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国家从独裁变为民主的国王

让国家从独裁变为民主的国王(林达)
    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来自欧洲最古老的皇室家族波旁王朝，却是现代民主西班牙的象征。西班牙人会永远记得，胡安·卡洛斯一世是西班牙民主转型过程中一个最关键的人物。    胡安·卡洛斯一世明白，自己最终的角色，应该是君主立宪制度下英国女王那样的虚位君主。如同佛朗哥是内战后的一个过渡，他必须是介于佛朗哥独裁统治和真正的君主立宪制之间的过渡。在以后的几年里，胡安·卡洛斯一世所做的事情，是将西班牙从专制政体安全平稳地过渡到一个君主立宪的民主体制，所有的反对派都被容许公开站出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西班牙人当时没有认识到，真正的民主政治必须是在反对派可存在的状态下运作。他们忽略了这一点，就是在民主政治下，任何一方执政，反对方都必须有现实意义上的平等地位。选举得胜的一方，是获得包容对方、主导建设国家的机会，而不是获得一个利用民众给予的国家资源，去消灭对方的有利位置。在野一方，在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也应该是出于对全民有利的考量，同样不可以有那种恨不能要消灭对方的仇恨和行动。    在西班牙旅行的时候，看到国王的画像，和西班牙人谈起国王，回味一下，又感觉“偶像”的概念在这里有点不一样。他当然是一个政治人物。可是西班牙人对这位国王的崇拜，不是子民对国王的臣服，也不完全是对君主的敬意，里面还有一点“迷”的味道，如同在着迷一个明星。国王长得挺拔神气，在西班牙人眼中不是神话般高大领袖的形象，倒是有点对欣赏俊勇男子的意思。反过来，他们既赞赏他的平民化，又不妨碍他们牢牢记得，这是他们时刻引为骄傲的君主。虽然今天胡安·卡洛斯一世在西班牙的位置，以及所起的作用，和英国女王不相上下，可是，在西班牙人眼中，金色冠冕不是一个皇家摆设。这位国王在精神上是一个对西班牙有实际意义的支撑。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来自欧洲最古老的皇室家族波旁王朝，却是现代民主西班牙的象征。西班牙人会永远记得，胡安·卡洛斯一世是西班牙民主转型过程中一个最关键的人物。     西班牙内战前最后的国王      今天的西班牙国王，1938年出生在意大利的罗马。他出生的时候，祖父阿方索十三世已经流亡海外。阿方索十三世是西班牙内战前最后一位国王，他当政的时期，世界和西班牙政局都在激烈动荡。他竭力使西班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维持中立，却无法应对十月革命对本来已经岌岌可危的国内局势的冲击。事后，历史学家说，在那个时候，西班牙只有“军队和无产阶级的对决”。这也是此后西班牙内战对决的基本阵营。     在局面终于面临崩溃的时候，1931年，阿方索十三世选择了引退，去国流亡。历史书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在最后时刻，他手下官员报告说要惩处抓住的反国王人士，阿方索十三世说了一句被载入史册的话：“我再也不要看到流出一滴西班牙的血了。”史家公认，他确实是想避免西班牙的更多流血冲突。可是，他在位的后期，西班牙已经是暴力冲突的流血之地。他能够做的，也就是洁身自好，让自己的手上不再更多溅上西班牙人的鲜血。而作为一个君主，这等于是在承认，自己无力面对和处理国家的混乱。阅读西班牙历史，对欧洲君主制传统会有更多了解。无疑，君主把国家看作是“自己的”，可是，从另一面说，这种传统也意味着，国王必须“爱自己的子民”，这是国王的责任。面对上个世纪最初20年里左右翼思潮涌入西班牙，在那块炙热干旱的土地上形成互不相让的冲突局面，面对暴力和混乱，阿方索十三世出走后还说过另一句被载入史册的话：“我再也不爱我的人民了！”这句话所传达的绝望，大概只有王族能够真正理解。     在他离开的时候，他看到了旧制度下君主的悲哀。临离开王宫的时候，他手下的人对他说，在外面大厅里，有将近50个人在那里等候着和他告别。宫外的局面已经非常危险，他非常感动地说，我一定要见见他们，竟然现在还有人冒如此危险前来告别。当他走进大厅，他发现，那都是宫中的仆人和厨娘，还有这些人的家属甚至孩子们。当他是一国君主时，围绕在他身边的显贵们，一个都没有出现。他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发青的嘴唇一直在颤抖。     阿方索十三世流亡法国又转到罗马，直至去世，再也没有离开。欧洲的王室有一种说法，就是王室应该是游走的，你必须深入自己的民众，让百姓了解你，你也了解自己的百姓。而胡安·卡洛斯一世的家族是被迫流浪在外。阿方索十三世的儿子，胡安·卡洛斯一世的父亲起初想住在今天以电影节闻名的法国戛纳，可是，不久西班牙内战爆发，在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压力下，法国政府迫使他们离开。他们先到意大利的米兰，然后转到罗马。胡安·卡洛斯一世就在这个时候出生，正是西班牙内战的后期。给他施洗的是一个红衣主教，也就是后来的教皇皮乌斯十二世。西班牙内战后，意大利在法西斯墨索里尼带领下又开始备战，环境凶险。他的父母后来去了葡萄牙。虽然流亡在外，胡安·卡洛斯一世似乎从一出生就在西班牙的氛围里，他的父亲就是一个王子，他长在一个王子的环境里。不论他的家在哪里，父母身边永远围绕着许多西班牙人，其中不乏王室支持者。他从小是听着许多西班牙的真实故事长大的，而这些故事又常常带着暴力和血腥。做皇后的祖母告诉她，在她的婚礼那一天，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如何朝她的马车扔上一束鲜花来，而鲜花里包裹着一个炸弹。于是，新婚的白色衣裙溅上了马儿和车夫的血。当然，还有祖父阿方索十三世离开西班牙的故事。     多少年后，胡安·卡洛斯一世曾经被问到，你是在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是个西班牙人的。沉稳的国王突然有点激动，他说，我躺在襁褓中，耳边听到的就已经满是西班牙、西班牙了。      流亡中的西班牙王子      有的时候，君主责任甚至是一个过于沉重的负担。他的父亲唐·胡安相信，自己可能有朝一日会承继父亲王位，而他在自己的王位还完全没有着落的时候，已经想到必须给儿子严格的王子教育，因为儿子将是自己的王位继承人。     于是，胡安·卡洛斯一世在8岁时就被送进了纪律严格的寄宿学校。校门一关，父母音讯全无，小王子感觉自己已经被父母抛弃了。他后来猜想，或许是父亲不让母亲给他打电话，流亡中的父亲深知西班牙是一个长期以来局势凶险的国家，本能促使他要把王子的性格训练得坚强起来，否则未来他将无法应付这个坚硬国家。最后，还是祖母前来探望，他才总算离开学校。祖母也是他的教母，是巴黎公爵的女儿，流亡中的西班牙皇后。在祖母的温暖陪伴下，他回到父母身边。可是，好景不长。1948年冬天，在里斯本一个清冷的车站，年方10岁的胡安·卡洛斯一世在父母的送别下，永远告别了和父母一起的家庭生活，独自前往西班牙。其原因是，他必须完成王子的教育，而根源又是他未来的君主责任。     在胡安·卡洛斯一世的祖父离开西班牙之后，西班牙就是共和国，通过选举，左右都执掌过政权，也都在自己执政的时候，无法消除敌对，也无法免除暴力。西班牙人当时没有认识到，真正的民主政治必须是在反对派可存在的状态下运作。他们忽略了这一点，就是在民主政治下，任何一方执政，反对方都必须有现实意义上的平等地位。