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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1969-1995诺贝尔经济学奖成果(34楼近年获奖理论)
文章提交者：信水清流 加帖在经济风云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1969－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成果和演讲
（一）欢迎访问信水清流博客：http://chrisysz.blog.163.com/一个农民工对经济学的思考
1，1969年，拉格纳•弗里希（挪威），他在30年代初提出涉及循环理论动态分析，讲解了投资和消费支出的差分和微分方程的动态系统，指出某些货币限制如何产生4－8年的衰退波动，建造了分析波动如何变成永久和不均匀的数学模型，并用数学模型分析假设的统计检验方法。他把统计看起来象乌托邦理论变成实际应用，努力让定量的分析能在微观和宏观的面上的得到应用，避免在经济政策上出现纯“理论”的争议，比如在衰退的时候有人认为要削减工资来刺激企业利润，而有人提出要增加工资来刺激消费；有人提出要削减利息来刺激企业投资，有人提出提高利息来增加银行存款所以能让银行有更多可以使用的贷款。他在获奖的演讲中说：经济计划工作是效率和一种生动的民主的基础。
同年获奖的荷兰简•丁伯根，也是把统计应用于动态经济理论，设法定量地明确各个因素的重要性以便检验当时的许多商业循环学说的解释价值，建立了约50个方程的经济计量系统，借助统计分析测定反应系数和“前导及滞后”。他在获奖演讲中认为官方福利经济学的科学策略不是最优的，要尽可能精确地规定社会福利函数，来求社会经济最优值，问题的真正未知数不是多少数量的消费和要作出的生产努力以及少数较传统的未知数，而是制度的集合，它们作为制度的集合来逼近福利经济最优值，他并认为在亚当•斯密的年代私人企业和市场会完成的任务在当代可能并不适用，比如某些税收要花费的成本很高。
评论：对于大陆来说，统计是一个数字游戏，湖北荆州的GDP统计数字可以调节百分之三十几，官方根本不承认经济周期和通货膨胀这种简单的现象，在出台调节政策的时候根本谈不上讨论，常常是“半夜鸡叫”，调节的效果可想而知。
两位获奖者都认为政府的策略很可能是低效甚至是错误的。大陆的御用经济学家以官方采用自己的主张为荣，甚至认为被政府采用就是正确的，事实上，这只是便于政府操作和获益，而后果完全不知道。对社会福利更是伤害，现在大陆的低收入人群生活更艰难就是明证。
2，1970年，保罗•萨缪尔森（美国），他因为在四个方面的理论研究获奖，A），动态理论和稳定性分析，他把从前认为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对应原理和动态分析结合起来，他举例说农民在贫穷的时候可能只吃得起马铃薯，这可能使马铃薯的价格上升而不是因为农民贫穷而下降。B），消费者需求理论，分析家庭如何评价不同的消费品组合。C），全部均衡理论，对外贸易如何在各国内部重新分配收入，谁有利和谁不利。D）资本理论方法，他努力把社会中一切资本用货币表示，明确的定义和衡量一切资本的价格才可能更好理解投资行为。
评论：大陆的“经济学家”即使你们认为住房和教育是投资和消费不是必须品，人们可以选择不投资、不消费，那么也请你们研究一下农民工夫妻在十几个人的集体宿舍中过性生活的消费，还有农民工子女被赶出草根学校，放弃这种消费去捡垃圾；即使你们认为农民工只能给外国消费者生产Ipod和Coach手袋而自己不用消费，也请你们研究一下中国出口再多换到的美元似乎再也不增加收益了——因为美元不断贬值。
3，1971年，西蒙•库斯涅茨（美国），他对抽象、概括并且很少得到检验的分析模型不感兴趣，尽量选择和定义密切对应能观察和统计的经济现象，发展了计算国民收入的方法，他研究了新移民从农村到城市或者从不发达国家到发达国家而默默付出的大量成本，他们原有技术的价值下降和学习新技术的被人忽略的成本，并且研究了对社会的离群成员的精神压力，改变了生活方式的人口集团（我觉得进城农民工就是）会和其它经济集团发生冲突，如果政府不付出成本解决这种冲突，不让它削弱社会的政治组织，那么冲突就会阻碍现代经济的增长，美国内战也是这种冲突发展的后果。
评论：市民和城管的大战算不算这种冲突？他自己就是一个21岁从苏联移民到美国的。
4，1972年，肯尼思•J•阿罗，他研究了帕雷托效率和竞争均衡之间的关系，帕雷托效率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如果一个经济体在其他人效用水平不变的情况下，通过重新配置资源和产品，使得一个人或更多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这就是“帕雷托无效率”。另外一种情况是经济已不可能通过改变产品和资源的配置，在其他人，至少一个人的效用水平不下降的情况下，使任何别人，至少一个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反之，由于“帕雷托无效率”是通过重新配置资源和产品实现的，我们又可以把这一行为称作“帕雷托改进”。在“帕雷托改进”情况下，由于没有一个人状况变坏，只有某些人状况变好，用帕雷托本人的话说，这就意味着社会福利毫不含糊的增进。实践中，更多的情况是，重新配置资源和产品，会导致一些人状况变好，另一些人状况变坏。由于个人之间的效用无法比较，我们也就无法确定社会福利总体水平究竟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这种情况就被称作“非帕雷托改变”。大陆经济学家常常告诉我们改革是帕雷托改进，下岗工人受影响相对于社会收益来说是值得的，肯尼思•J•阿罗在1951年就认为在竞争均衡的前提下，“帕雷托效率”才有可能实现（可惜20年后才给他带来奖金），他还证明很难找到在伦理上能接受的在民主规则下对全体人民的社会福利安排作出集体的安排，完全民主是一个梦想，而之前的经济学家总是想寻找社会福利判断公正尺度。
评论：他怎么没想办法建立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来为全体人民的福利做最好的判断，他怎么没有研究为了国家安全某些领域是不能“竞争均衡”而必须由政府经营的？他怎么没研究普通工人素质太低，让他们成为经济中的平等竞争者会影响经济发展，他们应该唱着“看成败，人生豪迈”去从头再来？至于企业卖多少钱，领导们去别处高就和他们是没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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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5，1973年，约翰•希克斯（英国），他因为1932年《工资理论》获奖，他批判了凯恩斯及其追随者的观点：工会关心货币工资的增加，工人不懂得实际工资的概念，货币工资上升使物价上升，于是让实际工资没有上升，并且工资上升如果没有增加货币供应的话就会导致利息上升（因为货币短缺），而利息上升导致投资下降和失业增加。
