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回到存在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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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2003-5-16 『发表评论』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体会王小波塑造的人物形象，展示作者对生命的严肃深刻的思考，揭示作家内在精神结构和模式及这种结构模式对其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存在本身生存必要王小波精神结构模式三十而立
作家王小波被喻为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自由人文主义的立场贯穿在他的整个人格和思想之中，自由是他毕生追求的理想。然而理想世界终究和现实世界存在着距离，于是他的作品和他本人一样有对峙、厮打、搏杀的精神对垒。他的他笔下的主人公在现世世界和理想世界的狭缝中苦苦挣扎，不得解脱，笔者认为，这种挣扎来自于作家内心深处对“生存必要”和“存在本身”二者的斗争。“生存必要”是人为了获得存活的必要条件而追求现实物质的一种存在状态。“存在本身”是人脱离了现实物质达到的回复自我还原本质的自由状态。是屈服于“生存必要”还是回到“存在本身”，作家对生命的意义作了严肃深刻的思考。
“生存必要”，用王小波的话说就是“走正路，争头名”，[1]做正经人。为了生存必要，人必须追求功名利禄虚华浮利，“出国，提副教授”，[1]违心地“装丫挺”，“假正经”，过表演给人家看的生活。小说多次提到“正经”、“正经人”的概念，王小波提出，做正经人，就是追求现世生活中人们提出的正义、崇高、成功、荣誉这些价值理念，放弃做为独立的、自由的、有趣的人的概念。正经人的世界，无非是愚蠢、专制、愚民化教育、煽情伦理、思想牢笼、实用功利、机械化，这种世界，“好像是西藏的一种酷刑：把人用湿牛皮裹起来，放在阳光下暴晒。等牛皮干硬收缩，就把人箍的乌珠迸出。”[1]王小波对这种生活作了彻底否定，他的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假正经”一词，一语道破“正经人”的虚伪：“在逻辑和功利之间构筑中间理论。通过学习和斗争，最后达到那样的境界：可以无比真诚地说出皇帝万岁和皇帝必死；并且认为，这两点之间不存在矛盾。”[1]如果说现世人们一直在“生存必要”与“存在本身”之间表现出分裂、冲突、格斗的状态而不得解脱的话，那么王小波表达了生命的选择：“我根本用不着这么做，我也用不着那块棉花，就算它真这么必要，我可以趁着还有一口气，自己把它塞好，然后静待死亡。”选择回到存在本身，这“是多么大的幸福！”[1]由此可见，王小波精神结构和模式首先是回到“存在本身”。“存在本身”就是欲望。这种欲望包括生存需求、性的需求、趣味需求、情感需求。人之所以作为人的绝顶美好之处，就是还原于“存在本身”之后的人的存在状态。存在是一种“自在”，是一种客观存在、客观需求。
20世纪，现象学哲学主张“回到事物本身”，要求人们以最熟悉、最本真、最接近的事物作为研究对象，把“现象学还原”作为“‘悬搁’一切存在的事实的途径，以达到一个绝对纯粹的自明的意识领域。”［2］海德格尔认为，“在技术意志的控制下，征服自然以建立世界的伟业常常被人津津乐道，殊不知，技术世界愈来愈精彩，自然大地愈来愈荒芜。”[2]他深深忧虑“居于世界大厦中的人早已忘了这幢大厦立于其上的自然大地正遭到根本的破坏。”[2]可以说，还原人类心灵的本真状态，这不仅成为20世纪哲学首先关注的对象，而且成为文学表现的焦点。萨特认为，人的存在首先是一种自由，这种自由的核心内容是选择。人就是他自我选择的结果。因此作为人所创造的文学艺术也必是对自由的选择和揭示。
王小波作为当代自由知识分子，至始至终以自己和自己的作品践行了这一理念。
