府用从其他经济领域的收入来补贴出口部门。

中国经济的种种结构失衡

　　除了内需与外贸之间的结构性不平衡外，中国还存在其他方面的结构失衡。

　　首先是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之间存在着不均衡。尽管中国从理论上说已经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就是说市场现在调节着大部分中国经济活动，但是在市场上活动的主角还是国有部门。国有部门在中国已经存在了数千年。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不一样，中国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但一旦国有部门绝对主导市场，市场就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市场了。和非国有部门相比较，国有部门更容易不按照市场逻辑。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出台了数万亿的拯救方案，但大部分的钱流向国有部门。国家大力支持的十大经济部门大都是国有部门。在很大程度上，国有部门已经演变成为体制内庞大的既得利益，它们把金融危机视为一个极好的机会来追求本身的利益。更有甚至，国有部门已经开始凭借其庞大的资金开始和非国有部门竞争，垄断情况越来越严重。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国进民退”的局面。

　　与之相关的就是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到今天，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缓和和改善收入分配差异与解决就业等等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其生存环境则还是恶劣。中央政府希望利用这次金融危机来振兴中小企业，但现在发展的倾向刚好相反。如果没有有效的政策，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很快会形成一种“赢者通吃”的局面。实际上，这种情况背后更让人担忧的就是经济规模扩大和技术创新之间的不均衡。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大型企业的创新能力非常之低。无论在哪个国家，最能满足民生经济需要的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极其重要。中小企业的制度空间如果得不到保障，其创新能力就会受到遏制。

　　最重要的是生产性投资和社会性投资之间的严重失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说完全来自生产性投资。社会投资一直没有得到重视，每况愈下。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保等等方面的社会投资严重不足。这些是一个市场经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设施。西方资本主义能够生存和发展，就是依赖于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基础设施。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遇到了阻力主要是因为缺失这个社会基础设施。很简单，没有这个设施，就不能保障最基本的社会正义。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否转型最主要的指标就是看能否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基础设施。

　　但在这方面，中国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阻力。各级领导的思想从来就没有解放过，对此从来就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很多人总以为这些方面的投资是为了救济穷人的。思想上没有正确的认识，就很难见诸于行动。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教育等社会改革已经在中国的议事日程上已经有很多年了，但进展不大。社会投资需要钱，但钱不是中国的问题。这些年来，中国积累了足够的钱来进行社会改革（投资）。问题是各级官员不想把钱用到社会投资。可以预见的是，如果中国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投资，建设一个健全的社会基础设施，就不可能转型成为一个以内需为主体的消费社会。没有社会的转型，也就没有经济的转型。社会的转型是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和新资源。　

结语

　　不管人们喜欢与否，外在的压力不可避免，也会越来越大。全球经济失衡是事实，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的一部分，不可能不受到失衡的影响。但要有效回应全球经济失衡所产生的外在压力，中国就必须下大力气进行内部经济结构调整。没有内部的经济结构均衡化，既不能抵御外在压力的冲击，更不能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