约翰•希克斯认为工人们要求加工资当然是用货币工资来表达，但是他们真正关心的肯定是实际工资，如果工资上升后物价上涨，他们会发现受骗了而要求另一轮上升，于是通货膨胀就不可避免，所以要对货币供应加以约束。
约翰•希克斯认为实际工资上升会带来利润率的下降，而这会导致资本家用更密集的资本投入来替代劳动，还会减少资本家的储蓄。但是投资行为还是会继续，因为冒风险的买卖都会有人做的，投资的盈利可能和工资是相关的。资本家的储蓄和他们的投资并不相关（如果没有消费什么投资都不会有收益，那么资本家有再多钱也不会去投资），即使投资均衡也不意味着充分的就业，物价对工资的比例适当才能保持充分就业。高工资会影响新技术的应用，而新技术会提高生产力，并直接提高工资水平。
评论：目前大陆储蓄增加，但是都是政府和企业的储蓄增加，所以大陆失业率仍然很高，政府希望降低利率来增加投资结果是制造了股市和楼市的泡沫。
同年的获奖者华西里•列昂季夫（哈佛大学，看名字就知道是苏联移民），分析生产系统的投入产出模型。
6，1974年，根纳•缪达尔（美国），他因为1930年的论文《经济理论发展中的政治因素》，1944年《美国的两难：黑人的问题和现代民主》而获奖，在获奖演讲中说：在实际所有不发达国家中的统治阶层都表示赞成更大的平等，特别是提高贫穷大众的生活水平，但真实的趋势是走向更大的不平等，不论有什么发展，果实总是归于上层人物，同时下层看不到多少改善，并且常常甚至实际上体验恶化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他说同行缺乏审查援助统计数字的热情使他难堪，批评美国经济学家不加批判的利用不发达国家的统计数字，接受外交上歪曲的术语；愿意为对外援助说话的开明议员越来越少。
最后他说：我们正在什么程度上变得道德上不那么敏感了，它是否使我们人类的同情心钝化，并因而是我们更倾向于机会主义的漠不关心？这也许是人们对贫穷国家中的苦难和死亡问题冷酷无情的部分解释，我的世界观是忧郁的，我对我们科学的发展抱有希望，我们能依靠伦理语言的内在批判向我们自己的思考挑战，并且希望洗净它的机会主义的人云亦云，并且我们能扩大眼界，每件事情都可以研究，我们扩大和完善对世界的认识的可能受到在这方面工作的科学家数目的限制，也受到他们的勤奋、才能和他们接受新方法的开明程度的限制。
评论：他所说的不平等其实在他自己的国家也存在，只不过不象我们这里这么触目惊心——几十辆悍马轿车的婚礼和还有呼吸的人无钱医治被送往火葬场，这里的“经济学家”不是在研究对贫困人口帮助问题，而是说要提高学费，然后再给贫困学生帮助——实际能否得到它们不管。
如果只看CCTV，所有的人都会“在道德上不敏感（我觉得可以直接用堕落），对苦难和死亡冷酷无情”，说一句：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了。
197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冯•海叶克也是因为二、三十年代的贡献获奖，他是警告1929年经济危机的少数经济学家之一，他指出超过意愿的储蓄率和太多贷款带来的货币膨胀已经导致了资源的分配错误和影响资本结构，他获奖演讲的题目是《似乎有知识》，他说：广泛失业的主要真实原因是物价和工资的结构被歪曲了（通常由于垄断定价或政府定价），最后为了恢复各部门中劳动的供求关系之间的平衡，就必须有相对价格的变动和劳动的转移。由于我们对数字知识的内在局限性，我们为什么会对科学家在对很多事实无知的前提下，还相信他们能给出精确的信息？为了保卫科学的名誉，必须和研究物理学一样，揭露表面相似而假冒的知识，不让假冒的知识变成大学里的既得利益，人们必须认识到自己知识的不可逾越的极限，谦虚的抵御自己成为控制社会的帮凶，并且很可能破坏文明——没有人曾经设计这种文明，它是从千百万个人的自由努力中生长起来的。
评论：这哥们预言了1929年的股市崩溃，怎么还谦虚的象个小学生？如果失业的原因是因为垄断定价或政府定价导致的物价和工资的结构歪曲，怎么我们还有很多叫兽在把解决问题的方法寄托在政府和垄断上？
7，1975年，列昂尼德•V•库托罗维奇（怎么又是一个苏联的经济学家，不过他一直生活在苏联，还在1967年得到列宁勋章），他研究把线性规划形式的计算应用在合理的工作计划，认为生产决策可以分散化而不损失效率，只要是下级的决策者用影子价格作为它们盈利性计算的基础，把工厂中现有生产资源结合起来使生产最大化。他在获奖演讲中主要谈了数学在经济学中应用的成就和困难，但仍然谨慎乐观的看数学在经济科学和经济控制中的应用方法，数学家、经济学家和实际管理人员应该有更深的了解。
评论：苏联人把计划经济给我们，自己研究这些理论怎么不给我们？难怪你们的军事、航天工业那么强大，我们过了30年还是只会做一个当初你们教的解放牌汽车。难怪苏联人在解体的时候生活比我们现在还好。
同年获奖的佳林•C•库普曼斯，他在1951年论述了线性规划和传统宏观经济理论的结合，用线性规划解释竞争经济中的资源分配，认为生产可以作为全部均衡理论的严格形式基础，同样认为影子价格的利用可能创造生产决策分散化。
评论：西方经济学家虽然批判马克思的计划经济思维，实际上原来也在研究计划决策和分散决策的优劣，幸好我们的邓小平也学了点你们的市场经济，要不然我们现在还在挨饿。
8，1976年，密尔顿•弗里德曼，他补充了后凯恩斯主义理论在分析商业循环和通货膨胀中对货币政策的忽视，他影响了美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弗里德曼还对经济政策中“观察时滞”、“决策时滞”、“效应时滞”研究作出重要贡献。他在指出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货币现象，但是人们总是把通货膨胀假设成稳定的（是长期发生的过程），开放的（一切物价都以相同的比例在调节），合同附上物价指数条款是没有任何阻力的。
他在获奖演讲中说：只要经验似乎与公认的假设一致，人们就把假设当成真理，政府对膨胀和失业的政策，是政治争论的中心，对经济的讨论变成意识形态的论战，可是经济理论中发生的变化不是意识形态之争的结果，它不会来自政治信仰或目标，它几乎完全对事件的力量作出反应——残酷的事实证明远比最强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偏好更加有力。
弗里德曼还引用了1790年法国国民议会代表皮埃•S•杜邦的话：人们太容易被讨论的激烈程度引导到假设有坏的企图，这是一种坏习惯，人们应当宽容各种企图，相信它们是好的，并且它们明显是好的，但是我们完全不必对不一致的逻辑或对谬论的推理宽容，坏的逻辑学家犯的不自觉的罪比坏人有意识犯的罪多。
评论：他老人家去年死了，当时很多针对他的评论都没有说到点子上，要是听过他的话，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在“激情燃烧的岁月”总是挨饿了，可惜现在还有太多人痴迷太祖的伟大。
