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雨的洗礼——“七·二八”抗风抢险的亲身经历

暴风雨的洗礼——“七·二八”抗风抢险的亲身经历 （一） “七·二八”台风到来之前，我是牛田洋军垦农场的一名普通“士兵”，隶属于五十五军二一九师五四五炮团加农炮营。我们的“营房”是房顶呈人字形的竹架子简易工棚，紧靠在东牛田洋海堤边，堤面比房顶还高，与汕头市区隔海相望。顺着海堤往北走通向鮀浦公社，往南走不远处，就是牛田洋渡口至商平渡口，摆渡的小船每天接送去汕头办事的牛田洋人。1969年7月下旬，天气异常炎热。我们收割完早稻，很快把白田拉耙了一遍，正在顶着烈日赶插二季稻。我家住在长江以南的农村，从小学插秧，自以为插得快，便向连内同志们挑战，开展“插秧比赛”。但是结果，炳炎和聚伦二人都来自湖南农村，是插秧能手，把我抛到了后头。十班长是卢光星，福建尤溪人，也是插秧能手。大家你追我赶，气氛活跃，进度很快，一心只想早些插完二季稻，可以换来几天的休息，好去汕头市区溜达溜达。7月27日上午，闷热难当，我们照常下田插秧。快收工的时候，营部的高音喇叭响了：今年3号强台风将于今晚在汕头登陆，吃完午饭后，全营集合，动员布置保海堤抗台风战斗。下午我们没有出工，先去营部集合，营长作了总动员，为了保卫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守住牛田洋大堤，要求各连组织会游泳的战士，成立20人左右的“抗风抢险突击队”，体弱多病的呆在营区，不参加抗风抢险。然后各连带回营地，讨论落实，做好准备。我们十班大多是来自北方，讲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却是旱鸭子。懂点水性的只有卢班长和我，会上我俩都报名参加了突击队。晚饭时，西边的天空血红血红，热浪滚滚。王指导员（广西人）平时就喜欢到同志们中间闲聊。这天他格外强调说：同志们晚饭要吃饱，晚上要休息好，要积蓄精力，要准备打硬仗。郑司务长（潮汕人）喜欢说笑，这时也用勉强能听懂的潮汕普通话说，今天的晚餐，炊事班的同志给我们做了许多好吃的，同志们一定要吃好吃饱，饭后抓紧时间早点休息。台风很厉害的，潮水很凶恶的，要保持体力，注意安全，不要被大潮卷走了。这番话非常实在，却把“饭堂”自由谈的气氛鼓起来了。我连的战士大都没有见识过台风，不知厉害，思想也很单纯，端着饭碗站在伙房前水沟边的一块狭长的土台子上，边吃边议论开了。“让台风来得更早些吧，我的头发都等白了！”一口的武汉话，还学着陈毅老总的腔调，把大伙逗乐了。“我的头发也等白了！”有人附和道。“我倒想见识见识这台风的厉害，等它来了，老子非打他个流水落花不可！”一个平时很文静的小伙子说，操着浑厚的河南口音。“让暴风雨来得更猛些吧！明天榕江肯定会发大水，会漂下来好多好吃的。我们去江边捡牛肉罐头吃吧！”一个尖细的江苏口音说，显得很精明能干的样子。听着同志们的俏皮话，我陷入了深思。1954年我十二岁，连日下大雨，长江大堤决口，家乡发大水，整个村子被淹。雨停后，我参加了抢险队，是村中最小的“抢险队员”，随大人们一起驾小船从屋顶扒开瓦片，撬掉檩子，去挨家挨户抢出粮食和生活用品。我不小心掉入水中，险些丧生……想到这里，我脱口说：“同志们不要麻痹大意了。如果这次台风真的造成极大危害，我们部队营房是首当其冲的。到时候，恐怕不是我们去捡洪水打下来的别人的牛肉罐头，而是别人来捡我们的尸体了。”我的话音刚落，大家都不吭声了。这时只听见吃饭喝汤和洗碗刷筷的声音。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说出这种话来，很是扫兴。 （二） 晚霞在消逝，乌云在凝聚，没有一丝儿风，大地出奇的宁静。