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在异乡 书是故乡

    20年前，刚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客家人张伟明还在干他的质检员工作，最辉煌的履历是在一家日资企业里当上了IQC（负责进料检验）。

    那时，安子还在一家电子厂的流水线上没日没夜地干活，被人称作第一代打工妹。

    那时，初中毕业的王十月在一家建筑工地做小工。

    那时，安石榴也只是工厂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后来他还摆过地摊。

    与别人不大一样的是，这些人把打工之余的时间都用来读书。直到有一天，书香和车间里流下的汗水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催生出富有深圳特色的打工文学和为打工者立传的作家群体。

    如果不是那段相似的读书经历，可能干质检的还在干质检，摆地摊的也还在摆地摊。

    张伟明被认为是中国打工文学的发起人之一。这位广东文学院的签约作家在打工之前曾经闭门读书6年，他试图通过读书去了解世界及了解自己。然而1987年，当他贸然闯进深圳这座新兴的城市时，一时间却找不到自己的落脚点。总算是凭借翻过几本关于质检培训的书，他在这个工种上从零做起，3年后在一家日资企业里当上了IQC，获得了近乎白领的收入。

    但是对一位醉心于阅读的年轻人来说，“打工打到一定的时候，会觉得人像机器”。他开始想念书。

    那时候，关外的宝安区还很荒凉，孤零零的一些厂房，根本找不到新华书店。没有书摊，没有报亭，纯粹是上班下班。打了几年工，张伟明越干越麻木。他问自己：“人怎么能变成这样？”

    “我坐在厂房外的河边读书，夕阳和我一样孤独。三班倒的工作制，月亮和太阳经常走错家门……”很多年以后，他在回忆起那段读书经历时开列了一长串书名：《红楼梦》、《水浒》、《战争与和平》、《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几度夕阳红》、《基督山恩仇记》、《唐宋诗选》、《酒徒》、《百年孤独》、《弗兰德公路》、《荒原狼》、《金瓶梅词话全本》、《生活之恶》、《北回归线》……

    等这些书都被翻烂之后，张伟明干脆借口“家里有事”，辞了工。因为担心被认为“大脑有问题”，他没敢跟老板说辞工只是为了能坐下来读书。

    他借了一辆自行车，沿着坑坑洼洼的黄土路，骑到南头关内，满大街跑，就想找一个有书的地方。在一间比家用卫生间大不了多少的书店里，他买到了一本马尔科姆·考利的《流放者归来》，里面记录着包括海明威在内的美国上世纪20年代作家们的文学流浪生涯。

    “他们的思维太像我们这些打工仔啦！”在书里，张伟明发现，海明威那代人对美国这个新兴国家的认识居然与这些初到深圳的打工者暗合——没有生气，没有出路，看上去就像是文化沙漠。

    为什么不像海明威他们那样，把这些自己的经历和想法写下来呢？张伟明开始投稿，结果“只要是写打工的，没有发不了的”。于是一种阅读加体验混合成的打工文学样态在深圳兴起，很快盖过了同样萌发于深圳的“新都市文学”。

    “在一座移民城市里，你很难有机会跟人沟通，阅读是沟通的一条重要渠道。”张伟明觉得，这是打工文学容易在深圳兴起的原因，“有时候，人活得很糟糕，却装作不糟糕。至少嘴里不会说出来，却都愿意写在书里。”

    张伟明笔下的工友老刘，“待过很多山寨厂，住在铁皮房，白天到街上摆摊卖衣服，在工厂上晚班累得尿裤子”。张伟明在家乡父老面前，从不说自己焦头烂额。有时候，老乡们读完了他的小说却会问：“打工人不会像你写得那么惨吧？”其实他就是在写他自己。

    于是，一个挚爱读书的打工者的作品转而成为打工者挚爱的读物。一捆捆的读者来信中有一封说：“我也有很多故事，但我写不出来。看到别人写的故事跟我亲身经历的一样，我感觉很满足。对打工者而言，这是一种心灵的慰藉。”    这种体验就像张伟明当年从读书中获得的那样。 不过，如今年轻的打工者们要比前辈幸运得多，他们再也不用骑一个小时的车去追求一本书了。近800个公共图书馆（其中500多个达到国家一级图书馆标准），已经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图书馆之城”的美誉，而“实现所有人的文化权利”也成为一个深入人心的理念。