他是格林斯潘的好朋友，不过政客就是政客，为了讨好总统和华尔街，美国还是印刷了太多的美元，现在在全球泛滥。不过让人们相信通货膨胀是长期稳定的趋势绝对是各国中央银行的希望——谁不喜欢印多点钞票来花花？反正大家都觉得价格不断上升是正常的。事实上：不要通货膨胀，不要价格上升，经济会一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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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977年，伯特尔•奥林，他研究了不同国家生产技术相同，仍然可能因为各国之间各种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的供给不同而产生对外贸易。
评论：他的理论看起来很简单，不过可以安慰一下大陆的经济学家——它们总是担心大陆工人工资上升会导致出口减少，也可以安慰一下大陆农民工，你们工资上升只是生产要素的一点改变，不会让你们失去工作。
同年获奖的詹姆士•梅德，他分析了不同类型的经济政策行动和制度安排对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影响，打下了开放经济中的现代就业理论基础，澄清了通过经济决策行动在国际化程度很高的经济中达到内部和外部平衡的可能性，并且在国际化程度很高的经济中同时达到足够的商品和劳务的总需求水平、达到充分就业，解决进出口平衡的国内成本和物价水平，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他的获奖演讲是“内部平衡的意义”，他指出内部平衡必须依赖于支付平衡，而支付平衡的关键在于工人的工资，于是他论述了五个关于保证合理工资的方法：政府规定劳动力市场价格、工会组织和雇主组织一样强大、劳动力市场充分竞争、工人雇佣资本、接受委托的和公正的外界法庭的裁决来代替罢工（工人方）、停产（雇佣方），他充分的提出五种方法的优点和缺点。最后指出国内有了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可以有信心把支付平衡机制交给浮动汇率机制。
评论：如果看看他的理论，大家对新劳动法就不会有这么大的争议了，30年后的张五常叫兽给他擦鞋都不配。
10，1978年，赫伯特•亚历山大•西蒙，他否认了古典管理理论中的假设——有一个无所不在的、理性的、追求最大利润的企业家，现代的公司必须靠一些互相协作的决策人来管理，而他们每个人都有知识、个人和社会联系的限制，各公司不可能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是对迫切问题找出可接受的答案。他对现代企业组织内部决策的观察和研究理论，解答了企业对利润和公共行政的计划、预算控制和技术中的应用，这些理论不象古典利润最大化理论那么优美和实用，但是对一些领域中的理解和预测提供帮助，比如公司内部取得信息能力的分布和决策，对有限竞争作市场调整，选择投资证券和选择去外国投资。
评论：在新劳动法颁布的时候，每个老板会对离开大陆去工资更低的地方投资做分析：当地的生产效率和产业链配套，当地的工人效率，当地今后工资上升的幅度（投产以后可能工资和大陆一样了，那又何必呢），当地的政局稳定因素（印尼就不是一个好地方），当地的资源禀赋——纺织品去越南，那里可没有棉花，也没有什么石化工业哦。
每一个老板都是精明的投资者，他们也许不会这么系统的说出来，也拿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他们内心里计算得比西蒙教授还清楚。但是他们对这些分析闭口不提，只反对加工资，并且威胁要搬走——实际上搬走的不算很多。大陆的经济学家只配给资本家们擦鞋，他们仅仅依靠指责缺陷和不足之处，从来不会分析，更不用说提出解决方法。
11，1979年，亚述•路易斯，西屋多•W•舒尔茨。
亚述•路易斯侧重研究不发达国家的迅速发展、世界贫困人口贫困的原因，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速度不满意，要求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开放市场，不发达国家占世界贸易的份额不大。
舒尔茨的演讲题目是《穷人经济学》，“低收入各国的穷人，关心改善他们的命运和他们孩子的命运，不亚于有不可比拟的更多收入的我们，他们在利用他们微薄资源时，也是有才能的，许多低收入国家在最近几十年中，对改进他们的人口质量和取得有用知识方面取得很大进展，这些成就只要不被政治破坏，意味着有利的经济前景。”世界上大多数人是穷人，所以如果我们懂得穷人的穷人的经济学，我们会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富人和经济学家都难以理解穷人作出的选择的优先顺序和稀缺性约束，大多数观察家都过高估计了土地的经济重要性，大大低估了人的质量的重要性，人口比例的差异并不产生可比的贫困差异，全世界的农民在处理成本、报酬和风险时都是计算经济的经济人，他们小的、个人的、分配资源的领域中，他们是微调的企业家，调谐做的如此微妙，以致许多专家未能看出他们如何有效率。穷人改变自己命运的成就如果不被政治和歧视农业的政府政策破坏，他们就会创造出有利的经济前景。
评论：他连穷人是“待富者”都不知道，也不懂得农民应该为工业化发展作出牺牲，应该为国家发达做出牺牲，怎么诺贝尔经济学奖都发给水平这么低的人？一句话：谁让你不幸生在不发达国家？
12，1980年，劳伦斯•罗伯特•克莱因，他从50年代开始的研究让经济计量预测模型在实际分析经济政策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科学机关、公共行政、政治组织和大企业都在使用经济计量模型，其中包括石油涨价如何影响各国的通货膨胀、就业和贸易平衡。他在演讲中说：中央计划经济（苏联和东欧国家）习惯于认为他们有良好的绝缘，可以抵御世界其它地方的经济疾病，但是却付出了很大努力却没有实现良好经济增长，他们决定从西方进口先进的技术，同时也纠缠进了世界的通货膨胀。他还提到中国正在小心的走近同样的政策，吸取东欧国家的经验来匆忙走进开放经济环境产生的复杂性。
评论：这哥们怎么不赞扬一下我们伟大的改革开放政策，而且鼓吹一下我们这么做可是为了造福西方国家。
13，1981年，詹姆士•托宾，他以证券箱理论描写各个家庭和企业怎样确定他们资产的构成，分析金融和实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对家庭和企业的支出决策的影响，还对一般宏观理论和经济决策应用分析，阐述了金融市场与消费、投资决策、生产、就业和物价的关系。
评论：他要是在大陆的话，先要搞清楚不同的房屋价格是不同的，农民的房屋是不能买卖的，根本就不算什么财产，商品房的价格那也不是市场决定的，是政府的评估价格决定的。傻眼了吧！
