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文章选5

生活和经济
我常被称为"著名经济学家"。有好几个原因，使我并不那么喜欢这个称呼，不过我还是得接受"经济学家"这个称号。在经济学这个领域中，我的主要力量是放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这个学科上面。对经济学的这个学科，我从1952年起开始研究。从1956年开始，我接受党中央交下的任务，组织了好几位当时年轻的经济学者，编写一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其中包括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的资本主义部分很快完成了，而社会主义部分的编写工作，进行了许多年，一稿、二稿……印出了许多稿本，花了出版社许多钱，最后觉悟到客观上写这部书的条件不成熟，下决心宣告暂时不能完成此项任务，同时决定继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发展的规律性，而且在实践上我做到不间断地进行这种探索。这样，从1956年起，我把自己在这个领域中的观察和思考写成文字在刊物上发表，每隔几年就结集出版一卷。从那时到1994年，陆续编成出版了六卷，共二百五十多万字，集子的名字就叫做《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994年后我继续进行"探索"，直到现在还在进行。现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第七卷已经编出交出版社，不久当可出书。这样《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探索》七卷的字数将近三百万字。不论对我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观点作何评价（我的观点前后是有很大变化的，否则就不是"探索"了），仅就我在经济学的这个领域中的工作量来说，我也不能否认自己是个经济学家。何况我还在中国提出要创建生产力经济学这门同政治经济学平行的理论经济学呐？对生产力经济学，我著文论述这门经济科学的对象和方法，论述研究这门经济科学的目的和意义，讨论这门经济科学中的基本概念等等，但是没有结集或写出专著。此外我还提出并发展国土经济学这样一门涉及范围很广的经济科学部门。它同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理论经济学有密切的关系，还同自然辩证法这门哲学以及不少社会人文科学，如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有关。同时国土经济学和运用它所作的研究对在我国国土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国土经济学中本身有理论经济学的成分，但是我主要把它视作实用经济学――其中包括对国土进行经济社会战略学、技术经济学、消费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由于在我国国土上有极为丰富的旅游资源，国土经济学的研究又同旅游经济学的研究有了密切关系。
今天我想在这里强调一个观点，讲这个观点，也许有人会认为同我的经济学家的称号不那么合辄。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这个样子。因为在人的"生活"――人的吃和喝、人的玩、人的休闲、旅游等等，和"在这些领域从事经济工作取得经济效益"两者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上，我强调应该把前者即"生活"看作第一性的，而把取得经济效益的行为（我把它简称为"经济"）看作第二性的。人们会说作为经济学家的于光远，不去讲要提高经济的地位的话，反而去讲降低经济地位的话，这是不合适的。特别是你讲这样的话，还是有针对性的。你还认为现在有一种把"经济"放在"第一"位，而把对在这些活动领域中的人的"生活"放在"第二"位的看法是一种颠倒。你现在讲话并且打算以后把讲话整理出来发表，想把被颠倒的事情再颠倒过来。你这种想法和做法同你的经济学家的身份不相符。我不同意这种想法、说法。我认为我现在的看法同我经济学家的称号没有什麽抵触。但是恐怕在旅游工作者中会有人――乃至在经济学界也会有人对我在今天强调这样一个观点不那么理解，因此现在我就来作点解释。
过去我虽然没有用这样的题目写过文章，但是我有这样的观点可以说是一贯的。很早的时候，大概是在"文革"前的五十年代，我觉察当时党的指导思想有一条，片面强调艰苦奋斗，把享受作为资产阶级思想看待。我不赞成这个看法，可又感到不便于直截了当地反对，就借助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的生活包括1·"生存"、2·"享受"、3·"发展与表现自己" 这样三个方面的论述，来为"享受"恢复名誉。关于讲"享受"，现在问题不大了，甚至也许讲得过头了一点，但是重视生活的基本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不能改变。