选举得胜的一方，是获得包容对方、主导建设国家的机会，而不是获得一个利用民众给予的国家资源，去消灭对方的有利位置。在野一方，在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也应该是出于对全民有利的考量，同样不可以有那种恨不能要消灭对方的仇恨和行动。它的前提，就是双方要认同一个核心价值。这是实行民主制度的先决条件，否则，民主制度就变成没有规则约束的游戏，两圈一玩儿就玩儿不下去了。上世纪30年代西班牙共和国的左右双方恰恰是缺乏共同的核心价值，民主游戏也就肯定运作不下去，从政治对抗开始，走到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局面，所有的人都被拖向两端，中间地带反而无法生存。当最后是内战决出胜负的时候，不论哪一方赢，民主游戏都只能煞车。走到这一步，只能说西班牙注定要有一段独裁政权的命运。     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被公认是个出色的军人，却是个谜一样的政治人物。在所有人都认为他是纳粹同党、法西斯分子的时候，他却和希特勒周旋，不仅使得德国兵没有踏入西班牙一步，而且使得西班牙奇迹般置身于二战战火之外，甚至还一度成为犹太人逃亡的一条通道。他既冷酷镇压左翼，也镇压要求接回流亡国王的极右保皇派。他曾经宣称自己尊重西班牙传统，将在合适的时候恢复君主政体。人们认为他最在意的是自己的权力，他在西班牙维持了40年独裁统治。可是，出乎意外的是，他并没有自己坐上王位。二战结束后不久，佛朗哥把年幼的胡安·卡洛斯一世接回西班牙，让这位“西班牙王子”在自己的国土上接受传统王室应该接受的严格教育。事实证明，他理解中的君主政体，和保皇派的理解并不相同。可是，人们仍然不知道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1948年11月，那个寒冷的里斯本火车站，10岁的胡安·卡洛斯一世没有哭，他觉得父母不希望看到自己哭。面对“西班牙”，这位10岁的王子充满困惑的心情。西班牙王室在近代历史上可不是一个轻松的位置。他记得有一个对西班牙王室忠心耿耿的人写过一本书，其中有三条警告：第一条是永远不要住在马德里的王宫；第二条是永远要对“上层”紧闭你的大门，而对“中层”打开大门，他们才是社会的脊梁；第三条是，在你从流亡中归来，不要打开你的行囊，因为你随时要准备再次卷起铺盖走人。     流亡者总是每分钟都在咀嚼自己的“丧失”，失去的东西很具体，从小熟悉的景观、气味、色彩和感觉，甚至还有那些“家乡才有、别处无法寻觅到的食物”。这些都在加深流亡者的情结，更何况一个王室的政治流亡。在胡安·卡洛斯一世眼中，父亲的流亡是真实的。父亲生在西班牙，在那里度过了青少年岁月，离开西班牙的时候已经18岁。对父亲来说，死在流亡中是世界上最坏的事情，而他们就始终处在这样的焦虑下，内战正打得凶，假如左翼胜利，他们就永远休想回国。虽然战争的结果是另一方胜利，可是，唐·胡安仍然有很多年无法回西班牙，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痛苦决定，让幼年的儿子先回去接受必须的教育。就这样，10岁的胡安·卡洛斯一世离开父母，独自前往西班牙。  从西班牙王子到未来国王候选人      火车跨越边境，陪同他的人说：“殿下，这就是西班牙了！”小胡安·卡洛斯一世把自己的脸紧紧贴在车窗上。可以想象他的失望，西班牙很多地区是一片干旱的大地。胡安·卡洛斯一世形容自己第一眼看到的西班牙，就是龟裂的土地、贫穷的村庄、麻木的老人。他后来形容自己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就是我父亲整天念念不忘的那同一个西班牙吗？     那么，你爱西班牙吗？胡安·卡洛斯一世说，作为一个王子，他受到的基本教育，是要用“心”而不是眼睛去看西班牙。去西班牙之前，父亲对他与佛朗哥的会见很焦虑不安，他再三关照说，你认真听他说话，自己尽可能少开口，做一些礼貌应答就可以。后来胡安·卡洛斯一世才知道，自己到达西班牙后，本来安排马上要见佛朗哥，可是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君主主义者的学生在监狱被殴打致死的事件，当时正在安葬，有上千拥护绝对君权的民众冲击墓园。王子来到西班牙的消息很快传开，这些民众又试图从墓园到他住的地方去，表示对旧君主制的支持。这样更加剧了紧张气氛，会见也就延后了。     在他终于见到佛朗哥的时候，他觉得佛朗哥比照片上感觉要矮小。佛朗哥称他为殿下，从一个孩子的眼睛看出去，他很和蔼。以后很多年里，佛朗哥给他安排的教育，是欧洲传统的王室教育，和今天英国威廉王子大概差不多，只是他更多地接受学者的私人授课。上世纪50年代初，佛朗哥和胡安·卡洛斯一世的父亲唐·胡安见了一面，讨论他的大学教育和军队训练。父亲希望他在国外名校上大学，然后回西班牙读军校。佛朗哥认为这样不妥，因为部队里都是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读完大学回来，胡安·卡洛斯一世的年龄就会比军中同伴大一截，很难再和同伴建立深厚的同袍之谊。佛朗哥还认为，胡安·卡洛斯一世应该先在西班牙完成军事训练取得军衔，再在西班牙国内完成大学教育。他们谈了两个小时，最后是父亲让步，原因是他不得不承认佛朗哥的看法是对的。佛朗哥逐渐使得唐·胡安信服了他对儿子的教育安排。各军兵种的军校和军队服役，使得他因此在军队里有一批忠心耿耿的朋友，这在西班牙特别重要。和英美传统不一样，军人在他们认为的国家危难之际，要“挺身而出”出来干预政治，这种观念和做法，长期在西班牙被认为是一个“优良传统”。胡安·卡洛斯一世认为，假如不是他在军队的根基，他是绝对不可能做到他后来做的事情的。     在佛朗哥时代，胡安·卡洛斯一世和当时所有的西班牙人一样，留在宗教传统中。胡安·卡洛斯一世还记得在一个天寒地冻的日子里，12岁的他被带到天使山的修道院参加弥撒，在地理上，天使山正好是伊比利亚的中心。山顶上有一个巨大的基督雕像，张开双臂迎接信者。1919年，他的祖父阿方索十三世曾经在这里举行仪式，郑重誓言把西班牙置于神的庇护之下。为了纪念这个仪式，在那里修建了一个天主教加尔默罗白衣修道院。1936年内战早期，一群左翼士兵，在这里审判了这个耶稣雕像，判其死刑。酒醉的士兵在这里盲目地扫出子弹，这个地方一度因此成为左翼的胜利象征。王子记得，他在寒冷中听这些故事，他从历史中看到西班牙的图景：它总是被划分为两个极端，胜利者在一端，被征服者在另一端。这一切和他父亲的梦想，一个团结的西班牙图景，完全相反。此后他在修道院参加弥撒，他似乎期待能够永远保存弥撒留给他的和平感受。     1962年胡安·卡洛斯一世成婚。他已经结束了学业，他去问佛朗哥，我应该做什么，佛朗哥说，让西班牙人民认识你。他先随几个副总理学习政务，然后走遍西班牙的城市和大小乡镇。多半西班牙人欢迎他，可是，也有人向他扔土豆和西红柿。     7年后的1969年7月，佛朗哥宣布，胡安·卡洛斯一世将成为他未来的权力继承人，在他自己死去之后，胡安·卡洛斯一世将登基成为西班牙国王。这是佛朗哥一个人的决定，这个决定并不顺理成章。先是王位的继承有争议。胡安·卡洛斯一世的父亲唐·胡安，是阿方索十三世的第三个儿子。前面两个王子一个有病，另一个是聋哑人，也都没有表现出未来国王的素质。因此，阿方索十三世自己最终是要把王位传给唐·胡安。但是，前面两个王子并不愿意放弃王位，直至他们去世，争议也没有消除。他们的儿子们，也就是阿方索十三世的其他孙子们，在不断声明自己对王位的权利。     排除其他支系以后，另一个争议自然是在父子之间。唐·胡安还在，佛朗哥对儿子的任命等于是剥夺了父亲的王位继承权。在胡安·卡洛斯一世成长过程中，他在放假时还曾回到父母身边，平时也一直在电话中交流。