  *.*.*.*   2009-5-26 14: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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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982年，George•J•Stigler，他把基础理论与真实市场过程重新结合，把家庭和企业取得市场机会的信息以及据以调整的成本加进经济中，解决了只考虑有形的生产和运输成本而导致真实市场与经济理论不一致的矛盾。
研究了消费者由于取得信息成本限制不能或不想得到关于商品质量的充分信息，商品价格保持刚性、价格和质量有差异、等待时间等正常和不可避免的市场功能，为更深入的研究失业和膨胀提供了重要补充。
探讨妨碍资本和劳动从低利产业迅速移动到高利产业的各种可能因素，指出调整的滞后性常被夸大。
他的理论让政府更倾向于采用立足于分析经济信息来调节经济，而不是因为很容易看到效果采用管制政策——其结果往往不理想。
他在演讲中说：科学家常在用不上系统或逻辑的思想、现实的丛林中跌跌撞撞，经常除了伤痕什么也得不到，探索的危险可能是一个天才在有能力也有雄心的前提下还是得不到成果，但是即使只得到对新知识的追求是如何进行的，读新知识的追求就有价值，我们不应放弃。
评论：研究家庭和企业的无形成本，这看起来多么渺茫和不着边际，肯定不会有什么人赞助这种研究，难怪他要得到诺贝尔奖，否则可能除了退休金什么钱也赚不到。让政府也分析那些信息和调整今后几年可能出现的波动，只有几年任期的官员会有兴趣吗？
15，1983年，吉拉德•德布鲁，他和1972年获奖的肯尼思•阿罗研究方向一样，针对一般均衡理论以及在一个抽象经济中存在一般均衡条件，提供了对抽象经济的深刻模型分析。
他在演讲中盛赞了数学家们对经济学家的支持，提到第一流的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给经济学家的支持，并指出经济学理论也影响了数学学科的发展——角谷定理，对应积分定理，计算近似不动点的算法，计算方程系统的近似解的算法。
评论：大陆经济学家似乎无所不知，我真的没听说哪个大陆经济学家提到微分和积分的概念，而我这样一个本科生也知道高等数学在统计和分析中的重用作用。
16，1984年，理查•斯通，凯恩斯的伟大在于他提出了供给（包括国民总产出的资源）和需求方面（国民和政府总的消费），理查•斯通通过对大量统计资料的系统加工，把国民帐户的各部门完全综合起来，设计出能表示全部国民资源的帐户，使用大方程系统阐明系统内部的相互依存关系，使定义和统计数据吻合的更好，他的研究让国民帐户在分析和保持国民经济的平衡中发挥了作用。凯恩斯感动的说：我们在享受着统计的快乐。
评论：他在演讲中纯粹是学术的，能那么努力的做一个枯燥的工作，估计他对学术以外思考很少，但是他提到他和同事如何讨论并最终没有把家庭成员的家务劳动和业余爱好者无偿工作计算进生产成本，怎么这些经济学家不是“经邦济世”？家务劳动也值得他们研究，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把奖给他们而不是给大陆这些帮助建立了5000年以来最大的盛世的叫兽真是不公平。
还有凯恩斯怎么这么谦虚的感谢别人为自己理论所做的补充工作。
17，1985年，弗兰科•莫迪里安尼，凯恩斯关于储蓄的理论（1936年）是储蓄会因为收入增加而增加，1942年西蒙•库斯涅斯（他在197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发现凯恩斯理论和实际统计数据部分矛盾，弗兰科•莫迪里安尼研究了生命周期、个人节俭和国民储蓄（财富）之间的关系，提出：在某些情况下，国民储蓄可能和人均收入无关；即使没有储蓄，国民财富也可以积累起来；储蓄和国民节俭和生命周期有关。他在演讲中也感谢了数学家冯•诺依曼和摩根斯顿的不确定性下的选择理论、哈瓦尔谟的非实验数据的统计推断。
评论：大陆有没有哪个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在大陆，就算收入再高，也几乎没有什么消费，他们明知道负利率也在储蓄。
18，1986年，詹姆士•布坎南，他研究了经济政策在政治层面的契约和法制方面的矛盾，他否定了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都假定的前提：政治当局为达到就业率、控制通货膨胀、追求经济增长都是不遗余力的，公共管理机构能够也愿意应用经济政策来纠正各种市场的失败。
布坎南是公共选择学派的重要人物，他认为政治机制和市场体制一样都是一个保护所有权和实现契约协定的制度的组成部分，政治过程主要是为了获得相互利益而合作的一种途径，不是一种在个人当中重新分配资源的最佳方法，由于决策成本的高昂，必须权衡高度一致决策成本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可能不利于某些个人的成本。要把关系到未来的决策和决策的目标区别看待，所以任何决策都是由当时的政治集团决定的，希望公共利益对当政者有影响——即使公共知识分子做再大努力也可能是徒劳的。
他在演讲反复说明瑞典经济学家纳特•威克塞尔（19世纪）对他的理论的重大影响，并说：经济学家应该停止好像他们是被一位仁慈的君主所雇佣的那样提供政策建议，应该更关注在其中进行政治决策的结构，挑战仍占优势的传统观念，检查约束政治人物行动范围的规章。如果不承认政治上所产生的结果严峻地依赖于约束政治行动的规章，则整个契约主义的推理将始终是空的。
他反复引用威克塞尔的理论：在现实中，行政机构或立法机构都不象一般理论说的那样，它们并不是一心一意地要增进公共福利，绝大多数的代议机构的成员，对一般福利的兴趣和他们的选民一样，不多也不少；个别公民的计划活动的利益是否大于该活动对他们的成本，没有人比他们本人更好的判断；最终目标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大可能的自由，以及经济福利和所有人的和平协作。
评论：对于生活在能听到“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嘉禾就影响他一辈子”的豪言壮语的地方，本来这里的经济学家应该更明白这个道理，不过在大陆别说哪个教授怀疑政治集团的经济决策不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就是记者怀疑哪个县令的决策都会被县令派捕快去京城抓拿。
虽然我很愿意相信中国有很多官员和个人都为了国家而把个人利益置之度外，但是我仍然不大理解在“激情燃烧的岁月”各行各业的普遍萧条，8亿人努力工作却挨饿受冻，除了一个原子弹（还没有导弹打出国界的）没有什么值得记录的成就，就是鱼米之乡的人也要逃荒。
