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盘点零年代：从阅读的失败到文化的失败

在中国，威权时期国家主流的文化批判曾经一度强势，尽管有些批判刚开始是由民间发声的，但也很快被纳入主流。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1954年两位年轻人李希凡和蓝翎在《文史哲》第四卷第四期，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研究简论及其他》一文，批判俞平伯、胡适的新红学。而毛泽东当时正要在全国开展一场革命文化的改造战略。于是，两位被毛泽东称为 “小人物”、刚刚从大学里走出来的青年，似乎一下子以革命红学的姿态取得了正统地位。更有意思的是，早在李蓝二人自由地批判俞平伯之前两年，被称为安徽第一才子的白盾，就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过《红楼梦是“怨而不怒”吗》一文，对俞平伯的新红学提出质疑。原名吴文慧的白盾，当时只有30岁，曾经当过教师和编辑，自然也是小人物。但是白盾后来被划为 “右派”，关进监狱，所以在后来批判俞平伯新红楼的宏大叙事中，他就被清除了出去。

无论被“请”出了叙事的白盾，还是被利用了的李希凡蓝翎，原本并非授意于任何人，只是民间的批判声音，刚好契合了主流的思想，由民间发起，而由主流发力推动的文化批判，经过不断地拧紧和上劲，最后不断升级终于变成了“文化革命 ”。这场质变过程真是文化的不幸。

同样是由一个历史文化事件引发，姚文元1955年兴高采烈地批《海瑞罢官》，就是授意于江青。这一批判，不仅批死了明史学家、北京副市长吴晗，还把北京市委市政府翻了个底朝天。威权时期的国家批判可见一斑。

网络时期的批判

从1990年代到现在，无论中国还是国外，民间阅读最大的变化就是互联网化、电子化。2008年美国《新闻周刊》第4期，刊载了电子阅读器，这种拿在手中的图书馆，更进一步地把人类的阅读，从纸张上带离开来。这一招比电脑还要来得彻底，因为它能够随时携带，获取知识比电脑更便捷，还因为它的容量极大，能够容纳无数个图书馆。

在认可从“阅读的角度来讲，互联网还是很重要的”基础上，朱大可还是对互联网时代的阅读，提出了尖锐批评。因为现在“小孩子最大变化就是不看书，他们要找东西，就到互联网上去查”。

“从哲学上讲，书是自我闭合的，印刷出版之后，它不会发生变化，也不会被偷换，所以更加可靠。虽然书永远是他物，但它可以与我合为一体的。从本体论角度上讲，它更接近本体。而互联网永远是外在的、开放式的，今天看是这样，明天看又变调了。它游移、恍惚、不可确定，没有安全感。互联网是永远的他物，没有达成与人的内在契合，它随时可以抛弃你。维基百科和百度，谁都可以上去修理它，改得面目全非。”朱大可把阅读方式的变化引入哲学范畴后，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能够各述己见地被修改的维基和百度，带给人类的是什么？是知识？还是一个事实的百相？作为事实它还有没有本体，有没有真相，真相是什么，真相在每个人手里，是个拼图。这就是后现代阅读在互联网时代的困惑。

事实上，即使是印在纸上的传统阅读，它提供的知识也有不可靠性。

尽管批判者朱大可认为这两种阅读形态并不对立，还是应该理性地来判断，但他也不无担忧，这种全新的阅读，将把这一代青年人造就成什么样？是能安心地看下去，还是一如互联网海量信息的多样、不可知、浮躁、片断化、要素化和现抓？ “那种碎片化，只有现在时态、没有过去没有未来的瞬时化，要什么挑两页看一看，知识没有连贯，不成系统。”

网络阅读，实在是一个不可低估也不可否认的新东西，想低估它也可以，但能使自己变成一只鸵鸟。网络突出了这个时代的特点，那就是每个人都有发言权，这叫人的基本权利。而每个人都可以就一种知识有自己的看法，于是，一个事实就有了很多种“答案”，知识成了没有相对确定答案的东西，而很多人又不具备或没有判断力，这无疑扰乱了价值视听。对于一个正在创建自己价值观的少年，有些东西会把他搞糊涂。“这个事情管他干嘛？他就会放弃判断，人云亦云是一种情况，放弃判断是另一种情况，就是没有了价值观，在日常中做事就没有原则。因此，互联网是个双刃剑，它使年轻一代文化智力发生退化，失去有效的判断力，这在80年代是不可思议的。互联网时代容易使年轻人首选判断放弃，第二他说出自己判断的方法也是错误的，我对你观点不同意，一二三四你说嘛，他却上来就‘X你妈’”。首先是没有立场，而后是有了立场也不知如何表达，这就给我们日常阅读制造了巨大的困惑。

