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公主”孙维世命殒五角楼_

    记得在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周恩来》中有这样一组镜头：1968年10月，周总理在办公室里看阅公安部送来的有关孙维世的死亡报告书，“在押犯孙维世于10月12日晚11时送公安部医院，诊断系蜘蛛膜下腔出血，经治疗无效，于14日下午3时30分死亡。特此报告，王明苏修特务专案组。”周总理心情特别沉重地在孙维世死亡报告上批示并告诉秘书“马上送公安部，叮嘱他们要保护好孙维世的遗体，准备检验”。秘书奉命走后，周总理陷入回忆中……

    1939年8月，延安。周恩来伤臂缠着绷带，正在办公桌前与邓颖超、孙维世谈论去苏联莫斯科的事。孙维世说：“爸爸、妈妈，毛主席批准我跟你们一起去苏联了，可以见到斯大林，去莫斯科红场，瞻仰列宁墓，还要去莫斯科小剧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学校，可看好多好多戏……”

    周总理拿着孙维世的遗照在沉思着……秘书进来说：“总理，孙维世同志的尸体已经火化了，他们说按反革命处理的，连骨灰也没留下。”

    周总理拍案而起：“太不像话了，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烈士子女呢！”

    以上这几组镜头虽然是电影中的几个画面，但却是历史事实。早在1937年延安时期，孙维世是江青的战友、同事，也是朋友，可到了1968年3月1日，孙维世便成了江青的眼中钉肉中刺，不除不快的“仇敌”，不仅被戴上手铐投入监狱，而且到10月14日被迫害惨死狱中，这完全是江青为掩盖她自己丑恶历史而一手制造的大冤案。

    6岁时父亲被敌人杀害

    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是革命先辈，四川南溪县人（1885-1927），1908年考入京师大学堂文科班，1911年加入同盟会，为京津同盟会文牍部长。辛亥革命后，任北京《民国日报》总编辑。由于揭露袁世凯窃国阴谋而被通缉。1918年到朱德旅部任谘谋（即参谋）。1922年赴德国留学，11月于柏林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旅欧支部成员。后曾两次到苏联考察学习。1925年冬回国，任广东大学（后改中山大学）教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上校秘书，1926年6月，孙炳文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同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他任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主任。1927年春，蒋介石加紧反共步伐，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孙炳文在黄埔军校的演讲中予以坚决揭露。4月16日，孙炳文在取道上海前往武汉时，由于叛徒的告密，被敌人逮捕。敌人对孙炳文诱以高官厚禄，遭他严正拒绝。4月20日，孙炳文在龙华被敌人杀害。时年42岁。

    当时孙维世（原名孙光英）只有6岁，母亲任锐带着她逃亡到武汉，不久又回上海，继续坚持地下工作。孙维世从小就受到党的革命思想熏陶，小小年纪就能帮助妈妈烧毁秘密文件或送信。从9岁到16岁，基本上过的是颠沛流离的生活，除了母亲的教育，只在12岁时在北平贝满中学上过一段时间学。14岁随母亲到上海参加由党领导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和东方社的进步演出活动（当时江青也在那里），曾在龚秋霞主演的电影《压岁钱》里演出。

    16岁时被周恩来认做干女儿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她随上海戏剧界救亡演剧队到武汉，沿途演出抗日救亡剧目《放下你的鞭子》。作为一名在敌占区残酷的斗争中成长的革命烈士遗孤虽然当时只有16岁，但孙维世的思想却成熟得多。她找到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请求去延安，恰巧碰到周副主席，一阵亲切问候，不久，周恩来便派专人将孙维世护送到延安，先后到抗大、党校、马列学院学习，周恩来和邓颖超写信给任锐同志说：“愿将烈士遗孤当成自己的女儿。”并常写信鼓励教育孙维世：“你是我向党负责的女儿。”而孙维世也非常尊敬周恩来和邓颖超，把他们看做是自己亲生父母一样，经常去看望或住在他们身边，每逢见面团聚，都充满革命家庭天伦乐趣。第二年，孙维世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话剧《血祭上海》的演出，显露出她的艺术才华，获得热烈反映。1939年，毛泽东亲批同意孙维世到苏联学习，并由周恩来和邓颖超亲自带她飞往莫斯科。当时，苏联正处于卫国战争时期，一切都比较战斗化，也很艰苦，有关负责同志出于对中共烈士后代关心，将孙维世安置在外国友人住的受到照顾的环境中，但孙维世从不搞特殊，她说：“毛主席派我来学习，不单学习专业技术知识，也要学习好苏联人民反法西斯的革命斗争精神。”这样，她便和苏联普通公民一样去排队领取每日配发的口粮，到工厂进行义务劳动，参加医院救护工作，为伤员输血……尽管战争年代条件艰苦，她却安心坚持学习，以优异成绩先后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戏剧学院。