最终，父亲是一半无奈、一半出于父爱和对儿子的信任，接受了这个现实。他在经历痛苦之后，对儿子说，很抱歉，是我当年自己的决定，把你置于如此为难的状况中。     外界认为最可能生变的，是在1972年，阿方索十三世有一个孙子娶了佛朗哥最钟爱的外孙女。当时胡安·卡洛斯一世还没有登基，许多人转而支持作为佛朗哥外孙女婿的那个王孙当国王，可是佛朗哥并没有因此改变他认定的主意。  向彼岸的缓慢过渡  西班牙内战是一个震动世界的事件。很少有这样的事情，能够这样把大半个世界都拖进一个国家的内战中去。对西班牙内战的研究，对随后40年佛朗哥政权的解读，都在很长时间里，被战争和内部的残酷对抗所封杀。研究者深入不进去，还没有进门，就被漫出来的血污没了膝盖，再进去就没顶了。所以，简化地给一个是非判断，是最安全的做法。于是世界上的左翼就认定佛朗哥一方是法西斯，而右翼则认定，失败了的共和派是苏俄的赤色分子。可是，别人尽可以在外面隔岸指点，西班牙人已经被圈在里面。分裂、暴力对抗、血流成河，从一个已经无法改变的现实，渐渐变成无法改变的历史。生活在西班牙，里面的人有一个如何走出历史陷阱的问题。     可以说，在独裁统治下，所有的人在如何走出历史的问题上，都是被动的。唯一似乎有更多“主动”空间的人，就是佛朗哥。对胡安·卡洛斯一世的前途和培养方式，成为了解佛朗哥的一个窗口。佛朗哥是一个独裁者，可是，独裁者和独裁者之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有本质差别：就是有明白的独裁者和不明白的独裁者。这话听上去很奇怪，其实是很真实的存在。明白的独裁者知道民主社会是一种历史潮流，自己只是一个冲突社会无可奈何的结果，是一个历史过渡人物。而不明白的独裁者，会梦想独裁制度是社会的必然，会如古代帝制一样，千秋万代传下去。从胡安·卡洛斯一世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佛朗哥非常明白，自己只是一个过渡人物。     佛朗哥只给胡安·卡洛斯一世提供一流的教育机会，很少和他谈起政治，也几乎不给他处理政治问题的指点和劝告。面对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社会，年轻的王子会不由自主地主动问佛朗哥，在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下，我该怎么办？胡安·卡洛斯一世回忆说，在这个时候，佛朗哥会说：“我真的不知道。可是，在任何情况下，殿下，你都没有必要做那些我不得不做的事情。当你成为国王的时候，时代已经变化了，西班牙的人民也将和现在不同。”在胡安·卡洛斯一世要求旁听政治上层的会议时，佛朗哥还是那句话：“这对你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不可能去做我要做的事情。”     对于胡安·卡洛斯一世，这是非常困顿的状态，国家冲突的历史，再加上他处在父亲和佛朗哥之间的复杂关系。可以说，他后来成长起来，他的民主政治理念的形成，是他所接受的西方传统教育的逻辑结果，包括欧洲的历史、法律、政治学，等等。这样的教育不但是佛朗哥一手安排的，而且，佛朗哥显然知道这样教育的结果是什么。国王后来回忆说，他的政治法学老师，后来是改革初期最好的帮手和议长，曾经告诉他，你不必担心自己要向保守派发誓维护佛朗哥时代的原则，我们可以逐渐合法地改变它，我们一条条法律地逐步修改。最终，他们确实这样做了，而且做到了。     他回忆说，佛朗哥非常相信“瓜熟蒂落”这样的民间老话，相信时间的流逝会解决许多当时不可能解决的冲突。胡安·卡洛斯一世成长的时代，也是西班牙逐渐变化的时代。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内战之后有了新一代的西班牙人，胡安·卡洛斯一世是和他们一起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没有内战一代人相互之间的深仇大恨。     胡安·卡洛斯一世的状况很是复杂，一方面，他知道在很多年里，他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被汇报给佛朗哥，另一方面，他在佛朗哥的安排下接受最好的教育。佛朗哥没有儿子，后来，胡安·卡洛斯一世感觉，在某种意义上佛朗哥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可是，佛朗哥天性是一个态度冷静、沉默寡言的人，从不对他流露感情。佛朗哥给了胡安·卡洛斯一世充分的和自己父亲交流的条件。胡安·卡洛斯一世认为，从政治理想来说，给他最大影响的就是自己的父亲。不可否认的是，佛朗哥给王子安排的教育，正是他接受父亲理想的坚实基础。     可是，胡安·卡洛斯一世也回忆到自己和父亲的分歧。父亲住在距离西班牙那么近的地方，却不能回来，而他则在马德里年复一年地读书。父子之间的交流一度因为对“西班牙”的认识而变得困难。胡安·卡洛斯一世说，18岁就流亡海外的父亲，就像任何一个长久流亡、长久没有回到故乡的人一样，故国越来越变成一个梦幻，西班牙成了他旧日记忆和想象的反射。可是，胡安·卡洛斯一世自己生活在这里，呼吸着这里的空气，他对自己说，父亲告诉我的那个西班牙已经是过去了，西班牙在变化，今天生活在那里的男人和女人，已经不是他记忆中的西班牙人。可是，他又不能对父亲直说：“你错了，父亲，一切已经都变样了！你的西班牙和我的西班牙已经不再是同一个地方！”父亲一度对他很生气：“你怎么变得和佛朗哥的看法一样。”胡安·卡洛斯一世对父亲说，因为他和佛朗哥生活在同一个现实的西班牙。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时时在以一个未来执政者的眼光来看这个复杂的西班牙政局。所幸的是，父亲最后能够接受“西班牙在变化中”的现实，开始愿意倾听儿子对现实西班牙的介绍和儿子一些看法的来源。这种交流使得理想和现实之间有了一个调整，这对未来的西班牙国王非常重要。     在胡安·卡洛斯一世眼中，佛朗哥是个明白人，完全知道在他死后西班牙绝不会维持不变。对于作为他的权力继承人的“国王”位置，他也并不认为是旧制度下的绝对君权。胡安·卡洛斯一世也明确表明，在他执掌西班牙之后，他要实行民主制度。在去世之前，佛朗哥逐步向下属转移权力，他的部下也开始尝试对于新闻自由等立法的尝试。可是，独裁体制本身，以及地下反对派和地区独立运动的冲击，往往使得任何改革都处于进两步退一步的摇摆中，不可能有本质的转折。在佛朗哥病危的时候，胡安·卡洛斯一世去看他，佛朗哥拉住他的手，用力握住说：“陛下，我对您唯一的请求是维持西班牙的团结。”在表面上看，佛朗哥似乎留给他一个完整的西班牙，在他的统治下，西班牙人似乎是“团结的”，可是，胡安·卡洛斯一世清楚地知道，这个团结只是一个假象。因为，处于另一端的西班牙人并不能发出自己的反对声音。在那一端，有流亡海外的左翼政党，有在高压下如火山间歇喷发的区域独立运动等等。在高压撤出的那一刻，很可能立即分崩离析。     独裁政治与生俱来的问题，就是权力的滥用，独裁政治下有太多的侵犯人权的残酷事件发生。独裁政治的另一个问题，哪怕是明白自己只是一个过渡政权的独裁者，仍然本能地害怕权力的退让，因为手上沾染的鲜血太多。因此，即便是明白的过渡者，也往往把过渡时期的长度定为自己生命的长度。这都是具有民主思维的胡安·卡洛斯一世所无法认同、甚至常常感到难以忍受的，虽然他比其他任何人更理解佛朗哥的复杂处境。这也是他和佛朗哥在感情上始终无法真正走近的根本原因。试图提前脱离这种独裁困境的一个尝试，是以明确的对独裁者不予追究的承诺，来换取他早日交出权力，换得国家的早日解脱。这就是智利对皮诺切特的做法。皮诺切特是一个和佛朗哥十分相近的独裁者。