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不断磨砺反腐利剑

    海内外舆论普遍认为，这又一次彰显了中国惩治腐败的力度和决心。

    实际上，新中国自成立之日起，就没有对腐败分子“手软过”。

    １９５２年２月１０日，河北省保定市东关大教场，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被处以死刑，这就是举世震惊的“新中国反腐第一案的两声枪响”。刘青山、张子善是老党员，曾在天津地区任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职务。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曾被捕入狱，面对严刑逼供，坚贞不屈；但在和平时期，他们却居功自傲，贪图享乐，堕落为人民的罪人。

    公审大会召开前，有人提出是否可以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意见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个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２０个，２００个，２０００个，２００００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中共广东海丰县委原书记王仲，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因腐败被判处死刑的县委书记。他从１９７９年收受一台１７英寸黑白电视机起，侵吞缉私物资、受贿索贿的总金额达６．９万元，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强调：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他同时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依靠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是中共在反腐倡廉工作中探索出的重要思路。随着《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等一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法规和制度出台，中国的反腐工作开始从治标向治本拓展。

    ２０００年２月１５日，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因腐败被判处死刑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同年９月１４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成则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因腐败被判处死刑的国家领导人。

    ２００５年，历经１３年的砥砺，《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颁布实施。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部十分重要的党内法规，标志着党内监督从此进入规范化、制度化的新阶段。

    近几年，中共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毫不留情”地将一批违法犯罪的党员干部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据统计，２００３年７月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审结违犯党纪政纪案件８５．２万件，处分８８．１万人。其中，处分地厅级以上干部２３８６人（不含军队），县处级干部２９９０５人，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２４７１８人。

    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３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今年１月至６月，在检察机关立案查办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中，５万元以上的大案为４７５９件，占立案总数的７５．８２％，其中５０万元以上案件５５６件。查办处级以上的要案有７９７人（内含厅级４６人），占立案人数的１１．６５％。    陈良宇、杜世成、郑筱萸、刘志华、段义和等名字以及一系列社会关注的重大责任追究案件已经成为反腐败成果的“标示物”。     国际反腐机构——透明国际亚太部一位负责人明确表示，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政府领导人反腐败决心是首屈一指的。中国反腐倡廉建设在整个亚太地区算得上取得了非常实质性的进步。

    国家统计局统计表明，２００７年在全国１５个省区市的民意调查显示，群众对反腐败工作成效的满意度达到６４．４％，比２００２年提高了１６．２个百分点。

    尽管如此，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认为：“中共的反腐败决心是很大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但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

    今年两会前夕，新华网推出的一项网络调查中，“反腐倡廉”超过“应对金融危机”成为网友最关注的话题。全国政协委员孙继业指出，由于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还没有彻底建立起来，即使制定了一些监督制度，在执行和具体操作的过程中，也往往形同虚设，难以发挥作用。

    叶笃初指出，推进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是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根本途径，是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具体体现。

    遵循这一思路，近年来相关举措频频进入公众的视野。２００５年，中央下发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指导性文件。去年６月，备受关注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工作规划》出台，明确提出“经过今后５年的扎实工作，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的目标。    最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央又连续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更加完善了反腐倡廉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   随着时代的发展，更多的监督形式逐渐进入反腐工作的视野，例如网络监督。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就曾表示，欢迎网民“灌水”“拍砖”，令网民大为振奋。

    “中国面临进一步解放思想和加大改革步伐的契机，很多已经试行或探索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应该全面地推行，而不是仍然局限在有限的范围内。”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中心主任任建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