以后，在1977年我积极主张在全国开展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我的这个主张和胡耀邦的主张不谋而合。这个讨论是主张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消费需要，从根本上说是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反对为"生产而生产"。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的思想，苏联的解体同苏联共产党不关心人民消费生活有直接的关系。我积极主张的那个讨论同今天我讲的问题，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由此可见，表面上在生活与经济的关系上，生活是第一性的这个观点似乎与我们重视经济学有抵触，其实恰好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现在我是在讨论旅游和休闲的会议上讲话。就把具体议论的范围缩小到旅游和休闲的范围。那就是我强调在旅游和休闲中把旅游者、休闲者的生活需要摆在首位，而不是把旅游休闲产业经营者的经济效益摆在首位。
我主张对旅游者、度假者的生活研究得尽可能细些。旅游者和度假者的生活与一个人平时的日常生活有不完全相同的地方，也有没有区别的地方。
比如旅游者也要"吃"。在这里讲的吃，是满足生存需要的吃，是满足享受需要的吃（这两种需要，在通常的情况下是结合在一起的。既满足了生存需要，又觉得好吃，使人们有好的胃口）。在考虑旅游中的吃的问题的时候，对吃的问题的处理也是复杂的。除一般的如"卫生"、"可口"这样的要求外，还要考虑旅游者通常还想吃到平时在家里吃不到的美味。应为他们提供具有地方风味的菜肴。用不同国家的语言讲话的人，在对菜肴好吃、不好吃的事情上却可以有共同的感受，所以我曾经说过菜肴是"世界语"。
又比如旅游者也要"住"。四五十年前我在欧洲，知道那儿有些"穷"旅游者出门到不很远的地方去旅游，有时睡在自己带去的帐蓬里，或者睡在自己开去的汽车的拖车上，这样的情况不知道今天还有没有。就是这样的住法，旅游地也要为旅游者提供必要的服务。我看过某些旅游地的地图，上面标明帐蓬区的位置。通常旅游者是住在旅馆里，而且有的游客为了舒适的要求住在设备和服务都比较好的旅馆。住怎样的旅馆当然看旅游者的经济状况，但是清洁卫生是起码的要求。旅店业在整个旅游业中占很重要的地位就是因为住是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决定的。
至于"玩"，旅游和休闲既然具有享乐性，就要做好玩这篇文章。对这一点我特别注意。我既然自称"大玩学家"，更不能不写些关于玩的文章。六合休闲文化策划中心是我发起的。关于"玩是人生根本需要之一"；"人之初，性本玩"；"玩中学，学中玩"；"活到老，玩到老"的说法是我表述的。我在2000年8月24日举行的"休闲产业国际研讨会"上有一个讲话。这个讲话在12月一天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个摘要。也许因为我对玩的事情想得更多，我对我国的现状就更不满意。我感到在玩这个方面，缺少创造性的问题很突出。深圳华侨城的"锦绣中华"、"世界之窗"的建设基本的思路是来自国外，当时为了建设这个项目是做了大量的考察学习工作的。他们的努力应该说是成功的。但是后来别的一些地方建立起来的类似的游览点就不好那么评价了。有一些项目的问题就比较明显，比如全国不知道建了多少个高尔夫球场，不知道占用了多少土地。建设费用和每年的维护费用、管理费不知道有多少，不知道经常有多少人去打球，盈亏得失如何也不知道。这方面的情况就应该检查一下。
又如各地不知道建了多少"过山车"、"观览车"，又有多少人去玩，开动的时间平均一天有几小时？
这是缺少创造性而造成浪费的问题。还有一种情况是在我们国家里有人提出某种值得重视的思路，也因为缺少创造精神而不愿去进行建设，影响旅游事业的开展。
关于创造性不足的事恐怕真的不少，这种情况在旅游和休闲业者身上很普遍。有关管理机构和研究机构在这方面的贡献也很少。
我觉得我国的旅游事业发展得是相当快的。但是我认为本来还可以发展的更快、更好。缺点是没有对旅游者的生活给予高度重视和没有高度提倡创造性造成的。只是因为我们的旅游事业发展得很快，人们看不清楚。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些，我们的旅游事业的发展还会好得多。
我想在这里再讲一讲1983年我在马德里和西班牙交通邮电旅游部部长的一次谈话。对那次谈话我讲过写过不少，可是今天还是想再说一遍。因为我觉得不少人并没有注意我介绍的这次谈话中的重要思想。在那次谈话中，西班牙的那位部长告诉我，西班牙没有什麽特别的自然风光，名胜古迹更远不如希腊、罗马。但是西班牙的旅游收入是欧洲第一。部长自己回答说，就是因为抓住了欧洲人生活上的需求。欧洲大部分地区全年是阴雨天气，人们很想晒太阳，而西班牙正好有地中海气候，又有很好的沙滩。再加上交通方便，吃住费用低和第一流的服务，这就造成西班牙旅游收入居欧洲第一的结果。
我在和西班牙旅游部部长谈话后，给旅游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旅游是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它的质的规定性（或特点）是1·业余性或休闲性（即不属于旅游者的工作范围，"会议旅游"这样的说法是不科学的，会议本身不是旅游，应该说会议附带的旅游）；2·享乐性（这是旅游内在的目的性 ）和异地性（在本地生活就不能认为是旅游）"，这个定义我不认为已经完善。因为我讲了这样的看法很久，却一直没有听到旅游学界对我这样的看法的意见，因此也就没有受到新的启发，使我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完善我的提法。
接着我对旅游者的心理讲了几条："求新、求知、求乐、求得一个美好的回忆"，作为讲旅游者生活方式的目的性的补充。