  *.*.*.*   2009-5-26 14:5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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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87年，罗伯特•M•索罗，他研究了实物资本和劳动在经济发展中的关系，认为把收入的一部分作为储蓄去投资，只在短期内影响增长率，而长期的影响是不存在的，储蓄比率提高回提高均衡资本密度，提高长期实际工资水平，技术发展才是经济增长的长期的主要因素。储蓄率的提高在长期会与增长率成反比，因为报酬递减的后果（这不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现实吗）。他的获奖论文是在1956、1957年提出的。
他在获奖演讲中说：统计证据不论有多少都不能说出一句违背常识的话，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会发现技术进步率和投资速度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我们在生活中看见的大多数变化，是由于真理受尊敬而又被冷落。
评论：大陆经济学家自然同意“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正相关”，不过可能没几个同意“储蓄和经济增长在长期是负相关”这个观点，虽然现在正在被证实，但是这个真理因为“受尊敬而被冷落”。
大陆“经济学家”陶醉于政府的投资：高速公路、豪华广场、水库、冷清的大市场，他们不在乎教育（这是技术进步的主要原因），用各种方法帮政府从教育中减轻负担——让大学收高学费，而不在乎穷人是否上的起学，他们不在乎农民工恶劣的工作环境和微薄的工资——这关系着农民工的健康和下一代的素质培养——也是技术的进步。
20，1988年，毛立斯•阿来（法国），他因为1943年的《经济学科研究获奖》，那时候是被德国占领的黑暗年代，而且这老兄当时32岁，学位是工学院和矿业高等学院，他努力依靠严谨的数学模型研究在一个独立的消费者们和生产者们作出分散决策的经济中达到社会效率、均衡和稳定，他依然是在数学的方向研究经济学，同时依靠不同系统的经济比较和经验研究、研究经济史注意市场经济系统中重要制度创新的作用如现代公司或金融市场制度。他把货币需求理论的动态定价过程加入到静态均衡分析中，他的理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经济进化和一般均衡，最大效率和经济计算基础的理论；时间过程和最有资本主义结构理论；不确定性下的选择理论和理性决策经济决策标准；货币、信用和货币动力学理论。
毛立斯•阿来把一般经济均衡和最大效率的理论扩展到一个有不确定性、有风险的经济体中，研究表明在货币不稳定的经济中既不能有经济效率也不能有收入的公平分配，并带来大的波动。
评论：地产商、股市炒家只要明白这一点，就不会试图绑架政府，肆无忌惮的炒高价格来指望政府会屈服，会出手拯救它们，因为如果政府屈服的话可能付出更高的代价——政府下台。
21，1989年，Trygve•Haavelmo，研究用数理统计的方法从现有经验观察的随机样本导出对市场产物、价格、数量等不同行为相互关系的识别、估计和检验，寻找现有数据和经济关系理论不符合的内在原因，建立了现代经济计量学的基础，阐明了统计方法估计和检验经济理论的方法。
他因为经济计量学得奖，获奖演讲却在问：经济计量学是经济政策的一项有用工具吗？他说自己相信有用，但是认为现有的经济理论不够好，而且社会成员对博弈规则的反馈所产生的后果也是研究的空白，他认为这些思想是在他望尘莫及的能人心中，他认为自己所做的只是向人们陈述从别人学到的某些东西，希望所有那些教他而让他认为懂得一点知识的人，原谅他未能在简短演讲中列举广泛的参考文献。
评论：看他的演讲怎么觉得这个奖给错了，这个人认为自己没有什么成果，只是转述别人的东西。
22，1990年，哈利•马科维茨，牟顿•米勒，威廉•夏普。
哈利•马科维茨，证券夹选择理论（1952年提出），研究股票投资在期望报酬和风险不同的资产中最优投资，把针对不同种类资产选择的复杂多维问题简化为一个概念简单的二维问题：平均、方差的分析，用一个二次效用函数分析不同资产的期望报酬，资产的方差和协方差及投资者的预算约束。一般认为他的金融微观分析是经济分析中一个受尊敬的领域。
威廉•夏普，他在1964年的论文《资本资产价格：一个风险条件下的市场均衡理论》，发展了哈利•马科维茨的模型，从微观分析到金融资产价格形成的市场分析，也就是从“实证”（说明性理论）到实用阶段，指导投资者不是按照自己对风险的态度而是按照对不同证券的未来前景的评估来作决定。他的CAPM理论被认为是金融市场现代价格理论的脊梁，也被广泛应用于经验分析，使丰富的金融统计数据可以得到系统而有效的利用。
牟顿•米勒，他与弗兰科•莫迪里安尼（198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合作研究公司经理如何求得自己的报酬和风险之间的平衡，指导公司经营者如何调整资本资产结构和红利政策来适应投资者判断本公司的市场价值及资本费用，企业应该建立最优质的资本资产结构和红利政策来吸引投资者。
评论：他们的理论不适合中国股市，因为中国上市公司一般从来都不分红，而且圈完钱以后就开始乱花股民的钱。
23，1991年，Ronald•H•Coase，他说明传统基本微观经济理论是不完全的，因为它只包括了生产和运输成本，忽略了进入和执行合同及管理组织的费用（交易费用），这些费用在经济的总资源用途中占很大份额，并指出商品和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权利在商品和要素的价值中的重要作用，他研究了相对于规定双方所有权利和义务的合同之外的“开口”合同——留下自由度按照双方协定可以随时调整或裁量的空间。
他在演讲中说：大多数经济学家似乎不知道经济和法律之间的关系，他们常用股票和农产品交易所作为完全或接近完全竞争的假设前提来做研究，他说很多他尊敬和羡慕的经济学家不同意他的意见，因为他们认为他反对经济理论的数学化，而这是误解。他本人认为财产权制度、社会成本问题和经济系统的数学处理都很重要。
评论：中国神奇的法官可以把“闭口”合同也变成“开口”合同，中国司法判决或执行形同儿戏，所以社会的信任度很低，这些“交易费用”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农民盖的房子和地产商的商品房价格因为法律而天壤之别。他的理论是1960年提出来的。
补充：在他的理论基础上，理查•波斯纳发展了法律制度为实证经济理论服务，他说：Coase观察到英国法庭在解释使用法律控制污染方面比经济学家们更加准确。
  *.*.*.*   2009-5-26 14:5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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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992年，Gary•S•Becker，他把微观经济分析的领域扩大到包括非市场行为的人类行为和相互作用的广阔领域如社会学、人口学、犯罪研究，认为一个人在很多方面和经济一样遵循同样的基本原理，比如：人力资本的投资、家庭中工作的分配和时间的配置、犯罪和可能获得的处罚、市场上对劳动和商品的歧视。在他看来：父母在决定生育和小孩的教育和发展以及继承的问题。1957年发表的《歧视经济学》中解释了歧视：一个经济主体为了不与在种族或宗教上与他不同的人做交易或签订合同而愿意负担的一笔费用。