海对面汕头市区依然是灯火通明，夜香缭绕。而这边营房里湿热湿热，我们就三三两两在大堤上转圈，却又无心赏景，不久又回营房休息了。开始许久睡不着。可是，刚刚睡着了一会儿，外面就起风了。竹席门和竹筐窗先哐啷哐啷响了起来，接着竹顶棚也有了响动，把我们都弄醒了。大约凌晨三点钟，整个竹棚房都摇晃起来，看样子再也睡不成了。首先是老张和老闻爬了起来，随后大家都起了床，不声不响地坐在木板床上，不知如何是好。半个小时后，风裹着雨，呼啸而至，气温也骤然下降。廖副连长和四排长脚步咚咚地从连部跑来，叫副排长和各班班长带几个人上堤，大家在下面协助，用粗草绳固定房顶，不要让大风吹走。快天亮了，炊事班因大风堵住了烟囱，无法生火，做不成早饭。大家都忙乎着，顾不上，也没有想到吃早饭。风力在继续加强，暴雨在逐渐增大，我们的营房在暴风雨中缓慢倾斜。连长指导员都忙着指挥，叫同学们把棉被箱包和日常用品，往连部旁边的值班室转移，统一堆放在那里，派专人看管。早晨六点半，我们突击队员们穿起褪了色的薄棉衣，披上塑料雨布，跳进灌水渠，推着小船去营部“仓库”运草袋，加固海堤。我与卢光星班长，还有十一班的二位，一起四人，大声朗诵着毛主席语录：“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推着一条小船出发了。刚启程，只见前边不远处田埂上的水泥电线杆正在强台风中摇摇欲倒。我们加快速度向前冲，小船才没有被挡住。眼看就要到“仓库”了，一阵狂风吹来，只见“仓库”的顶棚被掀起，象一只燕子在空中盘旋。我们都躲在小船边。突然眼前一黑，那只“燕子”变成了“大石板”，正向我们头顶压来。可是，当“大石板”快要砸下时，又吹来一阵强风，把它卷走，落在不远的水田里了。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看见没有棚顶的仓库里，堆满了草袋，我们四人都觉得很庆幸。庆幸之余急忙爬上横堤。这段横堤是营部晒稻谷用的，是水泥地面。我冲在最前面，站起来正准备跑过去扛草袋，呼的一阵狂风袭来，把我掀起又抛下，跌在水泥地面上，半天出不来气。卢班长说：“老兄，没事吧。”我说，“还好。你们过路可要小心点，不要直起身子，只能匍匐爬行。”我们有经验了，很快装满了一船草袋，又推着小船，朝我们连队守卫的地段缓慢移动。这时风浪更大了，雨点打在身上很疼，掉到嘴里很咸。我意识到，海水已经涨到海堤顶面了，真的很危险。从连部驻地到仓库，又从仓库到守堤地段，总共不足一公里的路程，我们却足足花了两个多小时！四排长看见我们运回了草袋，高兴地迎上前来，说：“你们辛苦了！”一边大声喊着指挥全排进行抢险：“同志们，快，要快！海水已经漫上来了！每班派两个人去水渠边，用铁铲子挖土装草袋，其余的人排成一条龙，把装满泥土的草袋往堤面上递！”我们又一起继续投入了运沙土的战斗，急忙把船上的空草袋往渠岸上扔。我看见地上有一把铁锹，拿起来就锹土装草袋。后来看见往上递的速度太慢，我就去传递土袋。海水急剧上涨，运土袋的速度太慢，连长叫大家去营房把木床板拖来，并排着仄竖在堤面上，两个人负责一副床板，用背顶住，用脚撑住，不让床板倒掉，挡住海浪冲击大堤。大约十一点钟，我爬上了3米多高的东大堤，只见平时蓝静低回的汕头内海，此刻变成了奔涌咆哮的 “脱缰野马”， 滔天黑浪已经迫近堤面，汕头港的园木竹排也被冲散，漂浮在海面上，在强台风的裹挟下冷箭般横冲直闯。我想，这种情况下，即使海堤不决口，海水也会漫进来的。于是，我又加入了顶床板抗海潮的行列。副班长赵广福和我共顶一块床板。突然一个大浪从背后冲来，把我们连人带床板向前推进一尺多远。我们一边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边用脚使劲抵撑着堤面的石沙子，慢慢往后磨蹭，把床板顶回到原有位置上。