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着《东方红》,迎来苦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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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着《东方红》,迎来苦日子

在革命史诗《解放》第15集,1947年3月胡宗南大军占领了延安。毛泽东、周恩来率精干的统帅机关转战陕北,在偏僻的山沟王家湾短暂停留。这时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兵团在取得青化砭、羊马河两次胜利后,正在攻打胡宗南的补给基地蟠龙。

  在房东的农家院里,毛泽东、周恩来与房东李老汉和他的孙子,有一段精彩的对话。话题由周恩来抱起孩子说起。都5月初了,孩子还裹着不合体的老羊皮袄,周恩来问,你为什么不换单衣服?奶奶替孙子回答:没有单衣。毛泽东岔开话题,说吃黑豆便秘。孩子说想吃饺子。爷爷说过年才能吃,因为饺子是元宝,吃了要长一岁。陕北出了个李闯王,特别爱吃饺子,后来在北京坐了天下,叫御膳房天天给他包饺子吃,连续吃了十八天,把江山就吃丢了。毛泽东领悟到坐天下不容易,不能忘了艰苦奋斗,不能忘了老百姓。这时周恩来想到蟠龙快打下来了,告诉孩子,打完这一仗让你吃上饺子。孩子很认真地问:不骗人?毛泽东插话:你胡爷爷(周恩来的代号是胡必成,所以称胡爷爷)绝不骗人。后来蟠龙打下来了,缴获粮食被服武器弹药无数。周恩来立即兑现,叫警卫员给李老汉家送去一袋面粉,孩子终于吃上了饺子。他还脱下羊皮袄,换上一件拖地的军上衣,脚下穿一双不跟脚的军用皮靴,高兴地跳起来喊:我有衣服喽!我有衣服喽!

  这段剧情,生动直观地告诉人们:革命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应该是个什么关系。

  打下蟠龙就能让老百姓吃上饺子,打下天下应该怎样报答这些出粮出草、出兵出民夫,出担架出大车,甚至毁家纾难支持革命战争的农民呢?

  毛泽东交了一份不合格的答卷。陕北农民支持和追随毛泽东打下了江山,为的是翻身解放,过上好日子。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毛主席坐江山以后,剥夺了他们的一切。在公社化年代,他们只剩下“一碗一筷,一铺一盖”,后来连一铺一盖也没有了,全家人盖一床被子。他们向往的好日子竟然是“老边区”时代,即毛主席转战陕北那个时代。

  1980年6月,新华社几个记者到陕北安塞县王家湾公社,拜访了1947年接待过毛主席的王家湾行政村代表主任、时任公社党委委员的高文秀。这位1935年入党的老党员,其时已经七十二岁。

  记者先看了看高文秀儿子住的窑洞,大小几口正在吃饭,但是不同年龄的人饭都不一样:最小的吃面疙瘩汤,大一点的吃“渣渣饭”(一种把高粱连皮和苦菜一起煮成的又苦又涩的饭),大人吃糠拌苦菜。窑洞里除了一盘炕,一个锅台,几只缸罐外,空空荡荡。揭开缸盖一看,大都空空,只有一只缸里还有一点高粱,锅台上还剩半盆面。

  走到上一层的窑洞里,只见一个干瘦如柴的老头,缩着脖子斜靠在炕壁上。公社副书记老雷说,他就是高文秀,已卧病不起多时了。记者打量了一下,炕上还算有一片烂毡,角上堆着两条破被。其余也就一无所有了。一听说来人是北京新华社派来的记者,高文秀的老泪就顺着脸上的皱纹淌下来,哽咽着说:好,好,难为你们还惦记着俺们……

  在一阵沉默之后,记者问老人:这些年日子过得咋样?他无力地摇了摇头,一声长长的“唉——”停了一阵才说:“不瞒你同志,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去年还算好,一口人分了三百来斤粮,自留地上又弄来四五十斤,饿是饿不死了,比前些年吃树叶的日子好过些了。”

