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复：人生中最艰难的60天

    一个人如何面对挫折？一个人在最艰难的时候，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人生态度？一个人的情商究竟如何在最艰难的时候拯救他？一个人如何在巨大的压力下进行情绪自控？

　　确实，诉讼是我经历的最痛苦的“当头棒喝”!而随后铺天盖地的虚假报道，也是我最无法承受的一种委屈——被冤枉。在那段时间里，随着事情的不断演变，各种不实报道也越来越多。我们发现微软对我指控的“罪名”也越来越多，它强大的新闻机器一经启动，就从来不会自动停歇!

　　后来在官司结束一年多以后，一名微软公关部门离职的人给我描述了当时的真相：在那段时间里，公司有一间专门的小屋子，里面挤满了策划撰写与我相关新闻的员工。她就是具体执行者，主要是逼迫这个团队找来各路写手和记者，向他们灌输微软是受害者，李开复是不诚信的。当时在这个团队里，有许多人曾经跟随过我到大学里演讲，和我并肩工作过，也曾看到我为微软出面道歉，安抚客户，协调与政府的关系。现在执行这种指令，对他们来说非常痛苦。曾经有一个女孩觉得完成那样的工作违背了自己的价值观，在听到指令后哭着跑出了办公室。

　　当时，微软的声音主要有：我曾经负责过搜索业务部门，因此掌握微软的搜索机密，还常在搜索方面指导比尔·盖茨，甚至声称最近12个月就和他开过3-5次一对一的搜索技术探讨会议。另外，微软声称因为我曾经在微软中国工作过，并且蓄意将我的职责夸大为负责后来微软中国的全面业务、政府关系和研发集团，所以掌握了微软中国的机密。甚至提出由于我在微软中国进行过招聘，所以连在Coogle的招聘工作我也不能做。

　　显然，这些指控都是莫须有!对于我有关搜索技术的指控，更是丝毫没有根据。

　　我离职以后，一位搜索部门的员工发出了这样的电子邮件，“李开复根本和我们的技术无关，但是我们要把他卷进来，这样诉讼才有戏。到时候他就知道，他被栽赃了”。而这封内部邮件后来被提交成为法律上的证据。

　　微软甚至指责我掌握微软的招聘机密。招聘了几百个人就成了机密了？太匪夷所思了吧!因此，当微软指控我知道招聘的机密时，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我究竟知道哪些机密。

　　在整整六个星期的时间里，各种突发事件都在不断上演。除了媒体的博弈、微软的质问，还有对方律师不断提出的新的取证要求，在每一个细微的角落里，双方都在寻找最大的进攻切入点。

　　那段日子过得非常缓慢，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然而，在缓慢的调子中，仿佛又会有一段箭在弦上、千钧一发的时段。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就像希区柯克的悬疑片一样，充满了谜团，充满了令人窒息的剧情和随时爆发的未知。

　　我的生活如同在冰刀上的舞蹈一样，每一步，都那么惊险。

　　2005年8月26日，是我去西雅图参加取证的日子。那一天，所有的证人都按照法律提供的时间表陆续到达了微软总部附近的一幢临时房屋里，接受对方律师提问。这一天，一切就如同想象中的一样，有《圣经》，有证人，有法官派来的速记员，还有摄像机的镜头记录着人们的每一个细微的表情。

　　这一天也是我被提起诉讼之后第一次见到以前在微软的同事们——那些决定把我推向法庭的人们。虽然他们的表情或冷漠，或同情，或鼓励，或自信，或毫无表情，但都是种种无声的语言。他们在用这些无声的语言表达着自己内心的情绪，顿时，一种剑拔弩张的气氛在空气中弥漫开来。此时此地，昔日的“战友”在今日“对决”。不管对方是存心“伤害”，还是例行公事，我都悲从中来，百感交集。

　　那天比尔·盖茨径直走进了屋子里。那是我们在诉讼开始后的第一次相见，但他目光直视，没有和我有片刻的眼神交流。而我竟然真的有点难过，我甚至在那一刻回想起我们曾经一起工作的许多场景。一直到现在，我仍然保留着那一天我写下的日记：

　　当比尔·盖茨走进屋子里的时候，他并没有直视我，这是因为，他已经把我视做一个敌人了吗？是不是他的律师团队教他这样做？因为在这个时候，他想让我对我的“背叛”感到难过，是不是这样就能给我强大的心理压力？

