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写给时间和友人的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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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时间与友人的备忘录
作者:刘再复
485
生命布满秋色,白发像旗杆在头顶竖起。人们都说人过半百记忆会像秋叶飘落,然而,我却忘不了昨天。昨天的苦难记忆像浪涛拍打胸脯,时时提醒我的一项人生使命。这一使命是绝对命令。它要求我把昨天在故土上的体验心验记录下来,这是一部人怎样变成兽、变成畜、变成奴才、变成工具的故事,我必须告诉时间、友人与后人,以使此后的岁月不要重复这类故事。
486
转眼就要接近耳顺之年,我不存在任何幻想,也不制造新的幻想。老是生活在幻想之中,就会忘了最平常的事实,就会忘记水、盐、空气。
487
故国给我那么多桂冠与荣誉,但我仍然生活得不舒服,因为那里缺少生命之盐,这便是支撑生命的爱、尊严和信赖。只要能生活在对同胞对人类的绝对信赖之中,那怕每天吃的是粗茶淡饭,我也会感到幸福。
488
可惜没有信赖。我害怕人们让我在心中紧绷一根弦,身内筑下一个堡垒。青年时代,我和同胞们天天都像士兵一样建筑灵魂的工事与碉堡,处于备战状态。信赖全都解除,眼里放射的全是侦探队员的目光。一个知识分子,竟像侦探。我害怕生活在这种目光之中。逃亡,便是逃离怀疑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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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之后,我老是感到疲倦,嗜睡,不仅是身倦,而且是心倦。如今知道了,一颗天生的最高贵、最柔嫩的心灵,老是提着一个沉重的堡垒,还时时蒙受铁靴的践踏和语言的射击,怎能不疲倦?
490
忆苦思甜,牢记仇恨。全部教育都要让我们拋弃一件东西,这就是爱。教育者忘了﹕爱,是人生之盐,是人类站立在大地上的泥土与沙石。
491
人们在追逐时髦,我却要返回最平常的点上,我要请求还给我盐。我要生活,我要生活得更像一个人。你许诺给比糖还要甜蜜的天堂,很好,但请你先要给我盐。连盐都没有,还有甚么甜蜜蜜的天国。首先要活着,然后才有向往。首先要信赖,然后才有信仰。
492
一个国家,一个时代,发动自己的人民讨伐爱,讨伐温情,讨伐同情心,这是怎样致命的错误?!一些知识者与诗人也参与这种讨伐,并表现出悲壮,这是怎样致命的丑陋??
493
人性是脆弱的,经不起鼓动,特别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鼓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连续鼓动,人会完成从人到半人兽、半人半畜的转变,如果连续一百年的鼓动,人可能完全变成畜与兽,甚至比兽还坏。
494
马思聪流亡海外后几次痛哭,有一次他要求妻子不要劝慰他,让他哭个痛快。他的痛哭不仅是对于土地的乡愁。故国,故国那些兄弟、子弟怎么一下子变成毒打自己的豺狼虎豹,同胞身上那些乡土之情怎么突然熄灭?自己所酷爱、所献身的孩子怎么会用仇恨的喷火来相报?怎么也想不通,只有痛哭。男儿眼泪不轻弹,而音乐家马思聪则如此痛哭。人们又在唱他的歌,而我却在记录他的哭。哭声也是他的音符。
495
诗人徐迟在八十年代初来到美国并到费城走访马思聪。回国后,他在自己的散文中说,如果我是一方诸侯,我将倾全国之所有,赎回马思聪这样的国宝。诗人的心是最纯正的,他懂得一代歌王的价值,更懂得赎回一个赤子的歌声与哭声,意味着甚么。但徐迟在中国也是稀有之物,他最后坠楼自杀。
496
曹雪芹写的《石头记》,是一块被女娃补天时遗弃的石头经过无数年代的修炼而获得灵气转化成人的故事。而我看到现实的一部石头记,则是相反的故事—人变石头的故事。几代人在一场又一场洗心革面的人造巨炉中冶炼,被掏空的信赖,变成一具具僵冷的完全丧失人性的石头。曹雪芹的石头记将进入永恒,而时人的石头记,就该遗忘吗?