  说到这里,老汉又痛苦得说不出话来。老雷在一旁代为叙述:最困难的,要算1973年到1976年的那几年,一口人一百来斤口粮,不到过年早就光了,靠糠和谷壳、麸子对付到开春。苦菜刚一露头,就挖得吃了。苜蓿成了主要食物,根本舍不得喂牲口。苜蓿吃光了,就只得打树叶充饥,槐树花叶、柠条花、枸杞叶子、臭椿叶子都摘来煮着吃。有的社员实在饿得不行了,只好去偷荞麦叶子。家里凡能变卖的东西,都换了粮吃,好多人家还断盐。差不多的人都是面黄肌瘦。吃了树叶,拉的屎带血,自己都不敢看一眼……

  这些情景,实在太惨了。为了不再刺激卧病的高老汉,记者赶紧改变话题,问起当年毛主席来到王家湾的情景。这一问,老人忽然张大了模糊的泪眼,闪出了感奋的神色,说:“那时候好啊,比现在好多啦。”接着,他慢慢拉开话闸,回忆起当年的情景:

  “1947年4月13日后晌,来了一支俺们的部队,大约三百来人。俺那会儿当代表主任,有几个军人就来找俺,说部队要在这里住几天,看看有啥困难?俺说吃的粮没麻达(不缺的意思),酸菜也有,就是你们牲口多,草料怕供不上。一位被大家叫罗大队长的说:只要有米有菜就行,柴草我们自己解决。后来,部队一住住了五十八天。头二十多天,部队就吃自己带来的一点米和俺们筹的粮,等到5月初蟠龙镇打下了,大部队才送来了洋面。那会子王家湾村十七户人家,一百多口人,能容下这么多人吃饭,你们想,要是我们没有余粮咋能成?就说俺家,那会八口人,在村里是穷户,一年也要打十四五石粮,洋芋还不算在内,腌的酸菜,晒的干瓜片、干红豆角也吃不完。

  “毛主席、周总理、任弼时同志那年就住在薛如宪老汉家的大屋里。起先俺们只知道住的是大首长,不知是谁,后来,被俺村薛富荣老汉认出来了。他在瓦窑堡开会时见过毛主席……”

  从高文秀老汉的回忆中,记者们明显地感到,此时1980年王家湾人的生活,真是不如三十多年前了。第二天,记者们访问了1947年跟随中央机关的新华社副总编辑范长江等人住过的地方——王家湾大队高川生产队后,这种感觉越发强烈了。

  高川生产队离王家湾约莫三里地,由于有一点沟台地,在王家湾公社算是最富的队了。记者们找到范长江1947年住的高长生家时,果然见比高文秀家好得多,炕上铺的白毡,被褥、穿着也较干净,吃的饭也好一点。但是高长生老汉一谈起来,还是流露着对老边区生活的无限怀恋。他说:当年俺家一共八口人,有两条牛,三头驴,一百多只羊,两头肥猪一群鸡,一年打五六十石粮食,平均一人二千多斤,咋也吃不完。老范他们来的时候,俺家光余粮就存了三十石(一万多斤),腌的酸菜四五大缸。养羊多,抓的羊毛也多,除了卖钱,就擀毡、织毛衣、毛裤、毛袜,打毛口袋,缝老羊皮袄,穿得暖烘烘。还时常用粮换布,三升米换一尺老布。肉也多,老历六月六、七月十五、八月十五、九月九,都要宰几头牛,过年时宰的更多,腌猪肉要吃到老历五月。等到六月六,就吃“新麦泡羊肉”了。

  一说到眼前,高长生就皱了眉头。他说:1979年,俺家六口人,从队里分到一千八百斤粮,自留地打八百斤,总共二千四百斤,一人四百斤。这算是这几年分得最多的了。羊,被割尾巴割光了,“四人帮”捣乱最厉害的1976年,只剩下了一只,现在虽有六只了,还不及当年一个零头。打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就没分到过钱。他说,比起王家湾,我们日子还算好,要是跟老边区时比,远远比不上。[1]