王小波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是在中国极“左”时代渡过的。1952年5月13日，王小波出生于北京一个干部家庭。父亲王方是一个逻辑学家。此时正值“三反”运动期间，王方被错划为“阶级异己分子”，这一突变对王小波的人生产生极大影响。他的名字“小波”就是这一事件的记录。之后，“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相继开始，1968年，王小波作为知青下放到云南兵团，1971年又在山东省牟平县青虎山插队。这些经历使王小波印象深刻。他曾经在1978年6月3日写给妻子李银河的信中说：“肉麻的文化只会使人堕落，粗糙的文化只能使人愚昧，这样的人盖不成精美的大厦。一个美好的社会没有美好的精神生活是不成的。西方世界慢慢地会觉醒的，从诲盗诲淫的文化中觉醒过来，他们的剩余精力会走上正路。东方的世界我就不敢说了。总之，人们应当为自己的剩余精力建设美好的精神生活，这是物质所代替不了的。”[3]《《怀疑三部曲》序》中他又说：“我看到一个无智的世界，但是智慧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性的世界，但是性爱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趣的世界，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3]“无智”、“无性”、“无趣”，自由知识分子的王小波深深忧虑于中国缺少人文关怀的现实，尤其忧虑象“文革”时代的因狂热和不理智而失去人性本身的美好。他试图建立一个自由的存在的精神家园。“王小波说他生活和写作有三个原则：热爱智慧，热爱异性，追求有趣。他认为智慧是一个人活在世上充分享受人的自尊的基础，性是一切美的来源，而趣味是感觉这个世界美好的前提。”[4]他建构的艺术世界是一个回到“存在本身”的世界，这个世界不虚伪、不夸张、不修饰，是自由的本真的理想世界。
王小波的中篇小说《三十而立》塑造了的王二的形象。王二是大学教师，身上肩负着三十岁人的各种复杂责任。他既是被领导大胆提拔的“学术骨干”，又是被校长、吕教授等人利用的对象；既是农三乙班的班主任，又是刁钻调皮的学生们奚落的“活宝”；维系家庭，他既出于责任又是迫于妻子的威力；面对长辈，他既爱又恨又怕（尤其对妈妈）。他似傻若愚，疯疯颠颠，乐观向上却难以捉摸，说起话来东拉西扯却又富于理性，因此，他显得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王二在现世世界里像凝重的空气，苦闷不安，在理性世界却富于智慧，游刃有余。表现在《三十而立》中，每当王二在现世世界受苦时，他就会潜意识地从“生存必要”回到“存在本身”：“路边全是高高的杨树，风过处无数落叶就如一场黄金雨从天顶飘落。风声呼啸，时紧时松。风把道沟里的落叶吹出来，像金色的潮水涌过路面。我一个人走着，前后不见一个人。忽然之间，我的心里开始松动。走着走着，觉得头朝下坠入蓝天，两边纷纷的落叶好像天国金色的大门。我心里一荡，一些诗句涌上心头。就在这一瞬间，我解脱了一切苦恼，回到存在本身。”[1]在这段感情微妙的描写中，作者以奇妙的精神幻觉，回复到“存在本身”。王小波体验到的“存在本身”超越了现世世界，达到了精神的最高层面。
《三十而立》在对待“生存必要”和“存在本身”上形成了一个二元对立又相互作用的张力结构，这种结构不仅存在于《三十而立》中，而且存在于王小波的其他作品中。
小说《黄金时代》塑造了“我”（王二）与陈清扬的恋爱传奇。在这个近乎夸张的故事中，我与陈清扬创造了洁白无暇的世界。这个“存在本身”的神话与其他人道貌岸然的“生存必要”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与陈清扬彻底背叛了后者，回到原始状态，礼教、道义、罪恶在我们之间荡然无存，我们仿佛回到了亚当和夏娃生活的伊甸园，没有任何价值理念。“在这个世界中，王二和陈清扬在原山林里的生存方式和生命状态简直是一个神奇的梦，他们远离人类，远离文明，过着自耕自食的生活，他们活得狂放恣肆、自由自在、随心所欲，他们在大自然里无所顾及地做爱，他们的精神自由和生命激情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和敞开，演奏出一首生命狂欢曲。”[5]王小波向我们展示了浑然天成的理想世界，这里充满了有趣、神奇、自由、性爱。1991年，《黄金时代》获第13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
