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李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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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李元度

高官问责之后
——走近李元度

张步真


    与曾国藩有着深厚友谊的湘军人物李元度,是同治元年(1862)被撤销一切职务,从杭州回到老家的。宦海沉浮,这次挫折几乎影响了他一生的政治生涯。

    李元度道光元年(1821)出生于平江县沙塅村,家境贫寒,靠父亲磨豆腐、母亲纺纱织布为生。但母亲是一位私塾先生的女儿,识得一些诗书,李元度很小就跟着母亲识字了。他天资聪明,又勤奋好学,十八岁考上秀才,二十三岁成为举人,做过黔阳县教儒(教育局长),二十九岁晋升为内阁中书。咸丰三年(1852),他随上司有过一次东北之行。渡辽河,到奉天。广袤的北国风光,崔嵬的边关形胜,使他心胸陡然开阔,顿时立下澄清天下之志。这期间,洪秀全的太平军以咄咄逼人之势,进军湖南、湖北、安徽等地。为了镇压太平军,曾国藩奉旨在衡阳办团练。次年,李元度调到湖南郴州任州学训导,掌管一个地区的教育。这时,太平军的气焰更加高涨,李元度情绪激愤,根本没有心思去学政衙门署办理公务了,便给曾国藩写了一封千言长信,阐述了对时局的看法,同时辞官回到老家平江,在本地征集五百名乡勇,稍加训练,就率部直奔衡阳。对于这样一位慷慨高歌之文人,曾国藩大为激赏,自此留他在军中参与军事。

    曾国藩严格训练湘军。几千湘军,每天黎明演早操,午刻点名,日落西山后演晚操。经过将近两年的努力,曾国藩踌躇满志,率部开赴前线。但出师不利。在长沙靖港,湘军遭到太平军的伏击。曾国藩沮丧到极点,觉得无颜见人,准备自杀以谢罪。他甚至写好了遗嘱,交由李元度保存。尽管李元度好言相劝,但曾国藩趁人不注意时果真跳了河!被人救起后,李元度陪着曾国藩,更是形影不离,“宛转护持,入则欢愉相对,出则雪涕鸣愤”。在后来困守江西的日子里,能倾力辅助落难英雄曾国藩的,也只是李元度,以致在回湘乡老家奔父丧期间,曾国藩写信给李元度,衷心表示对他的感激之情,称“不随有生以俱尽”,甚至提议把自己的侄女许配给李元度的儿子,要“缔婚姻而申永好,以明不敢负义之心”。

    然而,正是这位共历患难、生死相托的朋友,六年之后,却把李元度撤职除名回家吃老米了!

    咸丰十年(1860)春,太平军全面出击,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告急。曾国藩此时已是两江总督了。本来已被派到浙西的李元度,被曾国藩奏请皇上,调去皖南,驰援徽州。那时,曾国藩的总督衙门设在祁门。如果徽州失守,祁门就失去了屏障。此役牵涉全局,曾国藩对李元度寄予厚望。李元度似乎也胸有成竹,行前立下军令状:长毛撼山易,撼平江勇难。有平江勇在,徽州城决不会缺一个角!然而,李元度毕竟是文人带兵,他没有估计到太平军是以十万之众来攻打徽州,加之原来的守城部队出了太平军的内应,大约就在李元度接防的第九天晚上,他们与太平军里应外合,打开城门城,平江勇不战而退,李元度几濒于死。后经奋力突围,余部才逃出城外。

    徽州失守,祁门变成了前线,曾国藩的部署全被打乱。尽管曾国藩与李元度是患难之交,但军中无戏言啊,他还是向皇上写了一个弹劾的参本:将李元度除名归里。

    从铁马金戈、血肉横飞的战场,回到青山绿水的家乡,李元度心里一点也不平静。当年他带着立德立功的激情投笔从戎,现在,却为辜负曾国藩的嘱托而深感内疚。

    恰在此时,杭州告急,浙江巡抚王有龄召他增援。李元度又在平江招募八千名乡勇,号称“安越军”,从平江、通城一路追击太平军李秀成部。第二年九月进入浙江省,与左宗棠互相配合,击败了太平军李世贤的部队。这样,他又升任浙江盐运使、按察使。谁知曾国藩很不高兴。他认为,李元度徽州失守挨了处分,不好好呆在家里闭门思过,也不等候审查结论,却在家乡招兵买马,说明李元度根本没有认识自己的错误,于是再次向皇上参本弹劾:该员治军一味宽纵,多用亲族子弟。平日文理尚优,带勇非其所长。这一次更惨,皇上不仅批准了曾国藩的奏折,还降旨将李元度“发往军台效力”。军台是设在新疆、蒙古一带的邮驿,专门负责西、北两路军报和文书的递送工作。李元度这次实际上被发配到大漠边关,到那里当邮递员去了!后来经过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联名奏保,皇上才收回成命,李元度得以免遣戍边,放归乡里。

    如果说第一次革职是对李元度丢失徽州的问责,那么,第二次遭弹劾,包括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李鸿章在内,都觉得有些过分。有人甚至觉得,这是曾国藩的心胸狭窄之故。因为曾国藩与浙江巡抚王有龄早有嫌隙,李元度原本属于湘军,改换门庭,跑去投奔王有龄,曾国藩不能容忍。而李元度一门心思要将功补过,不料犯了官场的大忌。因此,他除了自认倒霉外,同时也觉得冤枉。从杭州返回平江时,他途经鹰潭,与朋友一边赏月、一边喝酒。李元度直喝得酩酊大醉,苦闷和委屈一齐涌上心头,即兴赋诗:“我不识开辟至今曾历几中秋?又不识金乌玉兔东驰西骤何时休?问天天不语,问月月当头。前有千秋后万世,我生此际微如海粟浮如沤。长江滚滚难洗今古愁!”

