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年的《经济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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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秋风
她是一份伟大的新闻纸,一份伟大的经济评论新闻纸。她是一本拥有160年历史、一直在捍卫自由市场原则的新闻纸。
你猜对了,我说的是伦敦出版的《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其实,我几乎没有读过她的印刷版,无缘,也无钱。但自1997年上网以来,她的电子版我几乎每期都会访问一下,读上一两篇免费的文章。这简直成了一种礼仪。而我的新闻评论写作,坦率地说,正是从模仿——或者是编译——《经济学人》开始的。后来,对一切屈尊向我请教的实习记者,我都只有一句话:“扔掉你们在课堂上学的新闻学垃圾,看看《经济学人》。”——当然,如果看不懂英文,每天读读《参考消息》也行。
“我们真诚地相信,自由贸易、人员、物资的自由往来,比任何东西都更有利于扩展整个世界的文明和道德——是的,甚至对于消灭奴隶制也同样如此。”
——《经济学人》创办人詹姆斯·威尔逊
“你能找到足够数量的读者,具有足够的理解力,觉得买这样一份报纸值得吗?”1843年夏天,《经济学人》创刊的时候,理查德·科布登心存疑惑。
其实,聪明如科布登,是不应如此低估观念的吸引力的——尤其是他本人极力鼓吹和捍卫的观念。因为,那个时代的英国,也可以说是个转型的时代,而转型时代是需要观念的时代。
当时,工业革命迅速地扩大了民众的福利,城市人口迅速膨胀,粮食问题引起广泛关注。民以食为天,各国政府都试图保证本国粮食的供应,但他们通常依据错误的理论而采用错误的方法。英国的《谷物法》所依据的就是重商主义的错误理论。这种理论认为,限制、甚至禁止外国产品进口,而鼓励本国产品出口,可以增加本国的收入,保证本国粮食供应。从17世纪开始,英国就逐步施行这种政策。
废除《谷物法》,成为信奉自由学说的人们的共同目标。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就对这种贸易限制法令提出批评,曼彻斯特自由主义的学派也应运而生,其领袖人物是理查德·科布登和约翰·布赖特。他们两位都是成功的商人。他们以不懈的热情和高超的组织能力发起了摧毁这个重商主义堡垒的观念之战。
来自苏格兰一个小镇的帽子制造商加入到这个自由贸易的大合唱中。他叫詹姆斯·威尔逊,曾当选过国会议员,并在政府中任过职。他持有坚定的自由至上主义立场,信奉自由贸易、国际化(也就是全球化)和政府最小干预原则,尤其相信市场的力量。他反对政府当时对于新兴的铁路运输的管制,也反对制订工时法案,因为这些做法已经超出了政府正当的权力范围。
1853年8月5日,《经济学人》出版。威尔逊也照常例出版了一份试刊,但他的试刊却有点与众不同。其中的12页是他的新闻纸希望发表的文章的目录,甚至有头13周的编辑计划,然后是一篇14页的文章,探讨自由贸易对经济、社会与政治的好处。
观念的力量是巨大的。1846年6月25日,《谷物法》被议会宣布废除。重商主义的大坝开始瓦解。随后,英国也与各个国家开始签署贸易自由化的双边协定。
《经济学人》把自由市场原则运用到当时各种各样的问题中。文章中经常引用的是亚当·斯密、弗里德里克·巴斯夏、约翰·洛克和埃德蒙·柏克的话。1849年,《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为不受拘束的市场力量作出了极为雄辩的论证:“每个店主与商人的自利,会透过错综复杂的、无所不在的商业交易,创造出某种秩序体系,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即使是开明的或强大的——可以设想更不要说执行这种秩序。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如果国家强行干预,这种秩序必然会受到威胁……”
威尔逊的《经济学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反对政府对社会的一切干预。它反对对于工厂工作时间的管制,反对政府控制自来水供应,反对政府强制推行城市卫生措施,反对国家教育,也反对军事干涉他国。
但他没有赤裸裸地贩卖教条。《经济学人》把传播自由的观念发展为一门精致的艺术。威尔逊本人是商人出身,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对“生意人”发挥影响,对于这些具有一定理解力的人来说,文学家的煽情和意识形态专家的陈词滥调是没用的,只有理性的分析、事实的支撑和清明的文字,才能让他们接受一种观念。因此,威尔逊坚持,他的新闻纸中所提出的观念和命题,都需要接受事实的检验,这也正是深受实证主义影响的时人所理解的“经济学人”的意旨所在。