《我的阴阳两界》描述的是患有阳痿的王二。因患病，王二躲在自己的阴界中，离群索居，沉默寡言，住在地下室。然而他在他的“存在本身”中过得十分逍遥。“我呆的地方，一天到晚总是一个人，所以放响屁也不怕别人听见。”[1]“我住的地方就像艺术馆。我对这个住处十分满意。”[1]小孙来到我的阴界世界之后，以奉献肉体为主要方式治疗好了我的身体疾病，我的生活改变了，我回到阳界，回到“生存必要”的状态，却又导致了精神上的阳痿。“现在我不再拥有寂寞了。我的事非常之多，我既然不阳痿，也就没有理由神经。没有了这两项毛病，就得上楼去开会。除此之外，我又成了中年业务骨干，什么仪器都得修了。除此之外，还得念念英文，准备到美国去接仪器。”[1]从自由的“存在本身”被修正回了“生存必要”，我已经不是“黑夜里的巨灵神，想干啥就干啥”，[1]失去了王二的本真状态。王二和小孙尽管动机、方式、角色不同，但结局都是失败的，尤其是“精神阳痿”，更是精神上的大溃败。
和王小波在其他小说中所创建的世界不同，《万寿寺》中的凤凰寨是一个权力稀缺的自由王国。“它远离唐朝的统治中心，置身于丛林莽荒中的湘西苗寨，主人公薛嵩虽然是名义上的节度使，却对其手下那些极富”无政府主义“精神的雇佣兵们都束手无策，更谈不上建立某种有秩序的权威和统治了。”[6]在薛嵩身上，王小波也倾注了足够分量的自由精神，再加上无法无天的红线，凤凰寨遂成为一片“存在本身”的乐土。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描绘的那只猪不能不说是“存在本身”的又一明证。生活中有很多设置，既有“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7]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7]，他们都是“存在必要”，唯有那只特立独行回到“存在本身”的猪，令“我”尊敬，热爱，也汗颜。
另外，王小波和她的妻子李银河为“同性恋”人群争取正常的权力、从独特的视角研究“虐恋亚文化”等事实本身体现了一个思想者对人类回归“存在本身”所作的关怀与巨大努力。王小波与张元合著的电影剧本《东宫。西宫》是他对男同性恋主题进行发掘探索的著名文本。王小波借这一题材，“将笔触深入到人类赖以生存的性别分类，指向主体自我，在存在意义上拆除了性别樊篱的忧伤的美丽与屈辱，主人公阿兰成为人类不可动摇的性别划分壕沟处的一个双性同体的存在。”[6] 1997年，王小波凭借电影剧本《东宫。西宫》在阿根廷国际电影节上获最佳编剧奖。同年，电影《东宫。西宫》入围嘎纳电影节。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王小波的精神结构模式首先是回到存在本身。“存在本身”是人性最美好的本真的状态，是人褪去浮华回归自我的精神家园。在这个家园中，我们惊讶王小波精神的扩大境界，我们体会到了作家惊心动魄的思想力量之美。为了这种惊心动魄之美，王小波倾注了毕生的力量，包括生命。
参考文献[1]《黄金时代白银时代》。王小波。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北京第1版[2]《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思潮》。朱立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3]《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10月北京第1版。