智利人民让皮诺切特在独裁执政17年后提前交出了权力。可是，智利对皮诺切特处理的后续发展证明，这样的做法显然还是具有极大的争议。最后开始试图起诉皮诺切特的正是后来民主化以后的西班牙。     在这样的独特处境下，胡安·卡洛斯一世学到了“观察、倾听、自己保持沉默”。1974年，胡安·卡洛斯一世对一位历史学家说：“我要做一个现代的国王，维护国内和平，否则任何进步、任何发展、任何公正都是不可能的。而目前我还不能有任何作为。”佛朗哥的统治维持了40年，在胡安·卡洛斯一世看来，变化应该可以更早到来，后期的佛朗哥其实是在浪费他和西班牙人民的时间。然而也由于他对佛朗哥的更多了解，在胡安·卡洛斯一世成为国王以后，人们注意到，他从来不在公众面前批评佛朗哥。     新的起点      1975年11月20日，统治西班牙40年的独裁者佛朗哥终于去世。在佛朗哥的葬礼上，只有智利的皮诺切特前来出席。     佛朗哥政权本身是一个独裁政权，树敌无数。而胡安·卡洛斯一世又是佛朗哥一手培养起来的国王候选人，因此，在那一天，胡安·卡洛斯一世对站在他身边的人说，他一点不知道，现在，他是将戴上西班牙人民给他的王冠，还是将看到一个“人民卫队”向他走来，手里拿着逮捕令。     两天后，1975年11月22日，胡安·卡洛斯一世正式宣誓，加冕成为国王，世界各国政府的政要大多出席了他的加冕仪式。     胡安·卡洛斯一世是当时整个政府中唯一的“新人”，全套班子都是佛朗哥留下的。这些人感到紧张，他们知道变化是必然的，可是他们不知道变化会如何发生。他们的担心并非没有理由，因为在西班牙历史上，几乎只有两个极端的轮换，没有整个国家和睦的政治共处。假如另外一端上台，他们本人的安危都会成为问题。而整个国家和睦的政治共处，正是胡安·卡洛斯一世所追求的父亲的政治理想：“要做全体西班牙人的国王。”     胡安·卡洛斯一世明白，自己最终的角色，应该是君主立宪制度下英国女王那样的虚位君主。可是，现在，如同佛朗哥是内战后的一个过渡，他必须是介于佛朗哥独裁统治和真正的君主立宪制之间的过渡。他必须利用佛朗哥留给他的权力来尽快地、和平地完成这个过渡。     在以后的几年里，胡安·卡洛斯一世所做的事情，是将西班牙从专制政体安全平稳地过渡到一个君主立宪的民主体制，所有的反对派都被容许公开站出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争取公众的选票，被所有的人称为是20世纪的一个奇迹。时过境迁之后，在西班牙，“就连最保守的人都承认，哪怕是佛朗哥本人在，也会认为已经死亡的东西不可能维持不变。”     胡安·卡洛斯一世一生都敬重自己父亲要团结所有西班牙人的政治理想，在他自己成功主导西班牙民主转型之后，他感觉，父亲的政治理想通过自己的手实现了。他说，我不必否认这是一个奇迹。没有一个国王做到过这样的事情。“我是一个合适的人，合适的时候，恰在合适的位置之上。”         (中国青年报)
让国家从独裁变为民主的国王(林达)
    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来自欧洲最古老的皇室家族波旁王朝，却是现代民主西班牙的象征。西班牙人会永远记得，胡安·卡洛斯一世是西班牙民主转型过程中一个最关键的人物。    胡安·卡洛斯一世明白，自己最终的角色，应该是君主立宪制度下英国女王那样的虚位君主。如同佛朗哥是内战后的一个过渡，他必须是介于佛朗哥独裁统治和真正的君主立宪制之间的过渡。在以后的几年里，胡安·卡洛斯一世所做的事情，是将西班牙从专制政体安全平稳地过渡到一个君主立宪的民主体制，所有的反对派都被容许公开站出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西班牙人当时没有认识到，真正的民主政治必须是在反对派可存在的状态下运作。他们忽略了这一点，就是在民主政治下，任何一方执政，反对方都必须有现实意义上的平等地位。选举得胜的一方，是获得包容对方、主导建设国家的机会，而不是获得一个利用民众给予的国家资源，去消灭对方的有利位置。在野一方，在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也应该是出于对全民有利的考量，同样不可以有那种恨不能要消灭对方的仇恨和行动。    在西班牙旅行的时候，看到国王的画像，和西班牙人谈起国王，回味一下，又感觉“偶像”的概念在这里有点不一样。他当然是一个政治人物。可是西班牙人对这位国王的崇拜，不是子民对国王的臣服，也不完全是对君主的敬意，里面还有一点“迷”的味道，如同在着迷一个明星。国王长得挺拔神气，在西班牙人眼中不是神话般高大领袖的形象，倒是有点对欣赏俊勇男子的意思。反过来，他们既赞赏他的平民化，又不妨碍他们牢牢记得，这是他们时刻引为骄傲的君主。虽然今天胡安·卡洛斯一世在西班牙的位置，以及所起的作用，和英国女王不相上下，可是，在西班牙人眼中，金色冠冕不是一个皇家摆设。这位国王在精神上是一个对西班牙有实际意义的支撑。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来自欧洲最古老的皇室家族波旁王朝，却是现代民主西班牙的象征。西班牙人会永远记得，胡安·卡洛斯一世是西班牙民主转型过程中一个最关键的人物。     西班牙内战前最后的国王      今天的西班牙国王，1938年出生在意大利的罗马。他出生的时候，祖父阿方索十三世已经流亡海外。阿方索十三世是西班牙内战前最后一位国王，他当政的时期，世界和西班牙政局都在激烈动荡。他竭力使西班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维持中立，却无法应对十月革命对本来已经岌岌可危的国内局势的冲击。事后，历史学家说，在那个时候，西班牙只有“军队和无产阶级的对决”。这也是此后西班牙内战对决的基本阵营。     在局面终于面临崩溃的时候，1931年，阿方索十三世选择了引退，去国流亡。历史书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在最后时刻，他手下官员报告说要惩处抓住的反国王人士，阿方索十三世说了一句被载入史册的话：“我再也不要看到流出一滴西班牙的血了。”史家公认，他确实是想避免西班牙的更多流血冲突。可是，他在位的后期，西班牙已经是暴力冲突的流血之地。他能够做的，也就是洁身自好，让自己的手上不再更多溅上西班牙人的鲜血。而作为一个君主，这等于是在承认，自己无力面对和处理国家的混乱。阅读西班牙历史，对欧洲君主制传统会有更多了解。无疑，君主把国家看作是“自己的”，可是，从另一面说，这种传统也意味着，国王必须“爱自己的子民”，这是国王的责任。面对上个世纪最初20年里左右翼思潮涌入西班牙，在那块炙热干旱的土地上形成互不相让的冲突局面，面对暴力和混乱，阿方索十三世出走后还说过另一句被载入史册的话：“我再也不爱我的人民了！”这句话所传达的绝望，大概只有王族能够真正理解。     在他离开的时候，他看到了旧制度下君主的悲哀。临离开王宫的时候，他手下的人对他说，在外面大厅里，有将近50个人在那里等候着和他告别。宫外的局面已经非常危险，他非常感动地说，我一定要见见他们，竟然现在还有人冒如此危险前来告别。当他走进大厅，他发现，那都是宫中的仆人和厨娘，还有这些人的家属甚至孩子们。当他是一国君主时，围绕在他身边的显贵们，一个都没有出现。他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发青的嘴唇一直在颤抖。     阿方索十三世流亡法国又转到罗马，直至去世，再也没有离开。欧洲的王室有一种说法，就是王室应该是游走的，你必须深入自己的民众，让百姓了解你，你也了解自己的百姓。而胡安·卡洛斯一世的家族是被迫流浪在外。