    留苏回国成为戏剧专家

    1946年秋，孙维世在莫斯科学成归国回到延安，当时正处于解放战争初期，她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她在苏联学习情况和在卫国战争时的见闻。几位领导人都给了她很大的鼓励与嘉勉。为了了解情况接近群众斗争生活，很快孙维世又投入到陕西、山西三交县土改运动。到了1948年9月，孙维世来到当时驻在石家庄正定的华北大学三部（即文艺学院）教学，任编译组研究员，组长由三部主任沙可夫兼。记得在欢迎她的晚会上，气氛异常热烈，特别是听到领导介绍她是在苏联莫斯科戏剧学院学习表导演，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回来的专家，大家非常钦羡和敬佩。孙维世在会上朗诵萧三写的一首《礼物》，大家听后一片热烈掌声，给人留下难忘的烙印。

    不久，孙维世调华大文工一团工作，真是给全团增添了力量，无论从生活、学习、工作，还是个人作风上，她事事走在前，处处作榜样，她为人热情、坦率、真诚。每逢行军休息或节假日闲下来的时候，大家总爱围上一圈听她讲苏联的战争和社会见闻。最让我们感兴趣的是有关艺术上的苏联名剧。通过她有声有色的讲述，我们更加着迷，有时一次讲不完，就讲好几次，使大家对苏联莫斯科大剧院的演出特别向往。

    1948年，解放战争已到了大反攻阶段，在山西，我解放军正围攻太原，为配合宣传党的政策，华大文工一团奉命来到太原前线榆次县南河流村，一面开展群众创作，一面排练新节目准备进城。恰好李键庆、李翎作剧，张鲁作曲的小秧歌剧《一场虚惊》被孙维世看中，并亲自导演，其中只有两个人物，突击排练并未引起大家重视，连演员自己都觉得就是一般效果，可一进入排演场情况则不同了。首先孙维世的导演构思就十分精辟、新颖。她还给这出小戏增加了序幕与尾声，使整个故事丰富饱满。到了11月中旬《一场虚惊》彩排了，出人意料的是这出反映解放军遵守党的政策法令，保护关爱人民群众利益，为配合任务写的小秧歌剧，经过孙维世的手这么一导，整个戏完全活起来了，在一片掌声与笑声中大获成功，不仅同志们满意，更得到了榆次老乡们的赞同与夸奖！有的老乡更是剧演到哪，他们就跟到哪。

    到了12月5日，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平津战役开始了，文工一团奉命北上，准备北平解放进行宣传。行军从涿县坐火车到良乡，这里解放才十多天，群众对党的政策不太了解，说话中都带着恐惧，恰好我们演出《一场虚惊》慰问驻军部队和当地老乡，同样效果火爆，还受到叶剑英、钱俊瑞等领导同志的表扬。到了长辛店演出更受到铁路工人们的欢迎，甚至多年后，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的老工人还说：“我们认识解放军是从看《一场虚惊》开始的。”

    1949年2月2日，进入北平后，更得到市民与文艺界同行们的欢迎。最使人激动的是在西单长安大戏院那场汇报演出结束后，孙维世带领我们到休息室去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时的情景，实在令人终生难忘。到1956年，执教于中央戏剧学院的苏联专家库里涅夫看了这个戏后说：“请把剧本和曲谱抄给我，待我回莫斯科后，要为瓦赫坦戈夫剧院排演这出戏。”可见这出戏的魅力与影响之大。

    红墙内唯一才华横溢的才女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会见斯大林，孙维世担任代表团的翻译组长，一直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身边做机要工作，她勤勤恳恳，严守纪律，受到了领导人的表扬。但是，孙维世不会想到，正是这次工作经历，多年以后竟成了一场轩然大波的祸根。

    新中国成立后，孙维世被选为全国政协第一、二、三届委员，中国剧协理事，多次出国从事政治活动，但她的专业还是戏剧，翻译并导演了一大批欧洲古典名著。从1950年，孙维世协助廖承志筹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历任总导演、艺委会主任、副院长。同年9月，她导演的苏联戏剧《保尔柯察金》在北京公演引起轰动。1952年，执导果戈理名剧《钦差大臣》。1954年，导演契诃夫名剧《万尼亚舅舅》均获成功，显示了孙维世导演艺术的卓越才干。