在演讲中他提到对少数民族（黑人）的歧视，社会如何减少与犯罪做斗争的公共支出，认为对偷窃罪最有效的处罚方法是罚款，还认为偷窃对社会应该没有危害，因为这只是资源分配的重新组合，认为提高破案率比加重刑罚对犯罪更有遏制力，批判了马尔萨斯的理论，因为它忽视了生产率提高后花费在照顾孩子的时间变得昂贵，把人口增长想象成外在的和固定的。
评论：评委们如果来大陆考察一下户籍制度和大陆以前有全民所有、集体所有，后来有央企、国企、外企、民企的话，可能会认为这个奖给他太不公平了。他来到大陆肯定会晕掉，什么成果也没有。
他认为“对偷窃罪最有效的处罚方法是罚款”，他肯定不知道中国有个农民因为拿不到工资在北京开着车撞向人群（2006年5月30日，32岁的河南农民艾绪强），他在被判处死刑后死者家属要求拍卖他的身体器官来赔偿（因为他和他的家庭根本没有什么财产），而他含笑面对众人。大陆的左粪总是鼓吹“乱世用重典”，在他们看来，把小偷砍手是最好的解决犯罪的方法。
他肯定不理解大陆的寄生委一方面因为老龄化而鼓励独生子女结婚生育两个孩子，另一方面对超生一个的家庭开出巨额罚款。
25，1993年，罗伯特•福格尔，道格拉斯•诺思。他们应用经济理论和定量方法解释经济和制度变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回答国家之间贫富差异的制度原因。
罗伯特•福格尔，他从说明铁路并非美国经济增长主要前提的研究开始，反对把现代经济增长都归功于现代技术，还说明奴隶制虽然在道德上是罪恶的，但在效率上并不低，它并非因为效率低而被瓦解，反而需要政治决策来使它被废除。
他在演讲中强调经济学家通过研究历史来考虑长期的动态过程，医疗危机、养老金危机、全球化挑战是受长期过程支配的。
道格拉斯•诺思，他的研究认为：缺乏制度稳定性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成本都提高，缺乏明确界定的产权和缔结有约束力的契约的困难会妨碍理性经济决策，他认为制度必须稳定而不是以高效为借口有不确定性，国家管制作用和行会制度都会影响经济发展。
他在演讲中说：政治选举中被交换的东西（政客的承诺）如果是一个政治市场的话，测量和强制执行协议是很困难的，履行政治协议充满困难。
评论：我后清御用经济学家早有定论：中国落后是人口多、基础差，怎么评委们都看不到啊？
我后清御用经济学家也研究出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是政府领导的作用，现在经济中的问题要加强政府管理，怎么评委们把奖发给鼓吹削弱国家管制的人？
“履行政治协议充满困难”这个对太祖来说很容易，让人民相信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其实不难，即使互联网时代也做的到。
26，1994年，John•Nash，John•C•Harsanyi，Reinhard•Selten。
John•C•Harsanyi，他研究了“不完全信息”在博弈论和古典经济学中的作用。他还参加了美苏武器谈判的策略研究，提出不完全信息在谈判中的实际情形：一方对自己的政策目标、军事力量、引入新军事技术的能力和他对对方和平与好战的态度分析是很清楚的，但是另一方却不知道这些立场信息。
评论：这些研究对于“宁愿台湾不长草，也要收复台湾岛”的人来说肯定没用。
John•Nash，“纳什均衡”的提出者，不用多说了（主要是我自己不懂），评委们把奖给一个“妄想性精神分裂”症的人也不给后清御用经济学家，真是不公平。他在演讲中说：均衡无疑是经济学中应用最多的唯一博弈理论，包括寡头垄断、进出口、市场均衡、搜索、区位、谈判、产品质量、拍卖、保险、所有人和代理人的关系、高等教育、差别待遇、公共财政等都要涉及，在政治方面的投票选举、武器谈判、军事威慑、司法制度也有应用，均衡理论是解释明显理性主义空白的重要理论。
Reinhard•Selten，他的研究是多阶段博弈模型和延迟超级博弈，一般认为他对纳什均衡有两个改进：博弈完善均衡和颤手完善均衡。
评论：连简单的理解都谈不上，不敢说什么。
27，1995年，Robert•Lucas，理性预期理论，他认为家庭、企业和组织以一种有效方式利用现有信息，并认为这个理性预期假设对宏观经济分析有深远后果，改变了人们对通货膨胀和就业等经济政策的理解和分析，菲利普曲线支持政府和中央银行推行导致更大通货膨胀的扩张政策使就业得到永久性增加（某些统计数据是支持这个理论的），这个结论被Robert•Lucas否定了，从长期看货币数量的增长只能引起物价上涨而不能增加就业，他的研究同时告诉人们不加批判的使用统计关系得出经济政策结论的危险。
评论：怎么我们的叫兽总是喜欢跟我们说：2050年成为发达国家、2020年工资增加三、四倍，从来不研究一下大家吃猪肉的问题。
瑞典等北欧国家采用稳定的货币政策使经济在低通货膨胀中增长，成为世界经济中永远的绿洲，人民安居乐业的最好地方。
迈克尔•斯宾塞 　２００１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因为对信息不对称理论研究获奖
经济学家，特别是对世界所发生的情况感兴趣的经济学家，通常他们探测到了他们所不理解的现象。我所看到而不能理解的是劳动力市场，我看到劳动力市场信息泛滥，雇主与面试者之间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距离。我就开始问自己，为什么市场这样还能够奏效？这使我被引导到一个方向，尝试找出市场上信息流动的规律。我开始把它叫做信息流动的信号，开发了这样一种理论。这种理论揭示了信息在市场上不断传送，市场如何能达到均衡。我就是这样开始的，我就是不能理解市场上信息如此不对称，有这么严重的不对称，市场如何仍能运行呢？我选择了就业市场。比如说你把我看成是你的一个潜在雇员，你可以看十个小时，而不会了解一点有关我的情况。你也不能评估确认我是否适合做你公司的工作，因此这就是信息不对称产生的渊源。我的目的不仅仅是简单地搜集这些经验，而是将它们尽我所能精确地写进经济理论里，解释市场为什么会这样。
我想明白市场上的商业运作，所以我愿意探究市场如何能够做得更好，通过一个人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并且向大家解读，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我尝试带来的是在理解商业策略的基础上应用理论来说明问题，特别是上升到现在懂得应用信息技术。我和其他几个人所做的是，明白市场经济以及商业变化的过程等等所产生的作用。我希望能够洞悉这个领域，并对人类有所贡献。我一说话硅谷就震动的原因，是担心我说愚蠢的话。