497
死者纪念碑与纪念堂的每一块砖石都在召唤人们﹕勿忘他。我在方格上所写的每一行字,也构筑一座死亡纪念碑,也在提示人们﹕勿忘那座错误的时代大厦,那里也有你提供的一块罪恶的砖石,勿忘它。
498
智利的大诗人聂鲁达,仅到过中国一回,就发现,蚂蚁般的中国人,他们的身体似乎被当作铁锤柄用,于是身体就在千百年的劳动中退化损坏。聂鲁达为此而伤感。无论是古代的中国人还是当代的中国人,都遗忘生命的权利,所以从政治领袖到文学诗人,一直在鼓动人应当成为铁锤柄一样的齿轮或螺丝钉。聂鲁达是共产主义者,他的怜悯里绝没有种族歧视。
499
卡夫卡笔下的参沙(GregorSamsa)在一个恶梦醒来之后发现自己是条甲虫。我在六十年代中期,则看到革命号角一响,无数中国知识者突然变成牛鬼蛇神,一夜之间就远远地被拋出人类界。一场历经十年的“震动灵魂的大革命”,给我留下的恐惧,便是随时可以被拋出人类界。动物园里的猴子们被拋出兽界后进入了人类界,而人被拋出人类界之后,却只能进入畜界。
500
国籍有的是天然形成的,有的是自我选择的。而人籍则是伟大的天地母亲所赋予的。我不怕被开除国籍,但害怕被开除人籍。在人的世界里不能做一个人,这才是真的悲惨。北京大学的季羡林教授在《牛棚杂忆》中,记下他被“开除人籍”之后的大苦痛。被开除人籍后的非人群落,是一个真正的悲惨世界。
少年时读雨果的《悲惨世界》,觉得惊心动魄,经历了牛棚时代的惨苦之后,再读《悲惨世界》,只觉得那悲惨是很平常的。最重要的,是雨果笔下的悲惨者,人籍还是保留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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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去世之后,在他的墓志铭留下只是一句话﹕爱因斯坦到过地球一趟。如此而已。五、六十年过去了,我的人生渡过了大半。如果此刻死神要我坦白地说说来到地球的观感,我要说,有三样东西使我难以忘却﹕一是从荷马到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精神大长廊;二是从巴黎到纽约的拂拭蓝图的图画般的大建筑;三是在沧海大洋两岸都有的秀丽山川和一点也不秀丽的集中营和牛棚。
502
一个没有星月的夜晚,在沉睡中做了一个大梦﹕司芬克斯重新降临,守在悬崖的路口,牠不是让我猜迷,而是让我用一短语诚实地报告自己的身份、理想、人生宗旨、良知内涵和反叛对象,我立即回答﹕我是一个手无寸铁、身无吹灰之力但脑子和心灵绝对拒绝任何暴力的思想者。牠点点头,让我通过关卡。
503
在香港时,我偶然从电视屏幕上看到深圳法庭正在审判两个女杀人犯。她们杀了十七个男子,把他们一个个砍成肉段后扔到海里。然而,审讯时她们轻松自如,相互嬉笑。这嬉笑更令人惊心动魄。由此,我又一次看到,人性可以丧失得如此干净和彻底,她们的笑,是彻底的笑。
504
俄国流亡作家蒲宁在获得诺贝尔奖时说﹕最激动人心的快乐也不足以和那深深的忧伤相比。出国将近十年,我走过许多国家,观赏了四海山川,八方城阁,但总是抹不掉内心隐隐的忧伤。我能走出一个时代投下的阴影,但很难走出一个时代留下的忧伤。
505
忧伤是心灵。为暴力、为流血而歌唱的歌手,没有忧伤。他们只有歌喉,没有心灵;只有肉声,没有心声。
506
俄国文学的伟大传统是忧伤,中国最伟大的小说《红楼梦》是忧伤。《三国演义》没有忧伤,致力于权谋的政客与智者,连哭泣也是假的。
507
痞子嘲笑信念,嘲笑忧伤,嘲笑赤子心肠。
悲剧的幕后是眼泪,痞子笑剧背后是沙漠。
悲剧的主角是傻子、疯子与赤子,痞子笑剧的主角是聪明人、机灵人和犬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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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视为异端,被放逐,漂泊的故事将加载友人正直的心碑里,也将写进时间的档案里。为了让友人与时间方便,我在“日记”里写下曾向社会呼吁的异端内涵﹕
509
人不是牲畜,不要随便对他们吆喝。
510
不要天天像扫除垃圾似地扫除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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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用统一的模式剪裁个体生命。生命是波浪,是海啸,是天宇碧落,不可剪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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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要把我改造成老黄牛,这是驯化。兽可以接受驯化,但我是人,我拒绝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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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情感如此丰富,但人造手造的权力却要求所有的情感都纳入独一无二的思想体系之中或编入无可怀疑的领袖头脑的程序中。这便是专制。
514
争吵总会有,但不要使用拳头、牙齿、棍棒、子弹等语言。
515
人是物质存在,所以要吃饭;人是心理存在,所以要思索。强制人们交出心灵,便是对存在权利的剥夺。
516
让思想者思想,让思想者说话。在所有的权利,如自由贸易、自由居住、自由恋爱、自由婚姻等权利面前,有一种更大的权利,这就是自由表达的权利。自由表达,是思想者的最高尊严。
517
人可以自由选择“崇拜”。可以召唤人民崇尚英雄,但不要要求人们崇拜白痴,崇拜一个对知识交白卷的伪英雄。
518
不仅要允许人说话,还要允许人沉默。沉默是良心最后一道防线。不要强迫我去跨越这道防线和其它道德的边界。
519
辛苦了要呻吟,委屈了要呻吟,被虐待了要呻吟。要允许人们呻吟,不能说呻吟是丑化社会。
520
记得法国的一位诗人呼叫过﹕思索吧,最不幸的便是终身如一只笼中之鸟,永远将自己的头撞在坚硬的木栅上。我的一切努力正是为了逃离这种不幸的人生。
521
《奥德赛》中的俄底修斯航行到赫克力斯石柱时对他的同伴说﹕记住,在你们未来的岁月中不要放弃追求探索人类未开发领域的使命。上天所赋予你们的使命并不是要你们像牛马一般生存,而是要你们为名誉和知识奋斗。当社会要求我以充当一头老黄牛为使命时,我常想起在海中漂泊的俄底修斯。
522