    其后,李元度努力使自己适应赋闲的生活。他在自家房子的东侧,筑一个花圃,修几间房子,作为读书奉母的去处。房子初夏动工、九月落成,他亲题匾额:超园。并有《超园小记》为证:“春秋佳日,奉太夫人行花畦竹径间,闻儿辈读书声,顾而乐之。客至则网鱼于池,摘蔬于圃,怡然自足。”俨然是“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

    李元度生性风趣幽默,又工诗善对,这期间,在乡下留下了许多趣事轶闻。一位乡友准备在小镇开个茶馆,请李元度写对联。李元度提笔写道:“忙里偷闲,且喝一杯茶去;苦中作乐,再斟二两酒来。”尽管调子比较低沉,但因为是李元度写的,老板也不好不贴上去。又有一次,他在村前小河边散步,正遇有人问路。李元度嫌人家太唐突,以白眼待之。问路人只得和颜悦色问先生贵姓,李元度随口说:“骑青牛,过函谷,著道德五千言,老子姓李。”似有意卖弄之嫌。问路者连声称久仰。但人家也不是白丁,不卑不亢地回应道:“斩白蛇,入咸阳,兴汉家四百载,高祖是刘。”

    然而,李元度毕竟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学人,传承了中国文人学士“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精神。赋闲期间,他发起并编纂了《平江县志》、《湖南省志》,创办爽溪书院,并主持修葺杜甫墓。同时,他还著有《国朝先正事略》、《天岳山馆文抄》、《天岳山馆诗抄》、《古文话》、《四书讲义》等,自成一家之言。这些著作至今都还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然而,李元度并不满足于此,他“平生报国心犹在”。两年之后,洪秀全病逝,不久湘军攻克南京。李元度闻讯后异常兴奋,忘了自己是一名已被削职为民的人,便奋笔疾书于曾国藩。他说,收复南京“由乱而治,事同开创。加之岛夷逼伺,其狡犷不可测。宜必有邃谋深识,消患于未形”。因此要求曾国藩十分关注民生:“图治必以教养为先,在今日则应养先于教。养之事又莫急于农田水利……”李元度还建议招纳在外流亡人员开垦荒地;如遇水旱,免除税赋;官府要革除铺张浪费,禁止侵牟百姓,要使老百姓休养生息。

    李元度的一片忠心,也感动了曾国藩。加上李鸿章、彭玉麟等人多次进言,曾国藩于是向皇上写了一份奏折,说“李元度下笔千言,兼人之才,臣昔弹劾太严,至今内疚”,请求朝廷重新起用李元度。但官场的事情比较复杂,曾国藩的保荐被吏部否决了,李元度仍然不能复出。又过了一年,贵州发生苗民暴动,可能实在找不出什么人来了,皇上于是特诏起用李元度,命他率部援黔。在贵州镇压暴动中,李元度作战十分卖力,又辅以适当的民族政策,经过数次激战,终于攻克了贵州荆竹园险寨,擒获暴动苗民的首领,“为贵州地方廓清五六百里”。朝廷念其功劳,授他云南按察使。但他因身体原因未能赴任,请准回故里休养。

    李元度是曾国藩热情的追随者,两人又是患难之交,由于徽州失守,曾国藩坚决弹劾他。尽管弹劾的奏折是由曾国藩本人亲笔所写,且毫不留情,然而,李元度在居乡期间所写的大量诗文中,却没有流露对曾国藩的半点怨恨。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在南京病逝,李元度闻信后,一边哭,一边写挽诗十二章,云:“一夕大星落,风雷薄海惊。九重悲上相,万里失长城。”表达了自己的悲痛之情。挽诗叙述了曾国藩的功绩之后,又写了对他的怀念之情:“一别十三载,相思欲断肠。”而对于曾国藩的弹劾,李元度说:“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他不仅原谅了曾国藩,还把那雷霆万钧之势的弹劾当作是和煦的春风,称无论今生再世,曾国藩都是自己永远的老师!

    两年之后,曾国藩的灵柩由南京运回湖南,下葬于长沙乡下,李元度专程去祭祀。第二年春,李元度东游南京,于农历花朝日(二月十五日)拜谒了曾国藩金陵专祠。

    李元度三十岁投笔从戎,四十岁因丢掉徽州而除名归里,四十二岁还差点被遣送到北国边关。许多人都为他抱不平。但李元度没有怨天尤人,没有牢骚满腹,更没有托门子送礼说情。如此,他的人格和情操显现得的确与众不同!

    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爆发。国难思良将,次年春,慈禧太后召见李元度。六十五岁的李元度被授贵州布政使兼按察使,负责全省的政务和刑狱。他果然不负众望,在任三年多,政绩斐然。但超负荷的劳作,终于使他病倒了。药石未能使他转危为安,光绪十三年农历九月二十七日,李元度在贵州布政使公署辞世,堪称以身殉职。据《贵州通志·卷十一》载:“李元度在黔,剪巨恶,劾墨吏,兴蚕桑,设矿局……善政多可纪。” 
    孟子有言:“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这是在历史的大潮中中国文人对待个人进退的传统方式。湘人李元度对此无疑是身体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