    在宝安的水田村，有一座由宝安区图书馆、石岩街道和同富康公司共同兴建的专为打工者服务的图书馆，同富康工业园区内的打工者，甚至只凭厂牌就可以免费借阅这里的22599册图书。开馆不到一年，这座辐射两万多名打工者的图书馆每月进馆人次已经达到1．1万，打工者的阅读需求由此可见一斑。

    留言簿上记录着他们对读书的看法：最直接的写“我爱读书”。含蓄点儿的说“读书让我静心”。

    还有一位用红色水笔端端正正地写下“书中自有颜如玉”，后面却又加上了一个不好意思的笑脸符号，让人好奇这座不过300平方米的图书馆里发生过怎样的一段美丽邂逅。

    随便拉着一位喜好读书的打工者，他们对读书的看法都不尽相同。“读书让人长见识。”在厂里负责制作磨具的廖光文说。在没有这座图书馆之前，他的业余生活在打台球、看电视和搓麻将中度过。等到图书馆开馆，他就一头扎了进来，疯狂地寻找有关历史和旅游的书籍。

    一次在街上走，廖光文看到很多宝安的打工者作为义工，在十字路口维护秩序。于是他回到图书馆就问：“可不可以在馆里做义工，为大家服务？”如果你考虑到这是一个时常需要“被帮助维权”的弱势群体，那你或许能理解这种为他人服务的想法是多么难得。“观念会发生转变，完全是潜移默化的。”廖光文解释说，比如他的环保意识就是受到图书馆里一些杂志的感染，那让他知道了“温室气体正在使气候变暖”，于是从此为地球感到担心。

    “读书会引发思考。”同样是图书馆义工的吴旭东说。这位机械维护师一直都爱读书，有图书馆之前，他愿意花10块钱买路边摊的非法出版物。“尽管词不达意，却能让人躲开现实世界。”现实世界很让人焦虑，比如一起出来打工的老乡聚会，有人嚷，“那个谁啊，现在几千万身家，在深圳买了几处豪宅……”羡慕，更多的时候又很自卑。吴旭东想，当年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买一瓶啤酒，宿舍里的人轮着喝，现在看人家多牛。

    书可以疗伤。简单的做法是看心理学的书，吴旭东会把自己“代入”书中，调节疏导自己的不良情绪。麻烦点儿的办法是看文史类的书，世界历史、人物传记又或是武侠小说。“不同的阶段，对书的思考会有不同。”他说，年轻的时候，以为武侠世界里的江湖就是快意恩仇。现在职场上打工，好像就在江湖中，武林有武林的牵绊，社会有社会的牵绊。吴旭东很喜欢《天龙八部》里的段誉，因为欣赏他随遇而安的性格—你给我皇帝做我可以做，你让我做老百姓也行。武功很高，却不滥用武力。“这符合咱小老百姓的立场。”吴旭东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读书可以找到自己的快乐。”9月份一口气借了21本书的王玲玲说。刚接触这位获得“读书之星”称号的女孩，她会低声说，自己看的都是“诗词和古代战争”。等熟起来之后，她才会腼腆地告诉你，自己借的都是言情小说。20岁的女孩总是在图书馆里待到晚上10点闭馆才回去，有时非得把关于青春的美丽传说看完才能安心地睡着。

    从年近半百的张伟明往下排，你会发现，这几代打工者最终都在书本中找到了精神寄托的地方。

    张伟明刚到深圳的时候很拼命。等到“功成名就”，宝安区文化局请他主编一份杂志，不仅解决户口，还分了一套房子。这不就是打工者最初的梦想么——落户成为深圳人，有房又有车。

    搬入新居的头半个月，张伟明的确很兴奋，但很快他就发现“物质文明没有安抚住我”。他用可以换一套更大房产的钱买了一块地，种上一些果树，每年抽出一半的时间去果园读书。他在思考，置身这座蓬勃发展的都市，人们如何从永远不可能满足的物化欲望中超脱。 　本报记者 蒋昕捷 摄影：齐洁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