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道与臣道

    《经法•道法》中多次谈到“执道者”。“执道者”能深刻广泛地观察体悟万事万物的道理，还能了解“君道”和“臣道”所应存在的分界。陈鼓应认为，《经法》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那就是关於主道、臣道的界说（“中达君臣之半”，此处的“半”通“畔”，意为“界限”）。“《四经》中，虽然提出了‘君臣之半’之概念，但关於主道、臣道具体职分的区别上不很明确，绝非此后诸家所论述的那样详备和绝对。只在《经法•六分》中说：‘主执度、臣循理’。这个‘度’就自然而讲，指的是时、数、当；就人事而言，则指法度。君主不但生法、执法，还要讲究各种驭下之‘术’。”

    陈先生说《经法》要求君主讲究驭下之术是很准确的，帛书主张君王必须有“术”，不主张一味的“直”：“然而不知王术，不王天下”（《经法•六分》）。但他说帛书关於君道、臣道的分别不够明晰，则不尽然。事实上，《黄帝四经》对君臣关系有十分精辟的论述。

    《黄帝四经》讲“道生法”，标高“法”的地位，显示了战国思想家对政治社会规范的追求。这种企求往往也说明了由乱而治的契机。《四经》论述了布政建制的过程与所本，这是从“道生法”延伸至政治组织建立与政治角色安排的系统，如《十六经•立命》所言：“昔者，黄宗质始好信，作自为象，方四面，傅一心，四达自中，前参后参，左参右参，践位履参，是以能为天下宗。吾受命於天，定位於地，成名於人……乃立王三公，立国置君三卿。”

    黄帝始出现在天下之际，乃是一个具有前后左右四面脸孔的特异形象。这种特殊身体构造，使他可以同时面向四方，将各种信息汇聚於心，以便进行正确的判断。而此四面再三分，则细化为十二方位。由此，黄帝被描绘成居於广漠无垠的大地之上，确立中心与四方位（乃至十二方位）的人物形象。

    他首先宣告：“吾受命於天”，自己乃拜受天命。“定位於地”，盖指他在大地之上确立四方、十二方位之事。“成名於人”则是指，在本来众人无秩序杂居的混沌社会中确立王、三公或者君、三卿等社会序列的行为。这里的“傅一心，四达自中”，可以解释为以己为度施於天下，也就是说法度建制在设立的逻辑上，是定制化的，不容有丝毫的不对称性发生：“君臣易位谓之逆，贤不肖并立谓之乱，动静不时谓之逆，生杀不当谓之暴，逆则失本，乱则失职，逆则失天，暴则失人”（《经法•四度》）。

    自然与人之间关系的对称，是统治的根本。君臣的相对位置从属於这个关系。《四经》中有关君臣关系的讨论，主要落在定制化与否。一个合理与对称的君臣关系是秩序的保证：“凡观国，有六顺：主不失其位则国有本；臣失其处则下无根，国忧而存；主惠臣忠者，其国安；主主臣臣，上下不越者，其国强；主执度，臣循理者，其国霸昌；主得臣辐属者，王”（《经法•六分》）。意思是说，考察所有国家的状况，可以看出有“六顺”的现象：如果君主在其位，国家就不会失去中心；如果臣下失其位，国家失去根基，虽有灾祸但还能存续下去；君主有恩德，大臣保持忠诚，其国安宁；君主像个君主，大臣像个大臣，上下不越位，其国强大；君主掌握法度，大臣遵循事理，其国可以称当霸主而昌盛富强。这“六顺”中，以“臣辐属”最为顺当。就是说，君主好比毂（车轮中心圆木），群臣好比周围的辐，凑集在中心的“毂”上一起运转，这是中央集权统治体制的形象化。《四经》认为，能够做到这点，就可以“王”，也就是可以建成统一的王朝。

    《四经》主张“君臣不失其位，士不失其处，任能毋过其所长，去私而立公，人之稽也”（《经法•四度》）。“君臣不失其位，士不失其处”，君臣不失其位置，士不失其处所，是指君不专权、臣不失职；“任能毋过其所长，去私而立公”，要任人唯贤而不超过其所长，去个人私利之心而树立无私之公心。这种对人的考量方法，实际上就是主张贤能治国。这样，就可以形成“地广人众兵强，天下无敌”的局面，从而达到“王天下”的目的（《经法•六分》）。

    但是，《四经》对君臣关系还有另一层面的看法，就是存在於君主和臣子之间的关系可能而且应该是一种师友的关系：“帝者臣，名臣，其实师也；王者臣，名臣，其实友也；霸者臣，名臣，其实宾也；危者臣，名臣，其实庸也；亡者臣，名臣，其实虏也”（《称》）。

    这种君臣关系的对照说明，君臣之间的关系涉及到国家的治与乱，同时也是政治秩序的指标。而君要想王天下，势必与臣子之间形成一种任贤使能与全面尊重的关系，从而构建“上无为而下有为”的良好态势。如《尹文子•大道》中所言：“为善，使人不能得从，此独善也；为巧，使人不能得从，此独巧也，未尽善巧之理。”“故所贵圣人之治，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也。”“独行之贤，不足以成化：独能之事，不足以周务：出群之辩，不可为户说；绝众之勇，不可与征阵。”在君臣关系上，黄帝重视君主的权力，但没有片面强调君主的绝对威权，而是主张君主与臣子成为师友关系，这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