    与此同时，她参与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建院工作，并翻译和导演了苏联童话剧《小白兔》。她是新中国儿童戏剧的开拓者之一。1953年，为苏联专家开办中央戏剧学院导演训练班担任班主任，给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导演人才。1956年，任中央实验话剧院总导演、副院长。她非常热心高等艺术院校的戏剧教育工作，为话剧艺术培养了大批人才，为新中国话剧艺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那个时代，孙维世的确与众不同，她在红墙内的子女们中间最有才华，是唯一配得上“才华横溢”四个字的一代才女。加之无出其右的容貌，在红墙子弟们中人称“红色公主”。罗瑞卿大将曾说：“这是我党培养的第一位戏剧专家，红色专家。”

    因做毛泽东访苏翻译遭江青仇恨

    然而让人异常悲痛的是，像孙维世同志这样一位为党、为国家作出突出贡献的天才导演专家，在“文革”中由于与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坚贞不屈的斗争，于1968年被迫害冤死狱中。

    “文革”初期，江青曾经和叶群说过：“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江青在这里提到的她的那个仇人就是孙维世。

    前文提到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时，孙维世担任过翻译组组长，陪同在毛泽东身边。作为翻译在主人公的身边本属无可非议，但是，奇怪的是江青对这件事大起疑问。不论是后来金山的回忆孙维世的文章《莫将血恨付秋风》，还是《话剧皇帝金山传》以及“文革”史料中都明确无误地记载了江青不断追问孙维世，要孙维世说一说她和主席出国的事情。而且，这个要求的未获满足竟然成了江青仇恨孙维世的一个主因。

    金山的回忆文章《莫将血恨付秋风》中说，在金山和孙维世结婚的那天也就是1950年10月14日，江青找到孙维世，故意拉近孙维世问道：“你为什么不上我那去？”孙维世问：“什么事？”江青说：“还不就是讲讲你和主席出国的事情吗？”金山在这里解释孙维世不去也不和江青讲她同毛泽东出国的事情是因为事关党和国家机密。

    但是，江青是什么身份？江青在1938年就已经是中央军委办公室的秘书，她是毛泽东的五个秘书之一，按照曾志的回忆，江青可以阅读政治局委员规格的文件，所谓国家机密在江青眼里早已不再是秘密，更何况就在当年，也就是1950年的上半年，江青已经通过评论《清宫秘史》开始直接代表毛泽东干预文艺界的大事小情，其后直接向胡乔木、周扬等人发难，力度着实不小。何来需要向孙维世了解什么国家机密呢？

    1967年9月，江青、陈伯达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的时候，两人异口同声：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孙维世之兄）是坏人，是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和国民党特务。几天后，孙泱惨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下室里。

    孙维世按捺不住悲愤，写信给江青，要中央派人去调查；又给周恩来写信。1967年12月，江青以“特嫌”的罪名，把孙维世的丈夫金山投进了监狱。借搜查金山“罪证”之名，对孙维世进行抄家，抄走孙维世大量信件、照片。

    江青截获了孙维世给周恩来及给毛泽东的信。江青拿了信去找周恩来，愤怒指责周恩来纵容自己的干女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时江青为此打了周恩来的耳光。

    周恩来违心在逮捕证上签字

    周恩来只能面对现实：这是江青和叶群联手做的，又是和军队中的造反派合作的。他若挺身而出，会有更多的麻烦。他非常清楚，她们抓孙维世的目的还是“意在沛公”，准星就瞄在他身上。

    周恩来一言不发，默默在孙维世的逮捕证上违心地签下自己的名字。中央专案组在逮捕要犯或逮捕比较特别的犯人时，都要周恩来签字。这时期周恩来签字逮捕的还有他的亲弟弟周恩寿、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

    于是，孙维世被江青加上了“苏修特务”的罪名，于1968年3月1日戴上手铐，投入已被军管的北京公安局看守所，孙维世被打得遍体鳞伤。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死在五角楼，死后一副冰冷的手铐依旧锁着双手！在江青授意下，孙维世的尸体被迅速火化。当孙新世到公安局索要姐姐的骨灰时，得到的回答是：不留反革命的骨灰。金山出狱后知道了孙维世死讯，痛不欲生，10月14日那天正是他们结婚的十八周年纪念日。孙维世死时年仅47岁，一代才女、红色专家如流星般陨落历史的尘埃。 （摘自2008年第3期《党史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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