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大学:丘成桐 PK 杨振宁——网络投票结果丘成桐胜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18:03:10
湖南商学院企业战略管理研究所教授、所长   谢茂拾
2005年8月14日,杨振宁在乌鲁木齐说:“从教育年轻人的角度讲,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非常成功。”而在此前,著名数学大师丘成桐则公开表示,“以目前国内的本科教育模式,不可能培养出一流人才,中国大学生的基础水平,尤其是修养和学风在下降。”
中国大学办得怎么样?媒体就此讨论展开了调查。新浪网的调查结果是:
有九成人支持丘成桐的说法,支持杨振宁观点的不到一成。那么,评价大学办得是否成功依据什么?其各个选项的结果如下:能否塑造学生健康的人格85.1%;学生能否适应社会需要82.4%;老师是否踏踏实实地做学问64.8%;学生掌握了多少知识技能56.3%;学术声誉39.5%;有多少学术成果37.8%;能否从事尖端研究35.6%;学科设置是否齐全16.4%;大学能否赚钱3.0%。
中国青年报调查的结果是:同意杨振宁观点的占2.1%;赞成丘成桐观点的则占92.3%。
那么,究竟什么是大学?大学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了解大学的本原。
一、大学的起源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源远流长,譬如,早在公元前15—16世纪的殷商时代就有了大学的雏形‘右学‘,其后又有冠名为‘学宫‘,西汉开始设立的太学,隋朝、魏晋设立的国子学,北宋起开始的书院讲学,明、清设立的国子监都是中国古代意义上的大学;尽管《大学》中也提出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大学理念;但严格说来,近代大学发端并发展于西方,大学理念的形成、展现与完善也根源于西方,而中国近代大学的办学体制亦是从西方引进而来。
因此,在考察大学理念时,我们必须首先对西方大学理念的历史发展进程作一考察。
就现代大学而言,其起源系肇始于欧洲的中世纪。复旦大学校长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说:“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西洋之大学教育已有八九百年之历史”。
中世纪的大学主要有法国的巴黎大学、意大利的波隆纳大学,都大约形成于12世纪。此后又相继出现了更具现代大学特征的英国之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德国的科隆大学、海德堡大学,意大利的萨里诺大学等。
现代大学制度诞生的标志,是当时担任德国内政部宗教和教育司的洪堡(W. von Humboldt)在1810年受命组建柏林大学。
创建柏林大学的历史背景,是来自德国人的战败耻辱感──一八○六年拿破仑在耶拿击败普鲁士,并于一八○七年逼迫普鲁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和约,同时关闭了耶拿和哈勒大学,德皇室仓皇出逃至东普鲁士的梅梅尔。
这一战败国命运强烈刺激了德国思想家费希特,同年他在普鲁士科学院发表了“致德意志人民”的著名演讲,大声疾呼德国只有靠文化与教育的伟大复兴才能真正自立。
随后洪堡出任普鲁士内政部新设的文化教育专员,费希特出任新建的柏林大学校长,全力推动德国的文化教育复兴。在较短时间内,德国这个以往欧洲最落后的民族,一跃而执欧洲学术文化之牛耳,成为世界大学的耶路撒冷。
可以这样讲,无论德国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没有十九世纪德国学人的精神,就没有柏林大学的典范,也就没有什么现代大学制度。
到19世纪中期,德国大学已领先于其他国家,拥有多所世界一流的大学,柏林大学更是独领风骚近百年,几乎无校可与之匹敌。1870年德国统一后,大学获得了空前发展,对国家和社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二、大学定义
英语中,university(大学)的词根universe的含义是“普遍”、“整个”、“宇宙”,它具有一种不局限于某一科目、地域的“普遍主义”的精神气质。
在西方,中世纪是宗教当阳称尊的世纪,那时大学是与宗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办大学的初始宗旨主要是培养牧师和僧侣。因此,神学是当时大学教育的核心科目。同时,大学里还讲授语法、修辞、逻辑、法律、天文、几何、医学、艺术等。
由此可以看出,中世纪大学的教学科目几乎包括了当时所有的知识领域,因而提供的实际上是一种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博雅教育的三大目标是:了解自然、社会和人生;掌握一定的清晰表达、科学方法的训练等基本技能;形成对学问的忠告、宽容的价值观以及做出明智判断的能力。
可以说,中世纪的大学一经产生就高瞻远瞩,并争取到了自治权和学术自由权,这对现代西方大学的产生起到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我们看看初期的柏林大学情况。从形式上看,柏林大学像其它大学一样仍然包括哲学、神学、医学和法学四个学院,其从一开始的办校宗旨是服务于国家利益,但洪堡和柏林大学的其它精神教父们所理解和阐发的大学的理念,为柏林大学注入了独特的生命,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的始祖。
洪堡提出了著名的“洪堡五原则”:大学应当相对独立,应当研究学术,应当学术自由,应当发展科学,应当服务国家长远目标。
利奥塔在其《后现代状况》中曾深入分析了洪堡的大学构想,他认为:“这种教育不仅要让个人获得知识,而且还要为知识和社会建构合法的主体” 它清楚地表明德国大学的原则是“把知识、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建立在实现‘主体的生命’(费希特称之为‘神圣的生命’,黑格尔称之为‘精神的生命’)这一基础上”。