经济学不是一个药方，它是一个思维方法。经济学实际是一个连贯词，是资源分配。这就是经济学的真正含义，我非常愿意看到这种革新性、创新性，同时经济学的神秘性，对我来说神秘的感觉，就像一个侦探一样在寻找，试图在理解这个非常好的创造是怎么样来运行的。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以色列籍卡尼曼教授（DanielKahneman）和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史密斯教授（VernonL.Smith），以表彰他们对现代经济学所作的贡献：卡尼曼“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有效地结合，从而解释了在不确定条件下如何决策”；史密斯则“发展了一整套实验研究方法，尤其是在实验室时研究市场机制的选择性方面”。
目前兴起的行为经济学、金融行为学、管理决策科学及实验经济学等都是这种理论的种种尝试。而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史密斯与卡尼曼则分别是这两个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可以说，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史密斯和卡尼曼不仅拓宽了整个现代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经济学的研究可以是人的理性行为，也可以是人的非理性行为），而且激发了人们对现代经济学的反思，既然对理性人、期望效用理论等经济学的最基本假定都可以质疑，那么整个现代经济学的其他假定不也是值得人们重新审视吗？也正是这种审视与反思，现代经济学将会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冲击与革命。
当然，无论是从行为经济学还是从实验经济学来说，尽管今年它们获诺奖对其融入主流经济学是一个好开端，但是它们真的有用吗？其结论真的可靠吗？这样一些问题必然会引起人们十分关注。因为无论行为经济学还是实验经济学都渗透了太多人为的因素，这就令人怀疑它能否真正反映真实世界的状况了。这些研究尽管开辟了一个新视野，但是实验的设计总是会舍弃很多真实环境，而且实验者的人为性与真实的经济行为会相去甚远，这就给运用其结论来观察现实的经济行为增加不确定性。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讲，它们的研究没有考虑到研究的有效性和潜在的经济意义，这就使得这些理论要想很好地融入经济学的分析之中变得不容易起来。
在史密斯看来，以往经济学理论都是没有经过试验的理论，这些理论仅是一种假设，它被接受（或拒绝）的基础是权威、习惯，或对于假设的看法，而不是基于一个可以重演的严格证实或证伪的过程。而实验经济学可以把可论证的知识引入经济学领域，使人们了解真实的市场运作模式，同时，实验中的可控过程也是生成科学数据的基础。
因此，传统经济学的科学性是值得怀疑的。为了达到经济学科的科学性，史密斯教授及不少研究者从1956年开始进行了几百次市场行为的实验，并试图通过模拟市场交易、改变市场交换制度、观察实验人员的决策行为引申出市场运作的条件、交易特征、交易制度规则，对传统的经济理论重新进行评价。如史密斯根据实验提出真实市场不可能达到市场条件下均衡价格。
在史密斯教授的实验经济学的开拓性研究中，不确定性下个人的偏好及市场行为是最为重要的研究方向，后来它发展为把个人偏好的实验研究扩展到了测量负的所得税及其他因素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测量对电力、住房及医疗服务的需求上，从而使得把经济学整个研究确立在对市场行为的研究上。
200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属于挪威经济学家芬恩•基德兰德和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以表彰他们在动态宏观经济学领域做出的贡献。
该模型用数量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宏观的商业周期变化。
多国央行改革膜拜两巨匠
上世纪90年代，新西兰、瑞典和英国等国的中央银行进行了改革，为近年来的低通货膨胀奠定了基础。这些改革正是植根于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研究成果，甚至有关新欧洲中央银行的讨论也与二人的成果有关。
上世纪80年代以前，“长期经济增长”和“短期宏观经济波动”，一直当作两个现象分别进行研究。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成功将这两个领域融会贯通，为宏观的商业周期分析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两位大腕儿阐明了政府过去制定经济政策时的误区：高通货膨胀率不太可能是非理性政策的结果，而是政策制定者不具备坚持某项货币政策的能力。
例如，政府向大众承诺，未来某一时点通货膨胀率会达到一定的水平，并且该目标得到了大众的认可。然而，当到了该时间点时，政府可能认为这种通货膨胀率已经不是最优的政策选择，此时政府倾向于对政策进行修改，这种修改将损伤政府的承诺性。结论是：建立对规则的信任比具体的规则本身更重要。
  *.*.*.*   2009-9-4 23: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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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利用一个两时期模型对经济政策与公众预期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公众在作出当期决策的时候，不仅要考察政府当期和之前曾作过的政策选择，而且要考虑政府将来的政策趋势，同时还要参考自己的选择会对政府未来的决策产生怎样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静态分析方法并没有考虑到公众对政府政策的预期，因此显然不是最优的求解方法，其所得到的均衡结果也只能算是一个次优均衡，由此也就产生了所谓的“时间一致性问题”。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认为，如果政策制定者能够通过某种制度安排或者制定某种规则使得公众充分相信当经济进入下一阶段以后，政府在前一阶段的承诺仍然是它的最佳选择，那么政府所期望出现的结果就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需要考虑当期的问题就可以使经济达到最优均衡。