  1973年6月9日,周恩来视察延安,曾任中共延安地委副书记的土金璋大胆对他说:

  “总理,延安地区14个县,130多万人口,南边7个县群众生活还可以,北边7个县群众生活很贫困。最近我到子长县李家岔村去看了一下,那里的群众连苞谷面都吃不饱,其中有一家五口人合盖一床被子。”

  “战争年代都没有这么苦!这是为什么?”周恩来很震惊。

  “这可能和政策有关系。老百姓在院子里种几颗南瓜、苞谷,也都被铲掉。”

  ……

  周恩来说:“延安人民用小米哺育了我们,全国解放24年了,延安人民的生活还这么苦,我们对不起延安人民。”[2]

  毛主席要求“全国农业学大寨”,自家院子里种东西,绝对不是社会主义大寨模式的东西,那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属于铲掉之列,周恩来也不能逆毛主席之意而行。

  陕北老乡真苦,一家六七口人,只有一两床棉被,孩子们就靠着烧热了的炕席过夜。除了年节,一年四季炕桌上的菜总是老三样:一碟盐,一碟辣子,一碟酸菜,客人来了,把那碟酸菜添得上了尖,就算招待客人了。为了省灯油,灯盏里常常是半截子油半截子水,水沉到底下,油浮在上头,有水的冷却作用,灯火不至于太旺。粮是队里种的,布是自己织的,现钱是很难分到手的。到年底分红的时候,有的队里把分钱户跟欠钱户一一相抵,就算平账了,因为欠钱户永远拿不出钱来,所以分钱户也就永远拿不到现钱,大家都习惯了[3]。

  1942年最早唱《东方红》的李有源,陕西省佳县(即葭县)张庄农民。在1956年毛泽东强制农民进入集体化以后,尤其是1958年强制农民进入公社化以后,张庄农民们穷得一塌糊涂。因为靠公社过不下去了,有一段时间张庄人盗墓成风。张庄离县城近,城里谁家白天埋了人,张庄人就在晚上把棺材板刨出来,加工成风箱、炕桌、小柜、凳子,拿到榆林城去卖,然后用卖得的钱在“黑市”买点粮食回来过日子。这当然要引起墓主的抗议和告状。但由于这是因为大家穷,没法子才干的,也不是盗什么金银财宝,再加上法不责众,县里也没办法。

  1980年记者去李有源家时,看见了他的大儿媳。她告诉记者们,他们家在合作化以前生活不赖,但是后来不行了。1971年前,生活实在没法子了,她出去讨过饭。[4] 陕北农民唱着《东方红》迎来的是这种苦日子,他们不唱《东方红》了。但一些怀有政治目的的城里人继续唱。好像一唱《东方红》,就代表农民,就代表几亿群众,气就特别粗,胆就特别壮。

  改革开放30年,邓小平等后任领导替毛泽东还了帐。延安地区也发展起来了,老百姓过上了小康日子,有吃有穿了。尽管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要靠继续改革开放来解决。现在有人歌颂合作化,歌颂人民公社,歌颂大跃进,歌颂文化大革命,说现在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要回到毛泽东设计的那个“共产主义天堂”里去,建议这些“革命左派”,去访问一下王家湾,访问一下李有源的家乡,问问那里的老百姓,他们愿意不愿意?

  2009.9.16

  [1]傅上伦、胡国华、冯东书、戴国强:《告别饥饿:一部尘封十八年的书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11页。

  [2] 南山:《周恩来总理生涯的民生情怀》,郑州:《党史博览》杂志2008年第3期,第10页。

  [3] 王增如、李向东:《上山下乡:中国1968》,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页。

  [4] 傅上伦、胡国华、冯东书、戴国强:《告别饥饿:一部尘封十八年的书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7页。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59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