英国大学的情况如何呢?1852年,从牛津大学毕业并长期担任爱尔兰都柏林新天主教大学校长的约翰•纽曼(John H.Cardinal Newman)将其一系列演讲整理出版,名为《大学的理念》,第一次系统阐述了英国大学数百年的办学传统和他本人对大学理念和大学精神的理解。他阐明大学乃是传授普遍性知识的场所,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它描绘出理智的疆域……在那里对任何一边既不侵犯也不屈服。”大学传授的不应该是实用的技术知识,而应提供以文理科知识为主的博雅教育,大学是一个培育绅士的地方,是一个“训练和培养人的智慧的机构,大学讲授的知识不应该是对具体事实的获得或实际操作技能的发展,而是一种状态或理性(心灵)的训练。”
大学的目的是培养或造就有智慧、有哲理、有修养的绅士;大学的职责就是提供智能、理性和思考的练习。 “如果大学的目的在科学与哲学的发明,那么,我看不出为什么大学应该有学生。”纽曼的大学理念显然以大学是一个“教学’’的场所,是一个培育“才人”的机构,同时也是一个保存文化传统的地方。
美国现代大学的先驱者,以创办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闻名的弗莱克斯,在其出版的《美国的、英国的、德国的大学》一书中,系统性的阐扬了他心目中的大学。他开宗明义就标举出“现代大学的理念”:大学的存在,不仅表明人类的历史值得保存,也表明人类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去创造文化。他认为,大学应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应随俗逐流。大学基于一定的价值体系,对社会风尚保持合适的批判性的抵制,有助于社会的清明与理性。“大学不是一个温度计,对社会每一流行风尚都做出反应。大学必须经常给予社会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并不是社会所想要的,而是社会所需要的。”
近代欧洲大学的两种教育理想模式分别以英国牛津大学和 德国柏林大学为代表:英国大学的教育目的是在养成“Gentlemen”(绅士);德国大学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Scholar”(学者)。而美国则兼容了英、德二者的大学理想。即现代大学的功能既不限于纽曼的“知识传播之地”,也不限于洪堡的“知识传播之地与知识产生之地”,而是赋与了直接为社会服务的新功能。
三、中国古代大学的内涵和现代大学体制的起源
几千年来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凝聚和遗存的古之四书五经之《大学》,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文献之一。此处所谓大学概念,绝大多数的学者认为包含了下列四种意义:成人终生教育、“大人”教育、大学校、大学问,而其根本则指向“大学问”。
《大学》开宗明义道出了大学的理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是指通过教育发扬人性中本来的善,培养健全的人格;“新民”是指通过教与学的统一,达到修己立人,推己及人,化民成俗,更新民众,改良社会风气;“止于至善”则是指教育的终极目标,即通过教育,使整个社会达到古之谓“至善”的理想境界。
《大学》对于作为核心理念的大学问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明辨)物(事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大学》而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了知识分子的做人准则和理想追求,也成为大学教育的社会责任和终极追求目标。
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使人人成为仁人君子,使社会得以实现仁爱太平,即“止于至善”。所以,儒家的教育思想是一种人文的思想,强调人的道德义务与人伦关系,强调内心修养和精神生活的充实。
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起源,具体来说,是由洋务派以“自强”为目的而从国外移植进中国的一项新制度。盛宣怀在1895年的“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中提出“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他这里所谓的学堂后来也被称为“新式学堂”。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开办,1905年”废科举,设学校”,是中国教育制度至为关键的”现代转型”,可说是中国现代大学之发轫。
至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成为中国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之开端。是年,南京临时政府任命蔡元培先生为教育总长。曾游学德国四年的中国杰出的现代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亲自制定并颁布了《大学令》和《大学规程》。
《大学令》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早期文本。这一法令确定了大学“教授高深学术”的宗旨,作了“学”与“术”的分离,确定了大学以文、理两科为主的综合性,确立了大学设评议会、各科设教授会,采取“教授治校”的制度。
1915年,蔡元培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在就任校长时着重阐明了以下三点:一曰抱定宗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可以说蔡元培先生奠定了北京大学乃至中国大学兼容并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确立了大学之为大学的基本准则和文化精神。从那时起,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与文化创新成为中国大学占主流地位的理念。这对中国的教育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