阿方索十三世的儿子，胡安·卡洛斯一世的父亲起初想住在今天以电影节闻名的法国戛纳，可是，不久西班牙内战爆发，在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压力下，法国政府迫使他们离开。他们先到意大利的米兰，然后转到罗马。胡安·卡洛斯一世就在这个时候出生，正是西班牙内战的后期。给他施洗的是一个红衣主教，也就是后来的教皇皮乌斯十二世。西班牙内战后，意大利在法西斯墨索里尼带领下又开始备战，环境凶险。他的父母后来去了葡萄牙。虽然流亡在外，胡安·卡洛斯一世似乎从一出生就在西班牙的氛围里，他的父亲就是一个王子，他长在一个王子的环境里。不论他的家在哪里，父母身边永远围绕着许多西班牙人，其中不乏王室支持者。他从小是听着许多西班牙的真实故事长大的，而这些故事又常常带着暴力和血腥。做皇后的祖母告诉她，在她的婚礼那一天，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如何朝她的马车扔上一束鲜花来，而鲜花里包裹着一个炸弹。于是，新婚的白色衣裙溅上了马儿和车夫的血。当然，还有祖父阿方索十三世离开西班牙的故事。     多少年后，胡安·卡洛斯一世曾经被问到，你是在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是个西班牙人的。沉稳的国王突然有点激动，他说，我躺在襁褓中，耳边听到的就已经满是西班牙、西班牙了。      流亡中的西班牙王子      有的时候，君主责任甚至是一个过于沉重的负担。他的父亲唐·胡安相信，自己可能有朝一日会承继父亲王位，而他在自己的王位还完全没有着落的时候，已经想到必须给儿子严格的王子教育，因为儿子将是自己的王位继承人。     于是，胡安·卡洛斯一世在8岁时就被送进了纪律严格的寄宿学校。校门一关，父母音讯全无，小王子感觉自己已经被父母抛弃了。他后来猜想，或许是父亲不让母亲给他打电话，流亡中的父亲深知西班牙是一个长期以来局势凶险的国家，本能促使他要把王子的性格训练得坚强起来，否则未来他将无法应付这个坚硬国家。最后，还是祖母前来探望，他才总算离开学校。祖母也是他的教母，是巴黎公爵的女儿，流亡中的西班牙皇后。在祖母的温暖陪伴下，他回到父母身边。可是，好景不长。1948年冬天，在里斯本一个清冷的车站，年方10岁的胡安·卡洛斯一世在父母的送别下，永远告别了和父母一起的家庭生活，独自前往西班牙。其原因是，他必须完成王子的教育，而根源又是他未来的君主责任。     在胡安·卡洛斯一世的祖父离开西班牙之后，西班牙就是共和国，通过选举，左右都执掌过政权，也都在自己执政的时候，无法消除敌对，也无法免除暴力。西班牙人当时没有认识到，真正的民主政治必须是在反对派可存在的状态下运作。他们忽略了这一点，就是在民主政治下，任何一方执政，反对方都必须有现实意义上的平等地位。选举得胜的一方，是获得包容对方、主导建设国家的机会，而不是获得一个利用民众给予的国家资源，去消灭对方的有利位置。在野一方，在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也应该是出于对全民有利的考量，同样不可以有那种恨不能要消灭对方的仇恨和行动。它的前提，就是双方要认同一个核心价值。这是实行民主制度的先决条件，否则，民主制度就变成没有规则约束的游戏，两圈一玩儿就玩儿不下去了。上世纪30年代西班牙共和国的左右双方恰恰是缺乏共同的核心价值，民主游戏也就肯定运作不下去，从政治对抗开始，走到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局面，所有的人都被拖向两端，中间地带反而无法生存。当最后是内战决出胜负的时候，不论哪一方赢，民主游戏都只能煞车。走到这一步，只能说西班牙注定要有一段独裁政权的命运。     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被公认是个出色的军人，却是个谜一样的政治人物。在所有人都认为他是纳粹同党、法西斯分子的时候，他却和希特勒周旋，不仅使得德国兵没有踏入西班牙一步，而且使得西班牙奇迹般置身于二战战火之外，甚至还一度成为犹太人逃亡的一条通道。他既冷酷镇压左翼，也镇压要求接回流亡国王的极右保皇派。他曾经宣称自己尊重西班牙传统，将在合适的时候恢复君主政体。人们认为他最在意的是自己的权力，他在西班牙维持了40年独裁统治。可是，出乎意外的是，他并没有自己坐上王位。二战结束后不久，佛朗哥把年幼的胡安·卡洛斯一世接回西班牙，让这位“西班牙王子”在自己的国土上接受传统王室应该接受的严格教育。事实证明，他理解中的君主政体，和保皇派的理解并不相同。可是，人们仍然不知道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1948年11月，那个寒冷的里斯本火车站，10岁的胡安·卡洛斯一世没有哭，他觉得父母不希望看到自己哭。面对“西班牙”，这位10岁的王子充满困惑的心情。西班牙王室在近代历史上可不是一个轻松的位置。他记得有一个对西班牙王室忠心耿耿的人写过一本书，其中有三条警告：第一条是永远不要住在马德里的王宫；第二条是永远要对“上层”紧闭你的大门，而对“中层”打开大门，他们才是社会的脊梁；第三条是，在你从流亡中归来，不要打开你的行囊，因为你随时要准备再次卷起铺盖走人。     流亡者总是每分钟都在咀嚼自己的“丧失”，失去的东西很具体，从小熟悉的景观、气味、色彩和感觉，甚至还有那些“家乡才有、别处无法寻觅到的食物”。这些都在加深流亡者的情结，更何况一个王室的政治流亡。在胡安·卡洛斯一世眼中，父亲的流亡是真实的。父亲生在西班牙，在那里度过了青少年岁月，离开西班牙的时候已经18岁。对父亲来说，死在流亡中是世界上最坏的事情，而他们就始终处在这样的焦虑下，内战正打得凶，假如左翼胜利，他们就永远休想回国。虽然战争的结果是另一方胜利，可是，唐·胡安仍然有很多年无法回西班牙，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痛苦决定，让幼年的儿子先回去接受必须的教育。就这样，10岁的胡安·卡洛斯一世离开父母，独自前往西班牙。  从西班牙王子到未来国王候选人      火车跨越边境，陪同他的人说：“殿下，这就是西班牙了！”小胡安·卡洛斯一世把自己的脸紧紧贴在车窗上。可以想象他的失望，西班牙很多地区是一片干旱的大地。胡安·卡洛斯一世形容自己第一眼看到的西班牙，就是龟裂的土地、贫穷的村庄、麻木的老人。他后来形容自己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就是我父亲整天念念不忘的那同一个西班牙吗？     那么，你爱西班牙吗？胡安·卡洛斯一世说，作为一个王子，他受到的基本教育，是要用“心”而不是眼睛去看西班牙。去西班牙之前，父亲对他与佛朗哥的会见很焦虑不安，他再三关照说，你认真听他说话，自己尽可能少开口，做一些礼貌应答就可以。后来胡安·卡洛斯一世才知道，自己到达西班牙后，本来安排马上要见佛朗哥，可是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君主主义者的学生在监狱被殴打致死的事件，当时正在安葬，有上千拥护绝对君权的民众冲击墓园。王子来到西班牙的消息很快传开，这些民众又试图从墓园到他住的地方去，表示对旧君主制的支持。这样更加剧了紧张气氛，会见也就延后了。     在他终于见到佛朗哥的时候，他觉得佛朗哥比照片上感觉要矮小。佛朗哥称他为殿下，从一个孩子的眼睛看出去，他很和蔼。以后很多年里，佛朗哥给他安排的教育，是欧洲传统的王室教育，和今天英国威廉王子大概差不多，只是他更多地接受学者的私人授课。上世纪50年代初，佛朗哥和胡安·卡洛斯一世的父亲唐·胡安见了一面，讨论他的大学教育和军队训练。父亲希望他在国外名校上大学，然后回西班牙读军校。