读了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nss)的《原始思维》后才明白自己曾经是个原始人。原始人的思维也有逻辑的严密性,但只是生活在两分法之中。天空,陆地;白天,黑夜;男人,女人;冬天,夏天。世界的万物,常只分成两类三类。那代鹤印第安人就根据是否具有语言的原则把生物分成两类,无言语的生物由动植物组成,动物又分成“走兽”,“飞禽”,“爬虫”之类。六、七十年代,我们生活着的思维世界与此相似﹕人分为敌我两类。敌类又分为本国的“牛鬼蛇神”,即走兽类;外国的称“帝国主义与修正主义”,即飞禽类;在敌我之间求生的准敌人,被称为爬虫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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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丁在他的《神曲》中,把他认为最坏的人送入各层地狱。他们的鬼魂承受着各种酷刑,有的被黄蜂和牛蟒叮螫着,有的被雨雪冰雹打击着,有的被巨石压碾着,有的在血河上蒸煮着,有的在冰湖上冷冻着,撒旦就站在冰湖中心,缓缓地咬着这些可怜的魂魄。我观赏了种种刑罚之后,才发觉但丁毕竟仁慈,他所设计的各种酷刑,竟然没有一种如中国的五马分尸和株连九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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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良知、理性都交给国家,放弃良知自由和理性自由的权利,结果不仅挖空了自己而且也助长国家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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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活着有时酷似神明,有时则酷似动物。我看到许多人,与带爪的野兽十分相似。他们的爪不是一般的爪,而是鹰似的直扑同类心脏的坚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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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拒绝继续充当这样的顺民﹕饥饿时,让我讴歌饥饿;贫穷时让我讴歌贫穷;撒谎时让我讴歌撒谎;横扫一切是让我讴歌横扫一切。顺从地讴歌,顺从地付出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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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一切暴力,告别武化暴力与文化暴力,告别个体暴力与集体暴力,告别政府暴力与民众暴力,告别躯体暴力与语言暴力,告别一切革命名义和其它神圣名义下的暴力。特别要告别政治帽子的暴力,这种帽子曾压死无数无辜的生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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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外交部长谢尔格纳德说过一句让我难忘的话﹕几十年来我学会了同各个国家对话,但没有学会同自己国家的人民对话。同自己的人民的对话自然比同异国的领袖对话更难,因为这种对话是不可以使用外交语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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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酷的专制像一部拙劣的机器,它并不生产人,只生产两种东西﹕一是夹着尾巴的狗,一是翘起尾巴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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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被愚弄一千回之后就能学会颓废。人道的情感被批判了一万次之后,社会上便到处行走着两脚的猛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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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代,政治教育者给我和我同胞的训示,大约是这样一个意思﹕要成为未来的伟大的新人,现在必须把自己贬低为比普通人矮一尺的老黄牛,矮两尺的机器人和矮三尺的螺丝钉。这种为了明天的高大而在今天的自我缩小和自我矮化,使我非常痛苦,最后我完全放弃成为新人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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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大革命中,人间到处都是刺骨的风雪。我的灵魂缩成一团,它只能在自己的生命炉壁上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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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走到甚么地方,我的心中都提着一把绝对的标尺,去丈量那里的人群离兽界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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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从七十年代的大革命风潮刚刚走出来的时候,觉得自己的灵魂遍体鳞伤,脑子上被贴满大字报,心中到处是浆糊,我花了许多的时间疗治洗净心灵之后,才重新进入生活。
535
我在青年时代几乎是在故国汹涌的苦难海水中游泳。每一个被推到海里而下沉的受难者,最后都沉落到我的心底。于是,我的心灵慢慢变成一座公共坟墓。这里埋着许多人的名字,从共产党的领袖刘少奇、彭德怀一直到我热爱的作家傅雷,老舍等,还有许多别人不知道而对于我是非常重要的老师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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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我看到著作等身的学者,勤勉一生的教师,百战沙场的将军,全部像受惊的孩子一样颤巍巍地站立在毛泽东的像下。他们付出毕生的心血,却无法保障一个自由的呻吟。正是在这种颤巍巍的景像中,使我开始叩问人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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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几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吊到大梁上痛打的老师,从未对我提及此事,这固然是他们的宽容,但也是因为他们知道,严酷的生活随时都可能使他们再一次被悬吊起来,再一次被痛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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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作家马尔科斯在《百年孤独》中写邦迪亚家族一代不如一代,最后一代竟长出猪尾巴来,这似乎是魔的故事。