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老师也是弱势群体

[一种声音]青年老师也是弱势群体

经常听老师私下说自己是弱势群体，但是在公共媒体上，这样的说法并不多。作为知识分子的老师，可能觉得在这么一个笑贫不笑娼的社会里，作为一个高等教育系统里的老师，说自己属弱势群体有辱斯文，面子上过不去。所以，大部分老师的做法是扛着忍着，对不公环境和待遇从愤怒到无奈到习以为常。浙江大学海归博士涂序新自杀，让人再次反思高校年轻老师的生存状态来。当然我想一定会有人说，怎么，高校老师还叫苦，那么其它那些弱势群体怎么办？可是这么说，就等于是在说：世界上那么多人得了癌病要死，你不就是个流感吗还治什么？什么事情，我们的讨论都得放在具体的环境下，按照这个系统所应依存的规则来讨论，才有意义。

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的涂序新博士，是浙江大学“1311计划”引进的1000名学术骨干之一，但是回国三个月后自杀。遗书中说：“在此时刻，我认为当初的决定下得是草率的，事后的发展完全没有预计，感谢一些朋友事前的忠告。国内学术圈的现实：残酷、无信、无情。” 一个纳入1311计划的海归、博士后尚且如此，其他老师的生存状况究竟如何，已经不是什么悬念。当然马太效应在很多领域都有，可是高校更趋严重。一个人有成就了，那么名利则纷至沓来，多得让一个人手足无措。年轻老师最需要物质生活改善的时候，反而是事最多，待遇最差，最不被重视，最没有发言权，最没有谈判筹码的时候，这个现象是极其不合理的。

我想很多人都为他感到惋惜，觉得不该做出自杀这个选择。但这毕竟是他个人的决定。受崇尚个人成功的势利文化影响，很多人从海归水土不服不适应社会这些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但我想不如尊重去世者和他的家人，不要过多评论他个人的责任。逝者已逝，说说浙大的责任似乎更有建设性一些。涂的遭遇倒是让我想起一些不快往事来。很多年前，我在国内读研，读完回母校。回去前说得都好听得很，一旦回去，什么承诺都没有兑现。不要没有什么所谓的“重用”、补发工资，连分的宿舍还是一危房。对于这些不公待遇，你找校领导找人事处，只会被当成皮球一样踢来踢去，除了一些好心的老师，没人帮你说话。折腾好久，我最终离开了，但是学校索要违约金的时候毫不手软。如果诚信也纳入我们处事规则的话，理论上是学校违约，但学校官僚说当初跟你说的那些都是口头承诺。这样的承诺，基本上是空口开河，最终不算数你也没有办法。换言之，他怎么失信都行，但是你不能违约。因此对于涂博士说的“无信，无情”我是深有体会的。

而今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在全球人才的竞争上也走在前列，来美国招贤的招聘团象走马灯似的。李开复先生来美国招贤的时候，甚至呼吁留学生尽早归国，说再不回去就来不及了。可是把人招回去之后怎样呢？我跟一位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的老师提到此事，说他在国外学术成就辉煌，回国也是人才。他反问：你没看到海归自杀的消息吗？可别让涂博士的自杀，死掉这些人才的海归之心。多年前，巫宁坤快在芝加哥大学读完博士学位时，收到燕京大学的邀请，满怀热情地回国效力。送他的是李政道。巫宁坤反劝李政道回去， 李政道没听。 巫宁坤老师在《一滴泪》中记载：若干年后，李政道衣锦还乡，回到中国，被国家领导人接见，敬酒。饱尝运动折磨的巫宁坤自问： 如果在旧金山那个七月的下午，是我送他上船回中国，结果会怎样？

避免这种历史重复的唯一一个办法，是实实在在改进老师的生存环境。浙大的“1311计划” 据传包括100位大师，300位核心人才，100个创新团队，1000个学术骨干。可是如果只引进人才而不给人才起码的环境，那么无异于一场学术界赶英超美的新一轮大跃进。一棵树刚种下去，不浇水施肥它也会夭折。树尚如此，人何以堪？一个只重引进不重培育，只看学术产量不看学术质量的环境，能有效地将天才变成蠢材。可是一些高校热衷于通过引进数量快速提升影响力。如此靠数字打拼，不过是领导面子上好看，学校形象好看，人才本身则会被严重浪费。

出现这个问题，说到底是官僚治校体制在作怪。早在70年代，斯坦福大学的J·维克多·鲍尔德莱奇（J. Victor Baldridge)写过一篇文章，论述高校治理（university governance)的三个模式，其中之一是官僚模式（bureaucratic model), 按照层级关系管理学校，基本上是官本位，其弊病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起码没有把学识、专才所构成的软势力纳入决策体系之内，以至于高校不过是一个官僚机器上的小螺丝钉，而不能扮演引领社会发展的一个引擎。他提出了另外两个模式，其中之一是“协商治理”（political model），直译过来是“政治模式”，所谓“政治”，是指那种广义的“政治”，亦即在开放、互动、多元的群体内，通过谈判、协商、妥协等方法，形成政策和决策。但是这个模式被人接受的并不多，而他说的另外一种模式学者治理模式（collegial model), 则广泛被人接受，也基本上是美国而今大部分高校默认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主张按照学者的社区治理学校，强调人性化治理，将学校的治理者视作一个“学者的社区”。在这种模式下，很多高校都有教师议会（faculty senate), 审议学校的各项重大选择。在这种体制下，教师“做大”，行政人员真正成了“公仆”。比如我自己做远程教育，制定的远程教育流程和政策，如果该议会不批准，就等于废纸一堆。由于集体决策作用比较大，个人实质权力小，很多时候，院长和系主任的职务变得很虚。我以前读书的那个系，原来的主任走后，剩下几个老师谁都不当，甚至开玩笑说要掰手腕决定谁来当，最后，好不容易有个老师当完临时主任一年后，退休了，最后学院送来一个外援，让一个外系的老师临时挂名。由于这些行政上的诱惑比较少，老师出人头地，主要还是要看其学术地位，这是一种体制性优势，也是美国高校学术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即便在这种教师已经做大的情况下，还有老师要组建工会，维护自己的各项权益。根据《华尔街日报》一项题为《全世界的教授们，联合起来》的报道，威斯康辛州州长吉姆·道伊尔（Jim Doyle)允许该州高校教师组建工会。此举引起了很大争议，因为社会上很多人认为教师有终身教授体系，并参与到学校治理当中（亦即上文所说的学者治校模式），没有必要再建工会。不然，谁还愿意来学校管理呢？

而国内教师的待遇完全相反。很多高校目前还是官僚体制，从争211到上百人千人计划，老师不过是学校领导手里的棋子，他们的论文就跟呼吁亩产万斤的时候一样，不过是给学校的“论文引用数量”上增加一个光辉的数字，乃至于产生一大批有数量无质量，有文字无见解的学术垃圾。所谓尊重人才，也不过是嘴上说说，口惠实不至。如果说美国老师有了终身教授制度，有了教师议会，还有人要“得寸进尺”组建工会维护权益，国内的中青年老师，权益得不到维护的时候，难道只能这样以一死来敲响警钟？

中国高校倒是建有工会，或称教育工会，是不是要让其发挥实质作用，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呢？教师需要的，应该不只是过年过节发一些副食品吧？

来源：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