佛朗哥认为这样不妥，因为部队里都是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读完大学回来，胡安·卡洛斯一世的年龄就会比军中同伴大一截，很难再和同伴建立深厚的同袍之谊。佛朗哥还认为，胡安·卡洛斯一世应该先在西班牙完成军事训练取得军衔，再在西班牙国内完成大学教育。他们谈了两个小时，最后是父亲让步，原因是他不得不承认佛朗哥的看法是对的。佛朗哥逐渐使得唐·胡安信服了他对儿子的教育安排。各军兵种的军校和军队服役，使得他因此在军队里有一批忠心耿耿的朋友，这在西班牙特别重要。和英美传统不一样，军人在他们认为的国家危难之际，要“挺身而出”出来干预政治，这种观念和做法，长期在西班牙被认为是一个“优良传统”。胡安·卡洛斯一世认为，假如不是他在军队的根基，他是绝对不可能做到他后来做的事情的。     在佛朗哥时代，胡安·卡洛斯一世和当时所有的西班牙人一样，留在宗教传统中。胡安·卡洛斯一世还记得在一个天寒地冻的日子里，12岁的他被带到天使山的修道院参加弥撒，在地理上，天使山正好是伊比利亚的中心。山顶上有一个巨大的基督雕像，张开双臂迎接信者。1919年，他的祖父阿方索十三世曾经在这里举行仪式，郑重誓言把西班牙置于神的庇护之下。为了纪念这个仪式，在那里修建了一个天主教加尔默罗白衣修道院。1936年内战早期，一群左翼士兵，在这里审判了这个耶稣雕像，判其死刑。酒醉的士兵在这里盲目地扫出子弹，这个地方一度因此成为左翼的胜利象征。王子记得，他在寒冷中听这些故事，他从历史中看到西班牙的图景：它总是被划分为两个极端，胜利者在一端，被征服者在另一端。这一切和他父亲的梦想，一个团结的西班牙图景，完全相反。此后他在修道院参加弥撒，他似乎期待能够永远保存弥撒留给他的和平感受。     1962年胡安·卡洛斯一世成婚。他已经结束了学业，他去问佛朗哥，我应该做什么，佛朗哥说，让西班牙人民认识你。他先随几个副总理学习政务，然后走遍西班牙的城市和大小乡镇。多半西班牙人欢迎他，可是，也有人向他扔土豆和西红柿。     7年后的1969年7月，佛朗哥宣布，胡安·卡洛斯一世将成为他未来的权力继承人，在他自己死去之后，胡安·卡洛斯一世将登基成为西班牙国王。这是佛朗哥一个人的决定，这个决定并不顺理成章。先是王位的继承有争议。胡安·卡洛斯一世的父亲唐·胡安，是阿方索十三世的第三个儿子。前面两个王子一个有病，另一个是聋哑人，也都没有表现出未来国王的素质。因此，阿方索十三世自己最终是要把王位传给唐·胡安。但是，前面两个王子并不愿意放弃王位，直至他们去世，争议也没有消除。他们的儿子们，也就是阿方索十三世的其他孙子们，在不断声明自己对王位的权利。     排除其他支系以后，另一个争议自然是在父子之间。唐·胡安还在，佛朗哥对儿子的任命等于是剥夺了父亲的王位继承权。在胡安·卡洛斯一世成长过程中，他在放假时还曾回到父母身边，平时也一直在电话中交流。最终，父亲是一半无奈、一半出于父爱和对儿子的信任，接受了这个现实。他在经历痛苦之后，对儿子说，很抱歉，是我当年自己的决定，把你置于如此为难的状况中。     外界认为最可能生变的，是在1972年，阿方索十三世有一个孙子娶了佛朗哥最钟爱的外孙女。当时胡安·卡洛斯一世还没有登基，许多人转而支持作为佛朗哥外孙女婿的那个王孙当国王，可是佛朗哥并没有因此改变他认定的主意。  向彼岸的缓慢过渡  西班牙内战是一个震动世界的事件。很少有这样的事情，能够这样把大半个世界都拖进一个国家的内战中去。对西班牙内战的研究，对随后40年佛朗哥政权的解读，都在很长时间里，被战争和内部的残酷对抗所封杀。研究者深入不进去，还没有进门，就被漫出来的血污没了膝盖，再进去就没顶了。所以，简化地给一个是非判断，是最安全的做法。于是世界上的左翼就认定佛朗哥一方是法西斯，而右翼则认定，失败了的共和派是苏俄的赤色分子。可是，别人尽可以在外面隔岸指点，西班牙人已经被圈在里面。分裂、暴力对抗、血流成河，从一个已经无法改变的现实，渐渐变成无法改变的历史。生活在西班牙，里面的人有一个如何走出历史陷阱的问题。     可以说，在独裁统治下，所有的人在如何走出历史的问题上，都是被动的。唯一似乎有更多“主动”空间的人，就是佛朗哥。对胡安·卡洛斯一世的前途和培养方式，成为了解佛朗哥的一个窗口。佛朗哥是一个独裁者，可是，独裁者和独裁者之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有本质差别：就是有明白的独裁者和不明白的独裁者。这话听上去很奇怪，其实是很真实的存在。明白的独裁者知道民主社会是一种历史潮流，自己只是一个冲突社会无可奈何的结果，是一个历史过渡人物。而不明白的独裁者，会梦想独裁制度是社会的必然，会如古代帝制一样，千秋万代传下去。从胡安·卡洛斯一世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佛朗哥非常明白，自己只是一个过渡人物。     佛朗哥只给胡安·卡洛斯一世提供一流的教育机会，很少和他谈起政治，也几乎不给他处理政治问题的指点和劝告。面对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社会，年轻的王子会不由自主地主动问佛朗哥，在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下，我该怎么办？胡安·卡洛斯一世回忆说，在这个时候，佛朗哥会说：“我真的不知道。可是，在任何情况下，殿下，你都没有必要做那些我不得不做的事情。当你成为国王的时候，时代已经变化了，西班牙的人民也将和现在不同。”在胡安·卡洛斯一世要求旁听政治上层的会议时，佛朗哥还是那句话：“这对你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不可能去做我要做的事情。”     对于胡安·卡洛斯一世，这是非常困顿的状态，国家冲突的历史，再加上他处在父亲和佛朗哥之间的复杂关系。可以说，他后来成长起来，他的民主政治理念的形成，是他所接受的西方传统教育的逻辑结果，包括欧洲的历史、法律、政治学，等等。这样的教育不但是佛朗哥一手安排的，而且，佛朗哥显然知道这样教育的结果是什么。国王后来回忆说，他的政治法学老师，后来是改革初期最好的帮手和议长，曾经告诉他，你不必担心自己要向保守派发誓维护佛朗哥时代的原则，我们可以逐渐合法地改变它，我们一条条法律地逐步修改。最终，他们确实这样做了，而且做到了。     他回忆说，佛朗哥非常相信“瓜熟蒂落”这样的民间老话，相信时间的流逝会解决许多当时不可能解决的冲突。胡安·卡洛斯一世成长的时代，也是西班牙逐渐变化的时代。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内战之后有了新一代的西班牙人，胡安·卡洛斯一世是和他们一起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没有内战一代人相互之间的深仇大恨。     胡安·卡洛斯一世的状况很是复杂，一方面，他知道在很多年里，他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被汇报给佛朗哥，另一方面，他在佛朗哥的安排下接受最好的教育。佛朗哥没有儿子，后来，胡安·卡洛斯一世感觉，在某种意义上佛朗哥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可是，佛朗哥天性是一个态度冷静、沉默寡言的人，从不对他流露感情。佛朗哥给了胡安·卡洛斯一世充分的和自己父亲交流的条件。胡安·卡洛斯一世认为，从政治理想来说，给他最大影响的就是自己的父亲。不可否认的是，佛朗哥给王子安排的教育，正是他接受父亲理想的坚实基础。     可是，胡安·卡洛斯一世也回忆到自己和父亲的分歧。父亲住在距离西班牙那么近的地方，却不能回来，而他则在马德里年复一年地读书。