我特别注意给旅游下定义，同现在我在这里讲"生活与经济"的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因为讲明白了"旅游"这个概念，我们就可以给旅游业下这样的定义："旅游业是为了满足人们旅游的需要，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部门"。由此对旅游业经营的好坏的标准，就是对旅游者的需要是否做到尽可能的满足。我还从中得出这样一条：旅游业是要取得经济效益的，这种效益是在满足人们的旅游需求中得到的。这样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关系就很清楚。
我在前面说了不少对我国旅游工作的坏话。我认为也应该说说我国旅游工作的好话。我认为在我国认识到要进行旅游工作、发展旅游事业的历史不长。看到这一点，我国旅游工作中的缺点就成了可以谅解的事情了。同时我们也就可以认为，我们的进步也还是不算太慢。我只是想指出不能自满自足，因而不求发展得更好更快而已。
我想在我国也还有一些值得表彰的创造。
我认为从2000年起，每年加三天假期，"五·一"节本来放一天假，现在加放两天假，"十·一"国庆本来放两天假，连同周末人们就多了两个七天的长假期，这个措施使全国老百姓得到生活上的许多便利，同时使人们有了可以出去旅游的时间。对旅游业来说，这样就得到一个扩大经营的机会。我不知道是什麽人想出了这样一个聪明的主意。国家作出这个决定也应该表扬。    可是在过2000年5月第一个长假期的时候，由于对旅游者在旅游中的生活没有认真地考虑，发生了许多不好的现象，有的还很严重。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游客因拥挤被困在华山上山石阶上的景象。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出大乱子。
也就是在这时候，我想到需要提醒一点，要关心旅游者的生活。也就在这时候我看到报刊上大讲所谓"假日经济"。我不赞成在那时强调什麽"假日经济"，不赞成过分强调"假日"可以带来经济效益。"假日"的根本意义是在假期中人们可以自由地支配时间，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只要老百姓生活过得好就高兴。在假日他在家里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也很好。如果他愿意出门旅游，我们旅游业者就应该尽我们自己的社会责任，为满足他们过旅游生活做好服务工作。同时我们旅游业者和有关的生产流通部门，乃至国家财政通过税收和其他途径都能取得经济效益。说到底这是从满足旅游者生活需要而来的。越是对旅游者的生活需要研究得细致，旅游业取得经济效益就越好。这是旅游业经营的要领。我既然是个经济学家，既不主张一切向钱看（据我所知从来没有人说过要"一切向钱看"这样的话），也不主张一切不向钱看（应该说也从来没有人说过要"一切不向钱看"）。我是经济学家，当然不会拒绝向钱看，即取得经济效益。我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向钱看。
这就是要善于经营。
我想提几个具体的建议：
一·关心旅游者在旅游中的安全，这是在第一个五月长假期中特别引起我注意的事情之一。其实这个问题平时也应该注意。华山上山道险，前些年出过事故，这次没有出事，也许同上次出事后采取了一些措施有关。冒险也是某些旅游者的乐趣之一，但是旅游中的冒险应该是同保险结合在一起的，不能出事。要旅游者作预防出事的准备。最近我在整理年初在那个休闲论坛上的讲话时，在报上看到一条消息，5月5日在北京密云云蒙山国家森林公园发生两个大学生被困在"深山"，报警后救出的事情。警方告诫旅游者不要走到风景区之外偏僻的地方去。这两个大学生还有点准备，带着手机，可是电池中的电不足。只打通一次110就再也打不出去了。还算好，在那山中打手机还有信号。一次我在怀柔"小西湖"，就因收不到信号打不出去。旅游部门对安全措施要考虑周到，有关安全常识要向旅游者普及。
二·要加强旅游工作的文化内涵。我对旅游业说过一句话："旅游是具有浓厚文化色彩的经济事业，也是具有浓厚经济色彩的文化事业。"比如旅游者既然有求知的要求，导游工作的重要性就用不着多讲。在旅游地从事口头导游工作的，要按照其水平定级别和职称。同时广义的导游包括刊物和书籍，也不限于旅游地的介绍。我国没有一种办得很好、发行量广的旅游刊物，这是旅游文化事业中亟须加强的工作。我们国家的旅游学院、旅游学校的水平要大大提高；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工作需要经常研究改进。旅游研究工作要加强。要写出我们自己的旅游学的著作。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旅游学的科学体系。因为没有集中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因而还拿不出来。不过像"什麽是旅游"、"什麽是旅游业"、"旅游者种种和旅游者的需求种种"、"旅游学的对象"、"研究旅游学的目的、方法和意义"、"旅游社会学"、"旅游经济学"、"旅游文化学"、"旅游地理学"、"旅游历史学"（这些可以看作总论部分），以及进一步要研究的"风景论"、"资源论"、"旅游业的经营和管理"、"中外旅游业的比较研究"、"旅游业与现代科技发展"等等内容都会涉及。只有做好研究工作，我们的旅游工作才能做好。
三·我想特别提议在北京办一个旅游图书馆。我认为只有把前人对旅游所有的创造基本上掌握到手，我们国家才能有先进的旅游思想、先进的旅游业。不知道世界上已经取得的成就、达到的水平，不努力站在别人的肩膀上，我们永远是个矮子。而通过世界图书馆的联网，建立一个旅游休闲图书馆，不但是可行的，而且并不特别困难。国家旅游局应该对这样的事情抱积极的态度，民间也可以在这样的事情上作出贡献。中国人有一句格言；有志者事竟成！