[4]《王小波门下走狗》。宋广辉淮南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6月北京第1版[5]张伯存http://212.myrice.com/wen/zt/wxb/jsjg020529.html [6]y_0189 http://abbs.chinaren.com/92/13/bbsarticle146241392.shtml [7]《我的精神家园》。王小波。中国青年出版社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体会王小波塑造的人物形象，展示作者对生命的严肃深刻的思考，揭示作家内在精神结构和模式及这种结构模式对其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存在本身生存必要王小波精神结构模式三十而立
作家王小波被喻为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自由人文主义的立场贯穿在他的整个人格和思想之中，自由是他毕生追求的理想。然而理想世界终究和现实世界存在着距离，于是他的作品和他本人一样有对峙、厮打、搏杀的精神对垒。他的他笔下的主人公在现世世界和理想世界的狭缝中苦苦挣扎，不得解脱，笔者认为，这种挣扎来自于作家内心深处对“生存必要”和“存在本身”二者的斗争。“生存必要”是人为了获得存活的必要条件而追求现实物质的一种存在状态。“存在本身”是人脱离了现实物质达到的回复自我还原本质的自由状态。是屈服于“生存必要”还是回到“存在本身”，作家对生命的意义作了严肃深刻的思考。
“生存必要”，用王小波的话说就是“走正路，争头名”，[1]做正经人。为了生存必要，人必须追求功名利禄虚华浮利，“出国，提副教授”，[1]违心地“装丫挺”，“假正经”，过表演给人家看的生活。小说多次提到“正经”、“正经人”的概念，王小波提出，做正经人，就是追求现世生活中人们提出的正义、崇高、成功、荣誉这些价值理念，放弃做为独立的、自由的、有趣的人的概念。正经人的世界，无非是愚蠢、专制、愚民化教育、煽情伦理、思想牢笼、实用功利、机械化，这种世界，“好像是西藏的一种酷刑：把人用湿牛皮裹起来，放在阳光下暴晒。等牛皮干硬收缩，就把人箍的乌珠迸出。”[1]王小波对这种生活作了彻底否定，他的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假正经”一词，一语道破“正经人”的虚伪：“在逻辑和功利之间构筑中间理论。通过学习和斗争，最后达到那样的境界：可以无比真诚地说出皇帝万岁和皇帝必死；并且认为，这两点之间不存在矛盾。”[1]如果说现世人们一直在“生存必要”与“存在本身”之间表现出分裂、冲突、格斗的状态而不得解脱的话，那么王小波表达了生命的选择：“我根本用不着这么做，我也用不着那块棉花，就算它真这么必要，我可以趁着还有一口气，自己把它塞好，然后静待死亡。”选择回到存在本身，这“是多么大的幸福！”[1]由此可见，王小波精神结构和模式首先是回到“存在本身”。“存在本身”就是欲望。这种欲望包括生存需求、性的需求、趣味需求、情感需求。人之所以作为人的绝顶美好之处，就是还原于“存在本身”之后的人的存在状态。存在是一种“自在”，是一种客观存在、客观需求。
20世纪，现象学哲学主张“回到事物本身”，要求人们以最熟悉、最本真、最接近的事物作为研究对象，把“现象学还原”作为“‘悬搁’一切存在的事实的途径，以达到一个绝对纯粹的自明的意识领域。”［2］海德格尔认为，“在技术意志的控制下，征服自然以建立世界的伟业常常被人津津乐道，殊不知，技术世界愈来愈精彩，自然大地愈来愈荒芜。”[2]他深深忧虑“居于世界大厦中的人早已忘了这幢大厦立于其上的自然大地正遭到根本的破坏。”[2]可以说，还原人类心灵的本真状态，这不仅成为20世纪哲学首先关注的对象，而且成为文学表现的焦点。萨特认为，人的存在首先是一种自由，这种自由的核心内容是选择。人就是他自我选择的结果。因此作为人所创造的文学艺术也必是对自由的选择和揭示。
王小波作为当代自由知识分子，至始至终以自己和自己的作品践行了这一理念。
