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对福利社会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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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见到总理为人民生活流泪我心惊胆战
几个月前贝加(G. Becker)发表文章,论中国经济前景,不乐观,或有保留。我在《信报》以长文回应,行家说行话,大家的看法略为不同。
贝加的要点,是当一个国家搞起经济时,会推出好些傻政策,把经济搞垮了。这观点似乎是历史规律,而我不同意的地方,是中国的经济与政治体制自成一家,应该可以避过这无情的规律蹂躏。其后想,这可能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二十四年前贝加反对我对中国的乐观看法,错了,我当然希望他再错一次,但当我衡量今天外地对中国频频施压,见到央行彷佛要拜美国为师,见到温总理为人民的生活流下泪来,不由得心惊胆战。
贝加担心中国会引进对经济有不良影响的政策,首要应该是福利经济吧。是非常头痛的问题。没有一个有良知的人会反对帮助那些没有帮助不容易活下去的人。但此助也,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做得好,只是一些比另一些更坏罢了。有几个不容易拆解的地方。
(一)长贫难顾。赈济穷人一般会鼓励他们继续穷下去。好比香港的发神经的综援,不工作有钱可收,受援者纵有绝顶良心,发奋自强的意识总会给综援打个折扣。
因为身体有缺陷而又没有亲友帮助的人应该不多吧。持久地帮助这些不幸的人我没有异议,困难是我们不容易知道这些不幸究竟是真还是假!
(二)混水摸鱼。凡是用上公家钱搞福利,压力团体涌现是早晚的事。说得掷地有声的言论不难听到,但如果细察一下,我们不难发觉这些言论出自受益者的口。四十年前在美国加州,社会福利的工作人员的总收入,比接受福利者的所得高出一倍以上。在香港,我有一个很相熟的朋友(今已故)在社会福利处工作多年,谈起当年搞得比今天小得多的“福利”胡涂帐,频频摇头叹息,最后此友决定提早退休,不干。
(三)易发难收。所有福利制度,推了出去不容易收回来,而且愈搞愈大的机会甚高。香港公屋或廉租屋的经验是个好例子。二战之后与国共之争,大量难民涌进香港。社会的混乱与治安的问题,导致一九四五推出租务管制,跟着是政府供应廉租公屋。原本是暂时性(一年)的租管结果管了几十年,而当时只为给难民有容身之所的公屋,不仅今天还存在,而居屋的发展庞而大之。
曾经拜读过阿康五体投地的香港六十年代的财政司郭伯伟的言论,反对政府扩大资助教育与医疗说得理直气壮,跟着的夏鼎基与彭励治是同一传统,坚守信念不移,我欣赏。问题是教育与医疗这两项福利开了头,约之不束,压之不下,扩张易过借火,今天的支出是天文数字了。
从富人的身上拿取一元交到穷人手上去,对富人的产出意图有微不足道的不良影响。我不反对。从富人身上拿取十个亿,交到穷人手上去,对富人的产出意图有不轻微的不良影响,我不赞同,但不好意思说出声来。我有胆大声说出来的,是从富人拿取的十个亿,没有一小半交到穷人的手上,不知道穷人是否真的穷,不相信大部分的穷人不能自力更生,而在福利转手的过程中,庞大无比的资源浪费明显如青天白日。杀了我吧,这样扶贫我反对。
2005年12月16日 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