而我在我故国的革命岁月中,就看到无数年轻轻的战士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无数教师与学者的身躯和心灵都深深地被他们所刺伤。而知识分子也分明长出一条必须时时夹着的狗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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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世界的绝望常常是从原先寄以最的希望的人和土地开始的﹕从你最热爱的人开始,从你最信赖的朋友开始,从你最敬仰的领袖开始,从你紧紧拥抱着的故乡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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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之交的日子里,我的内心充满恐慌。唯有在这个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对命运的挑战的准备是怎样的不足。这种挑战差些丢了我的生命。经历了这一危险之后,我才相信,人生确实没有金光大道,有的只是一个又一个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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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最柔软、最弱小的武器,这就是缓缓跳动的心灵。用这种武器去反叛强权,阻止世界上任何形式的暴虐行为与杀人行为,这是至柔与至刚的较量,是一种力量最为悬殊的战争。但是,我至今仍然高举我的武器去迎接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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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史很简单,开始是故乡碧蓝的河水滋润出心的柔情;以后是祖国的牛棚投下心的阴影;后来则是坦克的履带辗过胸脯,挤压出心的泪水。后来的后了,是孤零零地藏匿在洛矶山下,发着心的呜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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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难忘为民请命的英雄彭德怀,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人民批判、斗争、审讯两百多次,还被人民吐了口水。茨威格在《罗曼.罗兰传》中评介罗曼.罗兰的剧本《理性的胜利》时说﹕高尚的人临死时也知道他们是孤独的,他们并不指望取得成就,他们并不寄希望于群众。他们知道,人民永远不会找到高级的自由,他们认不清优秀人物。(引自《罗曼.罗兰传》第七六页,茨威格着,姜其煌译,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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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血之后,孩子的尸首被送进坟墓。没有人敢去送花圈,没有人敢去唱挽歌。宰割了孩子的屠刀来不及洗涤又在窥伺着接近尸首的人们;而美妙的歌喉则高唱着礼赞屠伯的颂歌。经过这几层的折磨,我想起了鲁迅那句话﹕“有比刀枪更惊心动魄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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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我踏上异邦的土地曾想发表绝望宣言。我知道新的希望一定是植根在绝望的土壤之中。记得萨特说﹕“人类的生活恰恰应从绝望的彼岸开始。”(法国《行动》报,一九四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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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是悲惨的,但是发生悲剧之后却找不到悲剧的意义就更加悲惨。悲剧主角的血流过了,但没有人正视血迹,也不知道为甚么流血?个个只等待时间之流冲走血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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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想起卡夫卡的话﹕“革命蒸发后,留下来的只是一片新的官僚政治的污泥,受尽折磨的人类桎梏是用红带子做的。”(《卡夫卡的故事》第一六八页)革命能蒸发掉许多东西,最后蒸发掉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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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的文化大革命,乃是动员我的同胞扫荡自己的优秀分子,然后说明他们是一堆垃圾,从头到足,一无是处,那些曾被尊敬的诗人学者,除了恶之外也一无是所能。用这一无所能来衬托全知全能,便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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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连结着杀戮,连结着鲜血流淌。一旦革命胜利,就害怕敌人报仇,害怕他们用同样的杀戮的办法和同样让血像河水一样流淌,因此,血的阴影总是笼罩着胜利者,于是,即使胜利的政权实际上像铁桶一样坚固,但他们意识形态的神精还是脆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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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人吃饱饭,要让人自由养猪,养鸡,养鸭,种地,不要把人类在原始时代和远古时代就学会的基本功能说成是资本主义。