我们刚坐定，又一个海浪拍来，几乎把我们卷走。如此循环往复，不知有多少次。风力还在加大，海潮还在猛涨，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我们已经与风浪搏斗了八个多小时，早上没有吃饭，肚子饿得咕咕叫，身子冻得直哆嗦，精力也快耗尽了。趁着短时间空隙，我思潮起伏，锐气大减，甚至有些感伤。我们这批“新兵”，都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入伍”还不到一年，还没有报效祖国，难道要这样作出无谓的牺牲吗？这不是在重演堂吉诃德的悲剧吗？我们家中都还有老父老母，我……就在此时，海面上一根又粗又长的竹竿，被台风海潮裹挟着从我的耳边呼啸飞过，刺中了我的旧棉军衣，猛地一拽，我当即扑倒在地，滚下堤坝，跌进了排水沟，浑身青紫。四排长见状，上前问我伤着了没有。我当时脸色苍白，却坚定地回答说：“报告排长，我没事！”赵副班长把床板移交给了旁边的战士，赶到我的跟前，说：“这样吧，你也太累了，我扶你去连部值班室歇歇！”于是，他搀扶着我穿过一段水渠，爬上土岸，浑身湿淋淋的，进了值班室。他把我安顿好以后，又转身上海堤了。 （三） 连部值班室是一间水泥砖砌的紧靠海堤的矮房子，是连部文书住的，里面经常放些连队公用的报纸资料等。这次强台风到来之前，我们全连的棉被箱包等贵重物品都集中堆放在这里，空间也不多了。室内已经挤满了从抗风抢险一线受伤撤下来的同学，他们有的腰身受伤了，有的手脚划破了，样子十分可怜。我找了个稍干点的地方刚刚坐下，大家都围拢来询问大堤上的情况。有个汕头籍老郑上前和我打招呼。他因为有病，连长安排他在这里看管箱包衣物。“形势有点不大妙，大堤恐怕守不住了！”我心情沉重地说。“那我怎么办？我们怎么办？”老郑听了，心里发慌，浑身发抖，忙问。“谁也没办法，只好在这儿等候了。”我淡淡地说，看着门前水稻田里刚插上的秧苗，在暴风雨中飘摇，很快就会遭到灭顶之灾，心中有一股说不出的酸痛。我们1968年12月20日从广州乘海轮抵达汕头，进驻牛田洋生产基地。仅仅七个月的时间，已经把我们同牛田洋紧紧连接在一起，诚所谓“同命运，共呼吸”了。我们守护的这段海堤，又称作“东牛田洋大堤”，是老大哥部队41军围海造田的第一站，是整个生产基地最坚固的“老堤”了，不会有危险的！这样想着想着，心里又顿时觉得热乎乎的了……“决堤了，东大堤决口了！”大约下午两点钟，外面传来了这撕心裂肺的声音。我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下子涌向值班室门口。只见排水沟在开始起浪，浪头由南向北推进，尚未用过的空草袋和木床板等都被卷进了排水沟，随波逐流。“同志们，快撤！海水来了……”这是我们四排副排长熟悉的声音！终于有人发话了，我们有救了！这九个字，字字千钧哪！逃生的欲望人皆有之。顷刻之间，守在海堤上的官兵们都跌撞下来了，在稻田里四处狂奔。我们也不敢犹疑怠慢，先后离开值班室，顶着台风，冒着暴雨，跳进水渠，爬上田埂，跟在大部队的后面。我突然发现，老郑又在水沟里慌慌张张地往值班室方向爬去。我们都着急的不得了，拼命喊他回来。可是一点用也没有。我暗中祈祷，老郑是我们全连的福星，会没事的。我只好在田埂上等候，趁空把那条小船横过来，让他转来时从船上过，动作麻利些。他很快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小木匣子：原来这是他的全部积蓄，准备娶媳妇用的！我拉着他的手，催促他快跑，去追赶战友，结成小分队，好有个照应。我们刚爬到第一块秧田的半中心，后面的海水就追上来了，很快又超过我们了。当我们爬到田埂上时，还能看见第二块大田里刚插上秧苗的新绿。我们跨过田间小沟，再往前爬，又是没有穿过这块田的一半，海水又追上来了，很快又超过我们了。