父子之间的交流一度因为对“西班牙”的认识而变得困难。胡安·卡洛斯一世说，18岁就流亡海外的父亲，就像任何一个长久流亡、长久没有回到故乡的人一样，故国越来越变成一个梦幻，西班牙成了他旧日记忆和想象的反射。可是，胡安·卡洛斯一世自己生活在这里，呼吸着这里的空气，他对自己说，父亲告诉我的那个西班牙已经是过去了，西班牙在变化，今天生活在那里的男人和女人，已经不是他记忆中的西班牙人。可是，他又不能对父亲直说：“你错了，父亲，一切已经都变样了！你的西班牙和我的西班牙已经不再是同一个地方！”父亲一度对他很生气：“你怎么变得和佛朗哥的看法一样。”胡安·卡洛斯一世对父亲说，因为他和佛朗哥生活在同一个现实的西班牙。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时时在以一个未来执政者的眼光来看这个复杂的西班牙政局。所幸的是，父亲最后能够接受“西班牙在变化中”的现实，开始愿意倾听儿子对现实西班牙的介绍和儿子一些看法的来源。这种交流使得理想和现实之间有了一个调整，这对未来的西班牙国王非常重要。     在胡安·卡洛斯一世眼中，佛朗哥是个明白人，完全知道在他死后西班牙绝不会维持不变。对于作为他的权力继承人的“国王”位置，他也并不认为是旧制度下的绝对君权。胡安·卡洛斯一世也明确表明，在他执掌西班牙之后，他要实行民主制度。在去世之前，佛朗哥逐步向下属转移权力，他的部下也开始尝试对于新闻自由等立法的尝试。可是，独裁体制本身，以及地下反对派和地区独立运动的冲击，往往使得任何改革都处于进两步退一步的摇摆中，不可能有本质的转折。在佛朗哥病危的时候，胡安·卡洛斯一世去看他，佛朗哥拉住他的手，用力握住说：“陛下，我对您唯一的请求是维持西班牙的团结。”在表面上看，佛朗哥似乎留给他一个完整的西班牙，在他的统治下，西班牙人似乎是“团结的”，可是，胡安·卡洛斯一世清楚地知道，这个团结只是一个假象。因为，处于另一端的西班牙人并不能发出自己的反对声音。在那一端，有流亡海外的左翼政党，有在高压下如火山间歇喷发的区域独立运动等等。在高压撤出的那一刻，很可能立即分崩离析。     独裁政治与生俱来的问题，就是权力的滥用，独裁政治下有太多的侵犯人权的残酷事件发生。独裁政治的另一个问题，哪怕是明白自己只是一个过渡政权的独裁者，仍然本能地害怕权力的退让，因为手上沾染的鲜血太多。因此，即便是明白的过渡者，也往往把过渡时期的长度定为自己生命的长度。这都是具有民主思维的胡安·卡洛斯一世所无法认同、甚至常常感到难以忍受的，虽然他比其他任何人更理解佛朗哥的复杂处境。这也是他和佛朗哥在感情上始终无法真正走近的根本原因。试图提前脱离这种独裁困境的一个尝试，是以明确的对独裁者不予追究的承诺，来换取他早日交出权力，换得国家的早日解脱。这就是智利对皮诺切特的做法。皮诺切特是一个和佛朗哥十分相近的独裁者。智利人民让皮诺切特在独裁执政17年后提前交出了权力。可是，智利对皮诺切特处理的后续发展证明，这样的做法显然还是具有极大的争议。最后开始试图起诉皮诺切特的正是后来民主化以后的西班牙。     在这样的独特处境下，胡安·卡洛斯一世学到了“观察、倾听、自己保持沉默”。1974年，胡安·卡洛斯一世对一位历史学家说：“我要做一个现代的国王，维护国内和平，否则任何进步、任何发展、任何公正都是不可能的。而目前我还不能有任何作为。”佛朗哥的统治维持了40年，在胡安·卡洛斯一世看来，变化应该可以更早到来，后期的佛朗哥其实是在浪费他和西班牙人民的时间。然而也由于他对佛朗哥的更多了解，在胡安·卡洛斯一世成为国王以后，人们注意到，他从来不在公众面前批评佛朗哥。     新的起点      1975年11月20日，统治西班牙40年的独裁者佛朗哥终于去世。在佛朗哥的葬礼上，只有智利的皮诺切特前来出席。     佛朗哥政权本身是一个独裁政权，树敌无数。而胡安·卡洛斯一世又是佛朗哥一手培养起来的国王候选人，因此，在那一天，胡安·卡洛斯一世对站在他身边的人说，他一点不知道，现在，他是将戴上西班牙人民给他的王冠，还是将看到一个“人民卫队”向他走来，手里拿着逮捕令。     两天后，1975年11月22日，胡安·卡洛斯一世正式宣誓，加冕成为国王，世界各国政府的政要大多出席了他的加冕仪式。     胡安·卡洛斯一世是当时整个政府中唯一的“新人”，全套班子都是佛朗哥留下的。这些人感到紧张，他们知道变化是必然的，可是他们不知道变化会如何发生。他们的担心并非没有理由，因为在西班牙历史上，几乎只有两个极端的轮换，没有整个国家和睦的政治共处。假如另外一端上台，他们本人的安危都会成为问题。而整个国家和睦的政治共处，正是胡安·卡洛斯一世所追求的父亲的政治理想：“要做全体西班牙人的国王。”     胡安·卡洛斯一世明白，自己最终的角色，应该是君主立宪制度下英国女王那样的虚位君主。可是，现在，如同佛朗哥是内战后的一个过渡，他必须是介于佛朗哥独裁统治和真正的君主立宪制之间的过渡。他必须利用佛朗哥留给他的权力来尽快地、和平地完成这个过渡。     在以后的几年里，胡安·卡洛斯一世所做的事情，是将西班牙从专制政体安全平稳地过渡到一个君主立宪的民主体制，所有的反对派都被容许公开站出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争取公众的选票，被所有的人称为是20世纪的一个奇迹。时过境迁之后，在西班牙，“就连最保守的人都承认，哪怕是佛朗哥本人在，也会认为已经死亡的东西不可能维持不变。”     胡安·卡洛斯一世一生都敬重自己父亲要团结所有西班牙人的政治理想，在他自己成功主导西班牙民主转型之后，他感觉，父亲的政治理想通过自己的手实现了。他说，我不必否认这是一个奇迹。没有一个国王做到过这样的事情。“我是一个合适的人，合适的时候，恰在合适的位置之上。”         (中国青年报)
http://andyjin.bokee.com/ 如果评选20世纪世界上最成功转型的国家的话，我会选择西班牙，因为它是这个世纪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在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两方面都取得了质的飞跃的国家之一，而且在维护国家统一和以正面形象溶入国际社会主流都做得非常成功。1900年，西班牙是欧洲一个被人遗忘的黑暗角落，是“20世纪的迟到者”，而到了2000年，西班牙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已经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群体中有分量的一员。

       有一位诗人写道：“西班牙是这样的一个民族，他们既能把像火一样的情感隐藏在心中，也能让这些情感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在整个19世纪，西班牙先后爆发了4次资产阶级革命，但没有使自己走上强国的道路。当20世纪揭开了序幕之时，西班牙刚刚经历了一场奇耻大辱。1898年，西班牙在“美西战争”中被美国重创，失去了最后一批殖民地——古巴、菲律宾、波多黎各等，300年前曾经是海上霸主的最后的遮羞布也被揭开了。20世纪前30年，这个黑暗的角落仍然在死气沉沉地继续着旧世纪的一切，波旁王朝的阿方索十三世统治着这个国家，他企图让比利牛斯山脉把外界的新鲜事物挡住，继续着波旁家族的古老故事和天主教铁板一块的局面。直到1929年，那场世界性经济危机大潮将整个欧洲搅成了一个沸腾的锅，经济基础的崩溃使得政治上层建筑也发生了裂变，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纳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等，在政治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继续着日复一日的表演作秀和斗争。