革命再美妙,也不能吞没人类胃口必要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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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训练,知道共产主义学说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的逻辑非常严密,学说十分成熟,然而,这样反而容易形成一个封闭的系统,一种不可修正的教条,中国知识分子就因此而无条件地接受,不敢在教条中抬起头来,直到今日,才慢慢明白,对于一种外来的思想体系和学说,是应当进行从容实验的,而不应当用革命运动和政治运动强制性地移植与灌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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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设立的政治“牛棚”,里面关押着许多灵魂优美的罪人,而外边则巡逻着没有灵魂的肉人和肉狼,还常常发出凶恶的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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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政治运动中,作家和诗人才了解甚么是国家机器。这种机器就是在一夜之间,可以把人碾成粉末的庞然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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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海外之后才知道海外生活的艰难,看到许多又打工又读书的留学生,我就感慨说﹕这简直是受洋罪。有一回我问一位朋友﹕在国外这么苦,为甚么那么多人争着走出国门?这位朋友立即回答说﹕“苛政猛于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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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者的觉醒不仅因为他们发现了真理,而且因为他们发现了虚假﹕发现过去的一切都是假的﹕假的激情,假的呼喊,假的语言,假的宣誓,假的许诺,假的检查与批判,假的热爱与假的仇恨,假的历史与假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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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奴隶主比古代奴隶主更聪明但也更严酷,他们除了使用牛马之外,还创造了一套阉割奴隶心肺的技术,手上除了皮鞭之外,还常常提着一串从奴隶身上剥夺下来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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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健在《冥城》中描述庄子的妻子在人间无路可走在地狱也无路可走,到了阎王们前也是满怀冤屈,于是,她剖开自己的胸膛,把自己清白的心肺展露给主宰阴间阳间的权势者,然而,主管地狱的权势者的眼睛本就浸泡在黑暗中,他们看不到清白的心肠,淘尽肺腑也无法使他们感动,到了地狱才绝望的人比在人间时就绝望的人更惨。
558
互相撕咬,这是兽的本能,无须教育。相互妥协,这是人的性情,需要教育。
559
人在受骗时并不痛苦。痛苦的是明知受骗却没有不受骗的自由。社会给骗人者许多自由,还给骗人者以桂冠、宝座、光荣,却不给不受骗的自由,于是,思想异端便无处存身。
560
权势者为了让人们遗忘自己制造的大悲剧,常常制造比悲剧本身还可怕的理由。许多杀人有理、暴力有理、摧残人性有理的理论,细想起来,条条让我彻夜难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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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故国之后,我异常珍惜时间,再也不去理会那些批判,毁谤我喧嚣。我知道我的所有文章只是表达人类应当拒绝走向野蛮世界的情感,但他们却对我的表达发出各种尖叫,我一直认为这种尖叫不是人类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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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肠的虚空可使知识者消瘦,思想的堵塞却会使思想者发疯。思想者最悲惨的事,是被自己头脑中淤积的思想所胀裂。
灵魂无须装饰,但寻求表达。堵塞表达之路,灵魂就会呼叫、吶喊、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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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人格结构是世界文明所建构的,它天然地不只属于一个民族。在时间增值、地球变成一个村庄的时候,知识者的身份注定不只是一个国民,而且一定是个村民。任何人造的边界,包括国界,都不能限制知识者思想的游牧。知识者自创的思想路线一定重于国界线。从这一意义上说,知识者的国度乃是一个没有国界的大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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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知识系统中,人生活最重要的领域是政府控制不了而社会也不能干预的领域,政府已从这些公众领域撤退。而这个领域在中国恰恰天天被干预、被改造、被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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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阶层是唯一靠能力和知识而生存的阶层,而不是靠关系和权势而生存的阶层,所以特别宝贵,所以需要承担连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责任。知识人向往自由,但把责任视为自由的伴侣。了解这一道理并非易事。雨果在一八八零年为《雨果全集》所写的自序中说﹕“经过漫长的岁月,一生辛勤劳动,饱经风霜,完全献身于思想与行动,最后才明白这些真理、责任感,作为自由的不可分离的侣伴出现了。”
566
确信人的不完善,确信人寄以生存的的世界的不完善,确信人所期望的情感的不完满,才有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