王小波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是在中国极“左”时代渡过的。1952年5月13日，王小波出生于北京一个干部家庭。父亲王方是一个逻辑学家。此时正值“三反”运动期间，王方被错划为“阶级异己分子”，这一突变对王小波的人生产生极大影响。他的名字“小波”就是这一事件的记录。之后，“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相继开始，1968年，王小波作为知青下放到云南兵团，1971年又在山东省牟平县青虎山插队。这些经历使王小波印象深刻。他曾经在1978年6月3日写给妻子李银河的信中说：“肉麻的文化只会使人堕落，粗糙的文化只能使人愚昧，这样的人盖不成精美的大厦。一个美好的社会没有美好的精神生活是不成的。西方世界慢慢地会觉醒的，从诲盗诲淫的文化中觉醒过来，他们的剩余精力会走上正路。东方的世界我就不敢说了。总之，人们应当为自己的剩余精力建设美好的精神生活，这是物质所代替不了的。”[3]《《怀疑三部曲》序》中他又说：“我看到一个无智的世界，但是智慧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性的世界，但是性爱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趣的世界，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3]“无智”、“无性”、“无趣”，自由知识分子的王小波深深忧虑于中国缺少人文关怀的现实，尤其忧虑象“文革”时代的因狂热和不理智而失去人性本身的美好。他试图建立一个自由的存在的精神家园。“王小波说他生活和写作有三个原则：热爱智慧，热爱异性，追求有趣。他认为智慧是一个人活在世上充分享受人的自尊的基础，性是一切美的来源，而趣味是感觉这个世界美好的前提。”[4]他建构的艺术世界是一个回到“存在本身”的世界，这个世界不虚伪、不夸张、不修饰，是自由的本真的理想世界。
王小波的中篇小说《三十而立》塑造了的王二的形象。王二是大学教师，身上肩负着三十岁人的各种复杂责任。他既是被领导大胆提拔的“学术骨干”，又是被校长、吕教授等人利用的对象；既是农三乙班的班主任，又是刁钻调皮的学生们奚落的“活宝”；维系家庭，他既出于责任又是迫于妻子的威力；面对长辈，他既爱又恨又怕（尤其对妈妈）。他似傻若愚，疯疯颠颠，乐观向上却难以捉摸，说起话来东拉西扯却又富于理性，因此，他显得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王二在现世世界里像凝重的空气，苦闷不安，在理性世界却富于智慧，游刃有余。表现在《三十而立》中，每当王二在现世世界受苦时，他就会潜意识地从“生存必要”回到“存在本身”：“路边全是高高的杨树，风过处无数落叶就如一场黄金雨从天顶飘落。风声呼啸，时紧时松。风把道沟里的落叶吹出来，像金色的潮水涌过路面。我一个人走着，前后不见一个人。忽然之间，我的心里开始松动。走着走着，觉得头朝下坠入蓝天，两边纷纷的落叶好像天国金色的大门。我心里一荡，一些诗句涌上心头。就在这一瞬间，我解脱了一切苦恼，回到存在本身。”[1]在这段感情微妙的描写中，作者以奇妙的精神幻觉，回复到“存在本身”。王小波体验到的“存在本身”超越了现世世界，达到了精神的最高层面。
《三十而立》在对待“生存必要”和“存在本身”上形成了一个二元对立又相互作用的张力结构，这种结构不仅存在于《三十而立》中，而且存在于王小波的其他作品中。
小说《黄金时代》塑造了“我”（王二）与陈清扬的恋爱传奇。在这个近乎夸张的故事中，我与陈清扬创造了洁白无暇的世界。这个“存在本身”的神话与其他人道貌岸然的“生存必要”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与陈清扬彻底背叛了后者，回到原始状态，礼教、道义、罪恶在我们之间荡然无存，我们仿佛回到了亚当和夏娃生活的伊甸园，没有任何价值理念。“在这个世界中，王二和陈清扬在原山林里的生存方式和生命状态简直是一个神奇的梦，他们远离人类，远离文明，过着自耕自食的生活，他们活得狂放恣肆、自由自在、随心所欲，他们在大自然里无所顾及地做爱，他们的精神自由和生命激情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和敞开，演奏出一首生命狂欢曲。”[5]王小波向我们展示了浑然天成的理想世界，这里充满了有趣、神奇、自由、性爱。1991年，《黄金时代》获第13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