       在这个沸腾的锅中，即使是最黑暗的角落也不能幸免。1931年，面对遍布全国的反君主制反独裁运动，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被迫恢复宪法，举行议会选举，各派反君主制的政党结成联盟，在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阿方索十三世被迫流亡国外，这是西班牙王室历史上的第三次出逃，也是最狼狈的一次。但是，赶走了一个传统的国家政治权威，留下的权力真空的争夺引爆了西班牙各派势力混战，以社会党、共产党等组成的“人民阵线”为代表的左翼联盟和以佛朗哥将军的长枪党为代表的右翼联盟，很快就势同水火，经过几年激烈的议会拉距战之后，终于不可挽回地走向内战。这场历时3年（1936—1939年）的内战，以血腥、残忍而著称，还吸引了各派国际势力的参与，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各国的一次大练兵。苏联支持“人民阵线”，德、意法西斯支持佛朗哥，英、法则采取“不干涉政策”。经过三年内战，右翼势力终于将“人民阵线”屠杀在血泊之中，开始了漫长的佛朗哥独裁时期（1939—1975年）。佛朗哥成为国家元首和军队总司令，他的长枪党成为全国唯一合法政党，西班牙成为既德、意之后欧洲的又一个法西斯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快全面爆发，但佛朗哥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中立。对于佛朗哥为何不加入到他的法西斯朋友一方参加世界大战，仍然是研究西班牙历史的人非常感兴趣的问题。我的看法是，法西斯集团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在全世界人民的围攻之下精尽而亡，这一点，十分明智的佛朗哥应该能够看得出来。另外，佛朗哥对“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的理论不感兴趣，这也许也是他没有和希特勒站在一起的原因之一（按照当时欧洲种族主义者的观点，西班牙人是欧美白人中最“低劣”的，佛朗哥绝不会为种族主义者鼓劲）。

       如果说，20世纪的前半段对于西班牙人来说是一端血腥的回忆的话，那么后半段则是国家一步步地走出困境，走向繁荣和文明的光明岁月。二战过后，佛朗哥政权一度成为可怜的国际弃儿，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和西班牙建立外交关系（葡萄牙和梵蒂冈）。但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下，佛朗哥政权成功地攀上了老大——美国，佛朗哥强烈的反苏****思想被美国看中，逐渐帮助西班牙摆脱了外交孤立的困境（但西班牙仍然被欧洲主流视为异类）。从60年代初开始，西班牙实行对外开放，大量吸收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实现了经济起飞，开始大踏步追赶欧洲经济发达地区。随着西班牙经济的迅猛发展，一个强有力的中产阶级已经形成，他们既有渴望民主化的热情，又有保持国家社会稳定发展的强烈愿望。国内国外环境的变化，使西班牙民主化的事业水到渠成。

       1975年，佛朗哥去世，他生前指定的继承人——前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的孙子胡安·卡洛斯被宣布为西班牙国王，这是西班牙王室的第三次复辟。卡洛斯曾在国外流亡多年，也曾在国内接受了作为一个未来君主的教育。身为国王的他，却是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他即位之后第二年，就任用苏萨雷斯为首相，开始民主化改革，首先实现了言论、出版自由，开放党禁，（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共产党也取得了合法的地位）。1977年举行了40年来首次议会大选，1978年颁布了新宪法。在20世纪世界各国的民主化变革中，西班牙是最顺利、最和平的一个，除了两次未遂政变被国王卡洛斯兵不刃血地平定之外，整个进程就如天鹅绒一般的柔顺。

       与此同时，西班牙的经济继续快速发展，大步追赶“欧洲的中心地区”。1982年，西班牙加入北约，1986年又加入欧盟（当时名为欧共体），这意味着西班牙已经被接纳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员。 西班牙终于卷入到世界的现代化大潮之中，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1992年，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举行，一个脱胎换骨的西班牙，展示在了世人面前。

       在这个国家的百年巨变中，一个人物的地位显得格外突出，他就是佛朗哥。正是他，用铁腕手段统治了这个国家近40年；正是他在二战中明智的中立，使西班牙逃过了一场浩劫和宰割；正是他利用冷战的国际环境实现了经济的起飞；也正是他，选择了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继承人，使西班牙的民主化事业在他死后水到渠成。佛朗哥对民主化的态度是十分耐人寻味的。作为一个在军营中拼搏长大的铁腕人物，他早已习惯于军令如山的高效率作风，对于民主的略显散漫的作风十分反感，因此他在世时一直抗拒着民主。但作为一个明智的领导人，他也意识到了民主化是大势所趋，是不可抗拒的潮流，也是西班牙以正面形象溶入国际社会的前提。他最终选择了一个必定会推行民主化的继承人，将民主化的事业留给后人去做。我认为，一个统治者如果做不到像华盛顿那样，至少做到像佛朗哥那样，同样也是国家之幸、民族之福也。

       巴斯克、加泰罗尼亚民族分裂运动一直是西班牙500年来的心腹之患。在19世纪和20世纪前期，这个运动曾随着欧洲民族主义思潮而汹涌异常。但在20世纪中，西班牙赢了，并不表现在完成彻底地铲除了民族分裂分子，而在于赢得了民心，使民族分裂运动从一个在当地有着广泛民意基础的运动，变成了一个只为若干极端分子所热衷的冒险活动。70年代末民主化之后，巴斯克、加泰罗尼亚等地建立了民族自治区，分裂分子完全失去了民意基础，只能以时不时制造一些恐怖袭击来显示他们的存在。相比较一些东欧国家因为民主化而导致国家分裂，西班牙则在民主化中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同途殊归，其中的差别耐人寻味。

       2000年，西班牙的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0美元，跻身于世界前20名，在欧盟这个典型的“富国俱乐部”中，也排得上中等水平。西班牙的春天已经到来了。回首这个国家的百年之路，在一个独裁政权的领导下实现了经济起飞，又在一个君主的领导下实现了民主化，这种现代化的道路，看起来很奇特，实际上，奇特的只是外表，就本质而言，它走的是人类现代化的典型模式。  记录片：西班牙之魂 http://www.huaianyingyuan.com/play/?1271-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