朱大可还用“广场效应”来形容互联网传播：所有人都在大喊，你要突出自己，唯的一办法就是脱光了大喊，靠这个吸引注意力。这样做很容易被指责为炒作，但不使用这种极端的策略，就不会有人注意到你。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王余光对互联网时代的阅读同样持批判态度，进入21世纪以后，阅读原典的越来越少，网络以及百家讲坛带来阅读通俗化已经成为阅读的趋势。王余光说：“以前的阅读是受学者的影响，现在的阅读是受传媒的影响 ”，从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到于丹讲的论语，读图、漫画、卡通化完成了阅读形式上的转型，上网、手机书、阅读器完成了载体的转型。目前的这种阅读，被王余光称为浅阅读，“这是一种跳跃式的阅读，缺乏深层思考和逻辑思维，但它已成为潮流和趋势，怎么办呢？民族素养仅靠消费型的阅读是不够的，我们也只能呼吁了。”为了呼吁读者回到深层、严肃、纸本的传统阅读之路上来，王余光接受了很多演讲邀请，一有机会就把深层阅读与民族素养放在同一层面来阐述。这位带着博士的导师还喜欢说，考研、读博在增加不等于读者在增加，应试体制下拼命买参考书应该排除在阅读的概念之外。

丧失批判精神的弱智粉丝

文化批判不仅关注文化、阅读和传播本身，也关注阅读者。粉丝的出现，也是中国当代文化中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不同于西方的粉丝，中国粉丝更“愚忠”一些。1990年代中期，中国最早一批文化粉丝出现，他们是余秋雨的追随者，直到今天，余老师的粉丝仍然是一个不小的群体，在2008年某烟草集团新年答谢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经营商们，在饭桌上还不忘交流自己刚买了一套《余秋雨文集》，并且以此引为知己，而这套书一版一刷是在1998年。

在西方，粉丝这种社团在现代符号学研究里，并不是盲从，它是有批判意义的。一旦粉丝觉得偶像退化了、出问题了，他要和偶像理论，因为他会觉得很痛心，你不如以前了，我崇拜的是以前的你。粉丝在西方绝对不是简单的盲从，而在中国却成为不需要理由的崇拜。以2006年郭敬明与庄羽的抄袭官司为例，郭敬明的粉丝团“郭巴”和“四迷”们还发出过“小四抄也是好的，你也抄一个？”这是对做人底线的挑衅。

很显然，“愚忠”的中国粉丝，在批判精神方面就弱一些，中国粉丝很容易就被偶像所“洗脑”，“脑残”以后就变得无比的崇拜。

令人悲观的“不阅读”

1999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上下两本《十作家批判书》，出版商把只是作者之一的朱大可“冠”了个类似主编的位置，但朱大可说，他本人对此书中的一些观点并不认同。但无论如何，这种集中的批判在近年来还是凤毛麟角，对于思维结构开放的青年，这种批判能起到部分纠正粉丝心态的作用。至少这不是一本培养阅读“奴才”的书。“批判只是提供各种思路，将接受新的思维切入点，形成一个常态，对他们这代人的生长是有利的。帮助他们学会从不同的声音当中，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曾在澳大利亚生活8年的朱大可还举出一例：在西方，老师布置作业《你认为石油涨价好，还是不涨价好》，学生会先在网上查，然后问家长，再问加油站。然后写出作业来，油价上涨对我们家庭是不好的，但对人类生活提高有好处，最后得出结论，重要的是要保护环境。这样学生的资讯来源就不同了，而教科书只有来源之一。

令阅读史学者王余光悲哀的是，他的研究中有一部分是“不阅读”。据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从1998起10年内的 “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表明，读者人数一直呈下降曲线、读书时间也呈下降曲线，个人读书常数也在下降。为了强化阅读，王余光的朋友朱永新几次在政协会议上提出设立阅读节，但至今此提议尚未被认定。