理论研究普遍认为，经济政策时间一致性问题的解决方法就在于事先作出令人信服的承诺（precommitment）， 即政策制定者通过某种制度安排使经济个体认为，即使经济个体采取了对自身最有利的行动，政府最初的承诺仍然是其最优选择。一般来说，这种制度安排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四种：其一，强化政策制定者的行动准则，使其无法或者没有动力去制定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discretion）；其二，加强政策制定者的独立性，比如有研究表明，总体来看，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就可以较好地解决货币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问题；其三，建立良好的声誉（reputation），如果政策制定者在平时通过较少制造通货膨胀来积累信誉，那么在紧急情况下就可以利用声誉获得较大的收益；其四，委托（delegation）方法，即委托一些个体来制定政策（但这些个体应不赞同公众关于产量和通货膨胀的相对重要性的观点），这样，当货币政策由一个众所周知、极其厌恶通货膨胀的个体来制定时，通货膨胀率就会比较低，从而预期通货膨胀也会比较低?br>　　真实经济周期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另一个突出贡献，是对经济周期影响因素的分析。在他们的研究之前，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强调需求方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而他们则将经济周期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结合起来，详细论证了供给方冲击也可能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力。这项研究成果改变了人们对经济周期产生原因的看法；同样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方法直接拓宽和创新了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有助于人们加深对经济周期的理解。在这一点上，著名经济学家卢卡斯（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曾极力赞扬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方法论，认为它把宏观经济学模型“引入了新的领域”，“建立一个最贴近现实的模型：一个被充分描述的随时间变化的人为经济，从而能够逼真地模拟实际经济的时间序列行为”，并认为“那些由于费用太高而无法在实际经济中进行实验的政策可以在这里以非常低的成本进行实验”。
1980年代以前，经济周期理论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真实或名义的需求冲击是导致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源。
  *.*.*.*   2009-9-4 23:2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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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的获奖成果是时间一致性问题和经济周期，两位经济学家似乎反映这样一个观点：政府要尽量保持政策的连贯性，符合民众的预期，这样民众就会给予政府信赖，配合政府的调整。
个人认为，中国政府在这方面还需要努力，但是反观美国，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货币政策方面的公信力也很差。
  *.*.*.*   2009-9-5 8: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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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有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的罗伯特•奥曼和美国人托马斯•谢林，以表彰他们通过博弈理论的分析增强世人对合作与冲突的理解。   在解析奥曼和谢林获奖原因时，经济学奖评委会主席表示：“为什么有些国家、团体和个人可以和平地解决冲突，而另一些国家、团体和个人却不断地被冲突困扰呢？感谢奥曼和谢林的研究，为这一自古以来困扰我们的问题带来启迪。”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埃德蒙•菲尔普斯，以表彰他在宏观经济跨期权衡领域所作贡献。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文稿中称，埃德蒙•菲尔普斯的研究工作帮助我们加深了对经济政策短期和长期效果之间关系的理解。他的贡献对经济研究和政策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低失业和低通货膨胀是经济稳定政策的中心目标。在五六十年代，人们认为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存在着稳定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即所谓的“菲力浦曲线”。这一理论认为，降低失业率将付出使通货膨胀上升的代价。
菲尔普斯对工资、物价进行了更为基本的分析，并且考虑到经济中信息不畅的因素、个人不完全了解其他人的行为，因此必须将他们的决策基于预期之上。他从而对“菲力浦曲线”进行了挑战，提出了“菲尔普斯曲线”，这种理论认为通货膨胀取决于失业率和通货膨胀预期。
因此，通货膨胀不会对远期失业率产生影响，它只是由劳动力市场的运传所决定的，经济稳定政策只能对失业率的短期起伏产生影响。菲尔普斯表明未来的经济稳定政策的可能性取决于今天的政策决策：今天的低通货导致对未来低通货的预期，因此有助于未来的决策制订。跨期权衡领域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资本构成的合理尺度。
通过减少消费用于对物资和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今天的一代将可以提高未来人类的福利。菲尔普斯澄清了几代人之间可能的分配冲突。他还表明，所有人在某种条件下都可以从储蓄率的变化中获益。菲尔普斯还对人力资本对新技术吸收和增涨的重要性进行了先驱性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