“他是他那个时代最有创见的人,可能没有人能与他比肩。”
——历史学家G·M·杨如此评价白芝浩
《经济学人》最伟大的总编辑并不是创办人威尔逊,而是他的女婿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1826-1877,准确的译法应为“巴居特”,此处从旧译)。
白芝浩成了舆论塑造者。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尔爵士则曾说,如果他觉得有拿不准的事,他就会等着看看下一期的《经济学人》会怎么说。后来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也是白芝浩的崇拜者。
白芝浩的文笔是杀手级的。他的文章具有英国人文字的最高境界:直截了当,明晰而机智。他的文章“如话家常,以最直截了当而独特的风格描述事物,就仿佛人们在公共场合闲聊,要回忆和使用富有表现力的口语。”但他的口语,其实是精心组织后的回归自然。这似乎也是中文写作的最高境界,其间透露出来的是理性的节制和清醒,力求不让措辞和概念的繁复吞没智性的机趣。不幸的是,“反中文”的写作正充斥于当今中国的新锐媒体。
如果说威尔逊为《经济学人》奠定了观念基础,那么,白芝浩就为《经济学人》确立了风格基础:诚如《经济学人》网站自我介绍中所说,《经济学人》相信明晰朴素的语言(plain language)。
“经历了几乎150年,这样的持之以恒是惊人的。她忠实于传统,现代的读者看到的,仍然是对于市场经济、自由贸易、有限政府的论证,且总是有事实和统计数据的坚实支撑。”
——Nicholas Elliott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学人》在国外、尤其是美国订户增加。但有一利必有一弊,高度同质的小圈子容易保持观念的前后一致,而在读者规模扩大后,把握立场就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了。在这个大众时代,理性本身是高度稀缺的,理性往往意味着精英化——当然是不事张扬的——取向,因为,大众化与理性似乎很难相容。这是所有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人面临的无解的困惑。
同时,《经济学人》苦恼地发现,整个世界观念的潮流在逆转。在这个时期,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含义发生了颠倒,自由主义开始意味着福利国家和政府的再分配政策。《经济学人》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得不迎合这种趋势。也许正是这样的转向,使得《经济学人》取得了以前没有过的成就:她成为“国内外权力走廊中被广泛阅读”的东西。但对于一本新闻纸来说,这是喜是忧,殊难一概而论。
不过,不管怎样,该杂志依然保留着明显的古典自由主义气息。其中的大量自由主义文章出自诺曼·麦克雷(Norman Macrae)之手,他于1949年进入《经济学人》。他不断地论证,政府的政策是如何适得其反的:刑罚导致了更多的犯罪,收入保障计划导致了更多的贫困,公立教育导致了更多的无知,而计划则导致了最严重的混乱。
随着观念潮流的转变,《经济学人》也迅速地回到了自己的正统。历史转了一个世纪后,又回到了自由市场和全球化。《经济学人》是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经济革命的支持者,也是全球化的欢呼者。就在6月26日纪念创刊160周年的系列文章中,有一篇题为《自由的巨大进展》,用简单明快的数据说明了自由市场、对外开放、全球化是如何极大地减少了全球贫困和国际不平等。
亲市场,而不是亲企业。
——《经济学人》2003年6月26日系列纪念文章中一篇的标题
对于一家以经济为主的新闻纸来说,亲近企业和商人是自然而然的。然而,此类媒体欲保持其独立性,就必须小心地不要把企业、商人等同于市场。市场上同样充斥着权贵和垄断企业的拥有者,贪婪地掠夺股东的CEO们,还有正在使门户网站色情化的网络企业家们,周正毅、杨斌之流的权贵攀附者们:所有这些商人的利益追求,恰恰是在摧毁市场和市场的清誉。对于所有这些商人,坚守自由市场立场的媒体,理应给予严厉批评;对于国家干预的批评有多严厉,对于这些家伙的批评就该有多严厉。
一个坚持自由市场的新闻纸所致力于捍卫的,从来就不是商人、资本家的特殊利益,而是一种普遍的市场制度,一种涵盖每个人的自愿的社会合作与交换体系。媒体人经常愿意大谈良知,或许,捍卫市场制度本身,就是一家财经媒体所应追求的良知之极致,这是一种超越于对特殊群体的利益考量之上、真正以公共福利为着眼点的价值理想和制度诉求。亲市场,而不是亲企业和商人,这样的媒体,才可能是公共性的媒体,才可能获得广泛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