“今年4月23日，温家宝总理参加世界读书日活动时说，‘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从中央政府到学术界都在重视阅读，就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传统阅读正在逐渐消失。”王余光说。

对话朱大可：21世纪阅读：最畅销就是最垃圾

　　您提到当代的文化和文化批判的衰退，西方情况怎样？

　　现在西方也一样，马尔克斯没人看，但总体水平要比我们高得多。1997年澳大利亚做过一个调查，哪个符号你印象最深，没人说十字架，第一名是麦当劳的M，你说晕倒吧？很正常。文化的贫乏，他比我们更早，这是全球性的。这些年诺贝尔文学奖，全是二流的。

　　又不愿意空缺一年，等一年。

　　等？等10年也不会有一流作家，我看不会产生了。西方也是消费社会，出版和写作都要迎合市场，以大众的口味当作他衡量的标准。不过是大众读物的要求，比我们高很多，《哈利·波特》就是大众读物，不同的是，它是个好的大众读物，而我们畅销的，恰恰是最垃圾的，但也被炒作得最厉害。

　　既然已经发现了这种存在，为什么还是这些东西在引导市场？

　　你知道商业社会的原则，这东西肯定是“安全”的，反正也看不死人。

　　尽管这些阅读是非理性的，但是大众没有自己的判断能力，通过炒作很容易带出浪潮来。同时，低龄化的写作也貌似很成气候了。

　　我们很清楚，垃圾就是垃圾，但它有市场，书商的目的就是赚钱和赢利，就是垃圾也在所不惜。他不顾及这个社会的价值尺度，但批评家要管这个，这就是一对矛盾，但是发行权、宣传权都在他手里，所以整个社会里，我们的声音是很弱的，你说一万遍也没人听。研究文化批评的研究所，全国就一个，声音非常细小，我们非常无奈、非常无力、非常无能。我们是三无研究所。

　　您怎样给现在的青年“断代”？

　　70后问题少点，80后问题大点，据说90后问题很严重，我不知道，都是据说。我看每一代都有问题。我们这代，难道就没有问题了吗？

　　有的时候，国家主流文化一直在推动某种东西，而民间批评家一直在批判，这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一般来讲，在威权时代，个人声音还是很弱的，国家打压一下，民间就沉默一阵。从历史上看，批判知识分子过去只有一个质疑者，那就是体制，而现在还要面对另一个对手，那就是大众。知识分子必须面对两面夹攻的形势。

　　中国还有批判知识分子吗？

　　只有极少数还活着。上世纪90年代初，知识分子或叫批判知识分子的死亡，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有些人不能叫知识分子，最多像王朔说的，叫“知道分子”。“知识分子”这个汉语名称容易引起误解，因为有没有知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有独立的批判精神。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现在许多人研究归研究，写归写，没人看。《读书》也远远不如从前，与大众没有多少关系。知识分子一旦脱离民众，就跟死掉了没啥区别。

　　1998年，《读书》还出过20年纪念光碟，当年定价100元是很高的，但卖得还挺好。

　　不错，尤其是在二三线城市，教师们以看《读书》为荣耀，在《读书》上发表文章，是件了不起的事。现在，书都没人读了，哪还会有人挂念《读书》。

　　当年很多人看陈寅恪，是因为看《读书》在读什么。

　　那时民众老在琢磨知识精英在读什么，这样就能学习和仿效精英了。现在非但不读书了，而且也不要当什么精英了，专家加个石头旁——那是对整个知识阶层和专家缺乏信任感。民众与精英之间发生价值断裂，拒绝追随你，也不以你为荣。自文革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着第二次被民众蔑视的危机。

　　当然还有第三个原因，那就是“自杀式炒作”，使作品在市场化的同时，变得垃圾化、泡沫化，快感浅显、转瞬即逝。要么就更加实用化，流行养生、英文、计算机之类。所有跟思想、精神和信仰有关的书籍，都遭到了读者的冷淡。这不仅是阅读的失败，更是整体文化的失败。

来源：新世纪周刊（原题：《文化批判声音变弱：中国粉丝愚忠丧失批判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