《我的阴阳两界》描述的是患有阳痿的王二。因患病，王二躲在自己的阴界中，离群索居，沉默寡言，住在地下室。然而他在他的“存在本身”中过得十分逍遥。“我呆的地方，一天到晚总是一个人，所以放响屁也不怕别人听见。”[1]“我住的地方就像艺术馆。我对这个住处十分满意。”[1]小孙来到我的阴界世界之后，以奉献肉体为主要方式治疗好了我的身体疾病，我的生活改变了，我回到阳界，回到“生存必要”的状态，却又导致了精神上的阳痿。“现在我不再拥有寂寞了。我的事非常之多，我既然不阳痿，也就没有理由神经。没有了这两项毛病，就得上楼去开会。除此之外，我又成了中年业务骨干，什么仪器都得修了。除此之外，还得念念英文，准备到美国去接仪器。”[1]从自由的“存在本身”被修正回了“生存必要”，我已经不是“黑夜里的巨灵神，想干啥就干啥”，[1]失去了王二的本真状态。王二和小孙尽管动机、方式、角色不同，但结局都是失败的，尤其是“精神阳痿”，更是精神上的大溃败。
和王小波在其他小说中所创建的世界不同，《万寿寺》中的凤凰寨是一个权力稀缺的自由王国。“它远离唐朝的统治中心，置身于丛林莽荒中的湘西苗寨，主人公薛嵩虽然是名义上的节度使，却对其手下那些极富”无政府主义“精神的雇佣兵们都束手无策，更谈不上建立某种有秩序的权威和统治了。”[6]在薛嵩身上，王小波也倾注了足够分量的自由精神，再加上无法无天的红线，凤凰寨遂成为一片“存在本身”的乐土。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描绘的那只猪不能不说是“存在本身”的又一明证。生活中有很多设置，既有“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7]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7]，他们都是“存在必要”，唯有那只特立独行回到“存在本身”的猪，令“我”尊敬，热爱，也汗颜。
另外，王小波和她的妻子李银河为“同性恋”人群争取正常的权力、从独特的视角研究“虐恋亚文化”等事实本身体现了一个思想者对人类回归“存在本身”所作的关怀与巨大努力。王小波与张元合著的电影剧本《东宫。西宫》是他对男同性恋主题进行发掘探索的著名文本。王小波借这一题材，“将笔触深入到人类赖以生存的性别分类，指向主体自我，在存在意义上拆除了性别樊篱的忧伤的美丽与屈辱，主人公阿兰成为人类不可动摇的性别划分壕沟处的一个双性同体的存在。”[6] 1997年，王小波凭借电影剧本《东宫。西宫》在阿根廷国际电影节上获最佳编剧奖。同年，电影《东宫。西宫》入围嘎纳电影节。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王小波的精神结构模式首先是回到存在本身。“存在本身”是人性最美好的本真的状态，是人褪去浮华回归自我的精神家园。在这个家园中，我们惊讶王小波精神的扩大境界，我们体会到了作家惊心动魄的思想力量之美。为了这种惊心动魄之美，王小波倾注了毕生的力量，包括生命。
参考文献[1]《黄金时代白银时代》。王小波。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北京第1版[2]《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思潮》。朱立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3]《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10月北京第1版。
[4]《王小波门下走狗》。宋广辉淮南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6月北京第1版[5]张伯存http://212.myrice.com/wen/zt/wxb/jsjg020529.html [6]y_0189 http://abbs.chinaren.com/92/13/bbsarticle146241392.shtml [7]《我的精神家园》。王小波。中国青年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