　　我想起我曾经是那么的信任他，并且对他说，“比尔，我绝对不会对你说谎!我将告诉你什么能做，什么是不能做的”。我也曾经在那次陪他“救火”的中国之行中“拯救”他，晚上我曾经跑到他的酒店房间里告诉他“比尔，我会尽量帮你解决一切的，好吗？”而他当时露出了多么无邪和信任的微笑。

 
　　2005年8月26日，这样的提问和回答几乎整整进行了一天。律师就像轰炸机一样从各种角度对我进行问话。当我完成了“取证”，苏珊·哈里曼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她用一个词表达了她的感受，“完美无缺!”她对我说，“开复，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的答辩者，每一个回答都像程序一样严谨、真实、符合逻辑，我们都为你感到骄傲!”

　　而对于那一天的表现，我还要深深地感谢一个人，他就是新东方集团的徐小平先生。那一天，他是证明我人格的证人。他在那封保证函上声称，所有的证词真实准确，否则愿受责罚。

　　在取证之前，律师告诉我要找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帮我做人格担保。我本来认为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因为在我的朋友圈子中选择这样一个人并不困难。但后来我才发现，朋友们的顾虑已经超过想象。很多时候，当我告诉朋友的时候，朋友都是满口答应，但和公司汇报之后，那些公司往往就会出于和微软的业务或者商业利益考虑，禁止雇员做这样对公司没有好处的事情!而也有很多公司听说微软是和Coogle在打官司，就更不愿意因为偏向某一方而被牵扯进来，平白无故“惹祸上身”。

　　而此时，徐小平先生向我伸出了援手。作为新东方集团董事，他和我只有一面之缘，但我们经常通过电子邮件交流对教育的看法。他这个人有激情、有理想，这一点与我对教育的感情很相似，所以我们一直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当我找不到证人时，小平大度地说，“我愿意为你作证，我没什么好怕的”。他的直爽让我至今难忘。

　　一直到今天，我的邮箱里还保存着他当初发给我的邮件。

　　后来，他不远万里飞到加拿大的律师事务所，帮我签署了这份证人声明。而呈现在法官面前的这份证词，有力地证明了我在中国学生中的影响力，并且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微软阻挠我去Google中国工作的主要原因，是怕年轻的技术天才摒弃微软，加入Google，进而造成Google中国的快速发展。

　　徐小平在证词中说：

　　我从自己在新东方学校与学生们的交流中了解到，李博士极大地影响了许多学生的人生道路。在面对时代剧变时，李博士的信和文章帮助他们转变了意识和观念。我每年都会向全国各地的学生发表数百场次的演讲，在与他们交谈时，我经常引用李博士的话。这些演讲的听众通常是18~40岁之间、从高中生到博士的学生。李博士睿智的话语和建议在我的听众中总是受到热烈欢迎，新东方学校还提出请求并得到李博士允许，在我们学校的网站上转载他的多篇文章。我得知并确信我们的许多学生和有意申请出国深造的人都通过这一渠道看到了李博士的文字。我的学生们无数次告诉我，他们认同李博士，并相信在充满困惑和矛盾的中国当今时代，他是一位值得学习、尊敬和信赖的人。

　　……

　　我在此声明，在华盛顿州法律之下，我的上述证词真实准确，否则愿受责罚。

　　小平在加拿大签署了这份证词。他是一个非常风趣可爱的人，他的直率和坦诚，他的无所畏惧和拔刀相助，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辉，感受到了人性的可爱。后来，我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总之，2005年8月的最后一周对于我的人生而言至关重要。不仅仅因为那一周是取证的日子，而是这个阶段里我度过的每一天、经历的每件事、遇到的每个人都让我感慨万千，我既体会到人情的凉薄，同时也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我相信，无论时间如何流逝，这段时光对于当时的每一个人来说都会是一生的回忆，它会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或浅或深的痕迹。我知道，无论未来有多遥远，我们都终将面对灵魂的拷问。我深信，对于这种拷问，我将作出无愧我心的回答。而对于其他的“伤害”，我也会将其当做一种宝贵的历练。因为，每一种创痛，其实都会带来一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