在第二块大田里，我们遇到了一个湖南籍战友，因为他是老关节炎，我们都称他“老关”，也爬得慢，掉队了。于是我们三人手挽手一同往前爬行。在爬越第三块大田时，老郑不防备被狂风卷起，一头扎进水田里了。我们赶快把他拉起来，他满脸是泥，十分狼狈，可是那个小木匣子还紧紧地抱着，藏在他的旧棉军衣里。从海堤上撤下来的人都跑到我们前头去了。廖副连长路过的时候，还跟我们打了个招呼，说是他要到前面去探路带队，还嘱咐我们不要走散了。不一会儿，四排长也打个招呼往前跑了。还有一些战士和大学生，都是三五成群的，有的打过招呼，有的招呼也没来得及打，一晃就过去了。我猛然发现田间小树上黑压压的爬满了水蛇、青蛙和受伤了的鸟儿。原来海水已经跑到我们前面好远了。我们眼前的万顷良田真的变成了汪洋大海，一株嫩绿的秧苗都没有了。我们三人好容易爬滚到了炮团团部。团部有一条能通大卡车的老堤，水泥地面的，收割稻谷时，脱粒后运回来就晒在上面。因为地势高，暂时还没被海水淹住。只见拦水闸前的场地上坐着一群我们连的战友，有四排副，八班长夏松雨，石桂生，刘开烈，周兴邦等。我们高兴极了，赶忙爬过去。这下子，我们的队伍壮大了，我的心也踏实多了。“刚才老郑真危险，差点儿扎进泥田里拔不出来了！”我打破了沉寂。“那他出来了又转回去干吗？”四排副问道。“去取他的宝贝小木匣子呗！”我照直实说。“真的不要命啦！”石桂生说。“我饿极了，真想闯进团部的小卖部去拿几盒罐头吃！”阿烈插了一句。“别说了！”八班长说话了。“二十几个小时没吃饭了，谁不饿呀？这里到师部莲塘还远着哩！还是留点气力跑台风吧！”“跑台风？简直是兵败如山倒！”四排副气愤地说。“人命关天，岂能当儿戏?我看这样的师长不配当指挥员，应该马上撤职查办！”“这个仗是谁在指挥？怎么打的？”我也是义愤填膺。“打成这个样子怎么交代呀？我看应该把军师两级指挥官都送上军事法庭，毙他几个！”“到此为止，别再提了！我们继续朝西北跑吧！”沉默片刻后，还是四排副发话了。“都把旧棉军衣扔了，轻装前进！”阿烈应声站起，刚抬腿准备跑，一阵强台风袭来，把他卷起抛出老远，跌扒在地。我上前扶起他，说，跑台风不能直起身子，要俯弯着腰，向前倾斜着，要顺着风跑。这时石桂生也追上来了。于是，阿烈、石桂生和我三人，都只穿着一条短裤衩，手挽手在泥水中拼命朝前跑。下午四时许，我们靠近了玉井大队。这时整个牛田洋都已经淹没在海水里了。玉井大队西头原本有一座小桥的，也被暴风雨卷走了。我们只好从一条不宽的小河淌水过去。不知什么时候，有一个从西牛田洋跑来的大学生进入了我们的队伍。他似乎不习水性，还没淌到一半，水已经淹到胸口了，又转身往回跑。四排副看见后，顺手使劲一拉，一口气把他拽到了河对面才松手。那个大学生似乎惊呆了，过河之后，还坐在河边，望着洪水出神。在玉井的大街小巷里，我们遇见了许多部队战士和大学生，有男的，也有女的，但是大都不认识。据当地老百姓说，玉井地势高，很安全，从来没有被狂风大潮淹没过。这番话使我们增添了信心和力量。我们来到一块红薯地，象发现新大陆似的，惊喜不已。石桂生首先去拔起了一窝，有三四个小红薯，掰下一个，用手抹一抹，就往嘴里送。大家见状，一涌而上，不吭不声地用双手刨地，直到刨出红薯才罢手。我也禁不住拔了一个红薯，边吃边说：“这是非常时期，先吃饱肚子再说！”四排副在村子里又遇到了几位我们连的同志，把他们也一起带到红薯地来了。他郑重地对大家说：“现在台风已经减弱，海潮已经退去，洪水也不会上涨了。这里离莲塘还有一段路程，我们要在天黑前赶到那里。那里有我们的大部队，有干衣服穿，有饭吃。我们有十多人，再也不要走散了。同志们，我们出发吧！”大家一听，似乎浑身是劲，肚子也不饿了，一个个扔掉手中的红薯，异口同声地说：“团结战斗，会师莲塘。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